第一章 俏姑娘罗莎

“巴拉巴斯从海路来到家里。”克拉腊姑娘用纤细的字体记下了这件事。那时候，她已经养成记大事的习惯；后来，变成哑巴那阵子，连琐琐碎碎的事情也记下来。万万没有料到五十年后我会从她的笔记本里挖出对往昔的回忆，而且借此回想起我个人的劫后余生。巴拉巴斯到家的那天是圣周的星期四。它趴在一只污秽不堪的笼子里，浑身上下沾满屎尿，眼睛里流露出无力自卫的可怜的囚徒那样迷茫的目光。但是，从它硕大的脑袋和骨架的尺寸上，可以猜得出它势必会长成个神话般的庞然大物。那是令人烦恼的秋季的一天。克拉腊姑娘记下的那件值得追忆的事情事先却没有任何征兆。事情发生在圣塞瓦斯蒂安礼拜堂，当时姑娘正和全家人望十二点的弥撒。每年圣周，为了表示哀悼，修女们从圣器室的衣柜里找出紫褐色的布块，掸去灰尘，披在圣徒的偶像身上。这么一来，教堂里似乎堆满杂七杂八待运的家具。香烛也好，风琴的嗡嗡声也好，全然抵消不了满目凄凉的气氛。在原来安放圣徒全身塑像的地方，矗立着一个个黑乎乎的怪物，令人望而生畏。圣徒们愁容满面，梳着死气沉沉的假发，身穿佛罗伦萨贵族的衣服，佩戴着用着色玻璃制成的红宝石、珍珠和祖母绿。在纪念耶稣受难的活动中，唯一得益的是礼拜堂的守护神圣塞瓦斯蒂安。平时，当着善男信女的面要在他身上穿过六支利箭，弄得他血流如注，泪水纵横。他扭曲着身体，摆出一副不堪人目的姿态，仿佛一个备受煎熬的同性恋者。雷斯特雷波神父用神奇的画笔在他身上画出的伤口十分逼真，克拉腊看了恶心得浑身发抖。这些在圣周里全都免了。

在那漫长的一周里，人们要忏悔、斋戒，尽量表现出无限悲痛和贞洁，不玩纸牌，不演奏可能勾起邪念或让人忘乎所以的乐曲。然而，恰恰在那几天，魔鬼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天主教徒软弱的肉体进行百般引诱。所谓斋戒者，即是只吃些千层糕一类的小点心、美味的素菜、蓬蓬松松的烤饼和从乡下弄来的大块奶酪。吃上这些东西，家家户户会怀念起耶稣受难的情景。大家小心谨慎地不去尝一小块鱼肉，免得像雷斯特雷波神父一再告诫的那样被革出教门。任凭什么人也不敢违抗神父。他的细长的手指善于当众指出犯罪造孽之人；他的久经锻炼的舌头善于扰乱人们的情绪。

“你，盗窃钱的小偷儿! ”神父在布道坛上指着一位绅士大声喊道。那位绅士连忙装出察看长毛绒衣领的模样，把脸藏了起来。“你，在码头上卖淫的不知羞耻的女人! ”这次神父责备的是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特鲁埃瓦夫人笃信卡门圣母，因患关节炎全身瘫痪。听到神父的指责，她大吃一惊。睁大两眼，不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码头在什么地方。“悔过自新吧，罪孽深重的人们！肮脏的腐肉! 你们根本不配我主为你们做出的牺牲! 斋戒吧！忏悔吧! ”

现代化之风把教会中某些人吹得东摇西晃，他们竟然提出反对苦行和鞭笞。一向守职尽责、不负天命的雷斯特雷波神父只好强忍一口气，避免公然顶撞上司的指示。他历来主张为了战胜灵魂上的弱点，必须狠狠地鞭笞肉体。他的布道辞素以痛快淋漓著称于世。信徒们跟在神父后面，从一个教区走到另一个教区，聆听神父描述造孽之人在地狱里遭受的种种酷刑，直听得浑身冒汗。什么把人撕得皮开肉绽的精巧刑具啊，什么永不熄灭的烈火啊，什么穿透生殖器的铁钩啊，什么钻进女人阴道的毒蛇啊，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毒刑。每次布道，

神父都要讲一讲这些严刑酷法，让信徒们对上帝心怀畏惧。他甚至还用加利西亚口音活灵活现地描绘一番撒旦的丑陋形状。是啊，神父在人间的使命就是让冷漠的克里奥尔人（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人）感到灵魂震悚。

塞维罗·德尔·瓦列是无神论者、共济会会员。此人颇有政治野心，每逢礼拜天大家去望弥撒或者逢上弥撒日，他从不轻易缺席，无非是让大家看到他。他的妻子妮维娅压根儿信不过神父，宁肯不通过中间人直接和上帝打交道。关于天堂、炼狱、地狱的描述，她早就听腻了。她赞同丈夫竞选议员的雄心，巴不得丈夫能在国会里争得一席之地，她在妇女界也可以得到赞成票。为此她奋斗了十年，即使一再怀孕也从未松过劲。那个圣周的星期四，雷斯特雷波神父大谈特谈骇人听闻的地狱，把听众折磨得快要支持不住了。妮维娅感到一阵阵昏眩。她暗自问道，是不是又怀孕了? 尽管用醋洗，用沾胆汁的海绵擦，她还是生了十五个娃娃，活下来的也有十一个。最小的女儿克拉腊已满十岁了，她满有理由怀疑自己是不是又有喜了。头晕劲儿总算过去了，看来不是她的惊人的生殖能力在作怪。妮维娅认为刚才那股难受劲儿准是因为听了雷斯特雷波神父的布道辞。当时，神父用手指着她，大谈有些伪君子要使私生子和不通过宗教仪式的婚姻合法化，公然违抗天条的明确规定，妄图把家庭、祖国、产权和教堂搅得乱七八糟，赋予女人和男人同等地位。妮维娅和塞维罗带着孩子们坐在第三排，占了整整一排座位。神父讲起肉体的罪孽，越讲越出格。当妈妈的不耐烦地紧紧攥住坐在旁边的克拉腊的小手。她心里明白，孩子听了这番话，只会想象出一些超乎现实生活的离奇古怪的玩意儿。事情是明摆着的嘛，克拉腊常常提出一些谁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克拉腊是个早熟的孩子。她和妮维娅娘家的所有妇女一样，继承了异乎寻常的想象力。

礼拜堂里的温度在升高，蜡烛、香烟和挤在一起的人群散发出的刺鼻的气味熏得妮维娅疲惫不堪。她盼着仪式赶快结束，好回到凉爽的家里，坐在四周长满欧洲蕨的游廊上，喝上一瓶老奶奶为节日准备的巴旦杏仁糖浆。她朝孩子们瞄了一眼。那几个岁数小的穿着星期Et的盛装，一个个僵挺挺的，显得十分疲乏。岁数大的那几个也露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最后，她把目光停在罗莎身上——在活着的孩子当中，罗莎是大姐——和往常一样不禁吃了一惊。罗莎美得出奇，谁看了都会心旌摇曳，连妮维娅也不例外。罗莎似乎是用一种不同于常人的材料制成的。早在出生前，妮维娅已经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世间浊物。她梦见过罗莎，因此产婆看到孩子落草时惊叫了一声，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罗莎生下来，皮肤白皙，光溜溜的没有一点儿皱纹，仿佛是个瓷娃娃。头发碧绿，两眼金黄。产婆一边手画十字，一边说自从原罪以来罗莎是人世间出生的最漂亮的婴儿。从第一次洗澡起，老奶奶就用母菊浸剂给罗莎洗头发。这种洗法能使头发颜色变淡，渐渐成为青铜色。孩子的腹部和腋下皮肤最细嫩的地方是半透明的，血管和肌肉组织隐约可见。老奶奶让孩子光着身子晒太阳，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但是，这套吉卜赛人的把戏不大管事。在人们当中很快流传开一种说法：这户人家生下一个天使。人在发育过程中总有几个令人不快的阶段，妮维娅盼着这会给女儿增添一些缺陷。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相反，罗莎长到十八岁时身体没有发胖，脸上没长疙瘩，她那大海般的妩媚越发鲜明了。淡蓝的脉管在皮肤下若隐若现，头发碧绿闪光，举止舒缓，性情文静，看上去真像水府居民。罗莎有点像鱼，倘若长上一条带鳞的尾巴，那就是条地地道道的美人鱼了。可是她长了一双腿，让人弄不清她究竟是普通人，还是仙女。尽管如此，罗莎生活得挺正常，她有了未婚夫，早晚要出嫁。结婚以后，就要由别人负责保护她的美貌了。罗莎低下头，从教堂的哥特式玻璃窗透进一束阳光，给罗莎的侧影围上一道光环。有些人扭过脸来望着她，嘴里嘁嘁喳喳地不停议论。平时人们走过她身旁时也是这样。罗莎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察，她没有一星半点虚荣心。那天，她比往常更加心不在焉。她在琢磨一些新奇的动物，好把它们绣在台布上。这些动物半是飞禽，半是走兽，浑身长满彩虹般的羽毛，有犄角，有蹄子，身躯肥大，两翅短小，完全不合乎生物学和空气动力学的规律。她很少思念未婚夫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爱情，而是她生性健忘。两个人相别两年，时间太长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北方矿山上做事，定期给罗莎写信。罗莎有时回封信，也只是抄录些诗句，要么用中国墨在羊皮纸上画些花卉。通过书信往来( 妮维娅经常拆看他们的信件) ，罗莎知道了矿工们过着令人惊恐不安的生活。他们时时受到塌方的威胁，对捉摸不定的矿脉穷追不舍，把兴衰成败全部寄托在运气的好坏上。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神奇的金矿，他一下子可以发财致富，返回首都，挎着罗莎的胳臂去参拜神坛，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在每封信的结尾处，他都是这样写的。罗莎呢，她并不急着结婚，甚至连两个人分手时唯一一次亲吻也记不起来了。就连性情倔强的未婚夫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也忘得一干二净。罗莎平时只爱读浪漫主义小说。在小说的影响下，她想象中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这样的：皮肤被沙漠干风吹得黑不溜秋，足蹬皮底靴，不住气地刨地，寻找海盗留下的宝贝、西班牙金币和印加人的珠宝首饰。妮维娅想方设法让罗莎明白，矿山的宝贝藏在石头里面，但是说服不了她。在她看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绝不会搜罗起成吨成吨的石头，然后用恶火焚烧，让石头仅仅吐出一克金子。罗莎一边不急不慌地等着未婚夫归来，一边静下心来完成一项自愿安排的工程浩大的任务，她要绣出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台布。起先，绣小猫小狗，绣蝴蝶，但很快她的绣工里充满了奇特的幻想，在她针下渐渐出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动物天堂。塞维罗看了不禁忧心忡忡。他认为，女儿应该赶快从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脚踏实地，学着干些家务活儿，准备出嫁。妮维娅倒没有焦虑不安。她预感到罗莎是天人，不会在鄙俗的人间旅途中停留很久，不愿意用世俗清规打扰罗莎。她让女儿安安静静地摆弄绣花线，对那群梦魇中的动物不加任何褒贬。

妮维娅胸衣的带子绷断了，钢针正好扎在肋条上。她觉得身上那件蓝色天鹅绒上衣真让人憋气，镶边儿的领子偏高，袖子太窄，腰身过紧。松松腰带，肚子得疼上半个时辰，五脏才能回复到正常位置。她和那些参加女权运动的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她们的结论是：妇女们一定要下决心剪短裙子，剪短头发，脱掉衬裙；否则，学医也罢，有选举权也罢，反正是那么回事，很难劲头十足地干一番事业。不过，妮维娅本人并不打算带头抛掉时下流行的装束。她突然发觉神父不说话了，加利西亚口音不再像锤子似的敲击她的脑袋了。雷斯特雷波神父十分清楚，在布道当中戛然而止会产生什么效果，而且时常运用这种办法。教堂里鸦雀无声，神父趁机用灼灼目光一一扫过善男信女们。妮维娅松开女儿克拉腊的手，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掉顺着脖子流下的汗水。礼拜堂里越发沉寂，时间似乎凝滞不动了。谁也不敢咳嗽一声，变换一下姿势，免得引起雷斯特雷波神父的注意。他最后那几句话的余音还在教堂的圆柱间微微颤动。

好多年以后，妮维娅还能记起当时的情景：就在这工夫儿，正当人们焦灼不安、全场一片岑寂的时候，在场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小克拉腊的声音：

“哼! 雷斯特雷波神父! 那套地狱的故事全是胡说八道，我们都听腻了……”

神父举起食指，正要指出新的苦刑。一听这话，他的手便停在半空，仿佛在头顶上竖起了一根避雷针。在场的人屏住呼吸，打瞌睡的立时振奋起来。最先反应过来的是瓦列夫妇。他们觉得一阵惊恐，扭头一看，孩子们正紧张地骚动起来。塞维罗心里明白，在引起哄堂大笑或上天震怒之前，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他一手抓住妻子的胳臂，一手抓住克拉腊的脖子，拖着她们大步流星地朝外走去。孩子们紧跟在后面，纷纷朝大门拥去。神父还没来得及呼风唤雨将他们定住，全家人已经赶到教堂门口。正要跨过门槛，只听得神父像受辱的大天使似的厉声吼道：

“鬼迷心窍啦! 鬼迷心窍才会这么傲慢! ”

雷斯特雷波神父这两句话像庄严的预言一样深深刻印在全家人的记忆之中，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不时地想起这两句话。唯独克拉腊从来没再记起过，只是在日记上记了一笔，随后就忘却了。然而，做父母的不能听而不闻，尽管他们认为用“鬼迷心窍”和“傲慢”这两桩罪孽指责一个小小年纪的姑娘委实太过分了。他们担心人们私下非议，担心雷斯特雷波神父大发宗教狂热。小女儿常有些出格的行动。直到那天，他们也没有想出该把这种行动叫什么，也没有想到这和魔鬼的法力有什么相干。他们一直认为这不过是克拉腊的特点而已，正像路易斯瘸了一条腿，罗莎容貌俏丽一样。克拉腊的智力没有妨害任何人，也没有惹出大乱子。它几乎仅仅表现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且限于家庭内部。有时候，全家人严格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围坐在宽敞的饭厅餐桌旁，忽然盐瓶抖动起来，接着在桌子上的杯盘之间绕来绕去，既找不到推动力，也没有魔术师作法。妮维娅便拉拉克拉腊的辫子，小姑娘从疯疯癫癫的走神状态中苏醒过来，盐瓶立刻恢复到正常状态，不再到处转动了。以后，每逢有客人来，兄弟姐妹们全都组织起来。只要见到有什么物件要在饭桌上动弹时，离得最近的孩子马上伸手把那东西摁住，免得使客人大吃一惊。全家人不言不语地继续吃饭。小妹妹还善于未卜先知，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了。她能预告地震，这在地震频仍的国度里还是蛮不错的。大家可以提前安放好玻璃器皿，把平底便鞋放在手边，夜间蹬上就能跑出去。克拉腊六岁那年，曾经预言路易斯要从马背上摔下来。路易斯不听她的话，结果胯骨错位儿了。过了几天，左腿短了一截儿，只好特制一只高底鞋子。当时，妮维娅很担忧。可老奶奶说，很多孩子能像苍蝇一样在空中飞，会圆梦，能跟鬼魂交谈；等到一失去童贞，一切都会过去的。听了这话，妮维娅也就定下心了。

“长大了，谁也不会这样的。”老奶奶解释说，“等着吧，在孩子身上会应验的。那些毛病，什么搬运家具啦，预言灾祸啦，都会过去的。等着瞧吧! ”

老奶奶特别偏爱克拉腊。是她给克拉腊接的生，只有她真正了解孩子的怪脾气。克拉腊一出娘肚，老奶奶就摇晃她，给她洗澡。从那一刻起，她一心一意地爱上了这个赢弱的婴儿。克拉腊肺里多痰，常常憋得满脸通红，喘不上气来。老奶奶一看到孩子憋气，就把她揽在宽宽的胸间，暖着她，帮她缓过气来。她知道只有这个办法能治好哮喘，比起库埃瓦斯大夫带酒味的药水效力要大得多。

那个圣周的星期四，塞维罗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一直为女儿在望弥撒时闯下的乱子揪心。他说，现在都二十世纪啦，在光明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发达的二十世纪，魔鬼早巳威信扫地，只有像雷斯特雷波神父那样的宗教狂热分子才会相信什么“鬼迷心窍”。妮维娅打断他的话头说，问题不在这儿。假如女儿的特异能力传出家门，神父会进行调查，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问题可就严重了。

“大家会拥到这儿来，把她看成怪物。”妮维娅说。

“那么一来，自由党就该见鬼去了。”塞维罗加了一句。他认为，家里出了巫婆，会有损于他的政治前程。

这当儿，老奶奶拖着一双草鞋走了进来，身上那件浆过的衬裙熙熙簌簌地直响。她说，院子里来了几个人，正从车上往下卸死人呐。确实如此。那几个人乘坐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进入前院，把院子占得满满的。车轮压坏了山茶花，马粪弄脏了亮晶晶的石板路。尘土四处飞扬，马匹咴咴嘶鸣，几个迷信的家伙冲着车上拉的不祥之物比比划划，嘴里骂骂咧咧。车上拉的是马科斯舅舅的尸体，还有全部行囊。来人中为首的是个满脸带笑的小个子，身穿一件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特大号的帽子。他神情庄重地讲起事情的来龙去脉。妮维娅没容他讲完，一纵身扑向装着弟弟尸骨的覆满黄尘的棺材。她大喊大叫，要他们打开棺材盖，好亲眼看一看她最心疼的弟弟。从前已经为他举行过一次葬礼了。因此，她怀疑这次弟弟是不是真的死了。听她一喊，家里的用人都跑了出来。孩子们听见有人哭喊舅舅的名字，也都跑上前来。

克拉腊有两年没跟马科斯舅舅见面了，但她记得很清楚。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只有马科斯舅舅的形象才算得上历历在目。客厅里挂着一幅银版照片。照片上的舅父身穿探险服，拄着一支老式双筒猎枪，右脚踩着一只马来西亚虎，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克拉腊在大祭坛上看到的圣母——四周环绕着石膏制的云彩和洁白的天使，脚踩着被击倒的魔鬼——就是这副神情。克拉腊不看照片也能想起舅舅的模样。一合上眼，舅舅活生生的形象就出现在眼前。只见他瘦筋巴骨，皮肤被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严酷气候弄得黑黝黝的，留着一部海盗式的胡须，胡须中现出一种独特的微笑，露着鲨鱼般的牙齿。这样一个人居然躺在院子中央的黑匣子里，似乎不大可能。

马科斯每次到妮维娅姐姐家来，总要住上几个月。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尤其是克拉腊。家里的秩序被搅得一团乱。屋子里到处是箱子、经过防腐处理的野兽、印第安人的长矛和水手的背包。家里人走到哪儿，都会碰上异样的家什。还有从未见过的小虫子，它们从遥远的地方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最后一个个都被老奶奶用无情的笤帚在屋子的犄角旮旯儿里拍打死。正像塞维罗说的，马科斯舅舅的行为举止简直像个野人。夜间，他在客厅里做出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完善头脑对身体的控制，增强消化机能。他还在厨房里搞炼金试验，臭烘烘的浓烟在屋子里四处弥漫，锅底上积了不少硬邦邦的东西，抠也抠不下来。别人急着睡觉，他却在游廊上把行李拖过来拖过去，用野蛮人的乐器吹出尖厉刺耳的声音。还教一只鹦鹉学说西班牙语，这只鹦鹉的母语是亚马孙地方话。大白天的，他把吊床悬挂在游廊的两根柱子上睡大觉，赤身露体，只盖上一块遮羞布，弄得塞维罗十分恼火。不过，妮维娅对马科斯表示谅解，因为他说过拿撒勒人（指耶稣）是这样主张的，她也相信他的话。克拉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马科斯舅舅外出旅行后第一次来到她家的情景。当时她还很小。马科斯舅舅在家里安顿下来，似乎再也不走了。可过了没几天，就厌烦了。他得出席太太小姐们的聚会，听女主人弹钢琴；参加玩扑克；还得躲避开那些一再劝他清醒清醒头脑、在塞维罗·德尔．瓦列律师事务所当助手的亲戚们。他买了一架小小的风鸣琴，走街串巷，摇动把手。用琴声逗引表妹安托妮埃塔，顺便也让别人开开心。这架风鸣琴不过是只肮脏的木箱子，下面装着几个轱辘。马科斯给木箱子涂上海蓝色，还装上一个像轮船烟囱那样的玩意儿，看上去活像一只煤炉。小小的风鸣琴随着摇把的转动能奏出军队进行曲和圆舞曲。那只鹦鹉已经学会了西班牙语，只是还带点外国口音。它尖声尖气地叫唤，招来一帮听众。鹦鹉还会用尖嘴从一个盒子里往外叼纸片，给好奇心胜的人算命。玫瑰红的、绿的、蓝的纸片十分灵验，回回都能猜中顾客最隐秘的心愿。除了算命的纸片外，马科斯还用锯末做成小球儿，卖给孩子们玩；还压低声音向患阳痿的过往行人兜售壮阳粉。过去，为了逗引安托妮埃塔表妹，他使用过各种各样常规的办法，但全都失败了。万般无奈，才想出最后一招儿，用风鸣琴招引表妹。据他想，任何女人，只要不是稀里糊涂的人，听到风鸣琴奏出的小夜曲就决不会无动于衷。他就是这么干的。一天傍晚，安托妮埃塔正跟一群女友一起饮茶，马科斯往窗根儿底下一站，奏起军队进行曲和圆舞曲。起初，安托妮埃塔没有理会，直到听见鹦鹉叫她的名字才醒悟过来。她走到窗前，但她的反应叫恋人大失所望。女友们争先恐后地把这个消息在全城各家的客厅里传播开来。第二天，人们在热闹的街头走来走去，等着亲眼看一看塞维罗·德尔·瓦列的内弟带着一只昏睡的鹦鹉演奏风鸣琴，出售锯末球儿。他们只是寻寻开心，打算证实一下即使在声名卓著的家族中也有让人丢脸的事。家里人很恼火，马科斯只好丢下风鸣琴，另选其他不那么显眼的办法招引表妹安托妮埃塔，不达目的决不罢手。可弄到末了，还是无济于事。年轻的姑娘突然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外交官。新婚丈夫把她带到一个热带国家去了。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谁也记不起来了，只知道那儿住的是黑人，出产香蕉和棕榈。到了那里，安托妮埃塔把这里的追求者——他在军队进行曲和圆舞曲声中耗掉了她十七岁的青春年华——完全丢在脑后了。一连两三天，马科斯无精打采。随后，表示决不结婚了，要出去周游世界。他把风鸣琴卖给一个瞎子，把鹦鹉留给克拉腊。鹦鹉的眼里闪烁着淫荡的目光，身上有跳蚤，用刺耳的怪声叫卖着算命纸片、锯末球儿、壮阳粉。老奶奶实在受不了了，悄悄地喂它吃了大量的鳕鱼肝油，把它毒死了。

那次，马科斯在外面旅行的时间最长。回来的时候，带回几只大箱子，堆放在后院的鸡窝和柴房之间，整整放了一个冬天。开春以后，他叫人把箱子搬到阅兵场。那是个大空场子。每逢国庆节，老百姓集聚在广场上观看军队跨着从普鲁士人那儿学来的鹅步列队游行。箱子一打开，只见里面装着用木头、金属、花布制成的零散部件。马科斯按照一本英文指南花了两个星期把零件装配起来。亏得他想象力无比丰富，借助一本小字典，总算弄懂了指南里的提示。活儿干完了，原来是一只史前鸟。头上画着一张怒目而视的雄鹰面孔，两翼能够上下活动，背上装着螺旋桨。这下子又轰动起来，一时间马科斯又变成新闻人物。名门望族的成员忘掉了风鸣琴，星期日，人们走上街头，观看大鸟。卖吃食的小贩和流动摄影师趁机捞上一把。没过几天，人们的兴致开始冷下去了。这时候，马科斯宣布：天一放晴，他立刻骑鸟上天，飞越高山峻岭。消息不胫而走，成了当年的热门话题。这架机器肚皮紧贴着地面，又笨又重，看上去不大像当时在美国开始制造的现代飞机，更像一只受伤的鸭子。单从外表上看，实在无法想象它能转动，更不用说腾空而起，飞越雪山了。新闻记者和好奇的人纷至沓来。大家提出一大串问题，马科斯笑而不答，只是站定了让摄影师拍照。关于实现这番事业的设想，他没从科学技术上做任何解释。有的人专门从省里来，为的是瞧瞧热闹。四十年后，马科斯的外孙尼古拉斯( 马科斯和他无缘相会) 重提飞天的倡议。在这个家族的男人当中，飞天的热情久盛不衰。尼古拉斯想的是借飞行做笔生意。他打算使用一根巨大的肠衣，里面充上热气，外面印上汽水广告。在马科斯宣布要乘飞机旅行那会儿，可没有人想到这玩意儿有什么实际用途。马科斯这样做只是出于冒险精神而已。到了起飞那天，一大清早，乌云蔽日。人们抱着很大期望，马科斯不愿意推迟起飞日期。他准时来到起飞地点。天空上乌云乱滚，他连瞧也不瞧一眼。好奇的人们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爬上附近住家的屋顶和阳台，或拥挤在公园里。任何一次政治性集会都没有招来过这么多人。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全国第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提出争取用百分之百的民主办法登上总统宝座时，才又出现了人山人海的盛况。克拉腊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盛大的节日。离春季正式开始还差几天，人们提前换上了春装。男人身穿洁白的亚麻布上衣，女人头戴当年流行的意大利草帽。成群的学生在老师率领下手持送给英雄的鲜花列队游行。马科斯接过花束，开玩笑地说，请等一等，等到他在空中爆炸，好拿着鲜花为他送葬。红衣主教不请自到，亲临现场，还带来两个管香炉的，为大鸟祝福。为了让大家高兴高兴，宪兵队的乐队奏起朴实欢快的乐曲。骑在马上的警察手持长矛，费力地劝说观众离公园中心再远一些。马科斯站在公园中央，身穿机械师的长裤，戴着赛车手的护目镜和一顶勘探者的头盔。为了此次飞行，他带上了指南针、望远镜，还有几张稀奇古怪的航空图，这图是他根据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理论和印加人的星象知识自行绘制的。说来似乎荒唐，第二次发动的时候，大鸟居然在架子的吱吱嘎嘎声和发动机的轰轰隆隆声中腾空而起。随着两翼上下扇动，大鸟越飞越高，直至没入云端。人们挥舞着手帕、旗子，鼓掌声、口哨声混成一片，乐队鼓声咚咚，圣水四处喷洒，一起向大鸟告别。在地上，惊奇万分的观众和知识渊博的学者议论纷纷，希图给奇迹找到合理的解释。舅舅早已看不见了，克拉腊还久久地仰望天空。过了十分钟，她以为又瞧见舅舅了，其实那是一只过路的麻雀。三天后，全国首次乘坐飞机上天引起的兴奋情绪渐渐消失，谁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只有克拉腊还不知疲倦地朝天上仰望。

过了一个星期，飞上天空的舅舅仍杳无音信，有人猜想他准是越飞越高，最后消逝在太空中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竟然异想天开，认为他登上了月球。塞维罗认为，内弟和那架机器一定是跌落在某处山沟里，再也找不到了。想到这儿，他既感到痛心，又觉得一阵轻松。妮维娅痛哭流涕，在专主失物的圣安东尼奥像前点起几根蜡烛。塞维罗反对求神父做弥撒，不相信用这种办法可以升上天空，更不可能回到地上。他认为，什么做弥撒，什么办遗嘱，这些和免罪、出卖画像、法衣一样，全是骗人的买卖。因此，妮维娅和老奶奶只好安排所有的孩子偷偷念《玫瑰经》，一连念了九天。与此同时，一些探险者和登山运动员自愿分成几组，不怕疲劳深入到大山的峰峦沟壑寻找。凡是能进去的地方，不管多么崎岖陡峭，全部一一寻遍。最后胜利归来，把尸骨装进一具简朴的黑棺材，钉好交给家属。为了送别这位百折不挠的旅行家，举行了盛大葬礼。人虽故去，却成为英雄，一连几天他的大名出现在各家报纸的新闻标题上。大鸟起飞那天聚集起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又从灵柩前列队走过。全家人理所当然地痛哭一场。唯有克拉腊依旧像天文学家似的耐心地在天空中寻找。葬礼完毕，又过了一个星期，马科斯舅舅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塞维罗·德尔·瓦列和妮维娅家的门前，从海盗般的胡须中露出愉快的微笑。他本人承认，正是由于家中的女人、孩子们偷偷念《玫瑰经》，他才活了下来，原有的本领丝毫未丢，性格还是那样愉快。虽然他绘制的航空图全都有根有据，飞行还是失败了。飞机丢掉了，只好步行回来，骨头没有折损一根，冒险精神依然如故。全家人从此越发相信圣安东尼奥。后来人也不认为这是什么教训，还是企图用各种方法飞上九天。不过，从法律上讲马科斯已是一具尸体。塞维罗·德尔·瓦列只好运用他掌握的全部法律知识使内弟复活，取得公民资格。当着有关部门的面，打开棺材一看，原来埋的是一袋沙土。自愿帮忙的探险者和登山运动员的名声本来很好，这下子沾上了污点。从那天起，他们几乎被看做是恶棍了。马科斯英雄般地复活了，全城人彻底忘掉了风鸣琴的事。大家又邀请他到各家客厅赴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吧，他总算恢复了名誉。这次，马科斯在姐姐家一住就是几个月。一天夜里，他不辞而别，丢下了箱子、书籍、武器、靴子以及其他什物。塞维罗，甚至妮维娅都松了口气，马科斯这次住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克拉腊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整整一个星期，她梦游似的走来走去，还嘬手指头。那一年，她只有七岁，但是已经能够阅读舅舅的故事书了。她擅长猜测各种事物，因此和舅舅的关系很亲近，超过和家里其他人的关系。马科斯认为，外甥女的罕见的本领既可以成为一项财源，又可以借此增强她的洞察力。按照他的理论，这种本领人人皆有，他们家族的成员尤其如此。有人不能有效地运用这种本领，只是缺乏训练而已。马科斯从波斯市场买来一只玻璃球。据他说，这只球来自东方，很有魔力。后来才知道玻璃球不过是渔船上用的浮子。他把球放在一块黑色天鹅绒上，说这只球能算命，能辟邪，能知过去，还能让人做好梦。试一次，五分钱。第一批顾客是街坊四邻的女佣。有户人家丢了一枚戒指，硬说是女仆偷走的。玻璃球指示出戒指的去向，果然是滚到衣柜底下去了。第二天，塞维罗‘德尔。瓦列家门口排起长队。来人当中有车夫、商人、送牛奶的、送水的。后来，又悄悄地来了几位市政府职员。一些贵夫人也顺着墙根儿偷偷地溜来，尽量不让别人认出。老奶奶负责接待顾客和收费，忙得一天到晚不得空闲。最后连厨房的活儿也顾不上了。晚饭只好吃老菜豆和榀椁甜食，全家人一个劲地抱怨。马科斯把车库收拾出来，挂上几幅破旧的帷幔。这几幅帷幔本来挂在客厅里，丢在那儿多少年没人管，都成了尘封的破布条啦。马科斯和克拉腊在车库里接待顾客。两个算卦者身穿杏黄色长袍，据马科斯说，这是“智者的颜色”。老奶奶曾把袍子放在做米粉杏仁羹的锅里，加上藏红花揉成的粉末一块儿用开水煮过。除了长袍外，马科斯还在脑袋上围了一块头巾，脖子上挂着埃及护身符。头发、胡子留得长长的，比往常显得更瘦削了。马科斯和克拉腊十分令人信服，尤其是克拉腊，用不着看玻璃球就能猜中每个人想听到什么。她趴在舅舅耳边，对他说几句话。马科斯再把话转达给顾客，临时加上几句他认为是中肯的劝告。问卜的人来的时候垂头丧气，愁眉苦脸，走的时候便满怀希望。患单相思的恋人能够得到打动对方冷漠之心的办法；穷人可以找到在跑狗场上下赌注的万无一失的诀窍。这样一来，马科斯和克拉腊名声大振，生意越来越兴隆，过厅里一天到晚挤满顾客。老奶奶站得时间太长了，脑袋一个劲发晕。待到两位算卦先生发觉只要顾客一字不差地照他们的话行事，回回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心里反倒害怕了，觉得这可不是老实人干的勾当。塞维罗反倒用不着亲自出面劝内弟歇业了。马科斯和克拉腊丢下车库的宝座，把赚下的钱一人分了一半。其实呢，关心这笔买卖的物质利益的只有老奶奶一个人。

说起听舅舅讲故事，在瓦列家的兄弟姐妹当中，数克拉腊最有耐性，最有兴趣。每个故事她都能重述一遍。国外印第安人方言里的一些词儿，她能背得出来，还能说一说印第安人怎么样把木针穿在嘴唇上，穿在耳垂上。她会讲加入会道门的礼仪，叫得出最凶恶的毒蛇的名字和解毒药的名称。舅舅口若悬河，能说得小克拉腊仿佛感到身上让蝰蛇咬得火辣辣的疼痛；仿佛看见地毯上有条蛇在蓝花楹木的靠墙桌的桌脚间来回游动；仿佛听见小鸟儿在客厅的帷幔间啼叫。她能滔滔不绝地讲述洛佩·德·阿吉雷（西班牙冒险家）“黄金国”的经历；说得出见多识广的舅舅亲眼见到的或杜撰出来的佶屈聱牙的动植物名称。她知道喝酥油茶的喇嘛；能详尽地描绘波利尼西亚健壮的土人妇女和中国的稻田，还有北方国家白茫茫的原野，那里常年冰冻三尺，野兽被冻死，人稍不留心几分钟内就能被冻成冰棍。马科斯有几本旅行日记，上面记载着他的行程和感想。还有一批地图、故事书、历险记和讲鬼怪的小说。这些东西装在箱子里，存放在瓦列家后院靠墙边的杂物室内，给后人增添了不少梦幻。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一把烈焰无端地烧个精光。马科斯最后一次外出旅行，是躺在棺材里回来的。他死于一种神秘的非洲瘟疫。得病后，浑身起褶、发黄，好像一张羊皮纸。他一发觉身染疾病，立刻启程回家，希望在姐姐的照顾下，库埃瓦斯大夫能大展医术，妙手回春，让他多活几年。乘船走了七十天，他实在顶不住了。到了瓜亚基尔，高烧耗得他油尽灯灭，嘴里还不住念叨着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的女人和埋藏在某个地方的宝贝。船长是个英国人，姓朗费罗。他让人把马科斯裹在一面旗子里，要把他抛进大海。可是，旅客们不准许他这样干。别看马科斯模样像个野人，满口说胡话，在横渡大洋的旅途中还是结交下很多朋友，引起不少女人的爱慕。朗费罗只好把尸体和船上中国厨师的蔬菜放在一起，否则的话，热带气候和蚊虫会把尸体毁得面目全非。后来，船上的木匠临时打造了一个大箱子。在卡亚俄，才找到一口像样儿的棺材。又过了几天，船长对这位旅客给航运公司和他本人带来的麻烦恼火透了，不顾一切地把棺材卸在码头上。奇怪的是一直无人认领，也没人偿付这笔额外开支。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的邮局远不像遥远的英国邮局那样可靠，他拍来的电报竟不知去向。还算朗费罗走运，海关的一位律师认识瓦列一家人，表示愿意负责处理这件事。律师把马科斯和那堆乱七八糟的行李装进一辆送货车，运往首都，送到人人皆知的马科斯唯一固定的住处，也就是他姐姐家。

幸亏巴拉巴斯混在舅舅的杂物里一起被运回来；否则，那一天一夜会成为克拉腊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院子里乱成一团，她却听而不闻。克拉腊凭本能直接走到丢放笼子的角落。巴拉巴斯就在那只笼子里面。只见它瘦得皮包骨头，难以分辨毛色。浑身尽是疮，东脱一块皮，西少一片毛。一只眼闭着，另一只眼沾满眵目糊，像具尸体似的趴在屎尿中一动也不动。尽管模样如此，小克拉腊还是一下子就认出它是条狗。

“一只小狗儿! ”她尖声喊道。

克拉腊照料起小狗，把它从笼子里抱出来，揽在怀里，像修女一样细心地往它肿胀干裂的嘴里喂水。自从朗费罗船长——和所有英国人一样，他关心小动物远胜于关心人——把巴拉巴斯和行李丢在码头上之后，还没有人想到喂喂它。这只狗和垂危的主人一起待在船上那会儿，船长亲自喂它，牵着它在甲板上遛弯儿，比照料马科斯周到得多了。可是，一上岸，巴拉巴斯就和件行李一样了。克拉腊像母亲似的照料小狗儿。这算不算一份美差啊? 反正没人跟她争抢。弄到最后，她居然帮着巴拉巴斯活了下来。马科斯舅舅尸骨还乡，接着又是出殡，闹了两三天才算平静下来。塞维罗这才注意到克拉腊怀里抱着一只没毛的小畜生。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问。

“巴拉巴斯。”克拉腊说。

“把它交给花匠，让花匠处理掉。不然的话，会传染疾病的。”塞维罗用命令的口吻说。

克拉腊拒不接受。

“狗是我的，爸爸。要是有人抢去，我发誓我会喘不上气来，我会死的。”

就这样，巴拉巴斯留下来了。过了不久，它能够四处跑动了。不管是帷幔的穗子、地毯，还是桌子腿儿、椅子腿儿，它都连啃带嚼。很快就从奄奄一息中恢复过来，而且开始长个儿了。给巴拉巴斯洗完澡，才看出它是条黑狗，脑袋四四方方，腿长毛短。老奶奶说，得把它的尾巴截短，那才像条温顺的家犬。克拉腊大哭一场，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打那以后，再没人提起给狗割尾巴的事了。巴拉巴斯保住了一条完整的尾巴。过了一阵子，尾巴长得像高尔夫球棒那么长，而且来回摆动，谁也控制不住，桌上的瓷器被扫到地下，灯被带翻。没人能看出这只狗是什么种。反正和流浪街头的狗不一样，和某些富贵人家豢养的纯种小狗儿更不相同。兽医说不出它是从哪儿来的。据克拉腊估计，它来自中国，因为舅舅行李里装的东西一大半让人想起那个远在天边的国度。巴拉巴斯的生长力简直可以说是无限的。过了六个月，它的个头儿赶上一只羊；一年后，长得像匹马驹。全家人急得要命，都在问它还往哪儿长啊? 大家开始怀疑它真是条狗吗? 要么是喜欢探险的舅舅在世界某个遥远的地区捕获的一种外国野兽吧! 它在原始状态中也许十分凶残。妮维娅仔细看了看巴拉巴斯的鳄鱼般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这只狗一口能咬下一个成年人的脑袋，挨咬的很可能是她的孩子。一想到这些，做母亲的不由得心惊肉跳。可是，说来也怪，巴拉巴斯没有一丝一亳凶恶的表现，反倒像只小花猫。它睡在克拉腊的床上，抱着她，把脑袋放在鸭毛枕头上。它怕冷，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上。后来，床上容不下了，巴拉巴斯就顺着床边卧在地上，把马头一样的大脑袋枕在小克拉腊的胳臂上。人们压根儿没听见过它狺狺狂吠，也没听见过它胡乱哼哼。它性情温顺，浑身漆黑，像只黑豹。喜欢吃水果和蜜饯。每逢有人来访，家里人又忘记把它关起来时，它就悄悄地溜进饭厅，围着桌子绕圈儿，小心地从盘子里把爱吃的东西叼出来。桌上吃饭的人谁也不敢阻拦它。尽管它像大姑娘似的那么温柔，可还是让人看着害怕。它一上街，小贩们就立刻慌忙逃走。有一回，几位妇女正在一辆送牛奶的大车前排队。巴拉巴斯来了，大家伙儿吓了一跳，拉车的那匹佩尔切隆马吓得撒腿就跑。牛奶桶噼里啪啦全掉在了石板路上。塞维罗只好包赔全部损失。他命令把狗拴在院子里，克拉腊又跳着脚闹了一场。结果只好把父亲的决定无限期推迟执行。老百姓想象力丰富，再加上说不清狗的品种，于是凭空给巴拉巴斯增添了不少神话色彩。有人说，它还得长。除非哪个凶狠的屠夫把它宰了，不然的话，它能长成骆驼那么大。有人说，巴拉巴斯是狗和马的串秧儿。说它会生出翅膀，长出犄角，像龙一样吞云吐雾，像罗莎在那幅硕大无比的台布上绣的动物一样。老奶奶收拾碎瓷器收拾得挺腻烦，还得听诸如巴拉巴斯在满月的夜晚会变成狼这类闲话。于是，她用上次对付鹦鹉的办法对付巴拉巴斯。可过量的鱼肝油没把它杀死，只是害得它拉了四天稀，弄得家里哪儿都是，老奶奶还得动手打扫一遍。

那会儿，日子真艰难啊。当时，我约莫有二十五岁上下；但是，我觉得留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得为前程做出安排，争取有个满意的社会地位。我像牛马一样整天苦干。有几次星期天不干活儿，坐下来歇口气，我都觉得是在浪费宝贵的时光。每闲待一分钟，我离开罗莎又要远出一个世纪。在矿上，我住在一间锌皮顶木板房里，是我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只有三个雇工打下手。只有一间屋子，四四方方的，把东西都存放在里面。每面墙上开一扇小窗户，白天闷热，好让空气流通。入夜，寒风四起，窗子上有窗板，可以关上。全部家当只有一把椅子、一张行军床、一张简陋的桌子、一台打字机和一只沉重的保险箱。保险箱是用骡子驮过沙漠的，里面存放着矿工的工资、几份文件和一个小小的帆布袋。布袋里有几小块闪闪发光的金子，是我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那所住处很不舒服，不过我早已过惯了不舒服的生活。我从来没用热水洗过澡，对童年的回忆不过是孤苦伶仃、挨冻受饿。一连两年，我就在那间屋子里吃饭、睡觉、写字。除了几本反复读过多遍的书籍、一堆旧报纸和几册英语课本外，别无其他可供消遣的东西。我借助英语课本学习这种美妙语言的基本知识。还有一只匣子，里面收藏着我和罗莎的来往信件。我的习惯是用打字机写信，自己留一份拷贝。我的信和她的不多几封回信按日期排好。我和矿工们吃得一模一样。我规定禁止在矿上喝白酒。我家里也没有白酒。我总认为，孤独和厌倦会把好端端的人变成酒鬼。也许是因为想起父亲那副模样，我才主张忌酒的。父亲手里总是拿着一只酒杯，敞开领口，领带松松垮垮地耷拉着，上面尽是酒痕。他两眼混浊无光，一个劲地喘粗气。我酒量不大，一喝就醉。自从十六岁那年发现这一点后，我一直不曾忘记。有一次，外孙女儿问我：你远离文明生活，独身一人，怎么能挨过那么长的时间呢? 我说不上来。其实，这样打发日子，对我来说，要比别人来得容易一些。我不爱交际，朋友不多，也不喜欢过节或凑热闹。单独一个人，反而觉得好过些。我很难和别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时，我还没和女人一起生活过，因此不会怀念那些不知其味的事情。虽然到了今天，这么大岁数了( 照照镜子，都认不出自己了) ，一看到玉臂的暗影、腰肢的曲线、女人膝盖的晃动，还不免心潮翻腾，但是我对爱情是忠贞不二的，不会见一个爱一个，从来不会。我好像一株扭曲的大树。对年轻时候的荒唐事，我不打算辩解，更不会说什么情欲冲动难以控制一类的话。在那个岁数上，我接触不到别的女人，只能和一些轻狂的女人混一天算一天。对什么是正经女人，什么是不正经女人，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能够分辨的；在正经女人当中，还能分清哪些是自皂的，哪些是别人的。认识罗莎以前，我连想也没想过爱情。在我看来，浪漫主义既危险又无益。纵然我喜欢上某位姑娘，也不敢贸然接近她，担心被拒绝，害怕闹笑话。我为人十分高傲，为此比别人受的罪就更多。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俏姑娘罗莎闯入我生活的那一时刻，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她像愉快的天使从我身旁飘然而过，摄走了我的灵魂。跟她走在一起的有老奶奶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儿，大概是她妹妹吧。我想，她是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衣服，不过没有把握。我的眼睛根本无暇顾及她的衣服。她长得太美了，即使她身穿一件白鼬皮的外套，我也顾不上看一看，两眼只是盯住她的面庞。对于女人，通常我不大注意。但是，谁要是对罗莎视而不见，那他准是个傻瓜蛋。她那一头不可思议的绿色长发像一顶奇特的帽子围住她的面孔，仪表好似仙女，走起路来仿佛鸟儿在飞翔。她走过来的时候，人群中一阵骚动，交通顿时阻塞。从我面前经过，她根本没看我一眼，就飘然走进阿马斯广场的糖果店。我痴呆呆地站在大街上。她在店里购买茴芹籽糖，一块一块地挑选，把几块糖塞进嘴里，又递给妹妹几块，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着迷的人不只我一个，没过几分钟就围了一圈人，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我立时发作起来。我根本没想过，向这样一位天仙般的姑娘求婚，我远不是个理想的人物。我没有财产，不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前途十分渺茫。甚至我还不认识她呐! 但是，我被弄得眼花缭乱了，当下就认定只有她才配做我的妻子。得不到她，我宁肯打一辈子光棍。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尾随在后面。她上电车，我也上电车，坐在她后边，目不转睛地盯住她那完美无缺的后颈、浑圆的脖子、轻柔的双肩。几缕没有梳好的绿色鬈发披散在她双肩上。我仿佛进入梦境，觉不出电车在开动。突然，她步履轻盈地走过通道，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用那双金黄色的明媚的大眼睛朝我的两眼扫了一下。一时间我失魂落魄，呼吸中断，脉搏停止跳动。刚一缓过劲来，立刻冒着被跌得骨断筋折的危险跳下电车，急忙朝姑娘走过的那条街跑去。我遥遥望见淡紫色的倩影消逝在一扇大门后面，故而能猜出那里是她的住处。打那天起，我开始在她家的对面站上岗了，像只离开妈妈的小狗儿一样在那条街上徘徊，暗中窥测，给花匠塞钱，跟女仆攀谈，最后和老奶奶搭上话了。老奶奶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同情我，答应把情书、花束、不计其数的装满茴芹籽糖的糖盒转交给姑娘，以博得她的欢心。我还给她送上几首离合诗（是一种短诗，每行首字母依次排列可组成词）。我不会做诗，好在有个卖书的西班牙人，写韵文是把好手。写诗啊、编歌啊，总之，凡是动笔的活儿，我都托他代劳。菲鲁拉姐姐也帮助我接近瓦列家的人。据她说，我家的姓和瓦列这个姓八百年前曾经有过亲戚关系。她还寻找机会让我们在望完弥撒出来时互相寒喧几句。就这么着，我找了个机会登门拜访罗莎。那天，我走进她家，本来能和她说上几句悄悄话，可我一句话也想不出来。我手里拿着帽子，嘴巴张得大大的，活像个哑巴。这副表情瞒不过罗莎的父母，他们帮我摆脱了窘境。究竟罗莎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阵子她表示愿意嫁给我，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费什么九牛二虎之力，就正式成了她的未婚夫。罗莎美若天仙，十分贤惠，但是没人登门求亲。她母亲解释说，没有哪个男子汉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辈子保护住罗莎，以便对付那些垂涎三尺的男人。围着她团团转的人的确不少，一个个神魂颠倒。但是，直到我站出来以前，谁也没有拿定主意。罗莎的姣容把人吓住了，大家只能从远处投来爱慕的眼光，而不敢凑上前来。说实话，我压根儿没想过这些。我的问题是身上一文不名，不过有了爱情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我朝四下望了望，打算找到一条捷径，但决不搞歪门邪道，我受过的教育告诉我为人要诚实。据我看，要想取得成功光凭一个令人起敬的姓氏是不够的，必须有靠山，有专长或者有资本。我琢磨，如果一开始我就有钱，那我可以去打扑克，赌赛马；可我没钱，只好考虑干点儿什么营生，不怕担风险，能捞到一笔钱就行。开采金矿、银矿是冒险家的梦想：他们要么陷于贫困，死于结核病；要么变成有财有势的人。问题全在运气如何。多亏母亲的姓氏颇为显赫，我从银行得到一笔保证金，租下北方一座矿山。我打定主意，哪怕用两手把山榨干，用两脚把石头踩碎，也要把山上的金子挖得干干净净，直到最后一克。为了罗莎，我要这么干，再难也不在话下。

主教亲自警告雷斯特雷波神父，要他别去打扰小克拉腊．德尔．瓦列，神父才不得不收敛起那股宗教法庭法官的气焰。到了秋末，瓦列一家人总算静下心来，不再担心雷斯特雷波神父打什么算盘；另外，也无可奈何地只好相信马科斯舅舅真的去世了。于是，塞维罗开始把他的政治计划付诸实践。为此，他准备了好几年。塞维罗应邀代表南方的一个省，作为自由党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那个省他从来没去过，在地图上也很难找到，不过毕竟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自由党很缺人，塞维罗又急切希望在议会中占个席位，因此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南方贫苦的选民提名塞维罗为候选人。为了表示支持塞维罗，选民们给瓦列家送来一只烤猪，个头儿挺大，红亮红亮的。猪肚子上开了个大口子，里面塞满石鸡，石鸡肚子里又塞满洋李。另外，还有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装着半加仑国产的上等白兰地。成为众议员，最好成为参议员，这是塞维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他努力和各方接触，广交朋友，秘密集会，小心谨慎而又切合时宜地在公众场合露面，在适当的时候给合适的人送钱，为他们办好事。做了这一系列细致的工作，才水到渠成，达到了目的。那个南方的省份虽然地处边陲，鲜为人知，但这恰恰是他所希望的。

送来烤猪的那天是星期二。到星期五就吃完了，剩下的皮和骨头丢在院子里，让巴拉巴斯大啃大嚼。就在那天，克拉腊预言家里还得死人。

“这回死的人可冤枉啊! ”她说。

星期六，她整夜都很不安宁，醒来的时候大嚷大叫。老奶奶给她喝了一服椴树花浸剂，其他人都没在意。父亲要去南方旅行，大家都张罗着帮他打点行装。俏姑娘罗莎一起来就浑身发烧。妮维娅吩咐罗莎不要起床。库埃瓦斯大夫说，不是什么大病，让人给她冲一杯柠檬汁，多加点儿糖，兑上些白兰地喝下去，好发发汗。塞维罗特地去看了看女儿，只见她身上盖着奶油色的带三角图案的被单，满脸通红，两眼光彩熠熠。他送给女儿一张舞会票，还叫老奶奶打开盛白兰地的大玻璃瓶，往柠檬汁里兑白兰地。罗莎喝下柠檬汁，盖上羊毛毯，躺在克拉腊身边( 她们姐儿俩合住一间屋子) ，立刻睡熟了。

悲剧发生的那个星期天，老奶奶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来了。挈弥撒前，她先到厨房为全家人准备早点。头一天煤炉子封了火，老奶奶借着余火把炉子烧旺。她一边烧上水，热上牛奶，一边收拾盘子，准备往饭厅里端。然后，煮燕麦粥，滤咖啡，烤面包。她又另外收拾出两只托盘：一只给妮维娅，她习惯在床上进早餐；另一只给罗莎，她生病了，只好在床上吃早点。老奶奶在给罗莎准备的托盘上盖了一方修女们绣的亚麻布餐巾，一来怕咖啡凉了，二来好挡挡苍蝇。她走到院子里，看看巴拉巴斯是不是在近处。平时她端着早饭走过院子的时候，这条狗总爱往上扑。她一看，巴拉巴斯正和一只母鸡逗着玩呢，便趁这工夫儿赶紧走出来。这条路还真不短。从厨房出来，得穿过几重院子、几条游廊，走到宅院的尽头，才能拐到旁边姑娘们住的屋子。来到罗莎住的那间屋子门口儿，老奶奶突然有一种预感，不由得犹疑了一阵子。和往常一样，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她立刻闻到一股玫瑰花香，可此刻不是玫瑰开花的季节啊。这时候，老奶奶明白了，一定是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不幸事件了。她小心翼翼地把托盘放在床头桌上，一步一步走到窗前，拉开沉甸甸的窗帘。清晨苍白的阳光流进屋里。她痛苦地转过身来，果不其然，只见罗莎已经死在床上。看上去，她比平时更加俏丽，头发碧绿碧绿的，皮肤的颜色好像新鲜的象牙。两只蜂蜜般的金黄色的眼球茫然地张着。小克拉腊站在床脚旁，盯住姐姐。老奶奶跪在床边，握住罗莎的一只手，开始为她祷告。正在她祈祷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响彻屋宇的可怕的吼叫声，仿佛轮船失事时人们发出的惊呼声一样。原来是巴拉巴斯在狂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整整一天，巴拉巴斯为死去的姑娘不住气地狺狺狂吠，把全家人和闻声赶来的左邻右舍的神经都要叫碎了。

库埃瓦斯大夫朝罗莎的身体瞥了一眼，立时断定死因比普通的发烧要严重得多。他东嗅嗅，西闻闻，检查了厨房，把手指伸进平锅；打开面粉袋、糖袋、干果盒；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个儿。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仿佛刮过一场飓风，东西都被弄得乱七八糟。大夫把罗莎的箱子翻腾了一遍；挨个儿询I 司仆人；还把老奶奶逼得几乎发疯。查来查去，最后查到那个装白兰地酒的大玻璃瓶。大夫没把心中的疑团告诉旁人，只把玻璃瓶带回实验室。过了三个小时，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挺吓人的。本来像法乌努斯（意大利神灵）一样的红润脸庞变得十分苍白。在处理这桩可怕的事件过程中，他的脸色一直是那样苍白。大夫找到塞维罗，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到一边儿。

“酒里有毒药，足够杀死一头牛。”大夫把嘴凑近塞维罗的耳边说，“不过，要想确有把握地证实是酒中毒药害死了姑娘，还得做尸体解剖。”

“您是说把她剖开? ”塞维罗大声喊道。

“用不着全剖开。脑袋不用动，只查查消化系统。”库埃瓦斯大夫说。

塞维罗听了，觉得四肢软绵绵的。

这当儿，妮维娅已经哭得精疲力竭，一听说他们打算把女儿拉到停尸所，突然又激动起来。大家伙儿连忙赌咒发誓，说一定把罗莎从家里一直送到天主教墓地，妮维娅才算平静下来。大夫给了她一片鸦片酊，她同意吃了下去，一下子睡了二十个钟头。

傍晚，塞维罗安排停当。让孩子们上床睡觉，叫当差的早早退下去。这件事闹得克拉腊情绪太激动了，塞维罗让她到另一个姐姐屋里去过夜。各屋里的灯火熄灭了。整个宅院一片寂静。这时候，库埃瓦斯的助手来了。是个瘦弱的年轻人，近视眼，说话有点结巴。他们帮着塞维罗把罗莎的尸体送到厨房里，小心仔细地放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平时老奶奶用这块石板和面，切菜。虽然塞维罗秉性刚强，但是看到大夫税掉女儿的睡衣，女儿美人鱼般的晶莹玉体裸露出来时，还是承受不住了。他痛苦万分，像个醉汉似的跌跌撞撞走出厨房，摔倒在客厅里，孩子般地放声大哭起来。库埃瓦斯大夫亲眼看见罗莎出生，对她了若指掌，可是一看到姑娘的裸体，也不禁吃了一惊。年轻的助手激动得气喘吁吁。在以后的多少年内，每每回想起罗莎那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形象——赤身露体地平躺在厨房的石桌上，长长的头发垂落到地，仿佛翠绿的瀑布——他还不由得气喘吁吁。

老奶奶哭累了，祈祷烦了。她预感到在后院她平日干活儿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在大夫和助手进行可怕的尸体解剖的时候，老奶奶从床上起来，围上大披巾，走到院子里。看见厨房里点着灯，可是门窗关得紧紧的。只好穿过三重院落，顺着冰凉的静悄悄的游廊一直走到客厅。客厅门半掩半闭，壁炉里的火熄灭了。只见东家满面忧伤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老奶奶走进客厅。

“我的宝贝儿罗莎在哪儿? ”她问。

“库埃瓦斯大夫跟她在一块儿，老奶奶。在这儿待会儿吧，跟我喝一杯。”塞维罗央求说。

老奶奶站在那儿，两臂交叉，在胸前用手拉住披巾的两个角儿。塞维罗指了指沙发，老奶奶畏畏缩缩地走过去。她到瓦列家干活儿以来，第一次离东家这么近。塞维罗斟了两杯雪利酒，一人一杯。他一仰脖，喝下了自己的那杯。然后，把脑袋埋在两手之间，用手指不住地捋头发，唔唔哝哝地说些不清不楚的伤心话。老奶奶欠着身子，直僵僵地坐在沙发边儿上，看见主人落泪才放松下来。她伸出粗糙的手，自然而然地给他理顺头发。二十年来她正是用这样一股柔情抚慰塞维罗的孩子们。塞维罗抬起双眼，盯住她那张看不出年岁的面孔、印第安人特有的颧骨、漆黑的发髻和宽阔的前胸。他亲眼见过所有的孩子都曾经在老奶奶的怀里被哄得犯困了，睡着了。他觉得眼前这位慷慨无私的热情的女人像大地一样，能够使他感到安慰。他俯下身，把前额支在老奶奶的裙子上，从浆过的围裙上嗅到一股香甜的气味，突然他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老奶奶抚摩他的后背，用手掌轻轻地拍打他、安慰他；像哄小孩睡觉一样，用低低的声音哄着他；还为他哼起歌谣，直到塞维罗平静下来。两个人坐在一起，不时掉下几滴泪水，边饮雪利酒，边回忆幸福的时光。他们想起罗莎在花园里追逐蝴蝶的情景，她那美丽的容颜仿佛来自大海深处。

这时，库埃瓦斯大夫和他的助手在厨房里收拾好寒光闪闪的器具和恶臭刺鼻的药瓶，戴上橡皮围裙，挽起袖子，在俏姑娘罗莎的肠胃里寻找毒物。最后，确定无疑地证实姑娘吞下了大量的耗子药。

“这是给塞维罗准备的。”大夫在洗碗池洗手的时候下结论说。

死者的美貌使助手激动万分。他不忍心把罗莎像条口袋似的缝一缝就了事。他建议给她修整一下。于是，两个人给尸体涂上油膏，肚子里塞满防腐剂。两人一直干到凌晨四点。库埃瓦斯大夫说，连劳累带伤心，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说完就出去了。厨房里只剩下大夫的助手侍弄罗莎。他用海绵把罗莎身上的血迹洗干净，给她穿上绣花衬衣，遮住那道从喉咙一直到阴户的缝好了的大口子，还替她梳了梳头发。然后，把周围收拾干净。

库埃瓦斯大夫在客厅里找到塞维罗，看见老奶奶仍在陪着他。两个人又喝酒又哭泣，都显出醉醺醺的样子。

“弄利索了，”大夫说，“咱们去给她打扮打扮，好让她妈妈看看。”

大夫告诉塞维罗，他的猜测是有根据的，在他女儿的胃里找到的毒药，和那瓶礼品酒里的毒药一样。这时候，塞维罗想起了克拉腊的预言，本来所剩无几的镇静，一下子又丧失殆尽。无论如何没法相信女儿会替父丧生。他昏倒在地上，嘴里不住念叨他有野心，好逞强，女儿的死是他的罪过。还说，谁也没让他混进政界，当一名普通的律师，做一家之长，不是蛮好的吗? 又说，从那会儿起，要永远放弃那个倒霉的议员候选人资格，离开自由党。搞事业也好，摆花架子也好，一律洗手不干了。还说，政治是屠夫、土匪干的营生，但愿子子孙孙别再往里掺和。直闹得库埃瓦斯大夫大发慈悲，最后用酒把他灌醉。雪利酒比悲痛、自责更有劲。老奶奶和大夫把塞维罗抬到卧室，替他脱掉衣服，放在床上。随后，两个人来到厨房，助手已把罗莎安顿得差不多了。翌日清晨，妮维娅和塞维罗·德尔·瓦列很晚才醒过来。亲戚们已经把房子布置好了，准备举行葬礼。窗帘拉上了，上面加了一条黑绸子。花圈沿着墙根一溜儿摆开，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饭厅里安排了一个讲究的灵堂。大桌子上蒙着一块带金色流苏的黑绒布，上面停放着装殓罗莎的白棺材，棺材上镶着银色铆钉。铜烛台上有十二支黄蜡烛，影影绰绰地照亮死去的姑娘。罗莎身穿新娘礼服，头戴为举行婚礼准备下的蜡制橙花冠。

中午，家里的人、朋友们、熟人列队致哀，向瓦列家族的成员吊唁。就连不共戴天的政敌们也上门吊丧。塞维罗·德尔·瓦列细细打量每一个人，希图从他看到的每一双眼里发现杀人凶手的隐秘。但是，从所有来客的眼里，包括保守党主席在内，只能看到同样的悲伤、同样的无辜。

守灵的时候，男人们在瓦列家的客厅里、游廊上来来往往，低声谈论各自的生意。本家有人过来，他们马上闭住嘴，以示尊敬。然后，进入饭厅，走到棺材跟前，向罗莎的遗体告别。此时此刻，罗莎的俊美更胜过往常，看到她的人无不感到心惊。太太们走进客厅。客厅里的椅子排成一圈，她们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哭上一场，借他人的丧事，泄自己的愁闷。只见她们泪水纵横，但都保持着自己的身份，决不哭出声来。还有几位喃喃地低声祷告。瓦列家的用人在客厅、游廊间来回奔走，给客人送茶，送白兰地，给妇女递上干净的手帕，给那些被室内污浊的空气、蜡烛的气味和悲痛的气氛折磨得头晕眼花的太太们递上家制糖果和浸过阿摩尼亚水的小块敷布。瓦列家所有的孩子( 克拉腊除外，她还太小) 一律穿上纯黑的衣服，像群乌鸦似的围坐在妈妈四周。妮维娅的眼泪哭干了，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不喘气，别人又不敢用阿摩尼亚水让她松快松快，因为她对阿摩尼亚有过敏反应。客人们走过来，依次向她致哀。有人亲吻她的两颊，有人紧紧拥抱她几秒钟，可她似乎连最亲近的人也认不得了。她曾经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一落草就死去或死于襁褓之中，不过像现在这样的失落感还从来没有过。

兄弟姐妹们在向罗莎告别的时候，都吻了一下她那冰冷的前额。唯有克拉腊连饭厅都不肯靠近。大家也不勉强她，都知道她极端敏感，一旦想象力发作，会像梦游者一样四处转悠。克拉腊在花园里蹲在巴拉巴斯身旁，不想吃饭，也不愿意参加守灵。只有老奶奶注意到她，用话安慰她。可她根本不要人安慰。

虽然塞维罗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谣言四起，可是罗莎之死还是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每逢有人打听，库埃瓦斯大夫便回答说，据他看，罗莎死于急性肺炎。本来这个说法是再合理不过了，可另一个说法还是传开了：罗莎误饮毒药，代父身亡。当时，国内的人还不懂什么叫政治谋杀。无论怎么说，投毒总是为人所不齿，被认为是老娘儿们玩的花招儿，从打殖民时期起就没人再这么干了，连情杀也讲究面对面地干嘛。对这桩谋杀案，人们群起抗议。没容塞维罗出面阻拦，反对派的一家报纸就抢先发表消息，含沙射影地指责寡头集团，说保守党人竟然干下这种勾当。还说，塞维罗·德尔·瓦列不顾自己从属的社会阶级，毅然投身于自由党营垒，因此保守党人才不肯放过他。警察局抓住盛白兰地的大玻璃瓶这条线索，试图查清案件。查来查去，只弄清了酒瓶和塞满石鸡的烤猪来源不同，南方选民与案件毫不相干。他们送来烤猪的同一天、同一个时辰，有人在瓦列家厨房门口偶然看到过这只神秘的酒瓶。厨师以为是和烤猪一起送来的礼物。警察努力追踪也好，塞维罗通过私人侦探调查也好，都没能找到杀人凶手。这件仇杀悬案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瓦列家族的后代。瓦列家族命途多舛，屡遭暴力侵害，这只是第一次罢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出现了一条新矿脉。对我来说，的确是十分幸运的一天。在那段时间里，我忍受着牺牲、思念和期待的折磨，一直在寻找，总算找到了这条神奇的厚厚的矿脉。可以说，它便是我渴望已久的财富。我满有把握在六个月内凑足结婚所需的花费，过上一年我便可以自认为是个富翁了。当天下午，我兴高采烈，急不可耐地给罗莎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很有福气，因为在开矿这个行当里一向是胜者居少，败者居多。我太激动了，十个指头老在旧打字机上打架，一个字母没打完，第二个字母又上去了。就在这当儿，猛听得有人敲门——叩门声从此彻底打断了我的灵感。来者是个脚夫，牵着两头骡子，从镇上带来一份菲鲁拉姐姐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我：罗莎去世了!

我拿着纸片一连看了三遍，最后才明白过来，这件事太让我伤心了。我万万没有料到罗莎会死。我想过，罗莎等我等得不耐烦了，会决定嫁给别人；我想过，永远找不到能使我发财致富的倒霉的矿脉；我也想过，矿坑会塌顶，我像蟑螂似的被压在乱石之下。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还有其他情况，我都设想过，而且心情十分沉重。我是个出了名的悲观主义者，凡事总往坏处想。但是无论如何我没想到罗莎会死去。我觉得，没有罗莎，生活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热情消失殆尽，心里空荡荡的。我跌坐在椅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荒漠，不晓得呆坐了多久，直到灵魂慢慢回到躯体。我第一个反应是暴跳如雷。我用拳头猛击屋子的单薄的木板墙，直打得手指关节往外冒血。我把保存下来的罗莎的信件、画像以及我写的信件的拷贝撕得粉碎。我急匆匆地把衣服、文件、装金粒的帆布袋儿塞进箱子里。然后，找到工头，把矿工的工资和库房的钥匙交给他。脚夫表示愿意陪我去车站。我们骑在骡背上要走大半夜。身上只披着一条卡斯蒂利亚毛毯，抵御又浓又湿的雾气。我们慢吞吞地朝前走。荒无人烟的原野漫无边际，没有一处标记，向导全凭本能保证我们能够到达目的地。满天星斗，夜色泛亮。我觉得严寒刺骨，凉气钻进灵魂，冻得两手发僵。一路走来，我一直想着罗莎，只盼着她不是真的去世。这自然是想入非非了。我绝望地祷告上苍，但愿一切只是误传，要么凭爱情的力量能使她死而复生，像拉撒路一样从灵床上站起身来。寒夜凄凄，我悲痛万分，不禁暗自饮泣。我骂牲口走得太慢；骂菲鲁拉不该传来噩耗；骂罗莎不该撒手而去；骂上帝不该让她早逝。直骂到东方发白，星斗渐渐隐去。晨光熹微，给北方的景物涂上一层绯红、橘黄的颜色。天亮了，我也变得理智了一些。对这次不幸的遭遇，我只好认命了。我不再企求罗莎活转过来，但求我能及时赶回，下葬前再见她一面。我们两人紧催坐骑，又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座小小的车站。脚夫和我分手了。小站上只有窄轨火车通过，把荒漠( 我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年头) 和文明世界连在一起。

我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十个小时的路，顾不上吃饭，忘掉了口渴，总算赶在出殡前来到瓦列家。据他们说，那天我风尘仆仆地闯进家门，头上没戴帽子，满脸胡子拉碴，浑身上下尽是泥。说我怒气冲冲，焦灼不安，大喊大叫地问我的未婚妻在哪儿。我走进院子的时候，小克拉腊——当时她还是个又瘦又丑的小丫头——迎上前来，拉住我的手，默默地把我带到饭厅。罗莎就在那儿，躺在白色的棺材里，身体面垫着打褶的雪白的缎子。死后三天，面容未改，比我想象中的罗莎还要漂亮一千倍。死去的罗莎悄悄地现出了她平日隐藏着的美人鱼的原形。

“真倒霉! 你从我手里跑掉了! ”他们说我当时跪在她身边这样说，这样喊。亲朋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我是多么沮丧。一连两年，我成天在地底下刨啊刨啊，就是为了能攒下一笔钱，以便有朝一日能拉着罗莎姑娘一起走到神坛跟前。可是死神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

过了一会儿，灵车来了。那是一辆乌黑闪光的大车。拉车的是六匹用羽毛装饰起来的高头大马，当时都是这个习惯。赶车的是两名穿号衣的车夫。下午，细雨蒙蒙，灵车离开家门，一长串载着亲戚、朋友和花圈的车辆尾随在后面。习惯上送殡是男人的事，妇女儿童一律不参加。只有克拉腊在最后一刻混进送葬队伍，陪同罗莎姐姐前往墓地。我感觉到她用戴着手套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在整个行进当中一直待在我身边。这个默不作声的娇小的身影在我心田上唤起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柔情。此时，我还没有注意到，一连两天克拉腊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又过了三天，她的沉默不语才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塞维罗·德尔·瓦列和几个大孩子抬起罗莎的带银色铆钉的白色棺材，把它放进墓穴。他们身着丧服，默默无言，没有流泪。在我们国家里，表示哀痛的时候，讲究庄严肃穆，他们的做法合乎当时的习俗。掩埋好墓穴，亲戚、朋友、掘墓的工人纷纷离去，只有我留了下来。我站在鲜花丛中——这些鲜花逃过了巴拉巴斯的利齿，陪伴罗莎来到墓地。那时候，我长得又高又瘦，直到菲鲁拉的诅咒应验以后我的身体才渐渐萎缩。微风吹得我外衣的下摆来回拂动，我大约很像一只冬季里的乌黑的大鸟。天空灰暗，风雨欲来。我猜想，天气一定很冷。但是，我认为我没有感到冷，因为怒火正在我心中燃烧。我的两眼死死盯住那块小小的方形大理石，上面刻着俏姑娘罗莎的名字和她在人世间短暂停留的日期，用的是阳文哥特字体。我想，我白白丢掉了两年的时间，做梦梦见罗莎，干活儿为的是罗莎，给罗莎写信，思念罗莎。可是，到头来我连和罗莎合葬聊以自慰也不可得。我思索起我还要生存下去的岁月。我的结论是，没有她，根本不值得活下去，我走遍整个宇宙再也不会找到像她那样留着碧绿的长发、具有大海般妩媚的女人。假如当时有人告诉我可以活到九十多岁，我一定会开枪自杀。

墓地的看守从我背后走过来，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禁大吃一惊。

“干吗碰我? ”我大声吼道。

他吓得倒退了一步，可怜的人啊! 凄凉的雨滴润湿了死者前面的鲜花。

“对不起，先生。已经六点了，我得关门了。”我觉得他似乎是这样对我说的。

他想告诉我，按照规定，日落以后非本园人员禁止在陵园内停留。没容他说完，我往他手里塞了几张钞票，推着他让他走开，别再来打扰我。我看着他一边走一边扭过头来盯着我。他八成认为我是个疯子吧。有时候，一些有奸尸欲的狂人常在墓地周围转悠。他一定把我看成是那类人了。

那一夜真长啊，也许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长的一夜。我坐在罗莎的墓旁，和她交谈，陪伴她走过通向阴间的第一段路程。此时此刻，她最难离开人间，活人应该对她表示出爱恋之情，至少让她觉出她在别人的心田中已经播下种子，也能走得心安理得些。我一再回忆起她那副姣容，痛骂自己走背运，埋怨罗莎白让我在矿坑里挨过两个年头，只能在梦中和她相会。在那些年里，我也见到过别的女人，都是些年老色衰的可怜的妓女。她们甘愿侍候全体矿工，与其说为了满足大家的欲望，不如说出自一片好心。这些我都没告诉过罗莎。我只对罗莎说，生活在我身边的都是些无法无天的粗鲁汉子。我远离开文明世界，吃的是鹰嘴豆，喝的是臭绿水。我日日夜夜地思念她。在我的心灵上，她的形象宛如一面大旗，纵然矿脉消失不见，也鼓舞我继续挖山不止。一年中，我大半时间闹胃病，深夜我被冻得浑身冰凉，一心想着白日的温煦。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能和她缔结良缘。可是，我的梦想未及实现，她却先走一步，丢下我撒手而去，空给我留下无法医治的创痛。我对罗莎说，是她戏弄了我。算一算，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待在一起过，我仅仅吻过她一次。我只能凭回忆和急切的愿望来编织我们的爱情。那些迟到的、退色的信件无法满足我的愿望。我既不是写信的能手，更不会用文字抒发感情。信件表达不出我的拳拳之情，传递不了思念她的惆怅心绪。我对罗莎说，在矿上度过的几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倘若我事先知道她在人间的停留是如此短暂，我一定要抢夺一笔钱和她结婚，为她建造一座宫殿，用珊瑚、珍珠、珍珠母等等海底宝物装饰起来，把她藏在宫中，除我以外任何人不许入内；我一刻也不会离开她，永生永世地爱护她。我相信在我身边，她决不会误饮为她父亲暗下的毒药，而会活上一千年。我向罗莎倾诉了埋藏在心底的爱慕之情。

我告诉她，我给她带来了一些礼物，准叫她大出意料之外。我还告诉她，我会怎样爱她，使她过得幸福。总而言之，当着她的面我决不会说出的疯话，这次我都一一道出，我也不会再对第二个女人讲这些疯话了。

那天夜里，我以为我从此永远失去恋爱的本领，再也不会露出笑容，再也不会追求幻想了。但是，时过境迁的事不断出现，我的漫长的一生可以证实这一点。

我看到胸中怒火像恶瘤似的渐渐胀大，给我的美好年华泼上污水，温柔、宽厚从此与我无缘。除去惶惑、暴怒之外，我记得当天夜里最强烈的感情还是失意。我盼着能抚摸罗莎，深入了解她的隐秘，松开她的绿发，让它像清泉一样荡漾，而我能沉浸在粼粼碧波之中。这个夙愿根本无法实现了。我拼命追忆她的遗容。她躺在圣洁的棺材里，周围是打着褶子的白缎子，头戴新娘的橙花冠，手持一挂念珠。当时我不知道，过了很多年后，我竟然又看到她头戴橙花冠，手持念珠，还是这副模样出现在我眼前，只是转瞬即逝罢了。

曙光初现，看守又过来了。他看到我在墓地中和青虚虚的鬼魂一起度过一夜，冻得半死不活。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个疯子的怜悯吧，他把水壶递给我。

“喝一口吧，先生，暖暖身子。”他说。

我一挥手推掉水壶，气呼呼地在一排排坟墓和柏树间迈开大步，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就在库埃瓦斯大夫和他的助手在厨房里给罗莎的尸体开膛破肚寻找死因的那天夜里，克拉腊躺在床上，张大两眼，在昏暗中浑身不停地战栗。她怀疑姐姐的去世和她的预言有关，这太可怕啦。她认为，她用思想的力量可以挪动盐瓶，同样也可以导致人死，引起地震以及其他更大的祸事。妈妈一再告诉她，这些事她只能预见，而无力引发。但是，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她还是很伤心，很内疚。突然，她想到和姐姐待在一起或许会好受一些。想到这儿，她赤着脚，穿着睡衣下了床。走到平日和大姐一起睡觉的卧室，一看床是空的。她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大姐，她还躺在床上嘛。克拉腊离开卧室，到别处去寻找。四下里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妈妈吃了库埃瓦斯大夫给的药睡熟了，哥哥姐姐和下人早早回到各自的房间了。她浑身冰凉，忐忑不安，贴着墙壁悄悄地穿过一间间厅堂。沉甸甸的家具、洗得干干净净的厚重的帷幔、墙上的挂画和深色的带花贴墙纸，还有在屋顶下微微晃动的熄灭的吊灯、攀附在瓷柱上的欧洲蕨——样样东西都显得咄咄逼人。克拉腊看到从客厅门下的缝隙处透出一线灯光，想要进去，又怕遇见父亲，担心他会让自己上床睡觉。想到这儿，她转身朝厨房走去，心想倒在老奶奶的怀抱里她会感到慰藉。她穿过大院的山茶树和矮小的橘树，走过中院的几间厅堂和暗幽幽的走廊。走廊上瓦斯灯整夜点着，发出微弱的亮光，遇上地震人们可以借着灯光跑到院子里，平时还可以吓唬蝙蝠和其他昼伏夜出的小动物。克拉腊来到后院，厨房、堆房等等都在这里。后院不像前面那样富丽堂皇，这里又是狗窝，又是鸡窝，还有下房，简直是凌乱不堪。塞维罗·德尔·瓦列是第一批购买汽车的主儿，可是，后院一边还有个马厩，里面养着几匹老马，供妮维娅使用。厨房门和窗板都关上了，帘子也拉上了。凭直觉，克拉腊知道里面正在发生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她想探头看看，可鼻子够不着窗台。只好拉过一只木箱，靠在墙根边，然后爬上木箱。由于气候潮湿，天长日久窗棂子变形了，窗板和窗棂间出现了一道缝子。克拉腊从缝隙里看到了厨房里面的情景。

库埃瓦斯大夫曾经给克拉腊接过生，平时得个小灾小病的，或者闹气喘，都是大夫照料她。库埃瓦斯大夫是个大个子，肚子朝前腆着，慈眉善目，蓄着一部大胡子。眼下他却变成一个黑乎乎的胖大的吸血鬼，就像克拉腊在马科斯舅舅的书籍里看到的插图那样。他俯身在老奶奶做饭用的大桌子上。身边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面色像月亮一样苍白，衬衣上血迹斑斑，眼睛里流露出一片痴情。他看了看罗莎的白嫩的大腿和赤裸的双脚。克拉腊不由得哆嗦起来。这时候，库埃瓦斯大夫走开了，克拉腊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罗莎躺在石桌上，胸部、腹部被剖开了一个深深的大口子，肠子就在她身边，放在盛凉菜的大盘子里。罗莎的脑袋歪在一边，正冲着克拉腊往里偷看的那扇窗户。她的长长的绿发像欧洲蕨一样从石桌一直垂到地面的细砖上，沾满殷红的鲜血。她紧闭着两眼。厨房里影影绰绰，克拉腊待的地方距离又远，或者是出自想象，克拉腊只觉得看到了一副忍受屈辱、苦苦哀求的面容。

克拉腊站在木箱上动弹不得，只好一直看到底。她透过窗缝儿朝里窥视了很长时间，浑身冻得冰凉也没觉出来。她看见那两个人把罗莎的五脏掏空，往血管里注射一种药水，用香醋、薰衣草精给她里里外外冼了一遍。她看见他们往她肚子里塞进防腐剂，用缝垫子用的大弯针给她缝好。她看见库埃瓦斯大夫在洗碗池里洗了洗手，揩干泪水，助手洗净血迹和罗莎的内脏。她看见大夫穿上黑色外衣，满面哀戚地走出厨房。她看见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吻了吻罗莎的嘴唇、脖颈、前胸和大腿，气喘吁吁地用海绵为她擦干净，然后给她穿上绣花衬衣，梳好头发。她看见老奶奶和库埃瓦斯大夫来了，给罗莎穿上雪白的衣服，戴上橙花冠——那是罗莎生前用绢纸包好，留着婚礼时使用的。她看见助手一伸双臂抱起了罗莎，脸上的柔情真是令人感动，仿佛罗莎是他的新婚妻子，他抱着罗莎第一次跨进家门。直到东方破晓，克拉腊才敢动弹。她偷偷地溜到自己的床前，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什么是万籁俱寂。寂静占据了她全部心灵，从此她再也不说话了。直到九年后，克拉腊才又开口说话，宣布她即将出嫁。

第二章 三星庄园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姐姐菲鲁拉在饭厅里一起吃晚饭。周围的家具在很久以前本来是维多利亚式的上好物件，但式样已经过时，而且都用坏了。喝的是油腻腻的汤，天天如此。吃的是淡而无味的鱼，每星期五必不可少。上菜的是个老仆人。按照当时的习惯，她属于拿工资的奴隶，整整服侍了他们一辈子。老妇人眼睛半瞎了，腰弯背驼，身体还算健壮。她从厨房走到饭厅，又从饭厅走到厨房，神色庄重地把大托盘端来端去。埃斯特- 特鲁埃瓦夫人没有在饭桌上和儿女们共进晚餐。每天早晨，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两眼望着窗外大街上发生的事情，眼瞅着她年轻的时候还颇为出色的居民区随着岁月流逝渐渐衰败下去。午饭后，家里人把她挪到床上，扶着她半躺半坐。关节炎闹得她只能保持这个姿势。她独自一人潜心阅读讲述圣徒的生平和奇迹的圣书，可怜巴巴地直读到翌日清晨。然后，再从头重演一遍。只有星期天才出门，到离家两个街区远的圣塞瓦斯蒂安礼拜堂去望弥撒，菲鲁拉和老仆人推着轮椅送她。

特鲁埃瓦嘬干净横七竖八的鱼刺，吃下白惨惨的鱼肉，把刀叉丢在盘子里。他身体笔直地坐在那儿。平时走路也是这么个姿势。总爱把身体挺得直溜溜，脑袋微微向后仰，还略朝旁边歪着，乜斜着眼睛看人。那副神态混杂着高傲、猜疑，还有些近视。幸亏他那双眼睛明亮得出奇，目光又特别柔和；否则，他那副神情真够叫人不愉快的。按说又矮又胖的人才爱挺胸腆腹，使自己显得身量儿高一些。特鲁埃瓦身高一米八，长得很瘦很瘦，浑身的线条全是直上直下的。鹰钩鼻子十分尖削，前额很高，长着两道剑眉。梳着背头，好似狮鬃。骨头偏长，连十指也是尖尖的。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一举一动都透着精神，显得十分健壮，举止中也不乏潇洒之处。面部表情总是那么严厉、阴郁，老是面带愠色。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最突出的特点是脾气不好，动辄失去理智，暴跳如雷。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有这个特点，发起火来，常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气也喘不上来了，两脚又蹬又踹，好像中了邪似的。每逢这种时候，只好把他按进冰水里，帮他恢复自制力。后来，他学会了控制自己。但是，一生中，还是动不动大发雷霆，稍稍一受刺激，就闹得不可开交。

“我不回矿上了。”他说。

这是他在饭桌上和姐姐说的第一句话。头天晚上，他想到，为了尽快发财再去过隐士生活已经毫无意义。于是打定主意不再回去。矿山的租让期还有两年。两年的时间足够他开采完那条刚发现的丰富的矿脉。但是，他想，工头也许会搞点小偷小摸，或者不像他那样经营有方，只是他没有任何理由去葬身沙漠了。他不愿意为了发财再做这么大的牺牲。罗莎不在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在有生之年还会挣下一大笔钱，到头来不过是消磨时光，等待死神的莅临。

“你总得干点儿事啊，埃斯特万。”菲鲁拉说，“你也知道，咱们俩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几乎一个子儿也不花，可妈妈的药贵得很呐。”

埃斯特万瞟了姐姐一眼．。姐姐的模样还很俊俏，长得挺丰满，那张椭圆脸颇像罗马圣母。但是，她的肤色苍白，泛着青虚虚的暗光，两眼布满阴云，逆来顺受的情绪使她的美貌大为减色。菲鲁拉甘愿为妈妈充当护士的角色。她睡在埃斯特夫人的隔壁房间，随时准备跑到母亲身边，给她喂药，放便盆，安放好枕头。她有一颗备受折磨的心灵。她忍受屈辱，干些脏活儿累活儿，而且感到是一种乐趣。她认为，吃尽人间不平的苦头——这个办法真可怕——可以升入天堂。因此，才高高兴兴地为母亲清洗病腿上的脓疮，洗身子，查看尿盆，不怕脏，不怕臭。她既恨自己，又恨妈妈。恨自己把受罪当乐趣，一片苦衷难对人言；恨妈妈把自己当成工具。她侍奉母亲毫无怨言，但有时又会想出些巧妙的办法让残废的妈妈过得不那么舒坦。为照料母亲，女儿不惜牺牲一切，至今尚未出嫁。这一点虽然没有明说，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菲鲁拉以母亲生病为口实，拒绝了两门亲事。她自己不说，可人人都知道。和弟弟一样，她的脾气也不好，举止粗鲁、笨拙。不过，为生活所迫，再加上她是个女人，只好设法控制自己，压住火气。看上去，她像个完人，是出了名的“圣女”。她孝顺埃斯特夫人；在母亲生病，父亲去世，全家陷入困境的时候，悉心抚养唯一的兄弟。人们提到这些，都把她当成典范。埃斯特万小时候，菲鲁拉很疼爱他，跟他一起睡觉，给他洗澡，领着他散步。她还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活儿，给人家缝衣服，替弟弟交学费。后来，靠她挣的那几个钱，家里人连饭都吃不上了，埃斯特万只好到一家公证人办事处去工作。当天，菲鲁拉干着急没有办法，气得大哭一场。那时候，她照看弟弟，服侍弟弟，就像现在伺候老娘一样。但是，她也在弟弟身上罩了一张无形的网，使他感到内疚，觉得欠下姐姐一笔无法偿还的恩情债。

埃斯特万从开始穿长裤起就和姐姐疏远了。有一次，他突然发觉姐姐是个不祥的阴影。准确的时间记不得了，大约是在第一次领工资那天吧。当时他扣下五十分钱，想喝一杯维也纳咖啡。早在儿时，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喝上一杯维也纳咖啡。他时常站在法兰西饭店的窗外，看着侍者顶着大托盘走过去，托盘里放着几件宝物——几只玻璃高脚杯，顶上放着宝塔式的奶油，还有一颗漂亮的酒浸樱桃。第一次领工资那天，他又徘徊在法兰西饭店门前。来回走了好几次，不敢贸然进去。

最后，他终于手攥着贝雷帽，怯生生地跨进门槛，朝豪华的餐厅走去。头顶上是带玻璃坠的吊灯，周围是时兴的家具。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盯着他，上千只眼睛在打量他那件窄小的衣服和那双旧鞋子。他面红耳赤，欠着身子坐在椅子边儿上，低声下气地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焦急地等待着，偷偷地从镜子里观看来往的人们，嘴里咂摸着想过多少次的咖啡的芬芳。维也纳咖啡送来了，香味儿比想象中要浓烈得多。芳香扑鼻，味道可口，还有三块加蜜的小饼干。埃斯特万如呆似地盯住咖啡，看了好长时间。最后，壮着胆子拿起长柄调羹，插进奶油里，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嘴边流出口水，巴不得这个时刻能够尽量长一些，能够无限延长。他动手搅拌咖啡，只见杯里古铜色的液体和奶油的泡沫混在一起。搅拌啊，搅拌啊，搅拌……突然，羹匙尖儿猛敲在杯子上，把杯子敲出个窟窿。咖啡从小孔里漏出来，流到衣服上。埃斯特万吓坏了，眼瞅着一杯咖啡全部洒到他仅有的那件衣服上。其他桌上的人开心地望着他。真丧气! 他面色苍白，站起来离开了法兰西饭店，一边走一边把维也纳咖啡滴洒在松软的地毯上。五十分钱全泡汤了。他怒冲冲地回到家里，身上还在滴水，憋了一肚子火。菲鲁拉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酸溜溜地说：“这就叫报应，你把妈妈的药钱随便乱花，上帝惩罚了你。”这当儿，埃斯特万终于看清了姐姐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控制他，用什么办法使他感到内疚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摆脱这些。埃斯特万和他的监护人菲鲁拉渐渐生分了，菲鲁拉对他也越来越反感。看到弟弟不再受约束，她很痛苦，认为这是对她的无端指责，太不公平。后来，埃斯特万爱上了罗莎，孩子似的心急火燎地求姐姐帮忙。在家里追在姐姐屁股后头，要她设法接近瓦列家，找罗莎攀谈，往老奶奶手里塞钱。埃斯特万又用上她了，她又觉得对弟弟来说自己到底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时间，两个人似乎和解了。但是，这次和睦相处却很短暂，转瞬即逝。菲鲁拉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不过是被利用了一下而已。弟弟到矿上去，她很高兴。埃斯特万从十五岁起开始干活，挣钱养家，而且发誓照这样干一辈子。可是，菲鲁拉认为这还不够。她不愿意把自己幽禁在家里，天天闻墙壁上散发出的霉味儿和药味儿，夜夜听病人的呻吟，时时盯着表给病人喂药。她讨厌这种生活，感到厌倦、伤心。而弟弟，这些事都不管。他自由自在，前途光明，可以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享受爱情的温暖。给弟弟发电报通知罗莎死讯那天，菲鲁拉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

“你总得干点儿什么呀! ”菲鲁拉重复了一遍。

“只要我活着，你们就不会缺吃少穿。”他说。

“说得容易。”菲鲁拉一边说一边从牙缝儿里拔出一根鱼刺。

“我想我还是到乡下去，到三星庄园去。”

“庄园都毁了，埃斯特万。我一直说顶好把地卖掉，可你拧得像头骡子。”

“地无论如何不能卖。什么都有用完的一天，只有土地能留得住。”

“我不同意。什么土地啊，田园风光啊，浪漫浪漫可以。真想发财，还得有副好眼力去做生意。”菲鲁拉滔滔不绝地说，“可你总说早晚有一天要到乡下去住。”

“现在正是时候。我恨透了这个城市。”

“你干吗不说恨这个家啊? ”

“我也恨。”他粗声粗气地回答说。

“我恨不得自己是个男人，也好抬腿就走。”菲鲁拉恶狠狠地说。

“我可不愿意自己是个女人。”他说。

两个人默默地吃完晚饭。

姐弟俩十分疏远。只是由于母亲尚在，他们还能模模糊糊地记起童年的情义，还能凑在一起。他们长大的时候，正赶上家道衰落，姐弟俩亲眼看到父亲在经济上每况愈下，道德上日益堕落。接着，又是母亲长期患病。埃斯特夫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关节炎。关节僵硬，转动非常困难，简直成了活僵尸。最后，膝盖不能弯曲，只好天天坐在轮椅上，过着悲苦的寡居生活。埃斯特万还能回忆起他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情景，他整天孤零零的，身穿仔细补过的衬衣、又窄又小的外套。大人一定要他扎上圣佛朗西斯科带子，谁知道是代妈妈还是姐姐还什么愿。菲鲁拉比他大五岁，天天倒替着浆洗他那两件衬衣，好让他的衣服老是那么干干净净的，有个像样的外表。菲鲁拉告诉弟弟，从母亲那边来说，他姥爷家是利马总督区的名门望族。埃斯特夫人本来要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青年。可是，十分遗憾，偏偏遇上了缺心少肺的特鲁埃瓦，又一心一意地爱上了他。特鲁埃瓦是第一代移民。没过几年，他便把埃斯特夫人的嫁妆挥霍一空，接着又把她继承的遗产吃光花净。

对埃斯特万来说，贵族的家史分文不值。他们家没钱还清欠商店的债。每天上学连坐电车的钱也没有，只好步行。他还记得，当时他没有羊毛内衣，外套又破得不像话，上学的时候只好用报纸裹住前胸后背。报纸一蹭皮肤，嚓啦嚓啦乱响。他自己听得见，估摸着同学们也能听见。一想到这儿，心里就很别扭。冬天，只有妈妈屋里有火盆可以取暖。为了省煤、省蜡烛，三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他的童年是在粗衣恶食，饥寒交迫，处处不方便中度过的。每天晚上都要诵经，还老得心怀恐惧和内疚。如今这些都过去了，剩下的只有火暴的脾气和毫无节制的傲气。

过了两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动身到乡下去。菲鲁拉陪着弟弟来到车站。分手的时候，冷冰冰地吻了吻弟弟的面颊，然后等他上车。埃斯特万拎着两只带铜锁的皮箱。那还是上次到矿上去的时候买下的。据卖主说，箱子挺结实，能用一辈子。菲鲁拉要弟弟多加保重，不时回家来看看。还说，她一定会想念他。不过，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此一去，可能多少年见不着面。说心里话，大家都觉得松了口气。

“妈妈要是不好，赶快通知我! ”火车开动的时候，埃斯特万趴在车窗上说。

“放心吧! ”菲鲁拉从站台上摇晃着手帕回答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倚在红丝绒椅子靠背上。他很感激英国人发明了头等车厢，旅客可以像绅士一样旅行。听不见鸡叫和别人家的孩子哭；看不见篮子和用绳子扎起来的纸板箱。他很庆幸自己一生中第一次买了张高价票。他认为绅士和乡巴佬儿之间的差别就表现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因此，尽管处境不好，从那天起他还是宁肯在这些小地方花钱买方便，自己也能觉得是个有钱人，聊以自慰。

“我再也不想穷下去啦! ”埃斯特万心想着金矿，拿定了主意。

窗外闪过中央谷地的景色。辽阔的原野一直伸展到山脚下。肥沃的田野里可以看到葡萄园、麦田、苜蓿和金盏花。埃斯特万把眼前的景色和北方荒无人烟的平川做了个比较。在北方，他在坑洞里度过两年的时光。那里的大自然还处在蛮荒状态。笼罩着阴森森的气氛。这种恐怖美，他却看也看不够。荒漠中露出地面的矿石五颜六色，有的蓝晶晶，有的紫微微，有的黄灿灿，让他十分着迷。

“生活正在改变。”他唔唔哝哝地说。

说罢，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埃斯特万在圣卢卡斯站下了火车。这是个穷地方。在这个钟点，车站上阒无一人。站台是用木板搭成的。顶棚受到风吹日晒、蚂蚁啃啮，早已破烂不堪。从车站望去，整个谷地一览无遗。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从潮湿的土地上腾起一片似有若无的薄雾。天空阴沉沉的，乌云遮住远处的山峦。在冬天微弱的阳光照射下，只有终年积雪的火山顶轮廓分明地屹立于群山之间。埃斯特万扫视了一下周围。在记忆中，童年时代那一段幸福的时光恰恰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候，父亲还没有破产，还没有不顾廉耻地一味酗酒。父亲带着他在这一带骑马作乐。他记得，每逢夏天，他总要到三星庄园来游戏玩耍。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记忆模糊了，认不出这块地方了。埃斯特万纵目四望，寻找圣卢卡斯镇，只看到远处有个村落，晓岚中显得灰蒙蒙的。他在车站上转了转。只有一间办公室，大门上着锁。门上有一张用铅笔写的告示，字迹模糊得无法辨认。只听身后火车启动，喷出一股白色的烟柱，渐渐走远了，把他一个人孤单单地抛在寂静的车站上。埃斯特万提起箱子，迈步走上通往村落的土石小路。他走了十几分钟。手里拎着沉甸甸的皮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真够费劲的。幸好没有下雨，不然的话，几秒钟内这条路就会变成无法通过的泥潭。走近村落，只见从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这才轻轻地舒了口气。村落孤零零的，衰败不堪。起初他还以为是被人遗弃的荒村呢。

埃斯特万在村口停住脚步，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全村只有一条街，两边是简陋的土房，静悄悄的。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做梦。埃斯特万走到最近的一户人家门前。这幢房子没有窗户，屋门大敞四开。他把皮箱放在路边，大声招呼着走了进去。光线只能从门口射进来，屋里黑乎乎的。过了几秒钟，他的眼睛才习惯了暗淡的光线。他隐隐约约地看见两个小孩儿在夯实的土地上张大惊恐的眼睛望着他。后院还有一个女人。她一边用围裙下摆擦手，一边朝这边走过来。看见来客，下意识地用手把一绺耷拉在前额上的头发往上撩了撩。埃斯特万上前寒喧，她连忙用手捂住嘴，免得一张口露出光秃秃的牙龈。特鲁埃瓦对她说，要雇一辆车。她似乎听不懂，眼里没有丝毫表情，只是用围裙把孩子紧紧搂住。埃斯特万只好出来，拿起行李，继续赶路。

他几乎跑遍全村，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已经觉得没有指望了。这当儿，只听得背后响起“嘚嘚”的马蹄声。原来是个樵夫赶着一辆破车。他往车前一站，拦住赶车人。

“能把我送到三星庄园吗? 不会亏了你的! ”他大声喊道。

“您去那儿干什么呀，老爷? ”樵夫问，“那块地儿根本没人，是块谁也不管的荒石滩。”

不过，樵夫还是答应把他送去，于是帮他把行李放在几捆柴火中间。特鲁埃瓦挨着樵夫坐在车沿子上。几个小孩子从房子里出来，跟在车后面跑。特鲁埃瓦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寂。

出了圣卢卡斯镇，走上一条杂草丛生、坑坑洼洼的土路。走了大约五英里，看见了标着庄园名称的木牌子。木牌子挂在一根断了一头儿的绳子上。风一吹，拍打在木柱子上发出嘭嘭的声音，听上去宛如送葬的鼓声。特鲁埃瓦用眼一扫，心里就明白了：没有回天之力，休想把败落的庄园振兴起来。荒草吞食了路径。举目四望，尽是石块、荆棘、矮树。记忆中的良田、葡萄园已荡然无存。没有人出来迎接他。马车沿着一条行人和牲口在乱草中踩出的小路慢腾腾地朝前走。走了不久，看见庄园主的住房还矗立在一旁，只是露出一派凄凉的景象。残垣断壁，垃圾遍地，鸡笼的铁丝扔得到处都是。屋顶上的灰瓦一半已经破碎。野藤从窗户爬进屋里，几乎爬满四壁。房屋周围有几间茅草房，没有窗子，没刷白灰，沾满黑黢黢的油烟子。两只恶狗在院子里凶狠地咬架。

听见车轮的辘辘声和樵夫的叫骂声，从茅屋里慢吞吞地走出几个人。他们用惊奇、猜疑的目光望着来客。一连十五年，他们没见过东家的面，据他们想，这里压根儿没有主人。看着眼前这个威风凛凛的高个子男人，没认出他就是好多年前在院子里玩耍的留着栗色鬈发的孩子。埃斯特万看了看在场的人，一个也记不得了。这是一帮受苦受穷的人。有几个女人皮肤干裂，看不出有多大岁数。还有几个看样子怀有身孕。个个身穿退色的破衣烂衫，打着赤脚。他估摸了一下，至少有十几个年龄不同的孩子。小一点的一丝不挂。还有几个人不敢出来，只是扒着门朝外看。埃斯特万朝大家点了点头，没有一个人还礼。有几个孩子连忙跑开，躲到妈妈身后。

埃斯特万下了马车，把皮箱卸下来，递给樵夫几块钱。

“老爷，要不要等等您? ”樵夫说。

“不用啦。我要在这儿留下来。”

埃斯特万朝屋子走去，使劲一推，打开大门，走了进去。晨光透过破裂的窗板和屋顶上碎瓦的缝隙照射进来，屋里十分亮堂。里面到处是尘土和蜘蛛网，显出久无人居的模样。显然，这些年来，没有一个农民胆敢丢掉自家的茅屋，搬进空无一人的东家的大宅子。家具没有动过，还是他儿时那个样子，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只是比记忆中的更加难看，更加阴森，更加残破。整个屋子里铺满一层青草、黄尘和干树叶子。冲鼻而来的是一股坟墓的气息。一只骨瘦如柴的狗冲着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汪汪直叫。特鲁埃瓦没理睬它。叫累了，狗躲到一个角落里啃虱子去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把箱子放在桌上，转身出来，在宅子里兜了个圈儿。悲哀情绪开始袭来，他在奋力挣扎。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只见天长日久所有物件均已残缺不全，满目寒苦，污秽不堪。他觉得，比起矿坑来，这个坑洞还要差上十万八千里。厨房是间宽敞的屋子，屋顶很高，也是脏乎乎的，霉味剌鼻，一片破败景象。墙壁被柴草、煤烟熏得黢黑。钉子上挂着铜锅，有带把儿的浅口锅，还有煎锅，十五年间没人用过，十五年间没人碰过。卧室里摆着父亲购置的那几张床、那几个带穿衣镜的大立柜。床垫子变成一堆烂羊毛，虫子在里面筑窝，滋生了好几代。猛听得老鼠爬过顶棚的细碎的脚步声。地面盖满秽物，没有一处露在外面，看不出是地板还是瓷砖。尘封的家具失去了原来的模样。本来是客厅的地方，那架德国钢琴还在，只是断了一条腿，琴键已经发黄，听声音好似一架走了音的击弦古钢琴。架子上有几本书，潮气把书页浸烂了，根本无法翻阅。地上扔着几本古旧杂志的残骸，被风吹得东飘西散。扶手椅的弹簧露在外面，老鼠在安乐椅上做了窝。妈妈在两手被关节炎变成铁钩之前，曾经坐在这把安乐椅上编织东西。

在宅子里转完一圈，埃斯特万心里更清楚了。他知道，今后的工作可谓工程浩大。住宅破败到如此地步，还能指望其他家业比住宅更强一些吗? 一时间，他打算把两只皮箱装上车，干脆取原路回去。可是，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失去罗莎，他感到满腔悲愤；假如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镇定下来的话，那就是在这块被遗弃的土地上拼死拼活地干一场。他脱下大衣，长长地吁了口气，走到院子里。樵夫还在那儿，旁边聚集着雇工们，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个个露出乡下人特有的怯生生的样子。双方用好奇的目光互相打量了一番。特鲁埃瓦朝人群走了两步，觉出大家稍微地朝后退了退。他朝衣衫褴褛的农民扫视了一眼，本打算向拖鼻涕的孩子们、满眼眵目糊的老人们和迷惘的妇女们挤出个表示友好的笑容，结果却现出一副怪模样。

“男人在哪儿? ”他问。

人群中唯一的年轻汉子朝前走了一步。他的年龄大概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相上下，但是，看上去要比他苍老。

“都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 ”

“佩德罗·加西亚第二，老爷。”对方回答说。

“现在，我就是东家。过去的事就算过去啦。咱们得马上千活儿。不想干的，马上离开这儿。留下来的都有饭吃，可是得加劲儿干。懒蛋、无赖，都不要。听明白啦? ”

雇工们用惊恐的目光互相望了望。特鲁埃瓦的话，他们连一半儿也没听懂。但是，从口气上，听得出这是主人的声音。

“明白啦，东家。”佩德罗·加西亚第二说，“我们一直住在这儿，没地方好去。我们都留下来。”

一个小孩蹲下身子，拉了泡屎。一只癞皮狗跑过来，一个劲地闻啊闻啊。埃斯特万恶心透了。他下令让他们看好孩子，把院子扫干净，把狗宰了。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埃斯特万或许可以忘掉罗莎吧。

我是一个好东家。这个想法，谁也无法从我脑海里驱走。如果有人看到过凋敝的三星庄园，如今再看看这个模范庄园，准会同意我的看法。因此，外孙女儿胡说什么“阶级斗争”，我是听不进去的。直截了当地说吧，眼下贫苦农民的处境远不如五十年前。我就像他们的父亲。一闹土地改革，我们全都倒了霉。

为了使三星庄园摆脱贫困，我把准备和罗莎结婚积攒下的钱全搭进去了，把金矿的工头寄来的钱也搭进去了。拯救这块土地靠的不是钱，而是劳动和组织工作。当时，人们说三星庄园来了位新东家，说我们用牛拉走石块，说我们开垦土地种庄稼。很快就有一些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当长工。我出的月钱高，还让他们吃得饱饱的。我买来牲口。对我来说，牲口是神物，宁肯一年里吃不上肉，也决不宰牲口。这样一来，牛马越来越多。我把庄上的人组成小队。在田里干完活，我们一起重建庄园主的宅邸。他们不是木匠，也不是瓦匠。我得照我买来的几本书，一点一点教会他们。就连屋顶上用的铅皮，也照书上说的自己动手做。我们整修屋顶，用石灰水把屋子整个粉刷一遍，直到把屋子收拾得里里外外亮堂堂。我把家具分给雇工。只留下父母用过的铁床和餐桌。虫子虽然把所有东西都蛀坏了，唯有这张餐桌完好无损。我住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这两件家具和几只当椅子用的木箱子。后来，我托菲鲁拉从首都寄来几件新家具。家具相当豪华，又大又沉，适合农村需要，几代人都用不坏。后来，闹了场地震，家具才毁了，足见其结实的程度。我把家具顺着墙根儿一一摆好，只图用着方便，压根儿没考虑到美观不美观。家安置好了，心里挺痛快。从此才想到我愿意在三星庄园过上许多年，或许度过一生。

雇工家的女人们轮流到东家家里干事，负责收拾庭院。过了不久，在我亲手设计的花园里几株鲜花开放了。今天的花园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稍有变化。当时，人们埋头干活儿，一声不吭。我认为，我回到庄园，才使得他们重新安居乐业，那个地方才慢慢变成繁华的所在。他们为人质朴，心地善良，没人瞎捣乱。当然，他们确实很穷，无知无识。我来到庄园以前，他们只是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耕作，只要不闹天灾，还能混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一闹旱灾、霜冻、瘟疫、蚁灾或是大蜗牛灾，处境就非常艰难了。我一来，一切都变了。我们把马厩一个个修理好，重新搭起鸡舍和牲口棚，同时规划一套灌溉系统，让庄稼靠科学机制生长，不再靠天吃饭。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很艰苦。有时候，我到镇上去，带回一位兽医，请他检查检查母牛、母鸡，顺带瞧一瞧病人。外孙女儿说，我的原则是兽医能为牲口瞧病，也就能为穷人看病。她是故意怄我发火。事实并非如此，实情是那一带根本找不到医生。农民求医，只能去找印第安巫婆。巫婆懂草药，会法术，大伙儿非常相信她，大大超过对医生的信任。女人生孩子，靠邻居帮忙，靠祈祷。接生婆倒是有一个。她骑驴赶路，几乎每次赶到了，孩子也生出来了。她给女人接生，就像给杂交母牛接小牛犊一样。遇上病危的人，巫婆的魔法、兽医的药物不能奏效。我或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只好用车把病人拉到修女医院。那儿有时候能碰上个把轮值大夫，也只能帮助病人早点归天。死者的骨殖埋在火山脚下靠近一座废弃的教堂的小坟地里。如今那里已经按照上帝的意志成了一座公墓。一年里我能请来一两位神父，请他们为新婚夫妇、牲口和机器祝福，为婴儿洗礼，为死者做一番迟到的祈祷。说起娱乐，只有劁猪、骟牛、斗鸡、玩掷钱游戏、听老佩德罗．力口西亚——愿他在九泉下安息——讲些不可思议的故事。老头儿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父亲。据他说，他的祖父曾和爱国者并肩战斗，把西班牙人赶出美洲。他教孩子们让蜘蛛蜇，喝孕妇的小便，据说这样可以变得百病不侵。巫婆认识的草药，他几乎全认得。只是在决定下什么药的时候，老爱犯糊涂，犯下过一些无可挽回的过错。不过，论拔牙，我承认他那套办法是再好不过了。在那一带很有点名气。他的办法是一面让患者喝红酒，一面念“我主”，使患者进入睡眠状态。他给我拔过一颗牙，一点儿也不痛。如果他还健在，我一定请他当私人牙医。

很快我开始喜欢上农村了。最近的邻居离三星庄园也相当远，骑马得跑上半天。不过，我喜欢离群索居，对社交活动没有兴趣。再说，我手头上有很多事情要干。渐渐地我变成个野人，连怎么说话也不会了，词汇越来越少，一张口就是下命令。我无须在人前掩饰自己，固有的坏脾气越发厉害了。沾点事就大发雷霆。看见孩子们围着厨房转来转去，偷面包吃，我发火；听见母鸡在院子里咯咯叫，我发火；麻雀扑进玉米地，我也发火。赶上脾气暴躁，弄得我浑身不得劲，不舒服，我就出去打猎。离天亮还有几个时辰，我就扛起猎枪，背起背囊，带着猎犬出发了。我喜欢在黑暗中骑马行路，四下里一片冷寂。我用肩头抵住猎枪，一扣扳机，猎枪发出干巴巴的声音，火药味和血腥气扑鼻而来。眼看着猎物倒下去，爪子乱蹬。我喜欢这样。只有这样，我的心情才能平静下来。打猎归来，背囊里装着四只可怜的兔子和几只石鸡。石鸡身上尽是枪眼儿，根本无法食用。我浑身是泥，累得半死，这才觉得轻松愉快。

回想逝去的时光，我感到十分惆怅。生活过得太快了。假使生活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少犯些错误。然而，总的来说，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是啊，我是一个好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起初几个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忙于开渠引水，清理土地，修缮鸡舍马棚，打水井，搬石头，根本没有工夫儿想别的事情。躺下的时候，累得浑身散了架。每天天一放亮，他马上起床，在厨房里草草吃顿早饭。然后，骑上马去查看田问活计，直到傍晚才返回家里。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在饭厅里独自一人吃一顿像样的晚饭。开初的几个月，他有意天天洗澡，晚餐的时候换上衣服，保持尊严和庄重的气派。听说，在遥远的亚洲、非洲农村里，英国移民都是这样。每天晚上，他穿上最考究的衣服，刮刮脸，用留声机反复播放他喜爱的那几首歌剧的咏叹调。不过，一来二去也不得不适应村野生活，承认自己没有穿戴的本事，尤其是没人欣赏这番工夫。从此，他不再刮脸，头发长到肩头才剪一剪。只是冼澡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才没有丢弃。对衣着、仪表，全然漫不经心，渐渐也变成一个野人。临睡前，读一会儿书，或者玩玩象棋。他学会和棋书比赛下棋，不要耍花招儿，输棋也不恼火。然而，活计尽管劳累，还不足以压垮他那强健的体魄，遏制他的性欲。他开始觉得夜间十分难熬，毛毯似乎太重，被单似乎太轻。那匹坐骑着实跟他玩了些恶作剧。突然它变成一个身材高大的女性，变成一座野味十足的坚硬的肉山，骑在上面觉得浑身筋骨酥麻。菜园里香气扑鼻的湿润的甜瓜，在他眼里变成女人的硕大的乳房。有时，他情不自禁地把脸埋进马背里，从马汗的酸臭味儿里寻找在遥远的过去他私下亲近过的第一批妓女身上的脂粉香。夜间，噩梦搅得他激动不已，他梦见腐烂的海贝、大块牛肉、鲜血、汗水、眼泪。醒来时，浑身紧张，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躁。为了轻松一下，跑到河边，赤身潜入河中，沉入冰冷的河水里，直到喘不上气来。此时，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抚摸他的大腿。他累极了，让身体随意浮在水面上，任凭流水拥抱他，蝌蚪亲吻他，岸边的芦苇抽打他。过了不久，急切的欲望越发明显。深夜潜入水底也好，喝下几剂肉桂汤也好，在枕头底下塞进火石也好，都难以使他平静下来。让人羞愧难当的手淫也无济于事。在寄宿学校里，手淫使男孩子发了疯，不顾一切地盲目行事，最后受到永恒的惩罚。他开始用淫欲的目光观看家禽、在院子里赤身玩耍的儿童，甚至烤面包用的面团。这时，他终于明白了，任何精神代用品都不能平息旺盛的肉欲。现实的感觉告诉他，必须找到一个女人。一旦拿定主意，折磨人的焦急情绪反而平静下来了，焦躁感似乎平息了。很长时间以来，那天早上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佩德罗．力口西亚老头儿看见埃斯特万吹着口哨朝马棚走去，惶惶不安地摇了摇头。

那天，东家一整天忙着翻地。土地刚刚清理完毕，准备种玉米。然后，他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为一头母牛接生。母牛要下崽儿，小牛犊横在胎里出不来。他把半只胳臂伸进牛肚子，把小牛犊翻了个儿，帮它把头探出来。母牛疼得要死要活的，可他还是那么兴致勃勃。他吩咐给小牛喂杯牛奶，在水桶里洗了洗手，又翻身上了坐骑。平时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可他不觉得饿。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对象已经选定了。

这个姑娘他见过好多次。看见她背着流鼻涕的小弟弟，背着口袋，或者头顶水罐。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埃斯特万曾经仔细地观察过她。只见她蹲在平平的石板上，两条棕色的小腿被河水冲冼得很光滑，用一双农妇的粗糙的手搓洗退了色的破衣服。她的骨骼粗大，有一张印第安人的面孔。面部宽大，肤色黝黑，脸上一副甜美文静的表情。嘴部较宽，嘴唇肉嘟嘟的，满口牙齿一个也没脱落。笑起来，满面生辉，但很少露出笑容。她还保持着少女的娇艳。埃斯特万看得出，她很快就会衰老下去。凡是生来为了生儿育女、毕生操劳、埋葬亲人的妇女都是这样。她叫潘恰·加西亚，只有十五岁。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出来找她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天气凉快多了。他骑在马上，沿着隔断田地的长长的林荫路边走边向过往行人打听潘恰在什么地方。最后，看见她赤着脚，背上驮着一捆烧饭用的带剌灌木，低头弯腰地走在通往自家茅屋的路上。埃斯特万从高高的马背上望了她一眼，几个月来一直折磨着他的强烈欲望立即升腾起来。他紧催坐骑，跑到潘恰身边。姑娘听到马蹄声，依然垂着头，不敢看他。按照祖辈流传的习惯，像她这样出身微贱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总得低着头。埃斯特万一哈腰，从姑娘背上抄起那捆柴火，在空中举了一会儿，一使劲把柴火扔在路边。接着，一伸胳臂，揽住潘恰的腰肢，像野兽似的哼了一声，把她凌空举起，放在马鞍前面，而她丝毫也不反抗。埃斯特万用马剌踢了踢坐骑。两个人朝河边急驰而去。他们没有交谈一句，只是下马后对视了一眼。埃斯特万解下宽大的皮带，潘恰后退了一步。他一把抓住了姑娘，两个人一起跌倒在蓝桉树树叶丛中。

埃斯特万没有脱衣服。粗野地不顾一切地向姑娘扑去，事先没有任何抚爱，暴力也没派上用场。看到鲜血斑斑点点地溅到衣服上，埃斯特万猛然想起潘恰还是个处女，然而已经晚了。潘恰地位低贱，埃斯特万欲火正旺，不可能顾及那么多。潘恰- 力口西亚没有进行自卫，没有抱怨，也没有闭上眼睛。只是躺在地上，用惊恐的目光仰望着苍天，直到觉出埃斯特万已经平躺在她身边。这时候，她才开始低声啜泣。在她之前，她的妈妈——在妈妈之前，她的奶奶——也遭遇过母狗一样的命运。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穿好裤子，系上皮带，扶潘恰站起身来，让她坐在马屁股上。两个人一起回村。埃斯特万吹着口哨。潘恰还在哭泣。东家吻了吻她的嘴唇，把她放在茅屋门前。

“从明儿个起，你到我家里去干活儿吧。”他说。

潘恰低眉顺眼地点了点头。她的妈妈、奶奶都在东家家里干过活儿。

那天晚上，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睡得十分香甜，没有梦见罗莎。翌日上午，他觉得浑身是劲，比平时更加强大，更加健壮。他哼着小曲，朝田间走去。回来的时候，潘恰已经在厨房里忙着用一口大铜锅准备米粉杏仁羹。入夜，他急不可耐地等着潘恰的到来。在破旧的土坯屋里，收拾家什儿的声音静下来了，老鼠趁夜色开始活动。这时侯，埃斯特万觉出姑娘走到门槛处。

“来吧，潘恰。”埃斯特万招呼她。这不是命令，而是祈求。

潘恰·加西亚胸部越来越肥大，臀部变得圆滚滚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改变了坏脾气，开始关心雇工了。他跑到雇工的破草房去探望他们。在一间黑咕隆咚的茅屋里，他看到一个铺满报纸的大箱子，里面睡着一个裹在襁褓中的婴儿和一只刚刚出生的小母狗儿。在另一家，他看到一个四年来要死要活的老太婆，只见她背上长着烂疮，露着白骨。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他看见一个傻孩子，脖子上有根绳索系在木柱上，淌着口水，说些谁也不懂的胡话，赤身露体，满地蹭来蹭去。看到这些，他才恍然大悟：土地荒芜，牲畜流散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三星庄园的居民遭到遗弃。从他父亲把母亲的妆奁和遗产挥霍一空的时候起，他们一直无人照料。埃斯特万认为，现在必须给这个隐没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角落引进一些文明。

三星庄园开展了一场热气腾腾的活动，打破了昏睡状态。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让从不干活儿的农民干起活儿来。东家一门心思地要把多少年白白耗掉的时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弥补回来。无论男女老少，凡是能站得起来的，他都用上了。他派大家去修粮仓和储藏室，准备存放过冬的食物。让大家腌马肉、熏猪肉，让女人们制作甜食和水果罐头。奶牛场本来是个满地粪便、苍蝇成群的破草棚，他来了个彻底翻修，让母牛多多产奶。他还动手兴建一所有六个教室的学校，雄心勃勃地打算让三星庄园的全体儿童和成年人都学会看书、写字，学会算术加法。但不主张学习其他知识，免得脑袋里装满和他们的处境、地位不相称的思想。没有教师情愿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教书，他就亲自上课。尽管他用鞭子吓唬，用糖果吸引，孩子们还是不愿意上学。他只好放弃原来的幻想，给学校另派用场。菲鲁拉姐姐从首都寄来他索要的书籍。全是些实用的书。他按照书上说的，在自己腿上试验学会打针；装起一台矿石收音机；用过去赚下的钱买了些粗布、一台缝纫机、一盒带说明书的小药丸、一部百科全书和一批识字课本、笔记本和铅笔。本来打算办起个食堂，让所有的孩子在那里一日三餐，健康成长，结结实实的，从小就能干活儿。后来，他才明白，想用一盘饭把孩子们从庄园的四面八方招到一个地方来简直是痴心妄想。因此，改变主意，办起一间缝衣店。潘恰·加西亚负责解开缝纫机的奥秘。起初，她不愿意靠近机器，认为这是魔鬼的用具，有灵性。特鲁埃瓦一定要她干，最后她也学会了使用缝纫机。特鲁埃瓦开了一家杂货店，链面不大，雇工们再不用坐车去圣卢卡斯镇就能买到日用品。东家整批进货，再按批发价卖给雇工们。他推行了一套代金券制度。开头儿以代金券作为借贷的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金券代替了合法货币。拿着这种玫瑰色的纸片在杂货店里买什么都行。发工资也用这种纸片。每个雇工除了领代金券外，还有权得到一块闲时耕种的土地，每户每年可以养六只鸡。每人还拿到一包种子。庄稼收了，可以留下一部分满足个人的需要。每天可以领到牛奶、面包。圣诞节和全国性的节日，每个男人能领到五十比索。妇女虽然和男人一样干活儿，可拿不到这笔钱，因为她们不是户主，只有寡妇例外。洗涤用的肥皂、织东西用的毛线和健肺的糖浆一律免费供应。特鲁埃瓦不希望看到周围的人生病、挨冻、浑身是泥。有一天，他从百科全书上读到饮食均衡的好处，于是对维生素发生了浓厚兴趣，整个后半生，这种兴趣一直不衰。每当看到农民只给孩子吃面包，却用牛奶、鸡蛋喂猪，他就气得火冒三丈。他强使大家到学校里开会，大讲什么是维生素，顺带把他从矿石收音机的嗡嗡声中听到的消息告诉大家。过了不久，用天线找电波，找来找去找烦了，就向首都订购了一台带两个大电池的短波收音机。有了这台收音机，他可以从来自海外的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收到一些连贯的信息。这样，知道了欧洲在打仗。他在教室的黑板上挂了一幅地图，随着军队的推进不断用大头针标出进军的地点。村民们吃惊地望着他，压根儿不明白干吗今天把大头针放在蓝颜色上，明天又把大头针放在绿颜色上。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世界可以缩成像挂在黑板上的纸片那么大，军队可以缩成大头针上的小疙瘩。其实，战争也好，科学发明也好，工业进步也好，金价也好，奇特的时装也好，都跟他们毫不相干。那些都是神话故事，丝毫不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狭小圈子。对于这群无动于衷的听众来说，电台的消息是遥远的、陌生的。收音机不能预报当地的天气变化，也就没什么威信了。对空中传来的消息感兴趣的只有佩德罗·加西亚第二。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一起，一连几个小时守候在矿石收音机旁( 后来是守在带电池的收音机旁) ，等待着奇迹般地从远方传来不知是什么人的声音，他们借此和文明有所接触。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使他们两人相互靠拢。特鲁埃瓦心里明白，这个粗鲁的农民比其他人聪明。只有他识字，能够连续说上三四句话。在方圆百公里内，只有他还算得上是个朋友。但是，特鲁埃瓦生性高傲，不肯承认佩德罗第二的优点，只承认他作为一个农村的好雇工所具备的长处。特鲁埃瓦也不主张和下属保持亲密的关系。佩德罗第二呢，他恨特鲁埃瓦。这种感情使他灵魂备受折磨，使他内心惶恐不安，只是他说不出这种感情是什么。这是一种混杂着恐惧、仇恨和敬佩的感情。他预感到自己永远不敢和特鲁埃瓦作对，因为对方是东家。在今后的生活中，只有忍受特鲁埃瓦的暴戾，听从他那些不讲道理的命令，服从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三星庄园无人管顾的时期，佩德罗第二自然而然地掌管着在这块被遗忘的土地上生存下来的小部落。他习惯于受人尊敬，习惯于指挥一切，习惯于事事拍板，习惯于在他头上只有青天。东家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生活。当然，他不得不承认大家生活得比过去强了，不再挨饿，得到保护，有了安全感。有时候，特鲁埃瓦似乎觉得在佩德罗第二的眼睛中闪现出一种凶险的目光。但是他无法指责佩德罗第二有什么非分的举动。佩德罗第二服从指挥，从不吱声；埋头干活儿，从不抱怨；为人老实，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看到自己的妹妹潘恰像个心满意足的妇人似的一摇一晃地走在东家家里的走廊上，他只是垂下头，一声不吭。

潘恰·加西亚正值妙龄，东家又身强力壮。两人一结合，结果就不用说了。过了几个月，情况开始明朗。姑娘腿上的静脉蚯蚓似的突现在黝黑的皮肤下面。动作更加迟缓，目光更加迷惘。对铁床上的勾当失去兴趣。随着肚子里的新生命日益长大，她的腰身越来越粗，乳房耷拉下来。这个变化，埃斯特万过了很久才看出来，因为他从来不注意看看潘恰；起初的激情过去以后，也不再抚摸她了。他只是把潘恰当做消除白日紧张的工具，在她身上消磨不眠之夜。但是，有一天，他终于看出潘恰怀孕了。对此他很反感。他把潘恰看做是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堆怪模怪样的胶状物质，他决不会承认那是他的孩子。潘恰离开东家的宅院，回到父母的茅屋。家里人没问她出了什么事。怀孕以后，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成样子。可她还在东家的厨房里干活儿，揉面团，用机器缝补衣服。她不再为埃斯特万上饭上菜，而且避免和他碰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东西了。潘恰离开他的床刚刚一个星期，他又梦见了罗莎。他朝窗外望去，只见一个瘦小的姑娘往铁丝上搭放刚刚洗好的衣服。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但已完全发育成熟。这时候，姑娘扭过头来，望了他一眼。简直是成年妇女的眼神。

佩德罗·加西亚看见埃斯特万吹着口哨朝马棚走去，惶惶不安地摇了摇头。

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成为这一带最受人尊敬的东家。他为雇工盖起砖房，给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居住在他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三星庄园日益兴旺，不但不需要金矿的支援，反而保证了延长金矿的租赁期。特鲁埃瓦的坏脾气闹得实在不像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舒服。他不允许别人驳回他的意见；不能容忍别人跟他闹矛盾；谁要是稍稍表示不同意他的话，他都认为是挑衅。他的色欲也越来越厉害。所有妙龄少女在进入成年之前，无不遭他玩弄。或在森林里，或在铁床上，或在河边，没有一个姑娘逃得出他的掌心。庄园的女人玩遍了，他又去找其他庄园的妇女。一般是在天擦黑的时候，他把女人拉到田野，随便找个地方，眨眼之间把她强奸了。干这种事，从不偷偷摸摸，他谁也不怕。有时候，被害者的兄弟、父亲、丈夫或主人来到庄园找他算账。看到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越来越没人敢来讨公道，或者报仇雪恨了。他以凶恶残暴在这一带出了名，和他同属一个阶层的男子汉们对他又是忌妒又是崇敬。农民们把姑娘藏起来，空攥拳头，无计可施，谁都对付不了他。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比他们更有力气，而且能逍遥法外。有那么两回，人们发现了别家庄园的农民的尸体，被猎枪打得尽是窟窿眼儿。谁也不怀疑，凶手只有到三星庄园去找。可是，乡警——他们都是半文盲——只是费力地在本子上记下案情，再加上一句：死者系盗窃时为人发现。事情还不止于此。特鲁埃瓦的“鬼见愁”的恶名越来越响亮，闹得那一带尽是私生子。犯下一桩又一桩罪行，却安然无事，惹得人咬牙切齿。在“推动进步”的借口下，他变得良知泯灭，心如铁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和修女医院的那位上年纪的牧师劝告他说，盖几间砖房，拿出几升牛奶，算不上是个好东家，或者好人。要他给大家一份像样的工资，别光发玫瑰色的纸片；订出个工作时间，别把雇工累得骨断筋折；劝他多少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这些话都白说了。特鲁埃瓦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这些事都带有共产主义的味道。

“尽是些怪念头! ”他唔唔哝哝地说，“布尔什维克为了煽动雇工才会这么想。你们没看出来，这些人一没有文化，二没受过教育，根本不会自理，都跟孩子一样。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知道? 没有我，他们都得完蛋。我敢说，我要是撒手不管，他们立刻会干蠢事，一切都得见鬼去。他们是无知的蠢货。我手下的人已经不错了，还要什么? 什么也不缺! 谁要再埋怨，谁就是忘恩负义。他们有砖房子住。就拿孩子来说，从擤鼻涕到种牛痘，去蛔虫，学识字，我都得操心。这四下里哪一家庄园有自己的学校? 没有! 只要有可能，我都带他们去找牧师，望弥撒。我不懂，牧师干吗还跟我讲什么公道不公道的。不懂的事，不要瞎管。这些事你管不着。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管理这份产业! 我倒要看看用那套甜言蜜语，你能干成什么! 对这帮穷鬼，就得动硬的，他们只认得拳头。你要软下来，他们就不害怕你。我不否认，好些时候我的态度很严厉，可我没有错。我什么都得教给他们，连吃饭都得教。要是让他们自己吃，他们光会吃面包。我一不留神，他们就拿牛奶、鸡蛋去喂猪。他们连擦屁股都不会，还要什么选举权! 连站在哪儿都不知道，还懂什么叫政治! 他们跟北边儿的矿工一样，会投共产党的票。偏偏赶上金价最高的时候，矿工们罢工，全国都跟着遭殃。我要是在北边儿，立刻把军队派去! 拿枪子儿教训教训他们，一下子就都老实了。可惜呀，在咱们这些国家里，只有大棒子管用。我们不是欧洲。这儿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东家。人人平等，妙极啦! 可惜我们不一样。这谁都能看得出来。在这块土地上，只有我会干活儿。谁不服，谁拿出证据来嘛。在这个缺德的地方，我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要是为我自己，这些玩意儿全都滚他妈的蛋。回到首都，我能过上王子的生活。可我得留下。我离开了，哪怕是一个礼拜，这儿的事全得泡汤，这些倒霉鬼又得饿死。你们想一想，九年或十年前我刚来的时候，这儿是什么光景。可以说是一片荒凉，一片废墟，除了石头就是老鹰。全成了没主儿的土地。那么多田地，全没有人管。谁也没想到要开渠引水。他们光知道在院子里种三两棵脏儿巴叽的莴苣，其他东西全在那儿乱扔着。亏得是我来了，这儿才有了秩序，有了法律，大伙儿才干活儿。为什么我不感到骄傲?我干得好啊。邻近的庄园，我买下两个。在这一带，我的产业最大，我的庄园最富，大家都羡慕。我的庄园是模范，是典范。眼下，公路从庄园旁边经过，产值翻了一番。我要是卖掉庄园，可以到欧洲去，靠利息就能生活。可我不走，我留下来。宁肯活受罪。我是为了这帮人。没有我，他们全得完蛋。干脆说吧，这些人就是你告诉他们干什么，他们也不会干。我时常说，他们都像是孩子。要不是我在后面催着，非干不可的事电没人肯干。闹了一溜遭儿，又讲什么人人平等！别叫我笑掉大牙吧，他妈的……”

埃斯特万常给妈妈、姐姐寄去成箱成箱的水果、腌肉、火腿、鲜蛋、活鸡、卤鸡、成袋的米面粮食、乳酪。她们需要多少钱，他就寄多少钱，反正他不缺钞票。“自从上帝把三星庄园和北方的金矿放到人世间以来，第一次把生产搞得像个样子。”只要有人愿意听，埃斯特万就这么说。他给埃斯特夫人和菲鲁拉寄去那么多东西，她们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只是这些年他一直没空儿回家看看。去北方办事，路过家门也没有进去。他要照管田里的活计，照管新置的土地，经营其他新到手的生意。他太忙了，不能守在病榻前白白浪费时间，再说，他们可以通过邮局保持联系，想寄什么火车都能送到。他无须见到她们。有什么话，完全可以在信中谈清楚。他什么都告诉她们，唯独不让她们知道他有一大群私生子，像变戏法变出来的。只要把一个姑娘摁倒在田野上，她立刻怀孕。真见鬼! 这么多产，可真少见。他知道，孩子当中有一半儿不是他的。因此，他只允许潘恰·加西亚的孩子跟他一样起名叫“埃斯特万”。在他占有潘恰的时候，毫无疑问她是个处女。至于其他孩子，也许是他的，也许不是他的。顶好认为不是他的。每当有女人怀抱着孩子找上门来，要姓他的姓，或者要他帮忙，他总是往女人手里塞两三张钞票，打发她上路，还威胁说，要是再来找麻烦，就用鞭子把她赶走。这些女人一见到男人就摇尾巴，完了事，把账赖在他身上。不能让她们任着性子干。这样一来，到底有多少儿子，他压根儿说不清楚。事实上，他对这种事也没有兴趣。照他的意思，什么时候想要儿子，他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到教堂去接受祝福。天下只有姓父亲姓的人才算得上是人，其他人都没有立足之地。有人说，人人生来权利平等，从前辈继承了同样的东西。还是少来这套鬼话吧。真要是这样，什么都得玩完，文明会倒退到石器时代。他想起了罗莎的母亲妮维娅。自从她丈夫被掺毒的白兰地吓得退出政界以后，她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她，还有其他几位太太，把自己锁在议会和最高法院的铁栏杆上，闹了一场丑剧，让她们的丈夫下不来台。据他所知，妮维娅夜间跑到大街上，往墙上贴标语，号召举行普选。星期日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一手拿着笤帚，头顶着高筒三角帽，在市中心走来走去，要求妇女和男人享受同等权利，可以投票、上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儿童，包括私生子在内，都享受法律的保护。

“这位太太脑袋有毛病! ”特鲁埃瓦说，“她那套是逆天行事。女人连二加二都不会，还谈何拿手术刀? 女人该干的是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照她们那样走下去，早晚有一天她们要当议员、法官，甚至共和国总统! 她们会制造混乱，破坏秩序，最后闹一场灾难。她们出版不三不四的小册子，发表广播讲话，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自己锁起来，还得让警察用铁棍子把锁砸开，把她们抓起来。罪有应得嘛。可惜，闹到最后，还是出来个有势力的丈夫、胆小如鼠的法官，或是思想复杂的议员，把她们放掉……在这种事情上还得有铁腕! ”

欧洲战争结束了，装满死者的车厢的隆隆声越来越远，但是还没有消失。广播、电讯和装载着移民的船只像一阵阵难以控制的狂风把破坏性的思想从欧洲带到这里。在炸弹的轰轰声和犁沟里腐烂尸体的恶臭气味的驱赶下，移民好似成群的惊弓之鸟，逃离了饥饿的土地，来到这里。那一年正好是总统选举，人们都担心事情会变得很糟。全国觉醒了。人民的不满浪潮敲击着寡头社会的坚固的结构。农村里祸不单行，又是旱灾，又是虫灾，又是口蹄疫。北方闹失业，遥远的战争的影响波及首都。那是个穷苦的年份，只差再来一次地震，给这场灾难唱一出压轴戏了。

但是，有钱有势的上等阶级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有钱人跳起查尔斯顿舞、狐步舞和黑人的猥亵的昆比亚舞，欣赏爵士乐，从新节奏里寻求乐趣。在中断四年之后，又开始乘船去欧洲旅行。去北美旅行也成为时髦。高尔夫球传进来了。这种新玩意儿吸引大富翁们用木棒抽打小球儿。其实，两百年前印第安人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玩耍的。太太们戴上长抵膝盖的假珍珠项链，头顶盖住眉毛的盆式帽子，头发剪得跟男人一样，脸上涂抹得好似妓女。她们都不再使用胸衣，跷着腿吸烟。绅士们被新发明的轿车弄得眼花缭乱。这东西价钱不小，无非是个带几个螺丝的会冒烟的家伙。可上午运到国内，下午就销售一空。当初修路的时候，只想到马和其他牲口能跑得起来就行了，根本没考虑到还会有这种神奇的机器。小汽车在这种道路上飞奔，无异于自杀。赌徒们把遗产和战后轻易得来的钱财拿到牌桌上赌博。香槟酒打开一瓶又一瓶。可卡因也进来了，成为瘾君子的新鲜物。人们凑在一起，似乎要没完没了地胡闹下去。

不过，在农村，新型汽车和短服装一样，还是个遥远的现实。人们逃脱了虫灾和口蹄疫的打击，把那一年当做好年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当地其他地主聚集在镇子的俱乐部里，筹划大选前的政治行动。农民的生活还和殖民时期一样，他们没听说过“工会”、“星期日休息”、“最低工资”这些词儿。但是，新成立的左派党的代表开始潜入庄园。他们化装成传教士，一边腋下夹着《圣经》，一边腋下夹着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既宣扬活着要戒酒，又鼓吹死要为革命。老板们的密谋午餐会结束的时候，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时举行一场斗鸡。等到天黑下来，大家一起袭击“小红灯”妓馆。妓院里，十二岁的姑娘们和全院、也是全镇唯一的“相公”卡梅洛随着一支古老乐曲的节拍正在跳舞。索菲娅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要说干这行，索菲娅已经过景了。不过她还有精力用铁的手腕掌管这一摊儿，不让乡警闯进来，惹得大家不耐烦，不许老板们一个子儿不花白跟姑娘们瞎胡闹。妓女中，舞跳得最好的是特兰希托·索托。她还最能经得住醉汉们的折腾。她不知疲倦，对什么都不抱怨，仿佛既能把可怜的少女的肉体交给嫖客玩弄，而灵魂又能远游他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很喜欢索托，因为她对男女做爱的新花样和粗野行动从不忸忸怩怩，还会用动人的沙哑歌喉唱歌。有一次，她对特鲁埃瓦表示要远走高飞。这句话很博得他的好感。

“我不会一辈子待在‘小红灯’，老板。我要到首都去，我想出出名，成个有钱人。”她说。

埃斯特万寻花问柳并非因为他是花花公子，而是因为镇上只有“小红灯”这样一个消遣的场所。他不喜欢花钱买那些可以用别的办法得到的东西。但是，他很欣赏特兰希托·索托，索托能让他喜笑颜开。

一天，两个人云雨已毕，埃斯特万突然大方起来。这是很少见的。他问特兰希托·索托想不想接受一点儿礼物。

“借给我五十比索吧，老板! ”索托立刻提出要求。

“太多了。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

“我去买张火车票、一件红衣服、一双高跟鞋、一瓶香水，再烫烫头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能重打鼓另开张。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钱还给您，老板。外加利息。”

那天，埃斯特万刚刚卖了五头小牛，口袋里装满钞票。再加上索托满足了他的欲求，在疲劳中更显得情意缱绻。于是，他给了索托五十比索。

“只有一点，我觉得遗憾，今后再也看不到你了，特兰希托。和你待在一起，我已经习惯了。”

“咱们会见面的，老板。往后的日子长着呐，打头碰脸的机会有的是。”

俱乐部里的丰盛宴席、斗鸡，妓馆里下午的欢聚，最后都是为了实现一项精心制订的计划( 并不是独出心裁的计划) ，好让农民投票。东家们把馅饼和大量果酒分给农民，让他们好好过个节。给他们宰几头牛，烤着吃。用吉他为他们演奏乐曲。向他们大讲特讲爱国主义。答应他们，要是保守党候选人上台，每人可以拿到一份奖赏。要是别人上台，他们全得失业。此外，还控制住票箱，收买警察。过完节，农民被装在几辆车上，在别人监督下去投票。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只有这个时候，东家才和农民亲如家人。左一句“老伙计”，右一句“老伙计”。“东家，有我呐，决不白吃白喝您的。”“这句话我爱听，小伙子。得懂得爱国。你看，自由党、激进党全是窝囊废，还有不信上帝的，那帮婊子养的专吃小孩儿。”

大选那天，一切都照计划进行，秩序井然。有武装部队保证民主进程，所以天下太平。和往年相比，那一年春季大选那天，更是阳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

在得知投票结果以后，特鲁埃瓦在俱乐部的餐厅里，手举着酒杯表示：

“对我们这个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大陆来说，这次大选是个范例。通常总是闹场革命，推倒一个独裁者，又扶上另一个独裁者。咱们国家大不相同，是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我们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在咱们这儿，保守党干净利索地取得胜利，无须找哪位将军来维持秩序，保证安定。不像那些独裁者各霸一方的国家互相残杀，好让美国佬趁机把原料全部拿走。”

三天后，生活回到正轨，菲鲁拉的信寄到了三星庄园。那天晚上，特鲁埃瓦又梦见了罗莎。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做这种梦了。在梦中，他看见罗莎长发披肩，柳条似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皮肤冰凉、坚硬，颜色、结构都像雪花石膏。身上一丝不挂。抱着一个布包，身背后飘浮着一个碧绿的光环，走起路来飘飘荡荡。埃斯特万看见她慢悠悠地走过来。刚想伸手摸她，罗莎把布包扔在地上。布包在他脚下裂开了。他猫下腰，拾起布包，只见里面包着一个没有眼睛的女孩儿，还管他叫“爸爸”。埃斯特万醒来的时候，心里很烦恼，整个上午心绪一直不佳。早在接到菲鲁拉的来信以前，这场梦已经搅得他坐立不安了。和平时一样，他走进厨房吃早饭，一只母鸡正在地上啄剩饭。他上去一脚把鸡踢得肚腹破裂。这只鸡躺在厨房中央，在肠子、羽毛的血泊里一边扑棱翅膀，一边倒气儿。这以后，埃斯特万还是没能平静下来，火气反而越来越大，直觉得透不过气来。他骑上骏马，一路纵马飞驰，查看正在打火印的牲口群去了。就在这工夫儿，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回到家里。他是到圣卢卡斯车站送东西去的。路过镇上，取回邮件，带回菲鲁拉的信。

这封信在门口的桌子上躺了一上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又是汗，又是土，带回一股惊恐万状的牲口身上的气味。于是，直接去洗澡了。洗完澡，坐在写字桌前算了算账，吩咐底下人用托盘把饭端上来。晚上睡觉前，他总要在宅院里转一圈，看看灯是不是熄了，门是不是关好了。到这时，才看到姐姐的来信。菲鲁拉寄来的这封信和以前的来信完全一样。然而，埃斯特万手拿着信，还没打开就预感到信中的内容将会改变他的生活。几年前，当他拿到姐姐发来的告知罗莎死讯的电报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他边拆信，边感到这种预感弄得他两边太阳穴嘣嘣直跳。信很简短，说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将不久于人世。菲鲁拉奴隶似的照料她、服侍她那么多年，临了母亲连她也认不出来了。无论白天黑夜，老太太只一个劲地喊她的儿子埃斯特万的名字。不见到他，不肯闭上眼睛。埃斯特万从来没有喜欢过母亲，在她眼前总觉得不舒服。但是，接到消息，他还是浑身发抖。他知道，各式各样回避探望母亲的借口都没用了。现在，他必须回到首都，和那个时常出现在噩梦中的老妇人见上最后一面，闻一闻她身上那股多年积下的药味儿，听一听她微弱的呻吟和没完没了的祈祷。埃斯特万儿时，这个备受煎熬的妇女告诉他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弄得他成天战战兢兢。埃斯特万长大成人以后，母亲又不断地责备他，让他挑起各种担子。

埃斯特万把佩德罗．力口西来第二叫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把他领到写字桌前，让他看了看账簿和杂货店的账目。最后，把全部钥匙——酒窖的除外——敛在一起交给他，对他说，从现在直到主人回来，他要对三星庄园负全责。出了娄子，找他算账。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接过钥匙，把帐簿往腋下一夹，苦笑了一下。

“没说的，东家，我尽力而为吧。”他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多年来第一次走上回家的路。当初他就是顺着这条路从妈妈家里来到农村的。他带上两只皮箱，乘马车来到圣卢卡斯车站。坐进英国铁路公司时代的头等车厢，又一次穿过沿山脚下铺开的辽阔的田野。

埃斯特万闭上眼睛，打算睡一觉。但是，妈妈的形象驱走了睡意。

第三章

明姑娘克拉腊

十岁那年，克拉腊打定主意不再说话，甘愿当个哑巴。她的生活变化很大。家里的私人医生——身体肥胖、面目和善的库埃瓦斯大夫——试图治好她的哑病，使用了自己配制的药丸、维生素糖浆、硼砂加蜜制成的含片，但是没有丝毫明显的效果。大夫发现这些药物不顶用，而且小姑娘看见他就害怕。克拉腊一见大夫，立刻尖声喊叫，像只被人追赶的小猫似的畏缩着，躲到远远的角落里。大夫只好停止治疗，劝塞维罗和妮维娅带孩子到一个姓罗斯蒂波夫的罗马尼亚人那儿去瞧瞧。当时，罗斯蒂波夫正走红，在杂耍场上变魔术糊口。有一次，他把一根钢丝从大教堂的塔顶绷到广场一端的加利西亚教友会楼的圆顶上，手里只拿一根长竿子，从一端凌空走到另一端。这种勇敢行为真叫人难以置信! 除了轻举妄动这一面，罗斯蒂波夫还在业余时间用磁棒和催眠术使一些歇斯底里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这轰动了科学界。妮维娅和塞维罗把克拉腊带到罗马尼亚人在旅馆里临时开设的诊所。罗斯蒂波夫为克拉腊仔细做了检查，最后说对这种病他无能为力。小姑娘不说话，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想说。孩子的父母一再坚持，他只好配制几粒涂了紫颜色的糖丸。交药的时候，他说，这是西伯利亚人治疗聋哑病的药剂。药物对小姑娘不起作用。第二服药不小心还让巴拉巴斯给吞下去了，在狗身上也没引起多大反应。塞维罗和妮维娅只好用土办法让她开口说话，又是吓唬，又是恳求，甚至不给她饭吃，小姑娘急了总得张嘴要饭吃吧。可仍然无济于事。

老奶奶认为只要好好吓她一跳，她就会张口说话了。九年过去了，老奶奶想尽办法吓唬她，结果克拉腊反而对那些突如其来的、令人惊骇的事情处之泰然。没过多久，克拉腊什么也不怕了。屋里出现干瘦的青面魔鬼，她无动于衷；吸血鬼和妖怪拍打窗户，她不在乎。老奶奶买了几本讲恐怖故事的书，从书上得到不少启发。她不识字，就按插图的样子装成没有脑袋的海盗、长犄角的鬼怪、伦敦塔上的刽子手和狼狗，想到什么装扮什么。她偷偷地溜过走廊，在黑灯影里猛地扑到小姑娘身上，躲在门后头嗷嗷地学狼叫，把活着的小动物藏在床上，干着干着都成了习惯了。就这么着，也没让小姑娘吐出一个字来。有时候，克拉腊不耐烦了，往地上一躺，又是踢腿又是喊叫，就是不说人们熟悉的语言。有时候，她在随身携带的小石板上写下几句非常难听的骂人话。看见小姑娘这么不懂好歹，可怜的老奶奶跑到厨房里大哭了一场。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你好吗，我的宝贝儿! ”老奶奶裹在沾着血迹的床单里不住地抽泣，那张黧黑的脸，活像烧焦的软木。

妮维娅不准老奶奶再吓唬克拉腊了。她发觉在惊慌的状态下，女儿的意念力量更强了，围着小姑娘打转的幽灵陷于一片混乱。再说，老奶奶装扮的那群恐怖形象打乱了巴拉巴斯的神经系统，弄得它嗅觉不灵，认不出化了装的老奶奶。这条狗学得坐着撒尿，周围留下一大片尿渍，时常把牙咬得咯咯响。但是，只要当妈妈的稍不留神，老奶奶仍然用那些专冶打嗝的办法为小姑娘冶哑病。

家里人给克拉腊退了学，离开瓦列家族的姐妹们受过教育的修女学校，给她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塞维罗从英国请来一位家庭女教师，名叫阿加莎。这位小姐高高的个儿，一身琥珀色皮肤，两只泥瓦匠的大手。可她不服水土，不习惯吃辣椒，看见盐瓶在餐桌上自动飞舞，实在受不了，只好回利物浦去了。第二位教师是瑞士人，遭遇和前一位差不多。瓦列家和法国大使认识，又请来一位法国女教师。她风流轻佻，体态丰满，柔情似水，没过几个月就怀孕了。查了查，孩子的父亲是克拉腊的哥哥路易斯。塞维罗根本没有征求意见就让他们成了亲。出乎妮维娅及其女友们的预料，他们过得很幸福。基于这些经验，妮维娅对丈夫说，对一个有心灵感应的女孩子来说，学外语并不重要，最好还是让她学钢琴，教她刺绣。

小克拉腊看了很多书。碰上什么看什么，总是那么兴致勃勃。马科斯舅舅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也好，父亲存放在书房里的自由党文件也好，她都一样爱看。她在数不清的本子上写满私人笔记，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事情才没有湮没在遗忘的迷雾中。如今我才能够利用这些笔记重现往事。

明姑娘克拉腊擅长圆梦。这套本领是天生的，不必像马科斯舅舅那样费好大的劲学些个玄而又玄的玩意儿，结果还是十有八九说不准。第一个发现克拉腊会圆梦的是家里的花匠奥诺里奥。有一天他梦见脚底下有几条蛇爬来爬去，为了甩掉这些蛇，就用脚踩，一共踩死十九条。花匠很喜欢克拉腊，眼瞅着她变成哑巴怪可怜的。有一天，他一边给玫瑰花修枝，一边对姑娘讲了他的梦，无外乎让她开开心。克拉腊从围裙口袋掏出小石板，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写在石板上：你会有很多钱，钱来得容易，可存不住，去玩19点儿吧。奥诺里奥不认得字，妮维娅连讽刺带挖苦地给他念了一遍。花匠照石板上说的，到煤库后面一家地下赌场去赌博，结果赢了八十比索。他用钱买了件新衣服，和朋友们畅饮一番，还给克拉腊买了个瓷娃娃。从那以后，克拉腊可忙起来了，背着妈妈给好多人圆梦。大家知道了奥诺里奥的故事以后，都来问克拉腊：身上长出一对天鹅翅膀在塔上飞什么意思? 小船被急流冲走，乘船人听见美人鱼用寡妇的声音唱歌是什么意思? 生下一对双胞胎，后背连在一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剑是什么意思? 克拉腊毫不迟疑地在小石板上写道：塔代表死，在塔顶上飞表示在事故中躲过一死；乘船失事、听见美人鱼唱歌的人会丢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但有女人帮忙，可与她做一笔生意；双胞胎代表强行撮合的夫妻，两个人你用剑伤我，我用剑伤你。

克拉腊不止会圆梦，还善知人的未来，能猜中人的心思。这套本事她一辈子也没丢掉，而且随着光阴流逝，本领越来越大。有一次，她告诉大家，她的教父堂·萨洛蒙·瓦尔德斯死去的消息。萨洛蒙·瓦尔德斯在商业交易所当经纪人，由于亏空太大，无计可施，在豪华办公室的灯绳上上吊自尽了。克拉腊一再坚持，大家才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他，那副模样像打蔫的绵羊，跟克拉腊在小石板上描写的完全相同。克拉腊预告过父亲要得疝气；预报过历次地震和大自然的其他变化；预报过首都那场冻死了居民区的穷人和富人花园中的玫瑰花的大雪。还指出过杀害女学生的凶手。早在警察局发现第二具尸体之前，克拉腊就说过谁是凶手，可当时无人相信。塞维罗也不愿意女儿就与自家毫不相干的犯罪事件发表什么意见。克拉腊一眼就看出了赫图利奥·阿曼多要利用澳大利亚羊毛生意对父亲进行诈骗。她是从气色上看出来的。姑娘把想法写给父亲看，父亲根本不理会。等到他想起小女儿的预言的时候，一半财产已经丢掉了。合伙人赫图利奥·阿曼多跑到加勒比海，变成大富翁，开了座妓院，找了些大屁股黑女人当妓女。还买下一艘专为晒太阳用的游艇。

克拉腊来了月经以后，照样能够不用动手就使物件移动位置。老奶奶的预言落空了，克拉腊的本事越来越大。待到最后，她可以不掀钢琴盖就能弹钢琴。本想让钢琴也在屋里转动，但是没能挪得动。这些稀奇古怪的事耗去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她的能力发展到通过纸牌可以猜出大量事物，还发明了一些玄虚的游戏，逗哥哥姐姐们玩。父亲不准她用纸牌推测未来，不准她呼唤调皮的鬼魂、幽灵，免得打扰家人，吓坏奴仆。但妮维娅知道，越是限制她、吓唬她，她越会疯疯癫癫。因此下定决心听任她去呼神唤鬼，玩弄女巫的把戏，而保持深山古洞般的沉静。她非常疼爱小女儿，决定任其发展，保留她本来的面目。库埃瓦斯大夫从欧洲学会了用冷水浴和电击治疗疯病，出了一些主意。尽管如此，克拉腊还是像野草一样长起来了。

除了正常的发情期以外，巴拉巴斯日夜陪伴着小姑娘。像个巨大的影子围着她转，和小姑娘一样一声不吭。白天，克拉腊一坐下来，它就卧在她的脚边；晚上，睡在克拉腊身边，像火车头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它和女主人心心相印。克拉腊在宅院里夜游时，巴拉巴斯便跟在后面。每逢月圆之夜，人们常能看见克拉腊和巴拉巴斯一起在走廊上游荡，仿佛两个漂浮在苍白月光中的魂灵。狗越长越大，越来越发走神。它一直不知道玻璃是透明的，兴奋起来常向窗户猛冲过去，傻乎乎地想抓住苍蝇。结果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它自己却掉在窗户外边，又吃惊又伤心。那时候，玻璃是从法国用船运来的。巴拉巴斯撞破玻璃的怪癖真是麻烦。克拉腊想出个绝招儿，在玻璃上画了几只猫。巴拉巴斯长大以后，不像小时候那样爱到钢琴角上蹭痒痒了。只有闻到附近有发情的母狗的时候，它才表现出求偶的天性。在这种情况下，锁链、大门都挡不住它。它会冲破眼前所有的障碍，冲到大街上去。三两天不回家。回来的时候，身后悬空拖着一只可怜的母狗。人们连忙把孩子们拉开，不让他们看见花匠收拾狗的可怕场面。花匠用凉水浇啊，浇啊，用脚踢啊，踢啊，还有其他一些令人难堪的办法，才能把巴拉巴斯和它的情人分开。母狗趴在院子里垂死挣扎，塞维罗发了善心，给它一枪，让它及早解脱。

克拉腊在父母这座带三重院子的大宅院里默默地度过了少女时期。哥哥姐姐都疼爱她。塞维罗也最喜欢她，妮维娅宠她。老奶奶惯她，一会儿假装大老怪吓唬她；一会儿又关怀备至，亲昵得不得了。哥哥姐姐们陆陆续续地先后结了婚或者离开了家。有的出门远游；有的到省里工作。这座过去住着众多人口的大宅院渐渐空了，许多房间匕了锁。克拉腊把家庭教师留给她的空余时间用来读书；或身子不动地搬运各种各样的物件；或追着巴拉巴斯满世界跑；练习下课，学习编织。所有家务活儿当中她只学会了编织。自从那次圣周的星期四雷斯特雷波神父指责她“鬼迷心窍”以后，在她脑海里一直有个阴影在晃动。父母对她疼爱，哥哥姐姐又守口如瓶，阴影总算控制住了。可是她的奇异功能还是在女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悄悄地传开了。妮维娅发觉谁也不来邀请她的女儿，甚至表兄弟也躲着她。妈妈想尽办法弥补女儿无友之苦，结果十分成功。克拉腊愉快地成长起来，尽管儿时孤独一人，甘当哑巴，在后来的岁月里，她还是把童年看做一生中最光明的时期。她一辈子都记得和母亲在小小的缝纫室里一起度过的每个下午。妮维娅用缝纫机给穷人做衣服，给她讲故事，讲家庭逸事。让她看墙上的照片，讲过去的事情。

“那个留着海盗胡子、板着脸的先生，看见了吗? 那是马特奥舅舅，他到巴西去做翡翠生意。一个穆拉托（指黑白混血种人）女人，欲火旺盛，弄得他眼睛不好使了，头发脱落了，指甲掉了，牙也松动了。他只好去找巫师，一个黑不溜秋的尤图族巫师。巫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帮他固定住牙齿，长出指甲和头发。你看，孩子，他的头发比印第安人的还多。世上只有他的头发秃了，又长了出来。”

克拉腊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讲。妮维娅接着往下说，因为她已经对女儿的沉默习惯了。另外，她是想往她脑子里多灌进些东西，说不定她迟早会提出问题，重新开口说话呢。

“这位是胡安舅舅，”她说，“我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放了一个屁，这可要了他的命。真是天大的不幸啊! 事情发生在一次野餐会上。那天，春光明媚，我们姐妹们都在场，穿着薄纱衣服，帽子上插着花，缀着飘带，男孩子们穿着讲究的假日服装。胡安脱下白色上衣。唉，事情好像就在眼前! 他卷起衬衣袖子，灵巧地吊在一根树枝上，想耍个杂技动作，让孔丝坦莎·安德拉德鼓掌叫好。她是葡萄节皇后。胡安第一次看见她就爱上了，弄得心神不定。胡安做了两个漂亮的屈体动作，接着一个大回环。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猛地放了个响屁。你别笑，小克拉腊!真可怕。大家慌乱得一时愣住了，接着葡萄节皇后纵声大笑。胡安面如死灰，穿好上衣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人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大家找他，一直找到了外国军团，找到所有的领事馆，一直得不到他的音信。我想他准是当传教士，到帕斯夸岛照看麻风病人去了。为了忘掉这件事，也为了让别人忘掉他，那是他能去的最远的地方。那个岛在航线以外，连荷兰人的地图上也没标出来。从那以后，人们只记得他是‘放屁精’胡安。”

妮维娅把女儿带到窗前，让她看那棵杨树干枯的树干。

“本来是棵大树。”她说，“我头一个儿子出生前，让人把它砍了。听说树高极了，从树顶上可以看见全城。只有一个人爬到了树顶上，可他又没有眼睛。瓦列家的每个男人要穿长裤的时候，都得爬上去试试自己的胆量。这有点像人世仪式。树上刻满记号，砍倒以后我亲眼见过。从最下面的几根烟筒般粗细的树枝起就能看到先人们当年留下的记号。从刻在树干上的字母可以看出谁爬得最高，谁最勇敢，也能看出谁害怕了，中途停住了。有一天轮到赫罗尼莫，他是你爸爸的堂兄，是个瞎子。他亳不迟疑地摸着树干往上爬。他看不见树有多高。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踩空。爬到树顶，没等写完第一个字母J 便一个倒栽葱从树上掉了下来。头朝下摔在地上，正好落在你爸爸和几个叔叔的脚下。那年他才十五岁。大家用被单裹好他的身体，送到他妈妈那儿去。可怜的女人啐了每人一脸唾沫，把他们臭骂一顿，咒鼓动他儿子上树的人不得好死。最后，慈善堂的修女给她套上件束身衣，把她架走了。我知道我的儿子早晚也要按这个野蛮的传统办事，所以才让人把树砍了。我可不愿意叫路易斯和别的孩子在窗前这个绞刑架的影子下长大成人。”

克拉腊有时陪着妈妈和两三位提倡女权主义的女友参观工厂。在厂子里，她爬到箱子上，对女工们发表演说，工头、老板和她们保持一定距离，用嘲笑和凶狠的目光盯着她们。尽管克拉腊年幼，完全不懂事，还是能看出那个局面实在荒唐可笑。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双方的鲜明对比。妈妈和那几位女友身穿大衣，足蹬羊皮靴，对一群穿着粗糙的卡其布围裙、两手通红尽是冻疮的逆来顺受的可怜女工们大谈什么压迫、平等和权利。几位女权主义者从工厂出来到阿马斯广场的小吃店喝茶，吃点心，谈论运动的进展。即使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的时候，她们也丝毫不离开自己那套狂热的理想。有时候，母亲带克拉腊到贫民区和大杂院，带去一车食物及妮维娅和她的女友为穷人做的衣服。就是对待这事情，小姑娘也能凭她惊人的直觉写道：救济品并不能减轻天大的不公平。她与妈妈的关系既愉快又亲密。妮维娅虽说生过十五个子女，但是她把克拉腊当成独生女儿看待。母女间的关系非常牢靠，作为一种家庭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以后几代。

老奶奶变成一个说不清岁数的女人。青春活力丝毫不减当年。她可以从犄角旮旯里一次一次地跳出来吓唬哑巴姑娘；也可以整天待在第三重院子中央，点起熊熊的炉火，用一根巨棍在铜锅里来回搅动咕嘟咕嘟冒泡儿的韫椁果糖浆。这种黄玉色的浓汁倒在大小不等的模子里，冷却后变成糖块。妮维娅再把糖块分给穷人。老奶奶习惯于在孩子群里生活。别的孩子长大成人，纷纷出走，她就把脉脉温情全都倾注到克拉腊身上。尽管小姑娘也大了，老奶奶还是把她当成婴儿似的给她洗澡，把她泡在搪瓷盆里的矮糠和茉莉香水里。用海绵给她擦身体。小心翼翼地涂肥皂，耳朵眼儿、脚巴丫儿，一点地方也不漏。用花露水给她搓身体，用天鹅毛刷子给她掸粉。耐心细致地为她梳头。把头发梳得像海生植物一样光亮顺溜。老奶奶给她穿衣服，铺被子，用托盘给她送早饭。强迫她服用安神的椴树花浸剂、利胃的母菊浸剂、能使皮肤光洁的柠檬水、强胆的芸香水和清神的薄荷水。最后，小姑娘变成了美丽的小天使。在院子和游廊上漫步时，浑身花香四溢，浆过的衬裙悉簌作响，鬈发和飘带好似一道光环。

克拉腊在自家四壁环绕中度过了童年，步入青年。她生活的世界中，既有令人咋舌的故事，又有安详静谧的时刻。计算时间不用钟表和旧历，每个物件都有生命。幽魂坐在桌旁与生人交谈。同一事物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眼前的现实犹如乱七八糟的镜片组成的万花筒，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我来讲，阅读她当年的笔记确是一件乐事。她描绘出一个已经消逝不见的魔幻世界。克拉腊生活在一个专门为她缔造的世界中，受不到生活的风刀霜剑的打击。在她生活的世界里，物质的平淡的真理与梦幻的纷乱的真理混在一起，物理规律或逻辑规律不能时时起作用。在那个时期，克拉腊耽于幻想，和空中、水中、地上的精灵做伴，其乐融融，九年间没感到有什么必要说话。大家对再次听到她说话声已经不抱希望了。可是，过生日那天，在吹熄插在巧克力蛋糕上的十九支蜡烛之后，她开口说话了。多少年来，一直闷在心里的声音听起来好似走了音的乐器的声音。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说。

“跟谁呀? ”塞维罗问。

“跟罗莎的未婚夫。”她回答。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说话。全家人被这件奇迹大大震动，不由得失声痛哭。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遍全城。有人问库埃瓦斯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简直不能相信。克拉腊开口说话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人们反倒忘了她说的是什么话了。过了两个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登门向克拉腊求亲，人们才想起她说过的话。罗莎安葬后，埃斯特万一直没露过面。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车站下了火车，提着两只箱子。英国人在租赁国家铁路期间仿照维多利亚车站修建的铁皮圆顶车站，与前几年他最后一次看到的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脏乎乎的玻璃，那些擦皮鞋的孩子、卖鸡蛋面包和土制糖果的妇女，搬运工还是戴着印有英国皇冠标记的黑帽子，谁也没想到用国旗颜色的帽子取而代之。他雇了一辆马车，把妈妈家的地址告诉车夫。他觉得这个城市认不得了。到处是一片现代化的乱哄哄的气氛。女人露着腿肚子，男人穿着打褶的坎肩和长裤，真是干奇百怪。工人们乱成一团糟，在道路上挖坑，刨了树安电线杆子，拔了电线杆子盖楼房，推倒楼房又种树。沿街叫卖的小贩比比皆是，高声叫喊磨刀石多么好使，炒花生多么香脆。“小娃娃啦，自个儿会跳舞，不用钢丝不用线! 买个试试吧！伸手摸摸吧! ”一阵风吹过，又是垃圾味儿，又是油炸食品味儿，又是工厂的臭气，又是汽车的怪味儿。汽车和“血汗车”( 人们管载运人群的老马叫“血汗车”) 撞来撞去。人群急促地喘着粗气，疲于奔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都有固定的日程，都那么急躁不安。埃斯特万感到压抑。他恨这座城市，比记忆中的城市还要令人厌恶。他怀念旷野里的杨树林，辽阔冷寂的田野、清冽恬静的河水、寂然无声的宅院，还有按照下不下雨计算的时间。

“这个城市真是堆臭狗屎。”他说。

马车飞快地把他拉到自幼生长的老家。自从有钱人搬到高处去住，城市向山坡伸展以来，几年间他家所在的那个区败落得一塌糊涂。埃斯特万看到这种破败景象，不由得浑身一震。儿时玩耍的广场不见了。在那块空地上，卖货的小推车夹杂在垃圾中间，野狗在垃圾堆上扒食。他的家已经残破不堪。时间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雕花玻璃门上刻着外国鸟的图案。大门摇摇欲坠，式样早已过时，门上有个铜环，形状是一只女人手握住一个球。他拍了拍门环，觉得似乎等了好一阵子。有人从楼上拉了拉连着门锁的绳子，大门打开了。妈妈住在二楼，把一楼租给一家纽扣工厂了。埃斯特万爬上楼梯。楼梯长时间没打蜡了，咯咯吱吱乱响。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仆( 他全然忘记了家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仆) 在楼上等他，眼泪汪汪的，亲切地接他进去。十五岁那年，他从公证处回家的时候，女仆就是这样迎接他的。当时他在公证处替不认识的人抄写财产、权利转让证书，赚钱养家。家里没有丝毫变化，连家具的摆法也是老样子。但是，埃斯特万觉得一切都和从前不同了。廊道上的地板破破烂烂。窗子上破了几块玻璃，马马虎虎地用草纸板挡住。几棵落满尘土的欧洲蕨无精打采地立在生锈的铁罐里，瓷砖花盆架外皮已经剥落。饭食和尿的臭味熏得人直倒胃口。“唉，穷透了! ”埃斯特万心里想。为了让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寄来那么多钱，真不知道她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菲鲁拉愁眉苦脸地迎了出来。她变多了，不如几年前那么丰满。人变瘦了，棱角分明的脸上，鼻子显得特别大。她满面愁云，神情恍惚，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薰衣草味儿，穿着一身式样过时的衣服。姐弟俩默默地拥抱一下。

“妈妈怎么样啦? ”埃斯特万问。

“你去看看吧，她在等你呢。”她说。

两个人穿过一条廊道。两侧的房间有门相通。屋子都是一模一样，光线幽暗，墙壁黑乎乎的，屋顶挺高，窗户很窄。糊在墙上的花纸退色了，画上的美女显得萎靡不振。天长日久，火盆的煤烟把墙纸熏得脏乎乎的，也没钱换一换。远处传来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正在为罗斯大夫的药丸做广告，说药丸虽小，效力很大，专治便秘、失眠和呼吸不畅。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卧室的门关着，他们在门前停下。

“就在这儿。”菲鲁拉说。

埃斯特万打开门。屋里黑咕隆咚，过了好几秒钟才看清东西。药味、腐臭味扑面而来。汗味、潮味、不通风的闷气味混杂成一种甜不拉叽的气味儿。还有一种气味，一开始他说不清是什么，后来才突然像遭到瘟疫似的明白过来，原来是肉体在腐烂过程中发出的气味。从半开半闭的窗户缝里透进一缕阳光。埃斯特万看到那张宽大的木床。父亲死在这张床上，母亲从结婚起就睡在这张床上。那是一张黑色的雕花木床，床顶有一群天使的浮雕，红色织锦缎幔使用时间太久已经泛黄了。妈妈半躺半坐在床上。看上去仿佛挤成一团的肉，用脂肪和破布堆成的骇人的金字塔，顶端是一颗又秃又小的脑袋。只有那双蓝眼睛还是那么善良、柔和，而且活跃得令人吃惊。关节炎把她变成了一个石人，关节不能屈伸，脑袋不能转动，铁钩似的手指就像爪子的化石。为了在床上保持半躺半坐的姿势，背后垫着一只箱子。箱子靠在嵌入墙内的木柱上。从木柱压进墙面的痕迹上可以看出究竟过了多少岁月。这是受苦受难的痕迹，痛苦的羊肠小路。

“妈妈……”埃斯特万轻声说。声音哽在胸间化做强行抑制住的呜咽。悲伤的回忆一下子化为乌有，什么贫困的童年，陈年的臭气；什么寒冷的早晨，儿时喝的油腻腻的汤汁；还有多病的母亲，谢世的父亲以及从懂事时起养成的那股肝火旺盛的脾气。这一切统统都能忘记，唯有春晖般的母爱难以忘怀。记得就是如今躺在床上的这个陌生的女人把我抱在怀里摇啊摇的，摸摸我的前额看我是否发烧，为我唱摇篮曲，和我一起低头看书。童年的时候，妈妈看见我天一亮就起来干活儿，曾经伤心地啜泣；夜里看到我回来又高兴地落泪。妈妈啊，在为我落泪。

埃斯特夫人伸出手，不是向他问候，而是不让他走近。

“孩子，别过来。”她的声音还是像年轻女人的声音那样悦耳、那样完美，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她身上有味儿，”菲鲁拉干巴巴地说，“会沾你一身。”

埃斯特万掀开丝丝缕缕的花缎被单，看了看妈妈的腿。两条腿像是丝虫病患者的腿，像两根青紫色的圆柱。腿上尽是烂疮，蛆虫在伤口上挖洞做窝。两条腿生生地烂下去了。两只脚肿胀得不成样子，颜色发青。脚趾上的指甲脱落了，又是脓水，又是黑血，可恶的虫子硬是吃她的肉。上帝呀，这是我亲生母亲啊!

“医生让我把腿锯掉，孩子。”埃斯特夫人用少女般的声音平静地说，“可我岁数太大了，罪也受够了，不如死了的好。可见不到你，我合不上眼。这些年我总以为你不在了，那些信是你姐姐写的，为了叫我别伤心。开开灯，孩子，让我好好看看你。上帝啊! 你真像个野人! ”

“在乡下生活嘛，妈妈。”他唔唔哝哝地说。

“算了吧! 看样子你还挺壮实。多大啦? ”

“三十五岁啦。”

“正是结婚的好岁数，该成家啦，我也可以死得安心点儿。”

“您不会死的，妈妈! ”埃斯特万说。

“只要知道能有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孩子身上有我的血液，姓我们的姓。菲鲁拉不指望结婚了，可你该找个妻子。找个信基督教的正派女人。你还是先去理理发，刮刮胡子。听见了吗? ”

埃斯特万点了点头。他跪在母亲身边，把脸埋进她的肿胀的手里，一股恶臭呛得他朝后退了退。菲鲁拉抓住弟弟的胳膊，把他拉出充满悲凉气氛的房间。出来后，埃斯特万深深地舒了口气，鼻子里那股味久久不散，他感到一股无名火直往上蹿。动辄发作的火气像热浪似的冲进脑海，注入眼睛，到嘴里化做了海盗式的粗野的咒骂。我恼恨过去没想到您，妈妈，没能照顾您、疼爱您、好好地关心您，我恼恨自己没尽孝道。不，原谅我吧，妈妈，我不想说这些话，他妈的。老人家快要死了，我却束手无策，不能为您除掉痛苦，减轻溃烂，不能给您清除可怕的气味，不能端掉煎熬您的死亡的滚油，妈妈呀!

两天后，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死在晚年受尽折磨的病榻上。咽气的时候，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女儿菲鲁拉出去了。每星期五她都要到密塞里科迪亚区的贫民大杂院去，给穷人、无神论者、妓女和孤儿念玫瑰经。那些人冲着她扔垃圾，泼尿盆，吐唾沫，而她却跪在大杂院狭窄的通道上，不住气地连声祈祷，呼唤“我主”和“圣母马利亚”。穷人的破烂儿、无神论者的唾沫、妓女的秽物和孤儿的垃圾弄得她满身都是。受到这样的凌辱，她呜呜地哭了，嘴里一再说“不知者不怪罪”。她觉得骨软筋麻，精神上一松劲，两腿变得棉花似的软塌塌的。一股热流在两腿间穿过，使她顿生恶念。上帝啊! 帮我摆脱这种折磨吧! 肚子里阵阵发热，燃起了神圣的可怕的地狱的火、圣洁的火、恐惧的火，哟，主啊! 不要让我陷入诱惑吧! 耶稣啊!

埃斯特夫人在受尽折磨的病榻上默默地死去的时候，埃斯特万也不在身边。他到瓦列家登门拜访，看看还有没有尚未出嫁的姑娘。这些年他不在首都，过着野蛮的生活，要履行对母亲许下的诺言，为她生个孙子，真不知从何开始。他想，在俏姑娘罗莎活着的时候，塞维罗和妮维娅曾经收他为女婿；现在他成了富翁，不必挖地刨金子，需要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再次收他为女婿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天晚上，埃斯特万和菲鲁拉发现母亲死在床上。母亲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似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病魔终于乐意帮她摆脱平日的苦刑。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求见的那天，塞维罗和妮维娅想起了克拉腊在打破长久的沉默时说的那句话。听到来客问起他们还有没有待字闺中的女儿时，他们丝毫不感到惊奇。他们合计了一下，说：安娜当了修女，特莱莎身患重病，其他女儿均已结婚，只剩下最小的女儿克拉腊。她还可以出嫁，只是性情古怪，不大懂得婚姻大事，不善料理家务。他们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小女儿有股怪脾气，对她九年来没说话这件事也未加隐瞒。罗马尼亚人罗斯蒂波夫说得对，她不说话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想说。库埃瓦斯大夫给她做过无数次检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是听见什么就害怕的人。什么鬼魂在游廊上走来走去啊；什么用意念的力量挪动远处的物件啊；什么预言厄运啊，他满不在乎。姑娘长期不说话就更不用说了，他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美德。总之，他认为这些事不会影响她生儿育女，因此要求见见克拉腊。妮维娅出去找女儿，客厅里剩下两个男人。特鲁埃瓦生性直率，趁这工夫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

“别着急，埃斯特万! ”塞维罗打断了他的话头儿，“您先看看那孩子，好好了解了解她，我们还得问问克拉腊的想法。您看怎么样? ”

妮维娅把克拉腊带进来。姑娘走进客厅的时候两颊绯红，刚才帮着花匠种大丽花，指甲弄得黢黑。这次，她没有预见到未婚夫会来，没有好好打扮一下。埃斯特万一见到她，立刻惊慌地站起来。他记得克拉腊是个闹哮喘病的瘦弱的小女孩儿，一点儿也不招人喜爱。而眼前这位姑娘却是一尊精美的象牙雕像。她面容甜美，头略向后仰，满头拳曲的栗色头发，几绺发卷披散开来。眼睛里充满忧悒的神情，嫣然一笑，即化做聪颖的嘲弄人的表情。她笑得坦率、开朗。克拉腊同埃斯特万紧紧地握了握手，一点儿也不腼腆。

“我正在等你。”她率直地说。

这次礼节性拜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谈论起歌剧节、去欧洲旅行、政治局势和冬季严寒，又喝鲜葡萄汁酒，又吃千层饼。埃斯特万尽可能有克制地观看克拉腊，慢慢地感到被姑娘吸引住了。自从在阿马斯广场的糖果店里看到俏姑娘罗莎买糖的那个无比荣幸的日子起，他不记得对什么人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兴趣。他把姐妹俩比较了一下，结论是：罗莎无疑比克拉腊更漂亮，但是，克拉腊比罗莎更亲切。夜幕降临，两名女仆进来拉上窗帘，点上灯。埃斯特万这才发觉自己待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举动未免不够得体。他死板板地向塞维罗和妮维娅道别，希望允许他再来看望克拉腊。

“希望不会惹您讨厌，克拉腊，”他满面通红地说，“我是个大老粗，乡下人，至少比您大十五岁。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像您这样的年轻姑娘说话……”

“您愿意和我结婚吗? ”克拉腊问。埃斯特万发现克拉腊那对褐色的眼珠里闪过讥讽的光芒。

“克拉腊，看在上帝的分上! ”妈妈惊恐地喊道，“请您原谅，埃斯特万，这孩子总是这么不懂礼猊。”

“我想了解一下，妈妈，免得浪费时间。”克拉腊说。

“我也喜欢直话直说。”埃斯特万高兴地微笑着，“是的，克拉腊，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克拉腊拉着他的胳臂，陪他走到门口。最后双方又对视了一下，埃斯特万当即明白自己被看中了，心中十分愉快。他坐在车上，笑眯眯的，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不明白为什么像克拉腊这样一位诱人的姑娘会对他一见钟情。其实，他不知道，克拉腊早已看清自己的命运，所以才用思想把他召来，尽管没有爱情也决定同他结婚。

为了照顾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服丧，又白过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用老办法，也就是用对待罗莎的办法讨好克拉腊，殊不知克拉腊根本不喜欢茴芹籽糖，离合诗惹得她大笑不止。年底，临近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正式登报订婚，当着亲朋好友的面交换戒指。那天，总共来了一百多人。举行了豪华的宴会，用托盘端上来加馅火鸡、蜜糖猪肉、凉水康吉鳗鱼、面包渣炸大虾、鲜蚝、卡梅利塔斯的橘子柠檬饼、多米尼卡斯的杏仁核桃饼、克拉里萨斯的巧克力鸡蛋饼，还有成箱成箱的法国香槟酒。那是通过法国领事动用外交特权从法国走私来的。但是，宴会服务人员的衣饰和菜肴的样子却十分简朴。家里的老用人围着平日的黑围裙。整个喜庆活动看来像一次朴素的家庭聚会。他们那个社会是由卡斯蒂利亚和巴斯克胆大如斗的移民的后裔组成的。祖先们生活节俭，还有点阴郁。因此，任何奢华都被视为粗俗的表现，被指责为世俗虚荣心、低级趣味。克拉腊身穿奶白色纱衣，插着鲜艳的山茶花，好似飘飘然的幽灵。经过九年的沉默之后，她像只幸福的喜鹊同未婚夫在纱帐和宫灯下翩翩起舞，丝毫不知道躲在帷幔后面的幽灵拼命向她打手势，提出警告。在混乱的人群和一片喧闹声中，她压根儿没看见它们。交换戒指的仪式从殖民时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样子。晚上十点，一名仆人手摇玻璃铃铛在客人中间穿来穿去，音乐不响了，跳舞停下了，客人们汇聚到大客厅。一位身材矮小、心地善良的神父身穿大弥撒服，诵读准备好的佶屈聱牙的布道辞，赞颂杂七杂八、难以做到的品德。克拉腊没听神父讲话。铿锵的音乐声、杂沓的舞步一停，她马上注意倾听帷幔间幽灵的喁喁私语。她发觉有好几个小时没见着巴拉巴斯了，立时警觉起来，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妈妈用胳臂捅了捅她。克拉腊连忙把注意力转到仪式上来。神父讲完话，为他们的金戒指祝福。接着，埃斯特万给未婚妻戴上一枚金戒指，然后又给自己戴上一枚。

这当儿，一声恐怖的喊叫使所有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大家急忙躲开，闪出一条路，只见巴拉巴斯闯了进来。这条狗显得比往常更黑，比往常更大。一把屠刀深深扎入它的后背，只有刀柄露在外面。巴拉巴斯像头牛一样，身子突突往外冒血。小马驹般的长腿不住颤抖，一股鲜血顺着嘴角直往下淌。在垂死挣扎中，两眼无光，蒙上一层云翳，拖着两条扭在一起的后腿，像只受伤的恐龙似的一步步地、歪歪斜斜地往前爬。克拉腊一屁股坐在蒙着法国丝绸的沙发上。那只大狗来到她身边，把千年巨兽般的大脑袋靠在她的裙子上，用满怀深情的目光盯住她，眼睛渐渐失去了神采，什么也瞧不见了。奶白色纱裙、沙发上的法国丝绸、波斯地毯和镶木地板都浸上了鲜血。克拉腊摩挲着巴拉巴斯的耳朵，低声说着宽心话。巴拉巴斯两只眼睛死死盯在克拉腊身上，不紧不慢地渐渐死去。最后颓然倒下，鼻子里吭哧了一声，浑身便僵硬了。这时候，大家好像大梦方醒，客厅中立时笼罩起一片恐怖气氛。客人们连忙告辞，绕过地上的血泊，飞快地拿起皮围脖、礼帽、手杖、伞和镶珠子的提包，纷纷逃走。办喜事的客厅里只剩下怀里抱着巴拉巴斯的克拉腊、被恶兆惊得发呆拥在一起的父母和她的未婚夫。埃斯特万不明白为什么一条死狗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他发现克拉腊好像要倒下去，赶紧把她抱起来，送到卧室。多亏老奶奶精心照顾，库埃瓦斯大夫开了各种盐剂，昏昏沉沉的克拉腊才没有再次变呆傻和不能说话。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要花匠帮忙，两人把巴拉巴斯的尸体扔到车上。这条狗死了以后变得更重了，两个人几乎都抬不起来。

这一年，大家张罗着准备婚礼。妮维娅为了克拉腊的嫁妆忙得不亦乐乎。但克拉腊对檀木箱里装些什么毫无兴趣，仍然用三条腿的桌子和纸牌做试验、算命。十年前，修女们为罗莎制作的带特鲁埃瓦和瓦列两姓字头的精美的绣花床罩、用线编织的台布和内衣都用做克拉腊的嫁妆。妮维娅派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伦敦采购旅行用的和去农村用的服装、节目盛装、时髦帽子、鳄鱼皮和岩羚羊皮的鞋子和手提包，以及用绸纸包着的、用薰衣草和樟脑保存好的其他物品。但新娘对这些东西只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带领一批泥瓦匠、木匠和铅皮匠，动手建造一幢尽可能结实、宽敞和向阳的房子，让它矗立上一千年，让合法地属于特鲁埃瓦大家族的人住上好几代。他请来一位法国建筑师负责设计，让人从国外买来一部分建筑材料，像德国彩色玻璃窗、奥地利雕花石台基、英国青铜水龙头、铺地用的意大利大理石。锁是根据商品目录在美国订的货，到货的时候附有翻译过来的说明书，但是没有钥匙。总之，他想把这幢房子盖成当地独一无二的建筑。菲鲁拉被巨大的耗资吓坏了，尽量劝弟弟别再发疯，买什么法国家具、什么土耳其珠坠吊灯和挂毯。她说这样干下去，一定会破产，会重蹈脾气古怪的亲生父亲的覆辙。但是，特鲁埃瓦认为他有的是钱，足够买下这些豪华的物品，还威胁说如果她再找麻烦，就给大门镶上一层银贴面。菲鲁拉说，这样大手大脚毫无疑问是造孽，把本来可以用于扶危济困的钱耗在满足暴发户的俗里俗气的要求上，这种人一定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并不喜欢时髦，相反对现代化带来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直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但是，他还是要把自己的家建成一个欧洲、北美式的别墅，讲究舒适方便，同时保留古典风格。他希望尽可能摆脱当地的建筑格调。他不喜欢三重院子、游廊、小里小气的喷泉、光线暗淡的房间、白灰粉刷的土墙和落满黄尘的瓦顶。他要大大方方的二三层小楼、一排排白柱子、明亮的大窗户，华丽的楼梯要拐个弯儿，直通白色大理石门厅。总之，要井井有条，和谐、优雅、文明，具有外国气派，又符合新生活的要求。这个家应该表现出他自己，表现出他的家庭，表现出“特鲁埃瓦”这个姓氏的威望。父亲玷污了这个姓氏，他要重振雄风。他希望人们从大街上就能看到他的家是多么富丽堂皇。于是，请人设计了一座法兰西花园，里面有凡尔赛式巨大的凉棚、花坛、平整完美的草坪、喷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雕像，其中大概有一位是美洲历史上的头戴羽冠、赤身裸体的印第安勇士，以表现爱国主义精神。他没有料到，这样一座像帽子似的突兀在整整齐齐的绿茸茸的草地中的住宅——这座庄严肃穆、结构紧凑、方方正正的住宅——最后竟然变得面目全非。后来克拉腊灵机一动，在各个房间的墙壁上打了许多牛眼洞，以便午睡的时候可以与人交谈；每当需要安顿一位新客人，她就让人随便找个地方盖上一间房子；要是幽灵告诉她房基底下埋藏着宝物或者没有入殓的尸体，她就把墙推倒。总之，宅院里东加一间房子，西添一间房子；楼梯曲里拐弯，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又是塔形建筑，又是悬空的屋门，又是从不打开的小窗子，又是曲曲折折的游廊。最后，宅院变成诱人的迷宫，根本无法打扫，违犯了市政建设的诸多法律。不过，当初特鲁埃瓦在建造这幢人们称之为“街角大宅院”的住宅时，是想让它巍然屹立于周围屋群之间，使他时时不忘童年的贫穷生活。建房期间，克拉腊一次也没去看过。对这幢房子就像对自己的嫁妆一样，她毫无兴趣，一切交由未婚夫和未来的大姑姐定夺。

妈妈死后，菲鲁拉剩下孤身一人。她这样的年纪了，已经不再幻想结婚，整天无事可做。有一阵子，她每天都去贫民大院，如癫似狂地从事慈善事业，最后得了慢性气管炎，却没给痛苦的心灵带来丝毫的宁静。特鲁埃瓦劝她出去散散心，买些衣服，凄风苦雨地过了一辈子，也该去消遣消遣。可是，菲鲁拉过惯了苦行僧式的生活，而且关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她什么都怕。弟弟准备结婚，她感到惶惑不安。她认为，这样一来，埃斯特万会和她更加疏远，而弟弟是她生活的唯一依靠。她担心自己要在好人家老处女的收容所里靠钩花边了此一生。当她发现克拉腊不会理家、遇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心中十分惬意。“她有点儿笨。”菲鲁拉高兴地想。显然，克拉腊掌管不了弟弟正在修建的这幢大宅院，需要别人大力帮忙。菲鲁拉用委婉的言辞告诉埃斯特万，他未来的妻子是个废物，姐姐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可以帮助她，也乐意帮助她。一涉及这个话题，埃斯特万就不说话了。婚期渐渐临近，菲鲁拉觉得需要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并开始感到绝望。同弟弟谈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她找机会想单独和克拉腊谈一谈。一个星期六，下午五点钟，她看见克拉腊在街上散步，就请她到法兰西饭店去喝茶。两个人坐下来，周围摆着奶油小点心和巴伐利亚瓷器。大厅尽头处，几位小姐正在演奏一支曲调忧伤的弦乐四重奏。菲鲁拉偷偷察颜观色，未来的弟媳看来只有十五岁。由于长年累月不说话，声音还显得生涩。菲鲁拉不知道从哪儿提起话头。沉默了好一阵子，吃了一盘糕点，每人喝了两杯茉莉花茶。克拉腊理了理垂到眼帘的一绺头发，微微一笑，亲切地拍了拍菲鲁拉的手。

“不要担心。你和我们在一起，咱们俩会像亲姐妹一样。”姑娘说。

菲鲁拉吃了一惊，暗自问道，传说克拉腊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莫非是真的? 她的第一反应是要保持矜持，本想做个潇洒的动作。拒绝克拉腊的建议。但克拉腊没容她说话，便低下头，吻了吻她的脸颊。克拉腊的感情如此纯真，弄得菲鲁拉无法自持，失声痛哭起来。她好久没流一滴眼泪了，此时此刻才惊奇地发现自己是多么需要他人的温存。是谁最后一次情不自禁地摸过自己，她已经记不得了。她哭了好久，趴在克拉腊的手掌间把过去诸多悲伤和孤寂一古脑发泄出来。克拉腊帮她擤鼻涕，在她停止悲声的间隙给她拿点心，让她喝茶。两个人边哭边谈，直到晚上八点钟。那天下午，她们在法兰西饭店结下了持续多年的深情厚谊。

为埃斯特夫人服丧刚过，街角大宅院落成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克拉腊·德尔·瓦列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埃斯特万送给新娘一套钻石首饰。克拉腊说了声“很漂亮”，就把首饰放在一只鞋盒子里，随即忘掉放在什么地方了。新婚夫妇一起到意大利去旅行。上船后过了两天，埃斯特万觉得自己像个初恋的年轻人，只是克拉腊晕船晕得很厉害，关在舱里又闹恶心。在窄小的寝舱里，埃斯特万坐在她身边，把湿毛巾放在她的前额上。克拉腊一呕吐，马上把她扶起来。克拉腊的情况很糟糕，可埃斯特万还是觉得幸福。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和妻子交欢，显得有些不通情理了。第四天天亮的时候，克拉腊好了一些。他们走到甲板上观看大海。海风把克拉腊的鼻子吹得红红的，她动不动就笑起来。埃斯特万看到她这副模样，满有把握地认为早晚有一天克拉腊会爱上他的。尽管他必须拿出一些绝招儿，克拉腊迟早会按照他对爱情的需要爱上他。他发现克拉腊还不属于他，只要克拉腊还生活在鬼魂的世界里，不仅让三条腿的桌子自动挪位，还用纸牌预『、未来，那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属于他。在性欲方面，克拉腊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扭捏，但他觉得还不够。他要的决不是她的肉体，他还想占有她的体内那种难以捉摸的东西，那种闪闪发亮的东西，那种即使在做爱后她浑身瘫软的时候仍然难以抓住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双手过于沉重，两脚过于粗大，声音过于粗重，胡须过于粗硬，强奸妇女、玩弄娼妓的恶习过于根深蒂固。因此，纵然需要把自己像手套那样翻个个儿，他也下定决心用柔韧的办法拴住妻子。

三个月后夫妻俩度蜜月归来。菲鲁拉在新宅院里迎候他们。宅院里弥漫着一股油漆味儿和刚刚干燥的水泥味儿，按照埃斯特万行前的吩咐，院子里到处是鲜花、水果和喷泉。第一次跨进门槛的时候，埃斯特万用双臂把妻子举起来。菲鲁拉竟毫无妒意，连她自己也感到意外。她发现埃斯特万好像年轻了几岁。

“结婚对你大有好处。”她说。

她领着克拉腊在宅院里转了一圈儿。克拉腊扫视了一遍，说了声“都挺漂亮”。在大海上观落日，圣马科斯广场或者看到钻石首饰，她也说过这类客气话。走到卧室门口儿的时候，埃斯特万要她闭上眼睛，拉着手把她带到屋子中央。

“可以睁开了。”他兴冲冲地对她说。

克拉腊朝四周看了看。房间很大，墙上贴着蓝色丝绸，一式英国家具，窗户宽大，阳台朝着花园，床上挂着帷幔和薄薄的纱帐，宛如一艘航行在宁静的蓝色大海中的帆船。

“非常漂亮。”克拉腊说。

这当儿，埃斯特万指了指她站着的地方。这是特意为她准备下的惊人杰作。克拉腊低头一看，惊恐得大叫一声。原来她站在巴拉巴斯的乌黑的后背上。只见它四肢展开，变成一条地毯。脑袋还是原来的模样，两只玻璃眼珠瞅着她，现出一副动物标本常有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埃斯特万赶上一步，扶住克拉腊，她才没晕倒在地上。

“我早说过，她不会喜欢的，埃斯特万。”菲鲁拉说。

底下人赶快把鞣制过的巴拉巴斯的皮撤出去，扔到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同马科斯舅舅收藏在那只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和其他宝物放在一处。这张皮从此无人过问，历经虫蛀，却显得那么顽强，似乎能派上更大的用场。以后，后代人终于从地下室又把它找了出来。

过了不久，克拉腊怀孕的迹象已经明显了。菲鲁拉疼爱弟媳，热心地照看她，全力以赴地服侍她，对她那种放荡不羁和古怪言行采取了无限宽容的态度。菲鲁拉一辈子看护一位无法医治、溃烂而死的老妇人，现在照看克拉腊无异于进了天堂。她用矮糠和茉莉花露水给她搓身体，用天鹅毛刷子给她掸粉，把头发梳得像海生植物一样光亮顺溜。总之，跟过去老奶奶做得一模一样。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婚后的激情还没有平息，又得回三星庄园了。一年多没到那儿去了，虽说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会悉心经营，还是需要主人亲自过问。过去，庄园好似天堂，是他的骄傲，如今却使他厌烦。他看了看毫无表情的母牛在圈里反刍；农夫慢吞吞地干活儿，一辈子天天重复同样的动作；雪山呈现出千古不变的轮廓；火山顶上飘浮着轻飚的烟柱，只觉得自己像个囚犯。

埃斯特万到农村去以后，街角大宅院里没有男人了，生活的节奏也相应地变得舒缓一些。菲鲁拉从侍候生病的母亲时起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现在每天她第一个起床，让弟媳多睡会儿。到了半晌午，她亲自把早饭送到床上，拉开蓝绸窗帘，让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室内，在画着白睡莲的法国瓷浴盆里放满水。克拉腊有充足的时间醒醒盹，挨个问候眼前的幽灵，然后拿过盘子，用烤饼蘸一蘸浓浓的热巧克力。菲鲁拉随即让她起床，像妈妈一样亲切地抚摸她，给她讲报纸上的好消息。不过，好消息越来越少，她只好用邻家的笑话、家庭的琐事以及她编造的故事搪塞。克拉腊很喜欢听她讲故事，只是过五分钟就忘记了。一个故事可以讲上几遍，克拉腊总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开心。

菲鲁拉带她去散步，晒晒太阳对胎儿有好处。带她去买东西，孩子一出生什么都不缺，能穿上世界上最精美的衣服。带她到高尔夫球俱乐部吃午饭，让大家都看看自从她和我兄弟结婚之后变得多么漂亮。带她去看望父母，省得他们以为女儿把自己忘在了脑后。带她去剧院，免得整天关在家里。克拉腊顺从地跟着她走。这倒不是因为她呆痴，而是心不在焉。她的全副精力都用在和埃斯特万保持心灵感应上，只是力气全都白费了，他收不到任何信息。当然，她也努力完善洞察一切的本领。

从记事起，菲鲁拉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跟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在内都没像跟克拉腊这样亲近过。一个人，只要不像克拉腊那么古怪，对大姑姐如此过分的宠爱和一刻不停的关怀，一定会感到厌烦，要么就得屈服于她那种处处强加于人的过分细腻的个性。但是，克拉腊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弟弟从乡下回来，菲鲁拉心里就厌烦。全家只突显出他一个人，他不在时的那种和谐气氛全被破坏了。弟弟在家，她得躲在暗处，指挥仆人要格外小心，关怀克拉腊也得十分谨慎。晚上，每当小夫妻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就产生一种无名的嫉恨，说也说不清，内心深处充满恶毒的感情。为了消愁解闷，她常到修道院去念玫瑰经，向安东尼奥神父忏悔。

“童贞圣母马利亚。”

“圣灵感孕的圣母。”

“我听着呢，孩子。”

“神父，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想，我那样做是造孽……”

“肉体的吗? 孩子。”

“唉，肉体已经干枯，神父，但是精神还没有。魔鬼在折磨我。”

“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

“您不了解一个独身女人、一个处女脑子里会产生些什么念头。神父，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男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上帝让我母亲卧病多年，我得照顾她。”

“这种牺牲上天已经记录在案，孩子。”

“思想上有罪也不妨害吗，神父？”

“嗯，要看是什么思想了……”

“我夜里睡不着觉，心中憋闷。为了静静心，我爬起床，在花园里散步，在家里四处转悠。我来到弟媳妇的卧室，把耳朵贴在门上。有时候踮着脚走进去，看看她怎样睡觉。她像个天使，我曾想过到她床上去，摸摸她温暖的皮肤，闻闻她的喘息。”

“祈祷吧，孩子。背诵经文你会得到帮助。”

“请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呢。我害羞。”

“在我面前，不必害羞。我不过是上帝的工具。”

“弟弟从乡下回来，情况更糟糕，神父。祷告一点不起作用。我睡不着，浑身出汗，发抖。最后，我还是起来了，摸黑穿过整个宅院，小心翼翼地轻轻穿过走廊，不让地板发出响声。我在卧室门口听他们的动静。有一次，门半开着，还看见了他们。我看到的事情真是难以启齿，神父。总是可怕的罪孽吧。克拉腊没有过错，她是无辜的，像个孩子。诱逼她的是我弟弟。他肯定要受到惩罚。”

“只有上帝才能明断是非，给予惩罚，孩子。他们在干什么? ”

于是，菲鲁拉可以用上半小时讲述事情的细节。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知道什么时刻停顿，掌握什么语气，不用手势也能讲明情况，说得话灵活现，听话的人好似身临其境。通过一扇半开的门，她竟然能看到屋里人如何颤动、流出多少液体，听到他们的耳语，嗅到最隐秘的气味，真令人难以置信，确实是天下奇迹。把这番躁动的情绪讲完之后，她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又戴上冷漠严厉的偶像面具。于是，发号施令，点数餐具，安排做饭，锁东锁西。“东西放在这儿”，别人赶紧放好；“把花瓶里的花换一换”，别人赶快换鲜花；“擦玻璃”；“别让小鸟儿瞎胡叫，吵得克拉腊太太睡不安生，这么唧唧喳喳地叫下去会吓坏孩子，生下来是个傻子”。什么事情也逃不过她那双时时警觉的眼睛。总之，她不停地活动。而克拉腊恰好相反，觉得什么都好。吃带馅的块菌或者喝剩汤，她觉得都一样；睡在羽绒垫上或坐在椅子上，没什么不同；用香水洗澡或不洗澡，也没什么两样。随着身子越来越重，克拉腊好像越发脱离现实，简直无法阻拦。她渐渐转向内心世界，经常不断地同孩子悄悄对话。

埃斯特万巴不得有个和自己同名的儿子，为特鲁埃瓦家族传宗接代。

“是个女孩，叫布兰卡。”克拉腊从怀孕的第一天起就这样说。

事实果然如此。

库埃瓦斯大夫——克拉腊总算不害怕他了——估计大约十月中旬生产。可到了十一月初，克拉腊还是腆着大肚子，一副半睡半醒的样子，越来越心不在焉、疲惫不堪，整天气喘吁吁，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包括丈夫在内。有时候竟然不认识他了，看见他待在身边，甚至会问：“您有何贵干? ”大夫终于发现日子计算上没有任何差错，显然是克拉腊根本不愿意让孩子自然降生。于是，大夫决定给她剖腹，取出了布兰卡。结果女孩儿比一般的孩子身上毛多，长得又丑。埃斯特万看见生下个女儿，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认为命运在嘲弄自己。他在病榻边曾向母亲许下诺言一定要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特鲁埃瓦，生下来的却是个魔鬼，更有甚者，还是个女孩儿。他亲自查看了一下孩子，发现所有部位完全正常，至少用眼睛可以看见的部位完全正常。库埃瓦斯大夫安慰他说，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待的时间过长了，又是剖腹产，再加上个头儿小，又黑又瘦，毛发又多了点儿，所以显得难看。相反，克拉腊非常喜爱自己的女儿。她似乎从长久的昏睡中苏醒过来，发现活着十分愉快。她抱起孩子来不撒手，走路的时候把孩子紧紧贴在胸前。像印第安女人那样，随时给她喂奶，根本没有固定的时间，既不讲究姿势，也不感到害羞。她不愿意把孩子包在襁褓里，不愿意给她剪头发、扎耳朵眼儿，也不愿意找保姆看孩子，更不愿意让她喝奶厂的牛奶，而当时所有花得起这笔钱的太太们都是这样做的。老奶奶提出喂孩子牛奶加米汤，她也不接受。她认为，既然老天要人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母亲的乳房一定会分泌出所需的东西。克拉腊整天对孩子说话，不用含糊不清的词句，也不用儿化的字眼儿，而是用地地道道的西班牙语，像跟大人讲话一样。过去她对动物、植物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么从容不迫，条分缕析。她确信，既然这套办法对动物、植物有效，就没有理由说它对女儿不合适。吃母亲的奶，加上听母亲说话，孩子长得很结实，也可以说长得比较漂亮了，一点儿也不像刚出生时的那个丑小鸭了。

布兰卡出世后过了几个星期，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宁静的蓝绸大海中的帆船”中和妻子嬉戏的时候，发现她做了母亲并没有失去魅力和做爱的良好心境，而且恰好相反。菲鲁拉忙着照看孩子。这孩子肺活量特别大，性子很急，胃口出奇地好，忙得她再也没有时间到修道院去祈祷，向安东尼奥神父忏悔，更没有时间趴在半掩半开的门旁窥探了。

第四章

幽灵时代

在布兰卡那年龄，大多数孩子还流口水，四处爬，兜着尿布，咿呀学语，可她已经像个懂事的小大人了。虽然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但的确是用腿走路；讲话用语正确，吃饭自个动手。这是母亲一直把她当大人看待的缘故。在她牙齿长齐、学会开柜子乱翻东西的时候，全家决定到三星庄园去过夏天。克拉腊只是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邪阵子，布兰卡好奇心胜，超过了生存的本能。菲鲁拉跟在后面紧忙活，怕她从二楼摔下来，怕她碰着炉子或者吞吃肥皂。菲鲁拉觉得带孩子到乡下去既危险又累人，而且毫无实际意义。埃斯特万一个人在庄园里可以安排得挺好，其他人乐得留在首都享受文明生活。克拉腊却兴致勃勃，认为田园风光富有浪漫气息。菲鲁拉说，那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牲口棚。全家人忙活了两个礼拜准备行装，大宅院里到处是木箱、篮筐和手提箱。行李多得不可思议，只好租下一节车厢。除了行李外，还有菲鲁拉认为必须带去的一群用人，克拉腊舍不得丢下的鸟笼子，再加上布兰卡的玩具箱。里面装满了机动小丑、小瓷人、布制小动物、能上弦的跳舞小人、头发和关节像人一样的娃娃，娃娃还各有自己的衣服、车辆和餐具。看到这一群神色紧张、惊慌不安的人和乱七八糟的行装，埃斯特万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输了，特别是在行李里还发现一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圣安东尼奥像，斜着眼，穿着带花纹的凉鞋。眼瞅着周围一片混乱，真有点后悔不该带妻子和女儿外出旅行。他暗自问道，我一个人提着两只箱子可以周游世界，她们怎么要带上这么多与“旅行”二字毫无关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大队人马呢?

他们在圣卢卡斯镇乘坐三辆车子来到三星庄园，一路风尘仆仆，活像吉卜赛人。管家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带领全体雇工在庄园的院子里迎候主人。看到来了个流动马戏团，大家都惊呆了。在菲鲁拉的指挥下，开始卸车，把东西安顿在屋里。谁也没注意到旁边站着个和布兰卡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他赤身露体，拖着鼻涕，肚子挺大，只有两只漆黑的眼睛相当漂亮，表情像个老年人。他是管家的儿子，为了和父亲、祖父区别开来，取名叫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大人们乱哄哄地张罗着看房子，放东西，向周围人道辛苦，闻一闻菜园飘散出的芳香，为圣安东尼奥像搭设祭坛，从房上赶走鸡，从衣柜里撵走老鼠。这时候，布兰卡却脱掉衣服，光着屁股和佩德罗第三跑了出去。两个人在包裹中间玩耍，钻到家具底下，互相亲吻，弄得满脸都是唾沫。一块啃面包，一块抽鼻涕，一块拉屎，最后在餐桌下搂在一起睡着了。直到晚上十点钟，克拉腊才在桌子底下找到了他们。在这之前，大家打着火把找了好几个小时。雇工们分成几组跑遍了河谷、谷仓、田野和牲口棚。菲鲁拉跪在圣安东尼奥像前低声祷告，埃斯特万叫得声嘶力竭，克拉腊运用明察秋毫的目力，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找到两个孩子的时候，只见男孩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布兰卡蜷缩着身体，脑袋靠在新朋友的大肚皮上。很多年后，两个人不幸被人撞见的时候，也是这个姿势，为此他们付出了比生命更高昂的代价。

从第一天起，克拉腊就看到了三星庄园自有她活动的天地。正如她在生活记事本上写下的，她觉得终于明白了自己在人世间担负的使命。砖瓦房也好，学校也好，丰盛的饭菜也好，她都不大在意。她善于看到的是无形无影的东西。因此立刻觉察出雇工们心怀疑惧，满腔怨恨，总在背地里嘀嘀咕咕，她一扭过脸来，大家就闭上嘴不说话了。从这些地方，她对丈夫的过去及他的性情也猜出了几分。的确，东家变了，人人都能看到他不再去“小红灯”妓馆，不再整晚寻欢作乐、斗鸡赌钱，不再大发雷霆，尤其是改掉了把少女掀翻在麦田里的坏毛病。大家都说这多亏了克拉腊。她呢，也变了。一夜之间不再那么郁郁寡欢，不再看见什么说什么好，似乎改掉了和无形的人谈话、用魔力搬动家具的坏习惯。天一亮，她和丈夫一起起床，穿好衣服，共进早餐。然后，丈夫去大田监督雇工干活儿，看他们是否卖劲儿。菲鲁拉料理家务，指挥从首都带来的用人( 他们对乡下的诸多不便和苍蝇很不习惯) ；负责照看布兰卡。克拉腊则在缝纫室、杂货店和学校之间来回忙活。学校是她的大本营。她在那儿用药物治疥疮，用石蜡冶虱子，讲解音节表的奥秘，教给孩子们唱“我有一头奶牛，一头顶两头”，教给女人煮牛奶、治腹泻、漂白衣服。下午，男人们从大田回来之前，菲鲁拉把农妇和儿童召集到一起念玫瑰经。大家前来诵经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同情。老处女趁机回忆一下在大杂院时度过的美好时刻。等到大姑姐一遍又一遍地念完“我主”、“圣母马利亚”和一连串神秘的祷辞后，克拉腊利用集会重复从母亲那儿听来的口号，就是那次母亲把自己锁在议会的栅栏上大声宣扬的口号，当时克拉腊也在场。农妇们含羞带笑地听她宣讲，原因就和跟着菲鲁拉诵经一样，害怕惹得女主人不高兴，其实，在她们听来，那些火热的词句不过是疯话而已。她们说：“克拉腊夫人，谁也没见过男人不打老婆的，不打就是不爱，要么就不是个好汉子。哪儿见过男人当家，挣下的钱、地里收的庄稼、母鸡下的蛋归两人的呢? 女人生来两块面，男人生来两个蛋，哪儿见过女人能干男人的活儿的? ”克拉腊大失所望。农妇们互相碰碰胳膊肘，怯怯地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她们成天风吹日晒，生活十分艰难，眼睛周围尽是皱纹。她们心里很清楚，谁要异想天开，照女主人的劝告行事，做丈夫的非给她一顿皮鞭不可。就连菲鲁拉也认为，谁真要是这么干，挨了打也是罪有应得。过了不久，埃斯特万了解到他们祈祷聚会还有这么一部分内容，气得不得了。这是他第一次对克拉腊发火；克拉腊也是第一次领教了他那早已闻名的火暴性子。埃斯特万发狂似的大喊大叫，在客厅里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用拳头捶打家具，口中不住地说，要是克拉腊想学她妈妈的样子，她会看到做丈夫的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会扒掉她裤子，毒打她一顿，打掉她煽动别人的坏毛病。还说，他坚决禁止聚会念经和其他活动，他可不是听凭女人耍笑的傀儡。克拉腊由着他吵闹，捶打家具。直到他闹够了，才像平常那样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动耳朵? ”

假期延长了，学校里的聚会照样进行。夏天过去了，秋天，田野里的景色变了个模样，染上一片火红色和金黄色。天气开始变冷，细雨绵绵，道路泥泞。菲鲁拉讨厌农村，极力撺掇克拉腊离开那儿，可是克拉腊没有回首都的意思。夏天，菲鲁拉抱怨下午天气太热，还得轰苍蝇，院子里土太多，弄得满屋子都是灰尘，好像住在矿井里。抱怨澡盆里的水太脏，兑上香料就变成一盆喂猪的泔水。会飞的蟑螂钻进床单，到处是老鼠洞、蚂蚁窝，蜘蛛一大清早在床头小桌的水杯里乱蹬腿，母鸡肆无忌惮地在鞋子里下蛋，在柜子里的白衣服上拉屎。天气一变，又增添不少可抱怨的新灾难，什么院子泥泞啦，白天太短啦，五点钟天就黑，除了挨过漫长的黑夜外，什么也干不成啦。还有刮风、感冒。她用蓝桉泥敷剂治疗感冒，但也难免没完没了地你传染我，我传染你。和这些玩意儿较劲儿，她可烦透了，只有看到布兰卡在成长才感到开心。布兰卡跟脏孩子佩德罗第三一起嬉戏，简直像个野人。更糟糕的是布兰卡没有门第相当的同伴儿，净学些坏毛病，弄得满脸是泥，膝盖上磨出一层干硬皮。“瞧她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印第安人，得给她拿脑袋上的虱子，往疥疮上抹药，真烦人! ”虽说菲鲁拉嘴里唠唠叨叨，仪表上却毫不含糊，发髻绾得端端正正，衬衣浆得笔挺，腰间挂着一串钥匙，从不出汗，从不抓痒，身上总有那么一股薰衣草和柠榜的淡淡的清香。谁也不曾想到有什么东西会搅乱她的自制力。有天，她觉得背上发痒，痒得非常厉害，只好偷偷地抓一抓，可一点儿也不管用。最后，她来到浴室，脱下胸衣。家务事再多，她也不忘束上胸衣。刚一解开吊带，一只惊慌的老鼠掉在地上。老鼠在里边待了一上午，在胸衣的硬边和菲鲁拉勒得紧紧的肌肉之间爬来爬去，要找个空儿钻出去，可就是出不去。菲鲁拉有生以来第一次紧张得受不了了。听到喊声，大家赶到浴室。只见她半裸着身体躲在浴盆里，吓得面无人色，发狂地厉声喊叫，哆哆嗦嗦地指着那只小老鼠。老鼠吃力地趴在那儿，打算逃到安全的地方。埃斯特万说她是更年期反应，不用理她，接着又发作了一次，还是没人理她。那天是埃斯特万的生日，是个天气晴朗的星期日。一大早儿，家里人就忙起来。这是三星庄园第一次举行庆祝活动。上次喜庆活动是在很久以前。当时埃斯特夫人还是个小姑娘。这一次，请了几位亲朋好友，他们从首都乘火车赶到庄园。还请了当地所有的地主，也没忘了请镇上的头面人物。家里人提前一个礼拜开始筹办宴会。院子里烤上半头牛，准备了牛腰子羹、砂锅鸡、玉米炒菜、米粉杏仁饼和路枯马果，还用粮食酿造了上等美酒。中午时分，客人们开始乘车、骑马陆续到达，土坯垒墙的宅院里充满欢声笑语。菲鲁拉抽空去了趟厕所。厕所很大，便盆设在中央，周围是一大片白色的瓷砖。她刚坐在孤零零的像宝座一样的便盆上，门忽然打开，进来一位客人，不是别人，恰恰是镇长。喝了开胃酒，他有点醉意，边走边解裤子。看见厕所里有位小姐，他又吃惊又慌乱，不由得愣住了。愣劲儿过去后，想了想，强挤出个笑脸又往前走了几步，走到厕所中央，伸出手来，向她点头致意。

“鄙人是索罗巴贝尔·布兰科·哈马斯米埃，愿为您效劳。”他自我介绍说。

过了一阵子，菲鲁拉心情不那么难过了，才谈及这件事。她大声说：“上帝啊!在这些粗鲁人当。中谁也没法活下去。你们愿意待在这个野蛮人的炼狱里，自管待下去。我可要回城了。我愿意像过去那样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她没走。她不愿意和克拉腊分开，就连克拉腊呼出的气息，她也爱闻一闻。虽说不能再给她洗澡，陪她睡觉，但还是竭尽全力通过种种小事对她表示温存。这个严厉的女人，对人对己老是那么忿忿不平，唯独对克拉腊温柔亲切，笑容可掬，有时爱屋及乌，对布兰卡也是这样。只有对克拉腊那种为人效劳，从而得到他人爱戴的宽大胸怀，她才肯慨然表示赞同；只有在克拉腊面前，她才肯——哪怕是十分委婉地——表露出最隐秘、最微妙的心愿。经过这么多年孤独和悲哀的煎熬，她的激情已经消失殆尽，感情渐渐消散，遗下的只有一点点既可怕又美好的热情。她不会动辄张惶失措，不会为些许小事怨天尤人，不会暗中对别人心怀忌妒；她也不会从事慈善事业，不会亲切地以礼待人。不会表达温情，不会日常客套。她这种人生来就这样：爱则大爱，恨则大恨；要报复就不择手段；要逞强就奋不顾身。然而，她不能按照自己那种浪漫主义者的天性安排命运。在病人的斗室中、穷困的大杂院里、苦苦的忏悔当中虚度一生，承受着卑微的、灰暗的命运。这位高大健壮的热血女性，这位本来可以做母亲、享受丰衣足食生活的女性，这位喜好活动、热情洋溢的女性，就这样被耗干了。当时她大约四十五岁。她的远祖是体态优美的受过洗礼的摩尔族人，先人传给她的是光润的皮肤、柔软的乌发( 只在前额上有一绺银丝) 、苗条结实的身材、沉稳坚定的步履。但是，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我手边有一张菲鲁拉当年的照片，是在一次布兰卡过生日那天照的。这是一张棕色的老照片，年代久远，已然退色，但还看得清楚。照料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脸上挂着一丝苦笑，透露出内心的悲哀。和克拉腊在一起度过的岁月可能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刻，因为她只能对克拉腊讲知心话。她可以向克拉腊讲述最细腻的情愫，为她做出重大牺牲，对她表示高度崇敬。有一次，她向克拉腊和盘托出这些想法。克拉腊在生活记事本上写道：菲鲁拉给予我的爱远远超过我应该得到的爱，远远超过我能回报给她的爱。正由于这种巨大的爱，菲鲁拉才不愿离开三星庄园。甚至在闹蚁灾时，她也没走。先是在田野里响起一阵嚓嚓声，只见一片黑麻麻的阴影迅速扩展开来，得着什么吃什么——玉米棒子、田里的小麦、苜蓿、金盏花。人们泼上汽油用火烧，可蚂蚁越闹越凶。树干上刷了生石灰水，蚂蚁照样不停地往上爬，梨也好，橘子也好，苹果也好，一律不放过。蚂蚁钻进菜园，把香瓜吃得精光；爬进奶牛场，天亮的时候牛奶就变酸了，里面尽是小小的死蚁；钻进鸡棚，把小鸡活活吃掉，丢下一堆堆羽毛和可怜的小骨头。蚂蚁在屋子里开出几条路。从管道爬进来，占据了食物储藏室。饭一做好，立刻就得吃掉。只要在桌上放几分钟，蚂蚁就会成群结队赶来，把饭菜一扫而光。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用水浇，用火烧。把海绵浸上蜂蜜，靠甜味儿引来蚂蚁，集到一起大开杀戒。这些办法全都无济于事。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到镇上去了一趟，带回来各种各样的杀虫药，有药粉、药水，还有药丸。弄得到处都是药，连青菜也没法儿吃了，吃了肠子就绞着疼。蚂蚁还是不断地出现，而且成倍增长，越来越肆无忌惮。埃斯特万又到镇上去了一趟，往首都发了封电报，三天后，身材矮小的美国人布劳恩先生提着一只神秘的箱子在车站下了车。埃斯特万说他是专攻治虫的农业技术专家。布劳恩先生喝下一罐果酒清凉饮料，在桌子上打开箱子，拿出一只谁也没见过的工具盒。然后，捉到一只蚂蚁，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蚂蚁全都一样，用得着这么细看吗，先生? ”佩德罗·加西亚第二说。

美国人没答腔。等他弄清了蚂蚁的种类、习性、生活方式、蚁窝的位置以及蚂蚁最秘密的意图，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蚂蚁爬到孩子们的床上，吃掉储备过冬的食物，开始袭击马和牛。这时候，布劳恩先生说，先得喷洒一种他首创的药剂，让公蚁失去交配能力，停止繁殖。然后，再喷洒另一种也是他首创的毒药，让雌蚁得一种要命的病。他保证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需要多长时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问道。他开始是不耐烦，瑚- 在已经发火了。

“一个月。”布劳恩说。

“到那时候连人都被吃光了，先生。”佩德罗·加西亚第二说。“要是您允许，老爷，我去把爸爸叫来。三个星期前他跟我说，他有法儿治- 蚁灾。我想，那是老年间的事儿啦，不过不妨试一试。”

人们把老佩德罗．加西亚叫来。老头儿拖着两条腿来了。他变得黑不溜秋，身体萎缩了，牙齿掉光了。埃斯特万看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不禁吓了一跳。老头儿手拿草帽，一边听一边眼睛瞅着地，用光秃秃的牙床咀嚼着空气。然后，他要一条白手帕，菲鲁拉从埃斯特万的柜子里给他找了一条。老人走出屋子，穿过院子，直奔菜园。家里人全都尾随在后，那个小个子外国人也跟在后边，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这帮野蛮人，唉，上帝啊! ”老人吃力地蹲下去，开始聚拢蚂蚁。收起一把后，把蚂蚁放在手帕里，扎起四角，把小包儿放进草帽。

“蚂蚁啊，我给你们指指路，让你们离开这儿，把别的蚂蚁也带走。”他说。

老人翻身上马，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智者的格言和法师的套话，对蚂蚁连哄带劝。大家看着他朝庄园的边界走远了。那个美国人往地上一坐，疯子似纵声大笑。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推了推他，说：

“去笑你奶奶吧，先生，没看见老人是我爸爸吗? ”他警告对方说。

下午，佩德罗．力口西亚回到庄园。他慢慢腾腾地下了马，告诉主人说，他把蚂蚁放在了公路上。说完就往家走。老人累坏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厨房里没有蚂蚁了，储藏室里也没有了。到谷仓、牲口棚、鸡窝找了找，又到大田去找，一直找到河边，检查了所有的地方，一只蚂蚁也没看见，连影子也不见了。农业技术专家快急疯了。

“你得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他喊道。

“跟蚂蚁说说话就是了，先生。告诉它们走吧，别在这儿打搅别人，它们听得懂。”老佩德罗·加西亚说。

只有克拉腊认为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菲鲁拉抓住这件事一个劲儿说：这儿是坟墓，不是人待的地方，天条也好，科学进步也好，都不起作用。早晚有一天，人会骑着扫帚飞上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许她说下去。他不愿再往妻子的脑袋里灌进新的想法。那几天，克拉腊又开始干些疯疯癫癫的事：同鬼神对话，在生活记事本上写东西，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对学校、缝纫室、妇女聚会失去兴趣之后，又说什么都好，大家知道她又怀孕了。

“都怪你! ”菲鲁拉对弟弟喊道。

“我正盼着呐。”他回答道。

过了不久，克拉腊显然不能在农村度过妊娠期，在镇上生孩子。

于是，大家准备回首都。菲鲁拉心里略感安慰。但是她把克拉腊怀孕看成是她个人的耻辱。菲鲁拉带着大部分行李和全体用人提前出发，先回去收拾好街角大宅院，准备迎接克拉腊回来。几天后，埃斯特万陪妻子、女儿回城，又把三星庄园托付给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他已经是管家了，但并没有多得到什么特权，只是增加了工作。

从三星庄园到首都，一路上把克拉腊折腾得精疲力竭。我看她脸色越来越苍白，气喘吁吁，眼圈儿发黑。先乘马车，后乘火车，深受颠簸之苦。一路上尘土飞扬，再加上她本来就爱头晕，眼瞅着她越来越没力气，可我又无法帮忙。她不舒服的时候，讨厌别人跟她说话。到站下车了，她两腿发软，我只好搀扶着她。

“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她说。

“可别在这儿! ”一想到她会从站台上的旅客头顶上飞上天去，我惊恐地喊起来。

其实，她倒不是说真要“腾空而起”，而是想超脱现状，摆脱不舒服、怀孕的负担和深入骨髓的极度劳累。她又进入了一个长久沉默的时期。我想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吧，像哑巴时期那样，靠小黑板帮忙。这次我没有惊慌，我估计她一定会像布兰卡出生以后那样恢复正常。另外，我也知道了，沉默是妻子的不可侵犯的最后藏身之地，而不是像库埃瓦斯大夫说的是什么精神病。菲鲁拉像以前对待母亲那样一心一意地照料克拉腊，把她当成残疾人，从不把她一个人丢在一边。这样，她放松了对布兰卡的照料，这孩子整天哭闹，一门心思要回三星庄园去。克拉腊像沉默的肥胖的影子似的在家里踱来踱去，对周围的东西表现出佛教徒般的冷漠态度。对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从我身边走过时仿佛我只是一件家具。我对她说什么，她总是愣愣怔怔的，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或者根本不认识我。我们没再在一起睡觉。住在城里闲暇无事，家里的气氛又很不正常，弄得我神经极度紧张。我想找些事做，但还是不行，情绪一直不好。每天我都去检查生意的进展情况。当时，我开始在商业交易所搞投机买卖，花上几个小时研究国际证券的价格升降。我还投资、组织股份公司、搞进口贸易。好些时间是在俱乐部度过的。此外，对政治也开始发生兴趣。我甚至还参加一家体育馆组织的活动。一位身材高大的教练员一定要我锻炼几处肌肉，他认准我有条件练好。还有人建议我去做按摩，但我从来不喜欢这种玩意儿，我讨厌那些雇来的人用手碰我。这些事加到一块儿，仍然填不满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心情烦闷，想回乡下去，又不敢丢下家不管，在这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当中显然需要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再说，克拉腊胖得太厉害了，她的肚子大得异乎寻常，干瘦的骨架快支撑不住了。她不好意思当着人脱光衣服，可她是我的妻子，我不许她在我面前还羞羞答答的。只要菲鲁拉没抢在前头，我就帮她冼澡、换衣服。她又瘦又小，肚子却大得吓人。临产前更加危险，我真为她感到无比的难过。想到她临盆的时候可能死去，我多少次彻夜难眠。我去找库埃瓦斯大夫，私下研究帮她生产的最佳方案。我们商定：如果情况不妙，最好再给她做一次剖腹产。只是我不赞成把她送到诊所去，而大夫不同意像第一次那样在家里的餐厅做手术。他说条件太不方便。可那时的诊所是感染中心，死在那儿的人比活着出来的人还要多。

一天，离临产时间不远了，克拉腊没打招呼就从婆罗门教的藏身所走出来，又开口说话了。她想要杯可可，求我带她出去散步。我心中为之一喜。全家人高兴极了，我们打开香槟酒，我要人在所有花瓶里都放上鲜花，派人买来她喜爱的山茶花。在她卧室的墙上铺满山茶花。直到她觉得恶心，才不得不赶快把山茶花拿走。我跑到犹太首饰商居住的那条街上，给她买来一只钻石别针。克拉腊表示深切感谢，说了声“真漂亮”，可我从未见她戴过。我想她大概又把别针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随后就忘记了。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给她买下的所有首饰，她几乎都是这样随手一丢了事。我把库埃瓦斯大夫叫来，他假装来喝茶，实际上是要给克拉腊做检查。他把克拉腊带到卧室，然后对我和菲鲁拉说，看来她精神上的毛病已经痊愈了，只是胎儿太大，该准备准备怎么对付难产。这当儿，克拉腊走进客厅，大概听到了最后这句话。

“你们甭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她说。

“我希望这次是个男孩，叫我的名字。”我开玩笑说。

“不是一个，是两个。”克拉腊回答说。“这对双胞胎叫海梅和尼古拉斯。”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太过分了，我想。几个月来强压下来的火气一下子都发作出来了。我勃然大怒，说这些都是外国商人的名字，我家、你家都没有人叫这种名字。至少其中一个应该和我、我父亲一样叫“埃斯特万”。克拉腊解释说，名字重了，会在生活记事本上造成混乱。看来她决心已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为了吓唬吓唬她，我一巴掌打碎了一个瓷瓶( 我估摸着，那是我老爷爷兴旺年代的最后一件遗物) 。但是，她仍然无动于衷。库埃瓦斯大夫躲在茶杯后边一个劲地笑。这下子我更恼火了。我把门用力一摔，走出房门，到俱乐部去了。

那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一方面出于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我来到一家以一位历史人物命名的，全城名气最大的妓院。我想说明一点，我不是个嫖客，只是在长期独居的时候才去找姑娘们玩玩。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啦，克拉腊把我惹火了，我气得不得了，浑身的劲没处使，心里七上八下的，那些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生意兴隆，不过在国外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在英国公司的航海图和旅游指南上标出了这家妓院，又拍成电视片，这以后才在国际上声誉大振。我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摆着法国式家具，就是桌子、椅子腿儿弯弯曲曲的那种家具。接待我的是一位本地的老板娘，说起话来一口地道的巴黎腔儿。开头，给我看了看价目表，随后又问我是不是相中了哪位姑娘。我说，我只去过“小红灯”妓馆和北方矿工常去的几家土窑子，随便来一个年轻干净的女人就行了。

“我对您很有好感，先生，”她说，“我把本院挂头牌的姑娘给您领来。”

她一声呼唤，进来一个女人。她身穿一件黑缎子衣服，腰身很紧，几乎包不住她那女性的丰满肉体。头发歪在一侧，盖住一只耳朵，我压根儿不喜欢这种发式。一路走来，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麝香味儿，像轻轻的呻吟声似的在空中浮荡。

“看到您非常高兴，老板。”听到她的问候，我才认出来，原来是特兰希托·索托，只有声音还没变。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一间坟墓似的紧闭的屋子里。窗户上挂着深色窗帘，谁也说不清自然光有多少年没照进来了。比起“小红灯”那里的肮脏摆设来，这儿无论如何要算宫殿了。我动手脱掉特兰希托的黑缎衣服，解开她的难看的发髻，这才看出这些年来她长大了，身体胖了，模样也漂亮了。

“我看你很有长进嘛。”我说。

“谢谢您的五十比索，老板。这笔钱帮我重打鼓另开张。”她回答说，“现在我可以加倍奉还了，眼下钱不值钱，五十比索顶不上那时候，。”

“我宁愿你欠着我的情分，特兰希托! ”我笑了。

我给她脱下衬裙，看起来她完全不是那个在“小红灯”做事的身材消瘦、两肘和膝盖瘦骨嶙峋的小姑娘了。只有那种不知疲倦和像小鸟儿一样的清脆声音没有变。她身上的汗毛全刮掉了，据她说，她用柠檬和金缕梅蜜揉擦过皮肤，所以像婴儿的皮肤那样柔嫩、洁白。指甲涂成红色，肚脐周围刺上一条蛇纹。在身体其他部位保持不动的情况下，她能让蛇纹转动。她一边为我表演转动蛇纹的技巧，一边讲述她的生活。

“当初我要是留在‘小红灯’，那会怎样呢? 老板。牙齿掉光了，我变成了老太婆。女人干这行，消耗太大，得特别注意。所以我不上大街卖笑! 我压根儿不喜欢那么干，太危险啦。上大街，得有人保驾，不然的话，太危险。谁也瞧不起你。钱来得不容易，干吗还要给个男人送钱? 女人都那么蠢，都那么死板。她们需要身边有个男人，才感到安全，岂不知可怕的恰恰是男人。她们不会自己管自己，只好为别人做牺牲。最倒霉的是野鸡，老板，我说的是实话。她们自己卖身，养活一个保驾的。挨了男人打反而高兴，看见男人穿得体面，镶金牙，戴戒指，觉得挺骄傲的。等到男人把她们甩了，又找个更年轻的，她们反倒说‘他是男人嘛’，也就原谅他了。不，老板，我可不是那号人。谁也没有养活我，我就是变成疯子也不会去养活别人。我干活儿是为自己，挣下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下的本钱可大啦，您别以为多么容易。老鸨儿们不爱跟女人扯闲篇，专爱跟地头蛇打连环。从不帮你的忙，压根儿不把你放在眼里。”

“看样子这儿的人挺器重你，特兰希托。他们告诉我你是挂头牌的姑娘。”

“本来就是嘛。要是没有我，这儿的买卖早就黄了，我像头驴似的给他们卖命。”她说，“剩下的姑娘全是废物鸡，老板。到这儿来的都是些老头子，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个行当得适应现代潮流，好吸引住中午没事干的公务员、青年人和学生。设备必须增添，环境要更可人意，还得要干净。要彻底打扫一遍! 这么办，顾客才会相信你，不会担心染上性病。您说是不是? 眼下这儿简直是个猪窝。从来不打扫。你看，掀起枕头，准会爬出个臭虫。我跟老板娘提过，她不理我。根本没有生意人的眼光。”

“你有吗？”

“当然有，老板! 为了办好‘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我想出了上百万个主意。干这行，我还是满有劲的。有些人碰上不顺心的事光会怨天怨地，怨命不好，我可不是那路人。您没看见我已经熬到什么份儿上了吗? 我已经是挂头牌了。照这样干下去，我敢发誓，我会开一座全国第一流的堂子。”

听了这番话，我很开心。我知道她有多大本事。每天清晨刮脸的时候，我在镜子里时常看到自己那种雄心勃勃的样子。一来二去，也学会了看穿别人的雄心。

“我看你的想法很了不起，特兰希托。干吗你不自己开业呢? 我替你出本钱。”我中了邪似的想把生意扩大到这一行。唉，醉成了什么样儿了!

“不啦，谢谢您，老板，”特兰希托用一只染上胭脂红的指甲抚摸着肚子上的蛇纹回答说。“我不愿意从一个资本家手里出来，又落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应该搞起个合作社，让老板娘滚蛋。您没听说过吗? 那您得多留神，说不定您的雇工在乡下成立合作社，您可就完了。我要搞的是妓女合作社。为了扩大生意，妓女也要，相公也要。本钱、劳力都由我们自己出。干吗非得要个老板呢? ”

我们俩做爱，动作激烈又凶狠。乘坐那艘蓝绸帆船在缓缓的水流中航行久了，我几乎忘记了这种做爱的方式。枕头、床单乱做一团，强烈的欲望驱使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挤我压，直弄得精疲力竭，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岁。她是个肤色黝黑、野性十足的尤物，任凭你如何挤压，也不会散架；她是匹健壮的牝马，面对像我这样的人，能扛得住耳边响起的一连串粗话，无须柔情哄着，无须讨好骗着；可以随意地跨上去，不必顾忌双手太沉重，声音太粗劣，两脚太粗大，胡须太粗硬。双臂抱住这样的女人，我感到高兴极了。随后，我昏昏欲睡，心满意足，躺在她身边休息片刻，尽情欣赏她臀部两侧结实的曲线和抖动的蛇纹。

“我们还会见面的，特兰希托。”我给她小费的时候这样说。

“这句话我以前对您说过，还记得吗，老板? ”她最后摆动一下蛇纹回答说。

其实，我并不想再见到她。更确切地说，我宁愿忘掉她。

要不是很久以后特兰希托帮了我个大忙，我是不会重提这件事的，因为我说过我不是嫖客。要不是她插手搭救了我们，顺便也让我们追忆往事，这段故事是不会记载下来的。

过不了几天，库埃瓦斯大夫在说服大家，准备再次为克拉腊做剖腹产。就在这个时候，瓦列家的塞维罗和妮维娅逝世了，留下几个儿女和四十七个孙子。克拉腊做了个梦，比别人提早知道了这件事。除了菲鲁拉之外，她对谁也没说。菲鲁拉极力让她平静些，对她说，孕妇总是一惊一乍的，常会做噩梦。她加倍细心地照料克拉腊。用甜杏仁油给她擦身，免得肚皮上生条纹；往奶头上抹蜂蜜，免得奶头破裂；喂她吃磨碎的鸡蛋壳，让奶足足的；不给她剔牙；为她念伯利恒经，以求顺产。克拉腊做梦后又过了两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比平时提前一些回到家里。他面色苍白，神情委顿，抓住姐姐菲鲁拉的胳臂，把她拉到书房，关上屋门。

“我的岳父岳母出了车祸了。”他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克拉腊生产前，我不想让她知道。要对她严加封锁，别让她看报纸、听广播，也别让人来看她，什么都别干! 管好用人，别让他们说出去。”

克拉腊能洞察一切，他的一番好心都白费了。当天夜里，她又梦见父亲母亲走在一片洋葱地里，妮维娅没有脑袋。因此，她无需看报纸、听广播，什么都知道了。醒来后，她情绪激动，要菲鲁拉帮她穿好衣服，她要出去寻找妈妈的脑袋。菲鲁拉赶快跑去找埃斯特万，埃斯特万把库埃瓦斯大夫叫来。大夫只好冒着会伤害双胞胎的危险，给她服下一剂专门给疯子喝的药水，好让她睡上两天。但是，药水对她丝毫不起作用。

瓦列夫妇确确实实像克拉腊梦见的那样丧命的，也正好中了妮维娅平时常说的那句玩笑话。

“早晚有一天，咱俩得死在这辆倒霉的车里。”妮维娅指着丈夫那辆破旧的汽车说。

塞维罗·德尔·瓦列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喜好现代新鲜玩意的毛病。汽车也不例外。当时，大家都用腿走路，或以马车、脚踏车代步，而他却买下了本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汽车本来是放在市中心的玻璃橱窗里作为新奇的玩意儿展览的。这台奇异的机器时速为十五到二十公里。这个速度十分危险。车开起来，行人吓得直躲，行人身上被溅起泥点子，落了一身灰尘，气得破口大骂。一开始，大家把它当成公害，一致反对。杰出的科学家们在报纸上说，人类器官承受不了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被称为汽油的新燃料能够燃烧，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使城市毁灭。甚至教会也插上一杠子。那次圣周星期四做弥撒的时候，雷斯特雷波神父对克拉腊十分恼火。从那以后，他一直盯住瓦列家。这一次，他成了保护优良习俗的卫士，用加利西亚口音高声反对“amicis remm novarum ”( 喜好新鲜玩意儿的人) ，把那些魔鬼机器比做先知以利亚升天时所乘的“战车”。闹自管闹，塞维罗根本不理他们。没多久，其他绅士们也跟着他买了车，汽车也就不新鲜了。那辆车他用了十几年，还不肯更换，而城里到处跑的都是时速更高、更安全的现代化汽车了。理由嘛，和妻子一样。妮维娅不肯杀掉役马，而是让它们安静地老死。“桑毕姆”车挂着带花边的窗帘，两侧各有一个玻璃花瓶，妮维娅还常往花瓶里插上鲜花。车子里面用打磨过的木头和俄国皮革贴面。青铜什件儿像金子似的闪光发亮。车子是英国货，不过起了个印第安名字，叫“科瓦东加”。那辆车确实不错，只是刹车一直不灵。塞维罗会机械活儿，并以此感到自豪。他把刹车拆下来好几次，打算修好，还有几次交给“大犄角”——他是全国最棒的意大利机械师——去修理。这人的绰号起源于他生活中发生的一场悲剧。据说，他老婆爱偷汉子，他却装聋作哑，反而把老婆弄烦了。一个暴风雨之夜，她抛弃了丈夫，临走前，从肉铺弄到几个羊犄角，绑在机修厂的栏杆顶上。第二天，意大利人去上班，一群孩子和邻居拿他取笑。不过这场悲剧并没有影响他在职业上的威信。只是他也没能修好“科瓦东加”的刹车。塞维罗只得在车里带上一块大石头。遇到下坡或停车，一个人得紧紧踩住刹车，另一个人赶快下车，把石头垫在轮子前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办法的效果还不错。可是，命中注定那个晦气的星期天是他们寿终正寝的日子，这个办法失灵了。那天，天气晴朗，瓦列夫妇和往常一样到城郊去兜风。突然刹车完全失灵，妮维娅还没来得及跳下车去垫石头，塞维罗也没来得及刹车，汽车顺着山坡滚下去。塞维罗打算变个方向或者把车停住，但是魔鬼把车子控制住了。汽车飞快地撞在一辆满载建筑钢材的大车上。一块钢板从挡风玻璃插入车内，一下子铲掉了妮维娅的脑袋。脑袋像箭似的飞出车外。警察、护林人和附近的志愿人员带着狗四下搜寻，一连找了两天也没找到。第三天，尸体开始发臭，只好把没有脑袋的尸体埋葬起来。参加盛大葬礼的有瓦列家族全体人员、一大批朋友和熟人，此外还有许多妇女代表团的成员。妇女们前来向妮维娅的遗体告别，推崇她为全国第一位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她的论敌则说，既然妮维娅活着丢了脑袋，人死了就更不必保存了。克拉腊被关在家里，没去参加葬礼。伺候她的用人把她包围了，菲鲁拉像个看守，库埃瓦斯大夫又给她吃药。其实母亲失去脑袋的惨剧，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一字没提。大家都不愿意让她经受最后的痛苦，她也尊重大家的好意。葬礼结束后，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克拉腊好说歹说要菲鲁拉陪她去找母亲的脑袋。她执意要去，大姑姐给她吃什么药剂、药丸都不管用。菲鲁拉心里明白，再对她说什么脑袋的事只是一场噩梦，那是不行了。最好还是按克拉腊说的去办，免得她着急，反而搞坏了身体。等到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出门以后，菲鲁拉帮克拉腊穿好衣服，叫来一辆出租车，克拉腊对司机交待得也不清楚。

“您就往前开吧，一边走我一边给您指路。”她是靠能看到无形物的直觉引路的。

出了城，进入一片开阔地。房屋渐渐稀少，出现了丘陵和浅谷。按照克拉腊的指点，车拐进一条岔道，沿着白桦树和洋葱地往前走。最后克拉腊叫司机把车停在一片矮树边上。

“就是这儿。”她说。“不可能! 离出事地点太远了! ”菲鲁拉满腹狐疑地说。“告诉你，就是这儿! ”克拉腊又说了一遍。她那大肚子一颠一颠地艰难地下了车。大姑姐口中念念有词跟在后面。司机一点儿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也跟在后面。克拉腊想从灌木丛中爬过去，可是怀着双胞胎的肚子实在太大，爬不过去。

“劳驾，先生，您从这儿钻进去，把您看见的那颗女人脑袋递给我。”她求司机说。

司机从带刺的灌木下面爬过去找到了妮维娅的脑袋，孤零零的像个香瓜。他揪住头发，带着脑袋匍匐着爬了出来。一出来，就扶着近处的一棵树，一个劲呕吐。菲鲁拉和克拉腊擦去妮维娅头上的土，去掉耳朵、鼻子和嘴里的小石子，理了理有些散乱的头发，可就是不能让她闭上眼睛。她们用_ 。条披巾把头包起来，回到车上。

“快点儿，先生，我觉着快要生了! ”克拉腊对司机说。

她们及时赶到家，把克拉腊安顿在床上。菲鲁拉忙着做准备，一名仆人去找库埃瓦斯大夫和产婆。这几天，克拉腊心情激动，又服了大夫给的药水，再加上坐车颠簸了一阵，生产倒很顺利，与第一次生女儿的时候大不相同。她咬紧牙关，抓住“帆船”的前后桅杆，让海梅和尼古拉斯顺着“蓝绸的潺潺流水”来到人间。姥姥双目未闭，从衣柜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急促地冲出娘肚。菲鲁拉在三星庄园见过人家为牛马接生。仿照那个经验，她先后抓住两个孩子的后脑勺上的湿润的胎发，帮他们冲出来。趁大夫和产婆还没到，她把妮维娅藏在床底下，省得还要多费唇舌进行解释。大夫和产婆赶到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母亲安静地休息，孩子好像不足月，个头儿很小，不过各部位长得很齐整，情况良好，在疲惫不堪的姑姑怀里睡着了。

妮维娅的脑袋成了大问题，放起来不让人家看见，这种地方还真难找。最后，菲鲁拉把它放在一个皮帽盒子里，外边包上几块破布。大家商量能不能按照上帝的意旨埋葬起来。不过，要打开坟墓，把短缺的这部分放进去，非得办没完没了的手续不可。再说，连警犬都找不到的脑袋，克拉腊居然找到了，他们担心这件事张扬出去，又会引起轩然大波。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害怕像往常那样出洋相，决定不给那些爱嚼舌头的人留下话把儿。他知道妻子的奇特行为是闲言闲语攻击的目标。克拉腊能够手脚不动就让物件动弹，能够猜出各种不可能的事，这已经传出去了。还有人又提起克拉腊儿时是个哑巴，受到过雷斯特雷波神父( 教会想把这位圣洁的男人变成全国头号虔诚的信徒) 的指责。在三星庄园的两年里，人们不再议论纷纷，对这些事也淡忘了。但是，特鲁埃瓦知道，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比如丈母娘的脑袋问题，又会引起街谈巷议。所以，他决定把帽盒存放在地窖里，留待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举行合乎基督教规定的葬礼。并不像多少年后人们说的，他那样做是出于懒惰。

克拉腊生下双胞胎后，康复很快。她把孩子交给大姑姐和老奶奶抚养。主人过世后，老奶奶就到特鲁埃瓦家干活儿，正如她自己说的，伺候同一血统的后代人。老奶奶生来注定要为别人带孩子，穿别人扔掉的衣服，吃别人剩下的饭菜，为别人伤心难过，一辈子寄人篱下，最后在人家后院的破屋里死在别人的床上，埋在“中心公墓”的一个普通的坟坑里。她已年近古稀，还是那么任性，干起活儿来还是那么不知疲倦，一点儿也不显老。在克拉腊不再装哑巴、用小石板的时候，她还装老妖，从犄角旮旯里灵巧地跳出来吓唬克拉腊。她身材健壮，足能对付那对孪生兄弟。她体恤人，对布兰卡百般宠惯，跟从前对她母亲和外祖母一样。她有一种习惯，总是不住嘴地低声祷告。她发觉家里没有一个人信上帝，于是就承担起替全家每一个活着的人作祈祷的责任。当然，同时也为死者祷告。活着的时候，伺候他们；他们死了，还接着伺候吧。岁数一大，老奶奶自己也忘记了究竟是为谁祷告。不过她相信，祈祷祈祷总会对某个人有好处，也就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她和菲鲁拉仅仅在信奉上帝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其他方面两人是死对头。

星期五下午，街角大宅院来了三位夫人。她们的身体似乎是透明的，两手纤细，眼睛上蒙着一层迷雾，头戴过时的插花草帽，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野香堇菜花的芬芳。这股香气钻进所有房间，几天内飘浮不散。她们是默拉三姐妹。克拉腊在花园里，好像整整一下午都在等候她们。默拉三姐妹进来的时候，她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布兰卡在她脚下玩耍。克拉腊和默拉三姐妹对视了一眼，立刻认出对方是谁，大家都莞尔一笑。就这样，在她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热烈的精神关系，而且维持了一辈子。如果预言得以实现，她们在冥间也还保持着这种关系。

默拉三姐妹专门探索招魂术和各种超自然现象。只有她们手里掌握着一件鬼魂可以现身的铁证。那是一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见三姐妹坐在桌子周围，头顶上悬着一块带翅膀的模糊的“外质”。有些人不相信，说那是冲洗相片的时候留下的污渍；另一些人干脆说是摄影师玩的把戏。默拉三姐妹通过会道门的神秘渠道，得知世上有个克拉腊，双方用心灵感应的办法接上头，当即发现原来她们是同属一个星宿的姐妹。经过审慎的查访，默拉三姐妹找到了克拉腊在尘世的住址。这次登门拜访，带来了注入仙气的纸牌和几套她们自己发明的用来揭露假灵学的几何形木块和神秘的数码。还给克拉腊带来一盘极其普通的小点心。于是，她们四人结成亲密无间的好友。从那天起，每星期五都要聚会一次，呼神唤鬼，交流神道和菜谱。她们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从街角大宅院把精神力量传到城市另一端默拉姐妹居住的地方。那是一个旧磨房，三姐妹把它改建成一座不同寻常的住宅。这股精神力量也可以从磨房传到街角大宅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双方可以相互支持。默拉三姐妹认识的人很多。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种事感兴趣，也开始参加星期五聚会，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和磁力流。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看见她们在家里走来走去，要求她们别进书房，也别拿孩子做心理试验，而且行动要谨慎，他不愿意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菲鲁拉不赞成克拉腊参与这些活动，在她看来，这些活动与宗教和良好习俗是水火不相容的。每次聚会的时候，她都躲在一边观察，从不参加。一边编织，一边乜斜着眼监视她们。只要克拉腊在鬼魂附体的时候一有过分举动，她准备随时插手进来。她发现有几次聚会，弟媳妇充当受鬼魂附体的人。事后累得要命，说起话来声音都变了，净说些异教徒的话。老奶奶借口送咖啡也在监视她们。她用浆洗过的衬裙发出的淅淅簌簌的声音，用牙齿松动的嘴发出唔唔哝哝的低声祷告，来驱散鬼魂。她倒不是怕克拉腊有什么过分的行动，而是担心有人偷走烟灰缸。克拉腊说，客人到这儿来对烟灰缸毫无兴趣，主要是谁也不吸烟。但怎么说也不管用。在老奶奶眼里，除了讨人喜欢的默拉三姐妹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信奉新教的无赖。

老奶奶讨厌菲鲁拉，菲鲁拉也讨厌老奶奶。她们俩争着对孩子表示疼爱，争着照料成天胡思乱想、举止古怪的克拉腊。她们经常不断地在厨房里、院子里、走廊上暗中较劲儿，但从来不当着克拉腊的面拌嘴。两个人都不想给克拉腊添麻烦。菲鲁拉爱克拉腊爱到妒忌一切人的地步，她不大像是大姑姐，倒像个爱吃醋的丈夫。时间一长，她就不如当初那么谨慎了，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流露出这种感情。这当然瞒不过埃斯特万的眼睛。埃斯特万从乡下回来，菲鲁拉一再对他说，克拉腊“又犯病了”，劝他别到她床上睡觉，同她少接触，在一起的时间别太长。还说这是库埃瓦斯大夫的意见。可是，找到大夫一对证，才知道全是她编造的瞎话。她千方百计要在埃斯特万夫妇之间插一杠子。达不到目的就唆使三个孩子要爸爸带他们出去散步，要妈妈陪他们看书，或者说他们有点儿发烧，要爸爸妈妈守着他们，跟他们玩。她说：“可怜的孩子，他们需要爸爸、妈妈。整天跟个屁事不懂的老太婆在一起，她净往孩子脑袋里灌些落后思想，那套迷信的玩意儿会把孩子变成傻瓜。对老奶奶这样的人，应该给她找个地方。听说‘上帝的奴仆’修道院为老用人修了个收容所，特别好，把老人当成贵夫人一样。用不着干活儿，吃得又好，这合乎人情呐。可怜的老奶奶，不能再干活儿了。”虽说埃斯特万没弄清缘由，但是他觉得在家里老是那么不大舒服。妻子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人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难以接近。无论是送她礼物也好，畏畏缩缩地表示温情也好，还是一见面就热情奔放地扑上去也好，都不能打动她的心。在那段时间里，埃斯特万对克拉腊爱得简直着了魔。他希望克拉腊除他以外什么人都不想，除了与他共同生活外什么事也不干。希望她什么事都对他说，不是他送的东西一律不要，要她完全靠在自己身上。

但是，现实是另一个样儿。克拉腊跟马科斯舅舅一样，似乎离开了坚实的土地，坐着飞机在空中飘荡。她遵照西藏人的学说寻找神灵，通过三条腿的桌子与幽灵对话，轻轻地敲两下表示“是”，敲三下表示“否”，破译来自别个世界的信息，甚至可以知道老天是否下雨。有一次，她说烟囱下面藏着宝物。先是把墙推倒，没见到宝物。然后拆了楼梯，也没找到。接着拆了半间大厅，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又说是家里建筑结构的变化把幽灵搞糊涂了，西班牙古金币没藏在特鲁埃瓦的住宅下面，而是藏在大街对面的乌加尔特家。只是对门那家根本不相信西班牙神灵的故事，无论如何不让拆毁饭厅。布兰卡该上学了，克拉腊不会梳辫子，只好由菲鲁拉或老奶奶给她梳。不过她和女儿还是非常亲热的，就像过去妮维娅和她一样。她们一起讲故事，一起读那些装在迷人的箱子里鬼怪的书，介绍家里的挂像，讲述舅舅们的故事，像那个没留神放了个屁的舅舅、那个像树籽似的从杨树上摔下来的瞎舅舅。她们一起出去观山景，数云彩，用自己创造的语言互相交谈，取消了卡斯蒂利亚语中的“T ”，代之以“N ”，用“L ”代替“R ”。听起来和那个开洗染店的中国人讲话一样。根据当时通行的“男人当自立”的原则，海梅和尼古拉斯离开了菲鲁拉和老奶奶的照顾。女人就不同了，她们的品格是与生俱来的，不必经过生活的磨炼。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对孪生兄弟在孩子的游戏中变得结实又粗野。先是抓小蜥蜴，把尾巴切下来；接着是捉老鼠，赶着老鼠赛跑；然后又捕蝴蝶，弄掉翅膀上的粉；再后来，在开冼染店的中国人指点下打拳踢腿。当时，那个中国人还是蛮先进的。把古老的武术传入我国，他是第一人。他曾经说过，他会运掌劈砖，打算开办一家武术馆，可谁也不理他，最后只好给人家洗衣服。又过了些年，孪生兄弟长大成人。他们学会了逃学，跑到垃圾场的一块空地上把妈妈的银餐具送给一个身高体壮的女人，换得片刻之欢。那个女人能把他们两个搂在荷兰母牛般的怀抱里，湿乎乎、肉烘烘的两腋足能把俩人憋死，大象般的两腿能把他俩压扁，用她女性的炽热使他俩犹如腾云驾雾一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克拉腊一直不知道，记事本上也没有记载。我不是从记事本上读到的，是通过其他途径得知的。

克拉腊对家务事毫不关心。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看到处处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一点儿也不惊讶。坐在桌旁，从来不问饭是谁做的，食物是从哪儿买来的。谁伺候她都一样，她记不住用人叫什么，有时候连孩子的名字也忘了。可是，她又像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愉快的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时钟随着她的脚步而转动。她喜欢穿一身白。无论是菲鲁拉用缝纫机给她缝制的简朴的衣服，还是丈夫为了让她穿着人时、光彩耀人而送给她的镶花边、缀宝石的华丽服装，一律都用白色面料。她认为只有白色才不会改变她的气质。

埃斯特万常有绝望之感。妻子对他的好感和对别人没有两样，跟他讲话的口气同哄小猫的口气没什么不同。丈夫是累了还是想做爱，是难过还是高兴，她浑然不知。相反，只要他萌发什么邪念，克拉腊一看他的气色便一猜就中。克拉腊还善于说三两句挖苦话，打消他的怒气。最让他恼火的是克拉腊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对他心怀感激之情，从来不需要他送点什么东西。在床上，她和平时一样面带微笑，神情怡然，又轻松又单纯，只是漫不经心。埃斯特万知道，凭他的身体状况，完全可以做出从书上学来的各种各样的优美的动作。这些书就收藏在书房的一个书格子里。然而，同克拉腊共赴巫山的时候，即使最令人恶心的动作也像是新生儿的嬉闹，既显不出邪念的辛辣，也显不出屈从的苦涩。有几次特鲁埃瓦气急了，又干起罪恶的老勾当。克拉腊和孩子们留在首都，他去乡下办事。在这种不得不和妻子分开的时候，他又在灌木丛中把强壮的农妇掀翻。但他并不感到轻松，快感转瞬即逝，反而在嘴里留下一股臭味儿。倘若把这种事告诉给妻子，克拉腊准得为他虐待妇女而恼火，大闹一场，但决不会指责他爱情不专一。这尤其让他觉得恼火。克拉腊没有常人那种争风吃醋以及许多其他的感情。埃斯特万又到“小红灯”妓馆去了两三次，后来又不去了。他对付不了妓女了，只能低声下气地咕哝几句，托辞说酒喝多了，中饭吃得不舒服，几天来一直闹感冒，等等。他一直没有再去找特兰希托．索托。他预感到她本身就有染上性病的危险。欲火在他内心深处燃烧，但是得不到发泄。它像一团扑不灭的烈火。即使在炽烈的漫漫长夜，克拉腊也满足不了他的渴望，永远满足不了。埃斯特万睡觉的时候觉得疲惫不堪，心脏快要在胸膛里爆炸开来。就连在睡梦中他也清楚地知道睡在身边的那个女人并没有在那里，而是待在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到达的陌生的地方。有时，他急不可耐，发疯似的摇晃克拉腊，冲着她喊些不堪入耳的话，最后又趴在她的怀里痛哭流涕，求她原谅自己的粗鲁。克拉腊心里很明白，但是没法解决。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对克拉腊的热爱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强烈的感情，甚至胜过他的暴躁和傲气。半个世纪以后，他仍然是那样激动、那样急切地呼唤着克拉腊的名字。到了暮年，他躺在床上，还会呼唤克拉腊的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菲鲁拉的横加干涉更加重了埃斯特万的焦灼情绪。每次姐姐在他和克拉腊之间设置一重障碍，他都气得发疯。他甚至讨厌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把妈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他带克拉腊去度第二次蜜月，去的还是第一次度蜜月的地方。周末，他拉着克拉腊躲进旅馆。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过错全在菲鲁拉身上。是她在妻子身上播下了有害的种子，让她不爱丈夫；是她用非分的爱偷走了本就属于丈夫的东西。当他撞见菲鲁拉给克拉腊洗澡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劈手夺过海绵，粗暴地赶走姐姐，把克拉腊从水中提溜起来，用力摇晃她，不准她再让别人给她洗澡，理由是在她这个年纪，让人洗澡是个坏毛病。他为她擦干身体，给她穿上睡衣，把她放到床上，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够尴尬的。看到菲鲁拉给妻子端上一杯可可，他从姐姐手里夺过杯子，让她不要把克拉腊当成残废人对待。赶上菲鲁拉道晚安时吻她一下，埃斯特万也一把将她拉开，说连续接吻很不雅观。看见菲鲁拉从食盘里给克拉腊挑好吃的，他气愤地离开餐桌。姐弟俩成了死对头。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当着克拉腊的面找碴对骂，互相窥测，互相监视。埃斯特万没心思到乡下去，让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掌管一切，连进口的母牛也交给他管。他不再和朋友们出门闲逛，不再玩高尔夫球，也不去工作，日夜监视着姐姐的行动。只要她一接近克拉腊，马上出来挡驾。家里的气氛十分憋闷、凝滞、阴郁，连老奶奶都像中了邪魔。对这些事全然不知的唯有克拉腊。她还是那么心不在焉，天真无邪，什么都没察觉。

过了很长时间，埃斯特万和菲鲁拉之间的怨恨才爆发出来。开始不过是暗中嫌恶，在小事情上总想干仗。后来越闹越大，弄得全家不得安宁。那年夏天，适逢收获季节，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从马上摔下来，脑袋摔破了，住进修女医院，埃斯特万只好去三星庄园。管家病一好，埃斯特万事先没打招呼就赶回京城。在火车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一种巴不得出点儿事的难以出口的愿望。他还不知道，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事情已经开始了。下午后半晌他到达首都，直接到俱乐部去，玩了几把牌，去吃晚饭，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焦躁不安，可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晚饭时发生了一次轻微的地动，吊灯和平时一样晃动了几下，玻璃吊片叮当作响。大家继续吃饭，谁也没抬头看一看。乐师们继续演奏，一个音符也没漏掉。只有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心中一惊，似乎这是一个信号。他匆匆忙忙吃过饭，要来账单，走出了俱乐部。

在一般情况下菲鲁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可她禁不住地动。她已经不怕克拉腊呼唤来的神鬼，不怕乡下的老鼠了，但地动吓得她魂不附体。地动过了好久，她还浑身打战。那天晚上，她还没躺下就连忙跑到克拉腊的房间。克拉腊服过椴树汤，睡得正香甜。菲鲁拉是想找个伴儿，找点儿温暖，就在克拉腊身边躺下来。她尽量不弄醒她，默默地祷告，希望地动不要变成地震。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克拉腊的卧室里撞见了姐姐。他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家门，没有点灯．摸到克拉惜的卧室，像阵暴风似的出现在两个昏睡的女人面前。她们以为他还在三星庄园呢。他一下子冲到姐姐身上，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像是捉到奸夫，猛地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拖着她走过甬道，连推带搡把她拽下楼梯，又恶狠狠地把她推到书房里。这时候，克拉腊站在卧室门口高声喊叫，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在和菲鲁拉单独待在书房里的时候，埃斯特万把憋了好久的火气一股脑全发泄出来了，对姐姐喊了些不该出口的话，说她是“二尾子”、“妓女”。责怪她毒害自己的妻子，用老处女的温情把她引入歧途，用同性恋的把戏弄得她神经错乱，心不在焉，沉默不语，装神弄鬼。说她趁自己不在，同克拉腊寻欢作乐，连孩子的名字也玷污了，败坏家庭的荣誉，对不起圣洁的母亲。说他看够了这些丑恶行径，要把她赶出这个家，要她马上滚蛋。还说永远不想再见到她，不准她再接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他说：“过去我许过诺言，只要我活着，你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缺钱花，现在还是这样。不过只要我再看见你在家的周围转悠，立刻就宰了你。你要记住我的话。我以妈妈的名义起誓，我会宰了你的! ”

“我诅咒你，埃斯特万! ”菲鲁拉喊道，“你会孤独一辈子! 你的灵魂和肉体都会萎缩! 你会像狗一样死去! ”

她什么也没带，只穿着睡衣永远离开了街角大宅院。

第二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去找安东尼奥神父，讲了这件事，不过没有细谈。神父态度温和地听他讲完，眼睛里流露出无动于衷的神情，似乎这件事情他早已听说过了。

“你想让我干点什么，孩子? ”埃斯特万讲完后，他问。

“我每个月交给您一个信封，请转交我姐姐。我不愿意她经济上太拮据。不过，我要说明，这不是出于对她的爱，而是为了履行诺言。”

安东尼奥神父接过第一个信封，叹了口气，做了个祝福的手势。埃斯特万早已转身出去了。关于他和姐姐之间发生的事情，埃斯特万根本没向克拉腊解释一句。只是说，他把姐姐赶走了，不许克拉腊当着他的面再提菲鲁拉，还说，如果克拉腊还顾及点脸面，背后也不要提及她。他让人把菲鲁拉的衣服以及一切可能让人想起她的东西统统拿走，只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克拉腊知道，问他也没有用。她到缝纫室找出那个能让她精神集中、和鬼神通话的摆锤。克拉腊先把一张市区图铺在地上，再把摆锤悬挂在半米高处，让它来回摆动，希望摆锤指示出大姑姐在的地方。摆弄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才想到菲鲁拉没有固定住处，这个办法不灵。摆锤不行了，她又乘车出去随便走，盼着直觉能引导她找到菲鲁拉。这个办法也不灵。又用三条腿的桌子占卜，没有出现一个知道内情的幽灵，能领着她穿过市内大街小巷找到菲鲁拉。她用思想呼唤菲鲁拉，得不到回答。塔罗牌不能为她指明菲鲁拉的去向。于是，只好用传统的办法，在朋友当中寻找，向做小买卖的以及所有同菲鲁拉有来往的人打听，谁也没有见到她。查来查去，最后查到安东尼奥神父那儿。

“甭找了，夫人，”神父说，“她不想见您。”克拉腊明白了平时百猜百中的办法这次全都失灵的原因。

“默拉姐妹说得对，”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愿露面的人是找不到的。”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事业进人了一个兴旺发达时期。各项生意似乎用魔棒一一点过。他对生活很满意。正如过去期望的那样，他成了富翁。他又租下一些矿山，向外国出口水果，创建了一家建筑公司，三星庄园大大扩展了地盘，成为当地最好的庄园。遍及全国的经济危机对他没有影响。北方各省硝石矿破产了，几千名工人陷入穷困。饥饿的失业大军带着妻儿老小沿途找活儿干。最后，他们离首都越来越近，渐渐地在城市周围形成一个贫困带。他们随便弄些木板、硬纸壳在垃圾堆和荒地当中搭起房子，住了下来。他们在街头彳亍，寻找工作机会。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工作。这些粗鲁的工人饿得骨瘦如柴，愁眉苦脸，身穿破衣烂衫，冻得蜷缩着身体，慢慢地不再寻找工作，只求讨口饭吃。到处都是乞丐，到处都是小偷。那一年，天气奇冷，从来没有那么冷过。京城下了雪，报纸头版像刊登节日消息那样报道了这个百年不遇的景象。与此同时，在那些被人遗弃的居民区里小孩儿被冻得浑身青紫，一命呜呼。慈善机构照应不过来这么多无依无靠的人。

斑疹伤寒开始流行。起初，这只是穷人的一场灾难，很快就变成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惩罚。天气寒冷，河水肮脏无比，再加上营养不良，这场传染病便先在贫民区闹腾开了。随着失业大军的流动，迅速蔓延各地，医院都不够用了。双目失明的病人流浪街头，从身上捉住虱子就往别人身上扔。疫病进入了千家万户，传到学校、工厂，谁都没有安全感。人人提心吊胆，注意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可怕的疫病征候。染病的人一开始感到寒冷透骨，浑身哆嗦，过不了多久就周身麻木，发高烧，像傻子似的胡言乱语。全身尽是斑点，屙血，骨头发酥，两腿软绵绵，走着走着就跌倒在地。嘴里有一股苦味儿。身体像块鲜肉，左一个红脓包，右一个蓝脓包，上一个黄脓包，下一个黑脓包。病人还呕吐不止，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呕吐出来。病人呼唤上帝发发善心，好让他们赶快咽气，少受些罪吧! 他们的脑袋仿佛要炸裂开来，灵魂随着粪便和恐惧离开了躯壳。

埃斯特万想带全家到农村去躲避瘟疫，但是克拉腊根本不听他的。她忙着抢救穷人，整天没完没了地干。一早就出去，有时直到三更半夜才回来。她把衣柜里的东西全拿空了，又从孩子们身上扒走衣服，再从丈夫身上扒走外套，从床上揭下毛毯，从储藏室拿走食物。她同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建立了一套寄东西的办法：要他从三星庄园寄来奶酪、鸡蛋、干咸肉、水果、鸡，她再把东西分给穷人。她瘦了，显得面容憔悴。到了晚上，又像梦游者似的踱来踱去。

菲鲁拉的出走像一场灾变引起全家人的震动。老奶奶本来希望早点儿看到这一天，现在也感到震惊。春天来了，克拉腊可以稍事休息，可她更加逃避现实，似乎整天都在做梦。大姑姐不在了，没人精心料理街角大宅院乱糟糟的事情，可她还是不管家务。她把家务托给老奶奶和其他用人，自己仍然沉湎于心理实验以及同鬼神打交道上。生活记事本弄得乱t 八糟，字体不像过去那么清秀，乱涂一气，有时字写得特别小，简直没法看；有时特别大，一页纸只写三个词儿。

以后的几年里，在克拉腊和默拉三姐妹周围集着一群研究古尔捷耶夫啪学者、红玫瑰十字教派成员、招魂术士和干瘦的吉『、赛人。宾客们在克拉腊家里一日三餐，然后就整天用三条腿的桌子向幽灵紧急问卜。朗读克拉腊特别喜爱的、主张自然神论的最后一位诗人的诗篇。对这些怪人涌进家门，埃斯特万未加拦阻；很久以前他就发现．要想干预妻子的生活，那是白费力气。他希望至少不要让两个男孩子掺和到这些魔幻的玩意儿里去。他把海梅和尼古拉斯送进一所英国维多利亚寄宿学校。这学校的老师随便找个借口就扒掉学生的裤子打屁股，特别是海梅挨打得最多。他公然嘲笑英国皇室，十二岁就喜爱阅读那个在全世界鼓动革命的犹太人马克思的著作。尼古拉斯不同，他继承了舅姥爷马科斯的冒险精神和编造预言以及像母亲那样预卜未来的本领。在这所刻板的学校中，这只能算是行为古怪，还算不上严重罪行，所以比他哥哥受的惩罚少得多。

布兰卡的情况又是另一个样儿了。对她的教育父亲不加干涉。他认为女孩子的命运就是结婚、在社交场合出头露面。能和死人打交道，只要别太认真，也不失为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他认为，搞些魔幻的玩意儿和信仰宗教、烹调一样，都是女人的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对默拉三姐妹颇有好感。而对弄神弄鬼的男人就很讨厌，几乎跟他讨厌神父一样。克拉腊和女儿形影不离，让她参加星期五的聚会，让女儿和鬼魂、秘密会团的成员以及在她保护下的贫穷的艺术家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当初，她闭口不说话的时候，曾和妈妈带着礼物去看望穷人，安慰他们。现在，她又带着布兰卡去探望穷人。

“这样做，咱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平静，孩子。”她向布兰卡解释说，“但是，对穷人帮不了什么忙。他们不需要怜悯，他们需要公平。”

关于这一点，她和埃斯特万争得面红耳赤。丈夫另有看法。

“公平! 大家都一样，算公平吗? 懒蛋和勤快人能一样吗? 傻瓜和聪明人能一样吗? 连畜生堆儿里都不会有这种事! 问题不是谁贫谁富，而是谁弱谁强。我赞成大家机会均等，可那帮人一点儿也不使劲儿。摊开手，要施舍，多省事啊! 我相信努力会得到报偿。根据这种哲学，我才有了今天。我从来不向任何人乞求恩赐，也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这就说明，是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本来注定要在公证处当一个可怜的穷抄写员嘛。在家里，我不准有布尔什维克思想。你们要是愿意，就到大杂院去行好吧! 这很好嘛，对培养小姐大有好处，可别把佩德罗·加西亚第三那套搬到我这儿来，我决不会容忍! ”

确实，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三星庄园讲过“公平”啊什么的。尽管他父亲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每次碰上都要揍他一顿，可只有他敢向东家挑战。小伙子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偷偷跑到镇上去借书、看报、找学校的一位老师交谈。这位老师是个热忱的共产主义者。数年之后，他被人一枪打中鼻梁而身亡。晚上，佩德罗- 力口西亚第三溜进圣卢卡斯酒吧，和一些工团主义者聚会。这些人喜欢一边喝啤酒一边营造世界。有时，和身材高大、品德高尚的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见面。这位西班牙神父满脑子革命思想，耶稣会把他放逐到穷乡僻壤。即使如此，他还是把《圣经》的寓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传单。有一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发现管家的儿子在雇工中传播颠覆性小册子。他把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叫到办公室，当着他父亲的面用蛇皮长鞭狠狠地抽了他一顿。

“这是第一次警告，臭小子! ”他两眼冒火，但还是用平缓的口气说，“下次要是再看见你鼓动大伙儿跟我找麻烦，我就把你抓起来。在我的庄园里，不许有捣乱分子。在这儿，我说了算。我喜欢谁，我就有权力让谁留下。我不喜欢你，这你早知道。你父亲老老实实地为我干了好多年，看在他的面子上，我让你待在这儿。可你要小心。不然，不会有好下场。滚出去! ”

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长得很像他父亲，皮肤黧黑，脸上棱角分明，好像用石头雕出来的，两只大眼睛总是那么忧郁，头发又黑又硬，剪得像把刷子。他只爱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东家的女儿。自从儿时他们俩光着屁股在餐桌底下睡觉的那天起，他就爱上了布兰卡。布兰卡也听从老天的安排，每次到乡下度假，乘坐装满大小行李的大车一路风尘来到三星庄园的时候，她的心就焦急不安，像非洲鼓一样嘣嘣乱跳。她第一个跳下车，紧着往家里跑。回回都发现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待在他们第一次会面的地方。只见他站在门槛上，一半身体藏在门影里，光着脚，穿着一条破裤子，板着脸，腼腼腆腆的。用一双老年人的眼睛眺望着大路，等待她的到来。两个人跑啊，笑啊，拥抱啊，亲昵地互相拍打，抓头发，在地上打滚，高兴得嗷嗷直叫。

“站起来，姑娘! 放开这个穷孩子! ”老奶奶尖声喊叫，想把他们分开。

“让他们玩吧，老奶奶。他们是孩子，他们相好。”克拉腊说，她更了解底细。

两个孩子跑到远处，藏起来，互相倾诉分别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佩德罗不好意思地送给她几个用碎木头为她刻制的小动物。布兰卡也把为佩德罗第三收集的礼物送给他：打开像一把花儿的小折刀、可以魔术般地把地上生锈的钉子吸起来的小块吸铁石。那年夏天，她还把马科斯舅姥爷收藏在书箱里的几本讲鬼怪的书带来了。那年她大概十岁。佩德罗第三读书还很吃力，但他好奇心胜，求知欲强，在老师的教鞭下没学到的东西，靠自己反而学到了。那年夏天，他们躺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松树林里和麦田中间看书，讨论辛巴德和罗宾汉的行侠仗义、“黑人海盗”的厄运、《青年宝库》中有教育意义的真实故事、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字典中禁忌词的坏意思以及心血管图。从图上可以看到没有皮肤、但是穿着短裤的人形，全部血管和心脏都看得一清二楚。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学会了贪婪地读书。他们一起进入一个广阔深邃的世界，其中有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有鬼怪和仙女；有通过抓阄决定谁吃谁的鲨鱼；有为了爱情接受训练的老虎；还有令人神魂颠倒的发明、地理奇观、动物珍闻以及东方国家的神话。什么装进瓶子里的精灵啦，小洞里的龙啦，关在宝塔里的公主啦，等等。他们经常去看望老佩德罗．力口西亚。他已经老态龙钟，感觉迟钝了。一块天蓝色的薄膜盖住了他的瞳孔，眼睛慢慢瞎了。他说：“这是钻进眼睛里的云彩。”他非常感谢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来看望他。虽说佩德罗是他孙子，可他把孙子也给忘了。孩子们从讲鬼怪的书里挑些故事讲给他听，还得趴在他耳边大声喊叫。据他说，风钻进他耳朵里去了，所以他听不见。他呢，教给孩子们防止害虫叮咬的法子，他把一只活南蝎放在胳臂上，让他们看一看他的解毒药多么有效。还教给他们怎么样找水。他两只手攥着一根干木棍，边走边敲打地面。一句话也不说，脑子里只想着水和木棍干得要喝水的事，突然手上就有了潮湿的感觉，木棍开始抖动。老人说，好啦，就在这儿挖吧。不过他还说，他在三星庄园找地方打井，用的可不是这个办法。他不需要用木棍。他的骨头太干了。只要从有地下水的地方一走过，甭管水有多深，骨头就立刻会告诉他。他给孩子们看田野里的杂草，让他们闻一闻，尝一尝，摸一摸，好知道草的天然香气、味道和质地。然后弄清每种草的医疗功能：像镇静神经，清眼明目，调理肠胃，舒筋活血，驱魔逐鬼等等。他对药草知道得很多。连修女医院的大夫也常来向他请教。然而，他使出浑身本领也没能治好女儿潘恰的寒热痉挛病，最后只得把她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先给女儿吃牛粪；牛粪不管用，又给她吃马粪；用毯子把她包得严严的，让她发汗。结果她瘦成了皮包骨。老人用烧酒、火药给她揉搓全身，还是没用。潘恰愎泻不止，肉里的水耗干了，老是叫渴。佩德罗·加西亚没办法了，只好求东家弄辆车把女儿送到镇上去。两个孩子陪伴着一块去。修女医院的大夫给潘恰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老人说她不行了。要是早来几天，别让她出那么多汗，也许还能给她冶一治。现在，她的身体存不住一点儿水，就像花草枯了根一样。佩德罗·加西亚听了大为恼火。回来的时候，车上装着包在毯子里的女儿的尸体。两个孩子吓坏了，可他还不肯认输。在三星庄园的院子里，他把女儿的尸体卸下车，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大夫没本事。大家把潘恰埋在一块风水宝地。那是在火山脚下一个废弃的教堂旁边的小小公墓。说来说去，她还得算是东家的老婆嘛，给埃斯特万生过一个儿子。只有他能用东家的名字，但不能用东家的姓。另外，还留下一个孙子，就是那个性情古怪的埃斯特万·加西亚。这个孩子注定要在家族史上起一种可怕的作用。

有一天，老佩德罗·加西亚给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讲了个母鸡的故事。他说，有一只狐狸每天晚上钻进鸡窝里偷鸡蛋，吃小鸡。狐狸这么猖狂，母鸡实在忍无可忍，就商量好对付它的办法。等它一钻进鸡窝，母鸡就一起拦住它，把它包围起来。然后，用嘴拼命地啄它，把狐狸折腾得半死不活。

“后来狐狸夹着尾巴逃跑了，母鸡还在后面追呢。”老人的故事讲完了。

布兰卡听了哈哈大笑，她说这都是瞎编的，母鸡天生又愚蠢又没劲儿，狐狸天生又狡猾又厉害。但是，佩德罗第三没有笑。整个一下午他都显得心事重重，反复琢磨狐狸和母鸡的故事。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他开始长成大人了。

第五章

恋人

布兰卡的童年没出现过什么大的意外。要么去三星庄园，度过炎热的夏天，要么在首都过着平淡的生活。在庄园，她发现了一种感情的力量，这股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日益增强。在首都，她的生活跟周围同龄女孩子大体相似，只是克拉腊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点怪异的色彩。每天早晨，老奶奶端着早餐把布兰卡从昏睡中摇醒，盯着她穿好制服，给她拉直袜子，戴上帽子、手套和围巾，帮她整理好书包。边忙活边为死者的灵魂默默祈祷，或者大声叮嘱布兰卡别上修女们的当。

“那些女人坏透了。”她提醒说，“她们专门挑选好人家的顶漂亮、顶聪明的女学生，把她们送进修道院，把这些可怜的小姑娘的头剃光，让她们一辈子烤烧饼，卖烧饼，照看别人家的老头子。”

司机把布兰卡送到学校。每天进校门第一件事就是望弥撒和领圣体。布兰卡跪在板凳上，呼吸着浓烈的香烟气味和圣母马利亚的百合花的芬芳，经受着重重折磨，内心感到恶心、负疚和厌倦。在学校里，只有这件事她不喜欢。她喜欢高大的青石走廊、洁白无瑕的大理石地面、不加雕饰的白墙、守在大门口的铁铸的耶稣像。她是个富有浪漫气质的多愁善感的小姑娘。性情孤僻，朋友不多。花园的玫瑰花开了，她会激动得落泪；从弯腰劳作的修女身上闻到破布和肥皂的气味，她会激动得落泪；有时候走晚了，在空旷的教室里感到一阵寂寞凄凉，也会伤心落泪。她给人的印象是又腼腆又伤感。但是，一到乡下她就会满脸笑容，显得十分愉快。皮肤被太阳晒成金黄色，饱吃温带水果，和佩德罗第三在大田里四处瞎跑，她都喜欢。克拉腊说，这才是真正的布兰卡，在城里的那个是处于冬眠状态的布兰卡。

街角大宅院天天都是忙忙乱乱的，除了老奶奶谁也没注意到布兰卡已出落成大姑娘了。她突然进入了青春期。从特鲁埃瓦家族那里她继承了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的血统，仪表堂堂，傲视一切，还有橄榄色皮肤和地中海居民特有的乌黑的眼睛。由于母亲遗传，她两眼饱含柔情——这是特鲁埃瓦家族的人所没有的。姑娘很文静，喜欢独自娱乐，学习，和娃娃做游戏。对母亲的招魂术天生没有兴趣；也不像父亲那样脾气暴躁。家里人开玩笑说，几代人当中唯有布兰卡是个正常的人。她的确显得出奇地稳重、沉着。十三岁时，布兰卡的胸脯便开始隆起，腰肢纤细，身材修长，如同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老奶奶把她的头发挽成一个髻，陪她出去买了第一个乳罩、第一双丝袜、第一套女装，还买了一摞小块卫生巾，老奶奶说是“堵红潮”用的。即使这时，母亲也仍是忙着驱动椅子在家里到处跳舞，用盖着盖儿的钢琴弹奏肖邦的曲子，朗诵一位青年诗人( 克拉腊把他收留在家里，他的名字已经开始四处传扬了) 写的既无韵律又无情节也不合逻辑、却极其优美的诗句。她竟然没有发现女儿身上的变化；没看见女儿穿的校服撑得开了线；没注意到她那张苹果样的脸悄悄地变成了一张妇人的脸。克拉腊注意的是“气”和“流”，而不是“公斤”或“厘米”。有一天，她看见布兰卡着外出的衣服走进缝纫室，才惊奇地发现这位深色皮呋的亭亭玉立的小姐竟是自己的小布兰卡。她抱住她，不停地亲吻她，告诉她马上就要来月经了。

坐下来，我给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克拉腊说。

“您甭操心了，妈妈。每个月都来，快有一年了。”布兰卡笑吟吟地说。

姑娘长大了，母女关系并未因此出现什么大的变化。她们之间的关系是有牢固基础的。她们互相间完全体谅，其次，她们对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几乎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

那年，夏天来得特别早。天气干热，令人憋闷，城市里光波浮动，仿佛在噩梦的境遇中，全家人只好提前两个星期来到三星庄园。和往年一样，布兰卡盼着赶快见到佩德罗第三。和往年一样，布兰卡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举目远眺，向老地方张望，寻找佩德罗第三。只见他躲在门槛里的身影晃了一下。布兰卡立即跳下车，带着几个月来梦寐以求的急迫心情匆匆跑过去。可是，那个孩子一转身逃跑了。她不禁吃了一惊。

整个下午布兰卡跑遍了他们过去会面和玩耍的地方，打听他的下落，呼喊他的名字，还到老佩德罗·加西亚家里去找他，始终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天黑了，布兰卡终于疲惫不堪地躺下来，连饭也没吃。躺在那张巨大的铜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伤心地哭了一场。老奶奶端来一杯加蜜的牛奶，猜到了她为什么这么痛苦。

“我太高兴啦! ”她撇着嘴笑了笑说，“你这个岁数，不能再跟那个一身跳蚤、拖鼻涕的孩子玩啦。”

过了半小时，妈妈进来吻她，见她痛哭过后还在不住地抽泣。一时间，克拉腊改变了平日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她的十四岁的女儿第一次失恋后的难过心情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她想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布兰卡是个十分好强的姑娘，或者说，是个胸有成竹的女人，什么也不愿意说。克拉腊只好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用手抚摸她，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

当天夜里，布兰卡睡得很不安稳，天一亮就醒了。宽敞的卧室里还是黑咕隆咚的。她两眼盯着镶板式天花板，直到听到公鸡报晓才起床。拉开帘子，让柔和的晨光进入室内。她走到衣柜的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然后，脱下衬衣，有生以来第一次细致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她明白了，正是自己这些变化把她的朋友吓得逃之天天了。想到这儿，她嫣然一笑。她换上去年夏天穿过的旧衣服，扣子都几乎扣不上了，再裹上一条披肩，踮着脚走了出去，以免吵醒家人。外面，田野已从昨夜的昏睡中苏醒过来。晨曦像利箭射穿群山的峰顶，把暑热送到大地。朝露蒸腾，化做一片白蒙蒙的薄雾，四下里一片迷离恍惚，田野里的景色美丽得犹如梦境。布兰卡朝河边走去。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她的脚踩在枯枝败叶上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才打破了沉睡的广漠世界的宁静。杨树林朦朦胧胧，麦田一片金黄，远山如黛，消融在清朗的天空中。布兰卡觉得这些都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之中，过去看到过的恰恰就是这番景色，以往经历的恰恰也是这个时光。昨夜一场蒙蒙细雨淋湿了大地和树木。她觉得衣服发潮，鞋子冰凉。呼吸着由湿润的土地、腐烂的树叶和腐殖土发出的芳香气味，感到异样的愉快。

布兰卡来到河边，看到她童年的朋友正坐在他们多次会面的地方。佩德罗第三可不像她发育得那么好，还是个大肚子、瘦筋巴骨、黑不溜秋的孩子，只有那双黑眼睛露出老成持重的聪慧的表情。看到布兰卡，他倏地站起身来。布兰卡估计自己要比他高出半个头。他们局促不安地对视了一会儿，双方第一次感到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好一阵子——时间仿佛长得没有头儿——他们一动不动，都需要习惯一下眼前的变化和新拉开的距离。一只麻雀在近处呜叫，于是一切又好像回到了去年夏天。他们又变成两个孩子了。跑啊，笑啊，拥抱啊。他们躺在地上打滚，从鹅卵石上滚过去，不停地低声呼叫对方的名字，为又一次重逢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两人终于平静下来。布兰卡的头发上沾满干树叶，佩德罗第三为她一片一片地摘下来。

“来啊，我给你点儿东西。”佩德罗第三说。

他拉着她的手。两个人踩着泥泞的路，朝远处的牧马场走去，一路上，你瞅着我，我瞅着你，满面含情，一语不发。他们折断柔嫩的树枝，吸吮其中的浆液。火山顶上露出了太阳，白天还没有最后莅临，大地还在打哈欠。佩德罗第三要她趴在地上，不要出声。他们爬到灌木丛前，稍微向旁边一拐，布兰卡看见了。山阜上有一匹漂亮的淡黄色母马正在下崽儿。两个孩子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都怕惊扰了母马。只见那匹马呼呼地喘着粗气，使了好大力气，小马露出了头，又过了好久，身体才拱出母体。小家伙儿落到地上，妈妈开始舔它。把它舔得干干净净，光光亮亮，好似打过蜡的木材。又用嘴拱它，让它站起来。小马驹儿试着站了站，四只新生的蹄子还太软，蹄子一弯又倒下了。它用无可奈何的眼神瞅着妈妈。这时，母马迎着朝阳振鬃嘶鸣。布兰卡觉得胸间充满幸福感，热泪夺眶而出。

“等我长大了，一定嫁给你，咱们就住在这儿，住在三星庄园。”她低低细语道。

佩德罗第三愣住了，两眼盯着她，脸上的表情活像个愁眉苦脸的老人。他摇了摇头。他比布兰卡幼稚得多，但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他也知道他会一辈子爱布兰卡，那个清晨会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在他临死的时候，最后出现在眼前的还会是那个清晨的景象。

那年夏天，他们一方面还是孩子，另一方面又意识到男女有别。有时候，他们像顽童似的哄赶母鸡，跟母牛捣乱，大喝一气新挤出的还有热气的牛奶，直喝得嘴边沾着胡子般的白泡沫。他们偷吃刚出炉的面包，爬到树上用树枝搭窝。有时候，又躲进茂密的森林里的隐蔽地方，用树叶铺成床，玩“过家家”，互相抚爱直到累得精疲力竭。他们还是那么天真无邪，脱光衣服也不觉得害羞，和过去一样，光着身子在河里洗澡，双双潜入凉丝丝的河水里，随波逐流，从河底的光滑卵石上漂浮而过。但是，在有些事上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分彼此了，也懂得了害羞。比如说，他们不再比试谁撒泡尿在地上留下的水坑大；布兰卡也不告诉他每月一次弄脏裤衩儿的秽物是什么。他们意识到在别人人面前不能表现得讨分亲热。虽然并没有人提醒过他们。每天下午，布兰卡身穿小姐的华服坐在凉台上与家人一起喝柠檬汁，佩德罗第三躲得远远地看着她，不敢走近。他们每次游戏都躲开别人。在大人面前，也不再手拉手走路，甚至假装互不认识，免得惹人注意。老奶奶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而克拉腊却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们的举动。

假期结束了，特鲁埃瓦一家人要返回京城。他们带着甜食、糖渍鲜果、奶酪、卤汁母鸡和兔肉、整篮整篮的鸡蛋和整箱整箱的水果。人们把东西装上大车运往火车站，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趁这工夫躲进粮仓里互相道别。三个月来，俩人爱得如胶似漆，这种不计后果的热恋折磨了他们一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爱情越发坚不可摧，越发矢志不渝。即使在当时，他们的爱情就已经十分深沉、诚挚，和后来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躺在一个粮食垛上，呼吸着面粉的香味儿。清晨，金色的阳光从木板的缝隙间透进谷仓。离别的时间终于快到了，两个人恋恋不舍，低声地抽泣，你吞下我的泪水，我吞下你的泪水。他们立下山盟海誓，定下在分手期间保持联系的暗号。

凡是当时活着的人都众口一声地说，晚上八点钟左右菲鲁拉突然回来了。大家都看见她像过去在家里一样穿着浆洗过的衬衣，腰上系着一串钥匙，绾着老处女的发髻。她从饭厅的门走进来的时候，特鲁埃瓦正在切烤肉。尽管六年没见面，而且她脸色十分苍白，比过去老多了，大家还是马上认出了她。那天是星期六，海梅和尼古拉斯这对孪生兄弟从寄宿学校回来与家人共度周末，因此他们也在场。有他们俩作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全家人中只有他们和三条腿的桌子亳不相干。英国学校很古板，不许他们涉足魔法和招魂术。起先他们突然觉得饭厅里冷飕飕的，克拉腊以为是吹进了冷风，吩咐人关上窗户。随后，他们听见钥匙开门的晔啦哗啦声，紧接着门开了，菲鲁拉出现在门口。她默默无言，脸上露出一副难以捉摸的表情。就在这时候，老奶奶托着一大盘凉菜从通厨房的门走进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惊呆了，手拿切肉的刀又停在半空中。三个孩子几乎同时喊道：“菲鲁拉姑姑! ”布兰卡站起身来，想迎上去，坐在旁边的克拉腊伸手拉住她的胳臂。虽然菲鲁拉脸上一点儿也没有透露出真实情况，但是克拉腊因为和鬼神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所以一眼看穿了眼前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菲鲁拉在离桌子一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用空虚漠然的目光环视了所有的人，然后径直朝克拉腊走去。克拉腊站起身来，但是并没有朝前跨出步子。她只是闭上眼睛，大口喘着粗气，好像要犯哮喘病似的。菲鲁拉走到她跟前，两只手按住她的双肩，在她额头上轻柔地吻了一下。饭厅里只有克拉腊的粗重的喘息声和菲鲁拉腰上挂的钥匙的哗啦声。吻过弟媳后，菲鲁拉离开她，从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还顺手轻轻地带上房门。全家人在饭厅里呆住了，仿佛做了一场噩梦。老奶奶突然哆嗦起来，盛凉菜的勺子跌落下来，银勺掉在镶木地板上发出哐啷的响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克拉腊睁开双眼，呼吸仍很困难，无声的泪水顺着两颊、脖子流下来，弄湿了衬衣。

“菲鲁拉死了。”她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把切肉的刀叉扔在桌布上，跑出了饭厅。来到大街上，大声呼唤姐姐的名字，可连影子也没见到。克拉腊让仆人去拿她的大衣，等丈夫从门外进来的时候，她一面穿大衣，一面拿着汽车的钥匙。

“咱们到安东尼奥神父那儿去吧。”她对埃斯特万说。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埃斯特万心中忐忑不安，驱车在贫民区寻找安东尼奥神父的老教区。他已经多年没到这儿来了。他们进门的时候，安东尼奥神父正在往破法衣上钉扣子。他们把菲鲁拉的死讯告诉了神父。

“不可能! ”神父喊道，“两天前我还跟她在一起，当时她身体和心情都挺好嘛。”

“请您带我们到她家里去，神父。”克拉腊恳求说，“为什么要这样，我心里明白。她死了。”

克拉腊一再坚持，安东尼奥神父只好陪同前往。他领着埃斯特万走过几条窄小的街道，来到菲鲁拉的住处。在菲鲁拉独自一人过活的那几年，她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年轻时，她常去这种大杂院，也不管居民们乐意不乐意，硬为他们念玫瑰经。走到离大杂院还有几条街的地方，特鲁埃瓦不得不把车停下来。路越来越狭窄，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通过。三个人徒步往里走，躲开从下水道里溢出来的脏水潴成的一个个水洼，绕开一堆一堆垃圾，野猫像暗影似的在垃圾堆上刨食。这个大杂院里有一长排破旧不堪的房子。全是一式的水泥房，又矮小又简陋。一个门，两扇窗户，墙上涂着棕褐色，破破烂烂，十分潮湿。通道上拉着铁丝，白天用来晒衣服。他们来到的时候，铁丝上空着，似有若无地在空中摇摆。通道中央只有一处供水的地方，院子里所有住户都从这里取水。整条通道上只有两盏路灯。安东尼奥神父向一位老妇人问了声好。她正站在水槽旁边，等着从水龙头流出的细细的水流灌满水桶。

“您看见菲鲁拉小姐了吗? ”他问。

“大概在家里吧，神父。这几天我一直没见着她。”老妇人说。

安东尼奥神父指了指一间房子。这间房屋同其他房子一样可怜，墙皮已然剥落，十分龌龊。可是只有这户人家的大门旁边挂着两个陶罐，里边养着几小丛天竺葵——那是穷人的花。神父敲了敲门。

“进去吧! ”老妇人从水槽那边喊道，“小姐的门儿从来不上锁。再说，也没什么可偷的! ”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打开门，叫了声“姐姐”，可他不敢进去。克拉腊先迈进门槛。里面一片漆黑，迎面扑来一股浓郁的薰衣草和柠檬的香味儿。安东尼奥神父划着一根火柴。暗影中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一小圈儿。他们还没来得及朝前走出一步，或者看清周围的东西，火光就熄灭了。

“请在这儿等一会儿，”神父说，“这屋子我熟悉。”

神父摸着黑往前走，不一会儿便摸索着点上一支蜡烛。神父的身影突然显现出来。烛光摇曳，从半腰直照上来，使神父的脸显得怪模怪样，巨大的黑影在墙壁上晃来晃去。克拉腊在日记中详详细细地记下了这个场面，仔细描绘了那两个黑黝黝的房间。潮气弄得墙壁上水渍斑斑；浴室又小又脏，没有自来水；厨房里剩下几块硬邦邦的面包，罐子里只有一丁点儿茶叶。在克拉腊看来，菲鲁拉这间住房的其他地方同她在噩梦中曾经看到的大体相像。自从菲鲁拉在街角大宅院的饭厅里向她告别的时候起，噩梦就开始了。克拉腊觉得，那里像个估衣铺，或者说像一个下等流动剧团的后台。墙上有几根钉子，上面挂着过时的衣服、羽毛围巾、几小块破皮子、人造宝石项链、半个世纪前就没人再使用的帽子、带着破旧花边的退了色的衬裙。还有几件衣服，过去大概相当华美，如今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不知为什么还有几身海军上将的军服上衣和主教的十字褡。所有的东西杂乱无章，七零八落，蒙着陈年的积尘。地上胡乱丢着几双缎子鞋、演出用的手提包、镶着假珠宝的腰带、吊带，甚至还有一把军校学员使用的冷森森的军刀。克拉腊还看到可怜的假发、放化妆品用的家什儿、空瓶子和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遍地狼藉。

两间屋子中间有一扇窄门。菲鲁拉躺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床上。她打扮得好像奥地利女王。穿了一件虫子蛀了的天鹅绒衣服，内套黄色塔夫绸衬裙，头上端端正正地戴着一副歌剧演员使用的鬈发头套。她身边没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她在临终时是怎么挣扎的。估计她死了已有好多小时了。老鼠已经啃掉了她的脚趾头。她扮演的“女王之死”真是妙极了。在凄风苦雨的一生中，她的脸上从来没有流露过像现在这样甜蜜而镇定的表情。

“她喜欢穿旧衣服，要么是二手货，要么是从垃圾堆捡来的。她爱化妆，戴这些假发套。她从来不伤害别人，在临死前几天，还为拯救罪人念玫瑰经呐。”安东尼奥神父解释说。

“让我一个人和她待一会儿。”克拉腊用坚定的口气说。

两个男人来到院子的通道上，邻居们开始往那儿聚拢。克拉腊脱掉白色呢子大衣，挽起袖子，走到大姑姐身边。她轻轻取下她的头套，才看见菲鲁拉的头发快要掉光了，显得那么衰老，那么可怜。仿照几小时前大姑姐在饭厅里吻她的样子，她也在菲鲁拉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旋即镇定地为她做好人殓前的各种准备。她把菲鲁拉的衣服脱掉，给她洗澡，仔细地、一处不落地给她涂上肥皂，掸上香水和香粉，满怀深情地为她梳理她那几根头发。找出几件最古怪又最漂亮的衣服给她穿在身上。最后又给她戴上歌唱演员的发套。菲鲁拉生前曾为克拉腊百般操劳，这也算弟媳妇对她的报答吧。克拉腊一边忍住气喘紧着忙活，一边告诉她布兰卡已经长成一位大小姐，还讲了那对孪生兄弟、街角大宅院和乡村的情况。“但愿你能看到我们是多么想你，大姑姐，我是多么需要你帮着照看这个家。你知道，我不会干家务事，男孩子淘气得要命，只有布兰卡是个惹人疼的孩子。你在三星庄园亲手种下的绣球花开得非常漂亮，有几株开出了蓝色的花朵。我在肥土里放了几枚铜钱，让它开蓝色的花。这是大自然的奥秘。每当我把鲜花放进花瓶时，就会想起你；没有绣球花，我也想起你。我永远怀念你，菲鲁拉。自从你离开我以后，还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疼爱我。”

收拾完毕，克拉腊又跟她说了会儿话，边说边用手抚摸她。然后，把丈夫和安东尼奥神父叫进来，让他们准备安葬事宜。他们在一个饼干盒里发现了几个原封未动的信封，这是近些年来埃斯特万按月给姐姐寄来的钱。克拉腊把信封交给神父去办慈善事业，她相信菲鲁拉生前也是千方百计要把钱派上这个用场的。

神父留下来守着死者，免得老鼠再有行为不恭之处。埃斯特万出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火杂院的街坊四邻聚在门口议论纷纷。他们推开好奇的人群，赶走在人群中嗅来嗅去的狗，挤了出来。埃斯特万拉住克拉腊的胳臂，几乎拖着她迈开大步走开了，连脏水溅到他那条英国裁缝精工缝制的灰裤子上也顾不得了。他很生气，姐姐到死还像他儿时那样让他难堪。他回想起童年。姐姐出于阴暗的心理，整天对他关怀备至，让他觉得欠了她一大笔一辈子也偿还不清的恩情债。他又一次体验到那种屈辱感，一站在姐姐面前，他就有这种感觉。他讨厌姐姐的牺牲精神、庄重的仪表、安贫乐道的品格和坚定不移的贞操，他觉得这些不啻是对他的自私自利、贪淫好色和权欲本性的无声指摘，他嘴里嘟囔着：倒霉蛋，见你的鬼去吧! 自从把菲鲁拉赶出家门以后，连老婆也不再属于他了，对此，即使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愿意承认。

“她有的是钱，干吗要这样生活? ”埃斯特万喊道。

“因为除了钱以外，她一无所有。”克拉腊用甜丝丝的声音反驳说。

在分开的几个月里，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通过邮局互寄情书。佩德罗第三用个女人的名字署名，布兰卡一收到信就藏起来。有一两封信落到老奶奶的手里，但她不识字。即使识字，也看不明白那些暗号代表什么意思。这也算万幸吧，否则她的心脏一准受不了。冬天，布兰卡在学校的劳作课上学着用苏格兰毛线织背心，一边织一边想着佩德罗第三的身材。夜里，她抱着毛背心睡觉，呼吸着羊毛的气味儿，幻想着他也睡在床上。那年冬天，佩德罗第三用吉他编写歌唱布兰卡的歌曲，拿到一小块木头，就为她雕像。激动的情绪搅得他热血沸腾，骨软筋麻。声音变粗了。脸上长出毛毛。然而他对布兰卡的回忆还是那么纯真无邪。一方面他正在变成大人，肉体上自有一番需求；另一方面，他对布兰卡的柔情中仍然带有儿时两小无猜、天真作戏的色彩。他惶惶不安地在这两者之间挣扎。两个人痛苦、焦灼地等待夏天的到来。最后，夏天来临了，他们又见面了。可是，布兰卡织好的毛背心佩德罗第三根本套不进去，才几个月呀，他已经度过童年，变成小伙子了。佩德罗第三为布兰卡谱写的描绘鲜花啊、黎明啊那些情歌听起来让人发笑。她的仪态俨然是一位妇人了，要求自和以往不同。

佩德罗第三还是那么瘦削，头发硬挺挺的。目光还是那么忧郁。只是嗓音变了，变得沙哑而且充满热情。后来他为革命歌唱的时候，这副嗓子使他名震遐迩。他少言寡语，在待人接物上显得冷漠迟钝。但是他那两只手很柔软、细巧。手指长长的，像个艺术家，能雕刻，能用吉他弹奏出呜呜咽咽的曲调，还能画画，干起来就像抓马缰绳、劈柴或驾犁那样轻巧。在三星庄园里，只有他敢于面对面地看着东家。他父亲佩德罗第二跟他说过上千次，不要瞧东家的眼睛，不要驳他的话，不要跟他较劲儿。为了保护儿子，他甚至狠狠打过他几次，要他低头就范。但是，儿子是个叛逆者。十岁的时候，他就和三星庄园小学的老师知道得一样多了。长到十二岁，他坚决要求到镇上去读中学。每天清晨五点离开家里的小砖房，或骑马或步行去上学，风雨无阻。他把马科斯舅舅收藏在诱人的书箱里的讲鬼怪的书读了上千遍，还从酒吧间的工团主义者和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那儿借来许多书读，不断充实自己。神父还引导他发挥写诗的天才，把思想谱成歌曲。

“我的孩子，伊格莱西亚圣母在你右边，可是，耶稣基督总是站在左边。”佩德罗第三每次去拜访他，他总是一口一口地喝着弥撒酒，像出谜语似的对他说这些话。

有一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吃过午饭正在凉台上休息，听见他唱什么几只母鸡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对付狐狸，打败狐狸。于是，把他叫过来。

“我想听听你唱歌! 来吧，唱唱看! ”他用命令的口吻说。

佩德罗第三亲切地拿起吉他，把腿蹬在椅子上，拨动琴弦。他定定地望着东家，轻舒歌喉。丝绒般的声音在人们昏昏欲睡的中午时刻显得分外高亢，热情奔放。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是傻瓜，他晓得这是一种挑战。

“啊，看起来最愚蠢不过的东西都可以唱出来。”他大声吼道，“最好你还是学着唱爱情歌曲! ”

“我喜欢这个，东家。正像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说的，团结就是力量。连母鸡都能跟狐狸斗一斗，人还有什么不行的呢? ”

说罢，他拿起吉他，扬长而去。尽管对方怒火升腾，气话已经到了嘴边，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从那天起，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就盯上了他，注意观察他，信不过他。他要佩德罗第三干大人的活计，不让他去上学。这个孩子每天便起得更早，睡得更晚，给多少活儿干多少活儿。就在那一年，埃斯特万当着佩德罗第二的面抽了他一顿鞭子。原因是他把镇上工团主义者当中传播的新鲜事告诉了雇工们，像星期天休息啦，最低工资啦，退休啦，医疗啦，孕妇的产假啦，自由选举啦，等等。最严重的是还要建立农民组织与东家作对。

那年夏天，布兰卡到三星庄园过暑假时，一见面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个子长了十五厘米，与儿时那个同她朝夕相处的大肚皮孩子判若两人。布兰卡下了车，拉直了裙子，第一次没有跑过去和他拥抱，只是冲他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不过她的眼神向他道出了别人不该听到的话。此外，这些难以启齿的话在信件中也都用暗语说过了。老奶奶乜斜着眼睛看到了这个场面，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从佩德罗第三面前走过时，她做了个怪相。

“学着点，还是跟你那路人一块待着去吧，脏小子，少来找小姐! ”她咬牙切齿地讥笑佩德罗第三。

当天晚上，布兰卡和全家人一起在饭厅吃砂锅鸡。这是三星庄园欢迎他们的第一顿盛餐。饭后，父亲喝着白兰地，大谈一通进口母牛和金矿的事。时间虽长，布兰卡丝毫没有流露出焦灼的情绪。等到母亲示意可以离开时，她才安安静静地站起来，向每个人道过晚安，回到自己房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把房门锁住。她没脱衣服坐在床上等待着。隔壁两兄弟的闹声平静下来，仆人的脚步声渐渐止息，各个房间陆续关门上锁，全家人都已入睡。这时，她打开窗户，跳了出去，两脚落到许多年前菲鲁拉姑姑栽种的绣球花丛中。夜色泛亮，蟋蟀的曜曜声和青蛙的呱呱声在四周鸣响。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一股桃子的香甜味儿扑鼻而来，院子里正放着晾晒的桃干。她定了定神，让眼睛先适应一下夜色，然后才开始往前走。没走几步，就听见夜间放出来的看家狗在狺狺狂吠。那是四条大猎犬，白天都用铁链子拴着。她从来没有到近处看过这几条狗，明知它们也不认识自己，一时间吓得昏了头，差点儿叫了出来。这当儿，她想起老佩德罗·加西亚说过，小偷都是光着身子，狗就不会咬他们。紧张中，她毫不迟疑地尽快脱光衣服，把衣服夹在腋下，跨着平稳的脚步往前走，不住地祷告千万别让那些畜生闻出她的害怕心情。眼看着那几条狗一边狂叫，一边左冲右撞地跑过来，她还是脚步不停地往前走。几条狗追到跟前乱叫，她还是没有停步。一条胆大的狗跑过来嗅她。布兰卡觉得后背有一股热气，还是忍着不理睬它。几条狗胡乱叫着跟在她后面跑了一段路，最后闹得没劲了，才转身跑掉。布兰卡轻轻地舒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满身是汗，浑身不住地发抖，两条腿累得发软。她不得不靠在一棵树上歇息和平静一下。然后，迅速穿好衣服，向河边跑去。

佩德罗第三正在去年夏天他俩见面的地方等她。好多年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就是在这个地方霸占了当时还是处女的潘恰·加西亚。布兰卡一看见佩德罗第三，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在分别的几个月里，佩德罗第三在艰苦的磨炼中长成大人，而布兰卡却被困在家庭和修女学校的四壁之中，避开生活的磨砺，用毛线和苏格兰毛线编织罗曼蒂克的梦幻。她梦中的形象和那个迎面走来低声叫着她的名字的高个儿青年吻合不上。佩德罗第三伸出手，摸了摸她耳垂下的脖子。布兰卡只觉得一股热流传入骨髓，两腿一阵酥软。她双眼紧闭，顺势扑倒过去。佩德罗第三轻柔地把她拉过来，两臂搂住她。布兰卡把鼻子埋进眼前这个陌生男子的怀里。他跟几个月前同自己尽情抚爱的那个瘦小的男孩子相差太远了。她闻了闻他身上不同以往的气味儿，蹭了蹭他粗糙的皮肤，摸了摸他那干瘦硬朗的身体，感受到一阵巨大的完美的平静，一点儿不像他那样激动。两个人用舌头互相舔着。过去他们虽然也这么干过，但此刻仍感到像是新想出的表达爱恋的方式一样新鲜。他们拼命地热吻着跪倒在地上，随后在潮湿松软的地面上滚动起来。他们第一次觉得再也无话可说。月亮爬过整个地平线，两个人根本没有看见。他们沉浸在探寻最缠绵的卿卿我我的情愫之中。

从那天晚上起，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幽会。白天，布兰卡绣花，看书，在自家周围画些枯燥无味的水彩画。老奶奶看了很高兴，她终于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克拉腊预感到正在发生某种怪事，她从女儿的气色上看到了新的东西，而且她认为自己猜中了个中原由。佩德罗第三照常在田里干活儿，依旧到镇上去看朋友。到了晚上，尽管已累得要命，但是一想到马上能和布兰卡会面，便又有了力气。到底没白活这十五年嘛。就这佯，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很多年后，他们俩还怀念起那些炽热的夜晚，把这些夜晚看做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与此同时，海梅和尼古拉斯利用假期干些英国寄宿学校禁止干的事。他们高声喊叫，直喊得声嘶力竭，动不动就打架，变成了两个邋邋遢遢的脏孩子，膝盖上尽是硬皮，脑袋上长满虱子。新摘下来的水果吃个够，尽情享受着阳光和自由。他们黎明出去，天不黑不回来。用石子打野兔，骑着马拼命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偷看妇女们在河边往衣服上抹肥皂。

寒来暑往又过了三年，直到发生地震，情况才又发生变化。那年暑假结束后，孪生兄弟比家人提早回到首都，随行的有老奶奶、从城里带去的仆人以及大部分行李。两兄弟直接去学校，老奶奶和其他用人忙着收拾街角大宅院，准备迎接主人回来。

布兰卡和父母在乡下多留了几天。就在这时候，克拉腊开始连做噩梦，在走廊夜游，醒来时大声喊叫。白天，她像个傻子似的走来走去，从动物的活动上观察地震先兆。母鸡不再天天下蛋，母牛惊恐万状，猎狗拼命狂吠，老鼠纷纷出洞，蜘蛛、虫子爬出隐蔽的角落，飞鸟离巢，成群结队远走高飞，雏鸟儿在树枝上饿得唧唧乱叫。克拉腊出神地遥望从火山顶袅袅上升的白色烟柱，观察天空颜色的变化。布兰卡为妈妈调配镇静剂，给她洗温水澡，埃斯特万从旧药盒里给她找出安神用的小药丸。可她还是不停地做梦。

“大地要震动了! ”克拉腊说。她脸色越来越苍白，情绪越来越激动。

“地嘛，老是在动，克拉腊，我的上帝! ”埃斯特万回答说。

“这次不同。得死上一万人。”

“全国也没那么多人啊! ”他嘲笑说。

清晨四点，地震开始了。震前不大一会儿，克拉腊醒了。她做了一场世界末日来临的噩梦，梦见马匹粉身碎骨，奶牛被大海吞没，人在石头下面爬行，房倒屋塌，地面上出现许多洞穴。吓得她面如死灰，赶紧爬起来，跑到布兰卡的房间。布兰卡每天晚上都把门锁上，从窗户溜出去，然后直奔河边。回城前几天，夏季的热恋更增添了戏剧性色彩。分别在即，两个年轻人利用一切机会纵情做爱。他们在河边过夜，不怕寒冷，不怕疲倦，下死命地互相嬉戏。直到曙光初现布兰卡才回家，从窗户进入房间，每次都恰好赶上晨鸡报晓。克拉腊走到女儿房前，推了推门，门上了栓。又敲了敲门，没人回答。于是，她跑出去，围着房子转了半圈，发现窗户大敞四开，菲鲁拉栽种的绣球花被踩得乱七八糟。她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布兰卡面色改变，为什么眼圈发黑，没精打采，沉默不语，为什么一大早就精神倦怠，为什么黄昏画水彩画。就在这时候，地震开始了。

克拉腊觉得大地动摇，站立不住，猛地跪倒在地。屋顶上的灰瓦纷纷脱落，雨点般落在她的周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她看见土坯墙像迎面挨了一斧头似的骤然裂开。正如梦中看到的，大地裂开一道缝隙。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鸡舍、木槽和一部分牲口圈塌陷进去。水塔一歪，訇然倒塌，一千升水倾洒在幸存的母鸡身上，吓得母鸡绝望地扑棱着翅膀。远处，火山像条愤怒的巨龙喷吐出浓烟烈火。猎犬挣脱锁链，发疯似的东奔西跑。在马棚倒塌的一刹那，马匹蹿了出来，嗅了嗅空气，恐怖地咴咴嘶鸣，然后朝田野狂奔而去。杨树像醉汉似的东摇西晃，有几棵树砰然倒下，树根翻出地面，把麻雀窝压得粉碎。最令人心悸的莫过于大地深处的怒吼声。巨人般的吼叫声经久不息，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克拉腊叫唤着布兰卡的名字，打算爬回家去，但是大地颠得她寸步难移。她看见农民们惊恐地逃离家门，乞求上苍，搂在一起，拽着孩子，推着老人，用脚踢狗，竭力从砖头瓦片的巨响声中抢救出少得可怜的财物。巨响声来自大地深处，仿佛是世界末日的无休无止的轰鸣。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刚跑到门槛处，房子像鸡蛋壳一样裂成两半，房倒屋塌，烟尘陡起，把他压在瓦砾堆下，克拉腊爬到那里，大声叫喊丈夫的名字，但是没人回答。

第一次地震几乎持续了一分钟。在这个灾害频仍的国家里，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凡是竖立在地面上的东西几乎全部倒塌。没倒塌的也在后来一连串稍弱一些的震动中土崩瓦解。直到天亮前，余震仍不断地震撼着世界。在三星庄园，人们等到太阳出来，开始点数死去了多少人，把埋在砖头瓦片下面痛苦呻吟的人刨出来，其中就有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人人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是谁也没指望他还活着。在佩德罗第二的率领下，四名壮汉一起动手搬掉压在他身上的尘土、瓦砾和土坯堆成的小山头。克拉腊一改平日那种漫不经心、自在逍遥的样子，像个男人似的帮忙搬石头。

“得把他刨出来! 他还活着，在听我们说话呢! ”克拉腊一口咬定说，这句话鼓舞大家继续挖下去。

天刚亮，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回来了，一根毫毛也没伤着。克拉腊朝女儿扑过去，“叭、叭”给了她两个嘴巴，接着，又搂着她放声痛哭，看到她平安无事，待在自己身边，总算松了口气。

“你爸爸在那儿呐! ”克拉腊指了指说。

两个孩子和大家一起挖。过了一小时，太阳照亮悲惨的世界，人们从土堆里把东家刨了出来。断了多少根骨头谁也数不清，可眼睛还睁着，人还活着。

“得把他送到镇上去，让大夫瞧瞧。”佩德罗第二说。

大家商量着怎么把东家运走，骨头才不至于从各处扎出来，东家简直像条破口袋啦。这时候，老佩德罗·加西亚来了。他岁数太大，又看不见东西，对这次地震才没有大惊小怪。他在受伤的东家身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用手摸遍他全身，用衰老的手指摸啊摸的，一条裂缝也不漏掉，一处骨折也不放过。

“要是搬走，可就活不成了。”他说。

埃斯特万没有失去知觉，听得很清楚，他想起闹蚁灾的事，认定老人是他唯一的救星。

“听他的，他知道该怎么办。”埃斯特万唔唔哝哝地说。

佩德罗·加西亚让人拿来一条毛毯。他儿子和孙子把东家放在毛毯上，小心地把他抬起来。在原来的院子中央临时搭起一张桌子，把东家放在上面。院子里到处是碎砖乱瓦、死牲口，只剩下一小块空地。孩子哭，家狗叫，女人祷告，乱得像噩梦。人们从废墟中找出一个酒囊。佩德罗．力口西亚把酒分成三份。一份儿给受伤的东家洗身体；一份儿给他喝下去；另一份儿他自己慢慢地喝下去。喝完酒，老人开始给东家一块一块地接骨头。他十分耐心，十分镇定。抻抻这儿，推推那儿，把每块骨头都放回原位，用夹板固定住，用床单撕成的布条捆绑好，不让断骨移位。他一边干一边连声祈祷医圣，乞求好运，呼唤圣母马利亚，面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喊叫和谩骂不动声色，还是那副盲人的恬静表情。他摸着黑儿把东家的身体各部位毫厘不差地接好，后来为埃斯特万检查身体的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连试也不敢试。”库埃瓦斯大夫得知这件事后承认说。

地震破坏把全国搞得十分凄惨。大地的震动把地面上的东西全部摧毁。这还不算，大海一下子后退几里，接着一个巨浪返回陆地，把船只推到离海岸很远的山头上，把房屋、道路、牲畜卷入大海，把南部的几个海岛埋进水下一米多深。一些建筑物像受伤的恐龙一样倒塌了，另一些建筑物像纸牌堆起的堡垒轰地一下散了架。死者成千上万，家家为死去的亲人哭泣。含盐的海水毁坏了庄稼，大火烧毁了城镇成片成片的地区。作为最后的惩罚，熔岩从火山上直泻而下，火山灰覆盖住附近的村庄。人们害怕灾难再次降临，吓得不敢在家里睡觉，临时在荒野搭起窝棚或者露宿街头和广场。虔诚的基督徒挤满教堂，要求宽恕他们的罪孽，只求上帝暂息雷霆之怒。趁这工夫儿，小偷跑到瓦砾堆，看见戴耳环的耳朵或戴戒指的手指“嚓”地一刀就割下来，也不管人是死了，还是仅仅被压在废墟下面。士兵只好出来维持秩序，逮住偷窃者，不用办什么手续便可以就地枪决。病菌四处作乱，全国流行几种时疫。世界其他地方正忙于另外一场战争，忙得不可开交，几乎不知道大自然在地球上这块遥远的地方发了疯。即使如此，还是送来了药品、毛毯、食物和建筑材料。这些东西经过公共管理部门七转八转，最后神秘地失踪了。几年后，人们还能在特供商店里用购买高级食品的价格买到美国罐头和欧洲奶粉。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裹着绷带过了四个月。夹板、膏药和铁钩捆得他不能转动，浑身痒得难受，再加上他生性急躁，那份罪就不用说了。他的脾气坏透了，谁也无法忍受。克拉腊留在农村照料他。等到交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建立，马上把布兰卡送到学校去住宿，妈妈根本没空照管她。

在京城，闹地震的时候老奶奶正睡在床上。虽说这里的地震比南方轻一些，她还是因惊吓而死。街角大宅院像个核桃似的吱嘎乱响，墙壁裂开了，饭厅里带垂珠的玻璃大吊灯掉了下来，像摇动上千只铃铛一样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摔得粉碎。除此之外，最严重的莫过于老奶奶的死了。起初的恐怖过后，仆人们发现老奶奶没跟大家一起逃到街上。他们进去找，才发现她躺在床上，眼睛朝外努着，仅剩的几根头发吓得竖了起来。那几天，乱得一塌糊涂，没法按她生前希望的那样为她举行一次体面的葬礼，只是草草地把她埋了，没人致悼词，也没人掉眼泪。她悉心抚养了那么多别人的孩子，到头来却没有一个人参加她的葬礼。

地震在特鲁埃瓦家引起了重大变化，那一天成为划分重大事件的分水岭。在三星庄园里，东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担当起管家的职务。他的任务是组织雇工，恢复平静，在田庄废墟上重建家园。他们开始把死者埋在火山脚下的公墓里。从倒霉的山坡上滑落下来的熔岩竟然奇迹般地没有碰到这块地方。新坟为凄凉的墓地增添了一些活跃气氛。人们栽种了一排排白桦树，为前来凭吊死者的人遮蔽阳光。他们完全按过去的样式把小砖房一间一间地重新修建起来。修建牲口棚、挤奶场和粮仓，收拾土地准备播种。幸亏熔岩和火山灰落到山那边，庄园算是保住了。佩德罗第三没时间再到镇上去，父亲需要他留在身边。儿子没好气地跟在父亲后面干活。他对父亲说，大家累折了腰，还不是为东家重建家业，自己还和以前一样穷得叮当响。

“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孩子。你改变不了上帝的意旨。”父亲反驳说。

“可以改变的，爸爸，有人正在改变，可咱们这儿连个信儿也不知道。外边正在发生大事情。”佩德罗第三一口气把某位共产党老师或者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的话全都端了出来。

佩德罗第二没有答腔，亳不迟疑地继续干他的活儿。儿子利用主人身体不行，放松检查的机会，冲破封锁，把工团主义者的违禁小册子、老师的政治性报纸以及西班牙牧师对《圣经》的新奇解释带进了三星庄园，佩德罗第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据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命令，管家开始按照原来的图纸重建东家的住宅。就连用麦秸、泥巴打成的土坯也不肯换成用新办法烧成的砖，窄巴巴的窗子也不肯加宽。唯一的变化是浴室里通上热水，烧柴禾的灶改成石蜡灶。厨娘们都不习惯使用，最后把灶扔到院子里供母鸡随便糟蹋。他们一边盖房子，一边临时搭起锌板顶木板房。埃斯特万躺在病床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工程的进展情况。他身体不能转动，心里急得像团火，老是大喊大叫地下命令。

几个月来克拉腊变多了。她要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一起抢救一切可以抢救的东西。丈夫、菲鲁拉、老奶奶都帮不上忙，她只好生平第一次管起了具体事务。她终于从漫长的童年中苏醒过来。这以前，总是得到别人的保护和照顾，舒舒服服，用不着尽任何义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又添了一份坏毛病，吃什么都不得劲儿，只能吃克拉腊做的饭。白天，她要花好多时间在厨房和面，煺鸡毛，为病人炖鸡汤。还得当护士，用海绵给丈夫擦身体，换绷带，倒便盆。丈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蛮不讲理。“给我这儿放个枕头，不是这儿，再往上一点儿。”“拿酒来，不对，我说的是白葡萄酒。”“把窗户打开，快关上。”“我这儿疼，我饿了，我热了。”“给我抓抓后背，再往下边点。”在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身体强壮的时候，带着一股男性的强烈的欲望闯进克拉腊宁静的生活。他每次喊起来都是声震屋瓦，干起来拼死拼活，而且总是像大老爷一样盛气凌人。他要妻子处处听他的，随心所欲地破坏她在彼岸的幽灵和此岸的穷人之间保持着的微妙的平衡。和那时候相比，克拉腊现在更加惧怕他，甚至仇恨他。埃斯特万的骨头刚刚长好，稍微一能转动，马上产生了要拥抱她的强烈的愿望。只要克拉腊从他身边走过，他就伸手抓她，糊里糊涂地把她当成曾经在厨房或床上伺候过自己的粗壮的村妇。克拉腊觉得自己不能再急急忙忙地干那种事了。生活中的不幸使她变得清心寡欲。她年岁不小了，对丈夫又缺乏爱情，因此她把性生活看成是一种粗鲁的消遣。每弄一次，她都感到关节疼痛，眼前乱成一片。地震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让她亲眼目睹了暴力、死亡和平庸的生活，让她接触到过去毫不关心的基本生活需要。雇工们要逃避瘟疫，摆脱慌乱状态，大田里要抗旱、灭虫，要防治奶牛的口蹄疫和母鸡的舌疮，衣服要防虫蛀，孩子们要人照管，丈夫要活下去，要抑制住难以抑制的怒火。面对这种种紧急需要，三条腿的桌子和从茶叶上推测吉凶祸福的本领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克拉腊十分疲倦。她感到孤独、混乱。在需要拿主意的时刻，只能求助于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管家为人忠厚，寡言少语，总是随叫随到，给她生活中遇到的暴风雨般的颠簸带来某种稳定感。干完一天的活儿，克拉腊常把他叫来喝杯茶。他们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等着天黑，消除一下一天的紧张劳顿。他们默默地望着夜幕缓缓低垂下来，第一批星星开始在夜空闪闪烁烁，青蛙在呱呱直叫，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很多说定的事没有办完，但是他们都知道这半个小时的沉默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品着茶，让时光过得慢一些。每个人都在思考着对方的生活。十五年前他们初次相识，每年夏天都在一起，但是总共也没交谈过几句话。在佩德罗第二眼里，女主人是夏季的光明女神，和生活中的粗俗欲望亳不相干，跟他熟悉的其他女人迥然不同。甚至在那时，看到她用手揉面或者宰鸡准备午饭的时候，围裙溅上鸡血，他也还觉得这是白日阳光反射映出的幻影。只有在黄昏他们一起饮茶的安谧的时刻，他才看到女主人的真身。他偷偷宣誓要永远忠于她，有时候和年轻人一样幻想着为她献身。他越是对她珍爱，就越是憎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

安装电话那会儿，房子还远不能住人。四年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就极力争取装个电话。可偏偏现在连个遮风蔽雨的地方都没有的时候来装电话了。电话没用多久，总还算是跟孪生兄弟通过几次话。嘈杂声震耳欲聋，镇上的接线员时不时打断他们的谈话，兄弟俩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在电话里得知布兰卡生病了，嬷嬷们不愿意照料她。姑娘咳嗽不止，时常发烧。当时，家家都有肺结核病人，都很害怕这种病。克拉腊决定回去看看布兰卡。就在她离开的当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用手杖砸坏了电话。开始的时候，他敲打了几下电话机，嚷嚷着说人都走了，你快住嘴吧。电话机还是一个劲地嗡嗡响，他一怒之下，乒乒乓乓砸了电话。老佩德罗．力口西亚费了好大劲给他接好的锁骨又脱臼了。

克拉腊第一次独自一人出远门儿。几年来，她一直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过去有人负责具体安排，她什么也不用管，可以一边观赏窗外的风景，一边随意遐想。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把她送到车站，陪她上车找好座位。告别的时候，她俯下身来，在他面颊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接着粲然一笑。佩德罗第二把手放在脸上，防备一阵风吹跑了这个飞快的吻。他没笑，心中充满悲伤。

克拉腊凭直觉——而不是凭对事物的认识或者靠逻辑推理——顺利来到女儿的学校。修女学校校长在庄严的办公室里接待她。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鲜血淋淋的基督像，桌上摆着一束红玫瑰，显得不大协调。

“我们请了医生，特鲁埃瓦夫人。”她说，“孩子的肺没啥问题，可您最好把她带走，农村对她大有好处。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您要明白。”

修女摇了摇铃，布兰卡进来了。她显得更加瘦削，面色苍白，眼睛下有一片暗紫色的阴影，随便哪位母亲看了都会为之动容。克拉腊一看就明白了，女儿得的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心病。穿上那身难看的制服，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衣服缝儿绷得紧紧的，显出一副少妇的体态。布兰卡看到妈妈非常惊讶。她记得母亲是一位身穿白色衣服、性情愉快、漫不经心的天使，短短的几个月内竟变成了一位能干的主妇，手上长了老茧，嘴角边生出两条深深的皱纹。

她们一起到学校去看望那对孪生兄弟。这是他们地震后第一次相会。她们惊奇地发现这座古老的学校竟是全国唯一没受到地震灾害的地方，那里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地震。他们对上万名死者既没有哀悼，也不感到难过，照样用英语唱歌，照样玩板球。只有大不列颠传来的迟到三个星期的消息才会引起他们震动。母女俩还看到一件怪事。这两个孩子血管里流着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又出生在美洲的一隅，可讲起卡斯蒂利亚语来却带有牛津口音。他们唯一能够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左眼眉往上一挑表示惊讶。同那两个在农村过夏天的长虱子的淘气包儿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克拉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低声说：“但愿撒克逊人的唾液别把我的孩子变成傻瓜。”

老奶奶尽管年纪高迈，主人不在的时候，街角大宅院还是由她负责。她这一死，用人就群龙无首了。没人监督，大家索性不干活儿，大白天的昏昏沉沉睡大觉，散布流言蜚语。花草树木没人浇水，全部干枯，屋角里蜘蛛到处爬。情况糟透了，克拉腊决定闭门谢客，辞退所有用人。然后，她和布兰卡用床单盖好家具，四处放上卫生球。她们一个个地打开鸟笼，一时间满天都是小鹦鹉、金丝雀、朱顶雀和克里斯托碣鸟。渴望自由的小鸟儿盘旋了一阵儿，最后展翅飞向四面八方。布兰卡注意到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帷幕后面没有出现一个鬼魂，没有出现一个凭第六感觉可以觉察出的红玫瑰十字教派成员，也没有出现一个饥饿求食的诗人。妈妈似乎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举止泼辣的夫人。

“妈妈，您变多了。”布兰卡说。

“不是我变了，孩子。是世界变了。”克拉腊回答说。

离家前，她们来到下人住的那座院子里的老奶奶的房1 司。克拉腊打开抽屉，拿出那个善良的女人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硬纸箱子，检查了一下衣柜，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几双旧草鞋和用带子或皮筋捆着的大小不等的盒子。盒子里保存着“第一次领圣餐”和洗礼仪式的小照片、几缕头发、指甲、退色的相片，还有几双穿旧的婴儿的小鞋儿。这是瓦列家和后来的特鲁埃瓦家所有儿女的纪念物。孩子们都经过她的手，她都在怀里抱过。从床底下找到一包化装用的东西。当年，克拉腊不肯说话的时候，老奶奶用这些东西吓唬过她。克拉腊坐在床边，把这些宝贝放在腿上，哭了好大一会儿。老奶奶为了别人生活得安逸操劳一生，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人也没有。

“她想尽办法吓唬我，结果自己反被吓死了。”克拉腊说。

她让人把老奶奶的遗体迁到天主教陵园内瓦列家的坟地里去。据她估计，老奶奶不喜欢和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埋在一起，死后也宁愿跟随她生前服侍过的人。她在墓碑旁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和布兰卡一起去车站，回转三星庄园。

坐在火车上，克拉腊把家里发生的新鲜事和父亲的病情全对女儿讲了。据她所知，女儿想问的事情只有一件，她等着布兰卡发问。可是布兰卡没有提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名字，克拉腊也没敢问。她认为，如果提到人名，问题就具体化了，不能置之不理了；相反，如果把话闷在肚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可能自行消失。佩德罗第二赶着大车到火车站接她们。布兰卡听见他一路上吹口哨，直吹到三星庄园，心里非常奇怪，因为管家本来是个出名的大老蔫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坐在装了两个自行车轱辘、蒙着蓝色长毛绒的大椅子上。他托人在京城买了把轮椅，正等着克拉腊随行李带来。他使劲用手杖敲敲打打，嘴里骂骂咧咧，指挥建房工作。他光顾指挥人了，只是草草地吻了她们一下，连布兰卡身体如何也忘了问一声。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板桌上就餐，只有一盏油灯照明。布兰卡看到母亲吃饭用的盘子是手工制作的陶盘，就像砖窑里烧出的砖一样，餐具在地震中全部毁坏了。厨房里没有老奶奶指挥，饭菜简单到寒伧的程度。只有一盆浓浓的滨豆汤、面包、奶酪和媪侼果甜食，还不如她在寄宿学校星期五斋戒日吃的东西多呢。埃斯特万说，一旦两条腿能站起来，他要亲自到京城去购买最精致、最贵重的物件，把家里装饰起来。乡巴佬儿的生活他可过腻了。全怪这个缺德的国家，可恶的大自然老是歇斯底里大发作，饭桌上说了那么多，只有一件事引起布兰卡的注意，那就是父亲已经辞退了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不准他再踏上庄园的土地，原因是他在农民当中散布共产党的思想。姑娘听到这话，顿时面如死灰，手一抖，勺儿里的东西掉在桌布上。只有克拉腊察觉到她惊慌失色。埃斯特万一提起那些专咬恩公手指头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是说个没完。“全怪那些鬼政客! 你就拿那社会党新提的候选人来说吧，他不过是个傀儡，可胆子倒不小，坐着三等火车从北边儿跑到南边儿，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当中鼓吹布尔什维克那套大话，他小子别到这儿来，要是在这儿下火车，我们就把他自匝成肉泥，我们都准备好了，全区里没有一个老板不赞成，不能让他们到这儿来宣传反对诚实劳动，反对勤快人享受合理的优待，反对那些在生活中率先前进的人得到适当的补偿，懒汉要和我们分得一样多，那叫没门儿，我们顶着大太阳一干就是一整天，我们懂得把资本往哪儿投放，我们敢冒风险，敢担责任，直说了吧，‘耕者有其田，i 文句话得看怎么说，在这儿，善于耕田的只有我一个，没有我，这儿是一堆瓦砾，今后还是这样，基督也没说过我们该和懒汉们分享劳动成果，那个臭小子佩德罗第三竟敢在我的庄园里说这种话，我很尊重他父亲，他爷爷救过我的命，我才没给他脑袋上来一枪，可我警告过他，我要是看见他再在这儿转悠，就用猎枪把他打成烂泥。”

克拉腊没有参加谈话。她忙着把东西摆在桌上，撤下去，睨视女儿。在把汤盆里剩下的滨豆汤撤下去的时候，她听到了丈夫那套陈词滥调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的变化你是阻止不了的，埃斯特万。即使佩德罗第三不干，还有别人把新思想带进三星庄园。”她说。

埃斯特万抡起手杖把妻子手上拿着的汤盆打出老远，残汤流了一地。布兰卡吓得站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对克拉腊发脾气。她想，妈妈一定会神经错乱，从窗户飞出去，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克拉腊和往常一样镇静地捡起汤盆的碎片，根本不打算听埃斯特万吣出的粗言恶语。等丈夫嚷嚷完，她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道过晚安，拉着布兰卡的手走了。

佩德罗第三不在，布兰卡并没有失去平静。她天天到河边去等他。她知道自己回到农村的消息早晚会传到他耳朵里，不管他在哪儿，一定会听到爱情的呼唤。果然不出她所料。第五天，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身披一件冬天用的斗篷，头戴宽边帽子，牵着一头毛驴。驴身上驮着炊事用具，有锡合金锅、铜茶壶、大号搪瓷高压锅、大大小小的勺子。那人手里拿着个拨浪鼓，人没到，提前十分钟就听见拨浪鼓的声音了。布兰卡没认出他来。他像一个外省的走街串巷卖东西的穷老头儿。来人在布兰卡面前停住脚步，摘下帽子。她看到一头蓬乱的头发、一部又粗又硬的络腮胡须、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毛驴停下来啃青草，背上的锅叮当乱响。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分别了几个月，沉默了几个月，一见面立刻如饥似渴地享受重逢的欢乐。他们在石头上、在荆棘丛中滚来滚去，不顾一切地呻吟。然后，在河边芦苇丛中拥抱在一起。在蜻蜓的嗡嗡声和青蛙的呱呱声中，布兰卡告诉他：她把香蕉皮和吸墨纸放在鞋子里，好让自己发烧；吃下粉笔末儿，果然咳嗽起来。嬷嬷看了，不得不相信她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的确是肺结核的症候。

“我要跟你在一起! ”她吻着佩德罗第三的脖子说。

佩德罗第三对她讲了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谈到远方的战争，一半人类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奄奄一息，出现了大批孤儿寡母。还向她介绍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人。说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上帝要求的比较合理的法律和共和国，那里的统治者不会再贪污灾民的奶粉。

“我们这些乡下人对这些事知道得那么晚，我们不了解别处发生了什么事。这儿的人非常恨你爸爸。只是他们太怕他了，不敢组织起来跟他对着干。你懂吗，布兰卡? ”

她懂得。不过，这会儿她只想呼吸他身上的新粮的香味儿，舔他的耳朵，把手指插进他浓密的胡子里，听他求爱的呻吟。她也为他担心。她知道，父亲说过要给他脑袋上一枪，而且全区的地主也乐得这么干。布兰卡向佩德罗第三讲了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的遭遇。几年前，这位领导人骑自行车跑遍全区，到各个庄园散发小册子，组织雇工。最后被桑切斯兄弟抓住了。桑切斯兄弟把他乱棍打死，把尸体挂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尸体悬在半空中摇晃了一天一夜，直到宪兵骑马赶到才把尸体解下来。为了隐日芮真相，桑切斯兄弟把罪责推到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身上。其实谁都知道这些印第安人性情温和，连宰只鸡都害怕，更甭说杀人了。桑切斯兄弟把尸体从坟里挖出来，再次暴尸示众。把这些说成是印第安人干的，实在太过分了。可是，连司法部门也不敢干预，这位社会党人的暴死很快就被遗忘了。

“他们会杀死你的。”布兰卡抱住佩德罗第三说。

“我会小心的，”佩德罗第三安慰她说，“我在一个地方不能待太久，所以不能天天来看你。你就在这个地方等我。我能来一准来。”

“我爱你。”她抽噎看说。

“我也爱你。”

他们再次热烈拥抱，在这个年龄上，热乎劲儿是没完没了的。那头毛驴还在啃野草。

为了不回学校，布兰卡做了许多手脚，像喝热卤汁引起呕吐啦，吃青李子拉肚子啦，用马肚带勒紧腰腹显得疲劳不堪啦。最后，人人都知道她体弱多病。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好事儿。她能模仿天下百病的症状，而且装得惟妙惟肖，即便医生会诊也能让她糊弄过去，甚至她本人也认为自己弱不禁风。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她先把自己的身体想上一遍，看看哪儿疼啦，又得了什么新毛病啦。她学会利用一切机会——从气温变化到吸进花粉——让自己觉得病魔缠身，把头疼脑热变成要死要活的疑难大症。克拉腊认为，要想不生病，最好两手别闲着，她医治女儿病痛的办法就是让她干活儿。布兰卡必须和大家一样早早起床，先洗个冷水澡，然后干各种各样的事，到学校教书，去作坊缝纫，担起护士的各项工作，从灌肠到用针线缝伤口。尽管她一见血就头晕，一清扫呕吐物就出冷汗，那也得干。老佩德罗．力口西亚快九十岁了，几乎拖不动那把老骨头了。他同意克拉腊的意见，认为有手就得用。有一天，布兰卡闹着说偏头疼，疼得很厉害。老头儿把她叫了去，二话没说就把一团泥巴放在她的怀里。整个一下午教她用泥巴做炊事用具，姑娘还真的忘了头疼。老头儿万万没想到，他教给布兰卡的手艺，后来竟成了她唯一的谋生手段，而且在最悲痛的时刻给了她很大的慰藉。老佩德罗教给她一边用脚踩动转轮，一边两手飞快地摆弄软软的泥巴，制作瓦盆瓦罐。不过，布兰卡很快就发觉她不喜欢做那些实用的东西，觉得做些小人儿啊，小动物啦，要有意思的多。过了一阵子，她制作出一大群小家畜和五行八作的手艺人，木匠啦，洗衣工啦，厨娘啦，每个人物手里还有干活儿用的小工具、家伙什儿。

“做这些玩艺有什么用!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看见女儿的作品时这样说。

“想法儿派个用场吧。”克拉腊提出建议。

制作耶稣诞生模型的想法就是这么产生的。布兰卡动手做起模型中需要的各种形象。不仅有从东方前来朝圣的博士和牧师，还有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各类动物，像骆驼、非洲斑马、美洲鬣蜥和亚洲老虎，她根本不考虑耶稣降生地究竟有什么动物。后来，又加上她发明出来的怪兽，把半只象和半条鳄鱼拼在一起。当时，布兰卡并不知道用泥巴做的怪兽和她没见过面的罗莎大姨用线绣在那条硕大的台布上的怪兽竟是一模一样。克拉腊寻思着，既然家庭成员重复同样的蠢事，那准是有什么遗传性记忆，让这些蠢事不致失传。布兰卡制作的人物众多的耶稣诞生模型成了新鲜物儿。前来索要的人络绎不绝。她一人忙不过来，只好赶紧培养两位姑娘做帮手。当年，各家各户都想得到一个模型，以便欢度圣诞之夜，特别是不用花一个钱。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认为，作为大家闺秀的消遣，捏个泥人也未尝不可；可要是变成一桩生意，特鲁埃瓦家族的名字势必要和五金店卖钉子、市场上卖煎鱼的小贩的名字摆在一起了。

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的幽会间隔拉长了，而且没有规律。惟其如此，每次见面两人都分外激动。在那些年里，布兰卡习惯了猛吃一惊，也习惯了耐心等待。“永远偷偷相爱吧”，她也死了心了，不再做结婚的美梦，不再梦想一起住进父亲盖的某幢砖瓦房里。经常是几个星期没有他的消息。突然庄园里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邮差，或是一位腋下夹着《圣经》的传教士，或是一个操着半生不熟的异教徒语言的吉卜赛人。这些人不招谁，不惹谁，一点儿也引不起高度警惕的东家的怀疑。布兰卡从佩德罗第三的一对黑眼珠上认出了他。不光是她，整个三星庄园上的雇工和许多其他庄园里的农民也都盼着他来。小伙子自从遭到东家们的迫害以来，倒成了英雄，有了名气。大家都愿意把

他藏在家里过上一夜。女人们为他编织过冬穿的“篷却”和袜子，男人们为他留着上等烧酒和本地上好的腊肉。他父亲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疑心那个犯特鲁埃瓦禁令的人是自己的儿子，凡是小伙子留下踪迹的地方他都要去查看一番。一方面他是疼爱儿子，另一方面又要尽到看护庄园的责任。另外，他的确也担心认出佩德罗第三来，这么一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会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事情的真相。庄园里出了许多怪事，他认为其中某些事是自己的儿子干的，为此暗暗感到高兴。只有一件事他没有想到，那就是佩德罗第三光临庄园和布兰卡·特鲁埃瓦到河边散步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事太超乎人情世理之外了。除了对家人外，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儿子，但他为儿子感到骄傲，宁肯让他成为逃犯，也不愿他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像其他人一样播种土豆、收获贫穷。每当他听到有人哼起母鸡和狐狸的歌谣，脸上总是露出微笑，心里想儿子叛逆的民谣比社会党孜孜不倦地散发的小册子赢得了更多的信徒。

第六章

复仇

地震后过了一年半，三星庄园又和从前一样成了模范庄园。东家的大宅子和原来一样巍然屹立，比原来的更加坚固。浴室里有了供应热水的设备。水泛着淡巧克力的颜色，有时候还从水管子里流出一些蝌蚪。但是，水流得很欢畅，很有劲。德国造的抽水机好用极了。我拄着一根粗大的银手杖到处转悠。这根手杖一直保留至今。外孙女儿说，不是因为我腿瘸，而是挥舞着手杖说话显得更有分量，好像增加了一条不容置辩的理由。长年生病损坏了我的机体，性情越发暴躁了。我承认，最后连克拉腊也挡不住我发脾气。要是换上别人，经过那次事故会变成终生残废，可是绝望的力量帮了我的忙。想起母亲坐在轮椅上活活烂死的情景，我无论如何也要站起来，要走路，哪怕是成天骂骂咧咧。我知道人们怕我，就连克拉腊见了我也是战战兢兢的。过去她从来不怕我发脾气，当然我也注意尽量不冲她发火。看到她那么怕我，我快要气疯了。

克拉腊慢慢地变了。看上去她很疲倦。我注意到她总是离我远远的，尽量躲着我。她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感。对我的病痛她不是怜悯，而是厌烦。我敢说，当时她和佩德罗第二一起挤牛奶比在大厅里陪着我要高兴得多。克拉腊越是对我疏远，我越感到需要她的爱。结婚的时候我对她的那股恋情丝毫没有减弱。我一直想完全占有她，包括她内心深处的想法。但是，那个心地纯洁的女人从我身边走过，仿佛刮过一阵清风。我伸出两手拽住她，狠命地拥抱她，还是抓不住她。她的心没和我在一起，只要她怕我，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像一座炼狱。白天，我们各自忙活自己的事。两个人都有好多事要做。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凑在一起。我一个人说个不停，她好像在云端里飘荡。她很少说话，不再开怀大笑，不再仰着头、张着嘴格格大笑了( 其实她最先讨我喜欢的地方就是爽朗的笑声) 。连微笑几乎也不见了。我想，年纪和震灾把我们分开了。她厌烦夫妻生活，这种事在每对夫妻间都会发生，我又不是那种会随时献上鲜花说几句中听话的细心男人。但是，我在努力接近她。我费了多大的劲啊，我的上帝! 我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忙着往生活记事本上写东西或者摆弄三条腿的桌子。我甚至也想掺和进去。可她不愿意别人看她的笔记，她和幽灵交谈的时候，我在场会打断她的神思。这样，我就不好往里掺和了。我也放弃了同布兰卡修好的打算。女儿自幼性情古怪，压根儿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实际上，她很像一只犰狳，据我的记忆，她一直跟我闹别扭，她倒省得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了，因为她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情感。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人显得很聪明，就她的年龄来说也算很成熟，跟她母亲十分亲近。我本想她可以帮我一把。我试着争取她跟我携起手来，送给她礼物，和她开玩笑，但她还是躲着我。现在我已经老态龙钟，谈起这件事可以不再气得发疯了。我认为过错全在于她对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爱情。布兰卡是个不为金钱所动的人。她从不要求什么，话比她妈妈还少。要是我强迫她亲我一下，她会耷拉着脸吻一吻我，而我却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感到痛苦。当时我说过“等回到首都，过上文明生活，一切都会改变的”。然而，无论是克拉腊还是布兰卡，根本没有打算离开三星庄园的意思。相反地，每当我提及此事，布兰卡就说，多亏在农村生活她才恢复了健康，可还是没有力气；克拉腊则提醒我说乡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干了半截儿就丢下不管。妻子一点儿也不怀念那些她早已用惯了的精美的物件儿。我托人购买的家具和家庭用品运到三星庄园那天，本想让她大吃一惊，结果她只说了句“都挺漂亮”。看样子她对那些东西没有丝毫兴趣，我只好亲自安置。宅院装饰一新，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豪华。即使在我父亲——他把家业挥霍一空——以前的光辉年代也没有这么豪华。运来的东西里有手工精雕的殖民时期式的大件红栎木和胡桃木家具、沉甸甸的羊毛挂毯、用锤子敲制的黄铜和镔铁灯具。我托人在首都买了一套可供大使馆使用的手绘英国瓷制餐具、玻璃器皿、四大箱装饰品、床单、麻布桌布、一套古典音乐和轻音乐唱片，还配上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柜。任何一个女人看到这些东西都会欢欣雀跃，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安置自己的家。克拉腊却是个例外，她对这些东西无动于衷。她只是教会两位厨娘和几个雇工的女儿操持家务活儿。刚刚能丢开浅口锅和笤帚，她就马上利用空闲时间拿起生活记事本和塔罗牌。白天，大部分时间她待在缝纫间、诊所和学校。我听其自便，她活着就是为了操劳这些事。她待人慈祥，慷慨，巴不得周围的人除了我之外个个都能幸福康乐。地震后，我们重修了杂货店，为了讨她的欢心，我取消了使用玫瑰色代金券的办法，开始向雇工支付货币。克拉腊说过，这样人们可以到镇上去买东西，还能存点钱。其实并非如此。付现金的办法只是方便了男人们到圣卢卡斯酒店喝得烂醉如泥，妇女和儿童反而缺吃少穿。为这类事，我们争吵得很厉害。起因全在于雇工，嗯，当然也不能说是全部。我们还争论世界大战问题。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我一直关注纳粹军队的进展情况，而她却给盟军士兵织袜子。布兰卡两手抓住头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干吗对这场发生在大洋彼岸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战争有这么大的兴趣。我想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误会。说实在的，我们对事情很少有一致的看法。我不认为过错在于我脾气不好，我是个好丈夫，做单身汉的时候那种缺乏理智的表现现在连点儿影子也没有了。她是我唯一的女人。至今还是这样。

有一天，克拉腊在她的房门上装了插销，不让我上她的床，除非有时候我硬要进去。不让我进去就等于彻底决裂。起初我想，女人嘛，时不时总会犯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毛病，克拉腊大概是犯病了，要么就是更年期反应。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于是我决定找她谈谈。她心平气和地解释说，由于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恶化，她对肉体上的欢乐已经失去兴趣。她神情自若地说，既然我们无话可说，当然也就不能同床共枕。我成天对她大动肝火，晚上又要跟她亲热亲热，对此她觉得很奇怪。我尽力让她明白，在这方面，男人和女人不大一样，尽管我有许多怪毛病，可还是疼爱她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那时候，虽然我受过伤，克拉腊又比我年轻得多，但是，我比她身体好，比她健壮。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瘦下来了。身上没有一点儿脂肪，还像年轻时候那样结实，那样强壮。我可以整天骑马，随便躺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吃什么都行。肝啦，胆啦，还有人们常常提到的其他内脏都没有毛病。是啊，骨头总是疼。在寒冷的下午或者潮湿的夜晚，地震时砸断的骨头就疼得要命，我咬住枕头，免得让人听见我的呻吟声。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就喝一大口烧酒，往喉咙里放上两片阿司匹林，可疼痛还是不能减轻。只是性欲还和年轻时候一样炽烈。我过去喜欢看女人，现在还喜欢。不过这是一种美的享受，纯然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有克拉腊才能唤起我急不可待的具体的要求。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之间非常熟悉，互相之间对对方身体各部位都了如指掌。她知道我什么地方最敏感，并能恰到好处地说出我想听到的话。多数男人到我那个年纪，对自己的老婆就厌烦了，需要从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刺激，激起性欲的火花，而我却坚信，只有同克拉腊一起才能像度蜜月时那样甜蜜。我不想再找别的女人。

记得当时每当天一黑，我就开始纠缠她。下午，她坐下来写东西，我假装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实际上是在睨视着她。看到她开始冼笔，合上笔记本，估计她要走了，我就抢先一步。我一瘸一拐地来到洗澡间，梳洗打扮一番，穿上那件专门买来逗引她的主教穿的长毛绒睡衣。可她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有这么一件衣服。我把耳朵贴在门上，等她到来。听到她从走廊上走过来，我便冲出去截住她。用尽一切办法：说好话，送礼物，甚至吓唬她要把房门推倒，用手杖把门砸碎，然而，这一切办法都不能填平横在我们之间的无底深渊。我想，当时即便我能在夜间同她恩爱一番，但要想让她忘掉我在白天里的坏脾气对她的烦扰，也是白费力气的。克拉腊以漠然的态度躲避我。最后，我也厌烦了。我不明白，她哪一点这么吸引我。她人到中年，举止不轻浮，走路轻轻地拖着两只脚，年轻时那股诱人的欢快情绪已经荡然无存。克拉腊对我既无诱惑力，又不温存。我敢肯定她不爱我。本来我没有任何理由厚着脸皮、不管不顾地要她满足我的要求，使自己陷入绝望和可笑的境地。但我没有办法。她的每一个动作，她身上的干净衣服发出的那股淡淡的肥皂香味，她明亮的目光，覆盖着纷乱的鬈发的瘦削而妩媚的后颈……总之，她身上的一切我都喜欢。她的纤弱使我产生无法抑制的爱怜之情。我要保护她，拥抱她，让她像从前那样整天笑眯眯的。我想再让她睡在我身边，脑袋枕在我的肩上，两腿蜷缩在我的腿下，纤细柔弱的温暖的小手放在我的胸前。有几次，我故意冷淡她，打算治她一治。可是，几天之后我又屈服了。我不理她，她反而显得更加平静和幸福。我在洗澡间的墙壁上钻了一个小孔，想偷看她赤裸的身体。这样做弄得我心乱如麻，不得不再用泥浆把洞堵上。

为了刺激她，我扬言要去“小红灯”妓馆。而她的反应只有一句话：这比强奸农妇要好得多。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连这种事她也知道了。冲她这句话，我又想对农妇施以非礼，要气气她。可是年纪不饶人啊，地震把我的机能搅乱了。我没力气搂住一个健壮的姑娘，把她举上马背，更不用说撕扯下她的衣服强行无礼了。到我那把年纪，需要的是对方的帮助和温存。我老了，他妈的。

只有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萎缩。他是从衣服上发现的。不光是衣服显得宽大了，连衣袖和裤腿都显得长了。他让布兰卡用缝纫机帮他改一改，借口说自己瘦了。暗地里却惴惴不安地琢磨，是不是老佩德罗．加西亚把自己的骨头给接反了，所以身体才萎缩下去。出于自尊，这话他没对任何人说。他从来不对别人说起自己的痛苦。

那些日子，人们正张罗着筹备总统选举。在一次全镇保守派政治家的晚餐会上，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结识了让·德·萨蒂尼伯爵。伯爵足瞪一双羊羔皮鞋，上身穿着亚麻布外套。他与众不同，从不出汗，身上散发出一股英国香水味儿。他有一个习惯，喜欢中午在太阳底下拿一根棍儿把球打进一个小小的弧形窟窿，所以总是晒得黑黑的。他说话爱拖长最后几个音节，吃掉“R ”的音。在埃斯特万认识的男人当中，只有他涂抹发亮的指甲油，抹蓝色的眼影。他的名片上印着族徽，言谈举止处处符合人们熟知的上流社会的规矩。当然，有些东西是他自己发明的。比如用镊子吃洋蓟，这件事人人感到惊讶。人们尽管在背后嘲笑他，可是一转眼又模仿他的潇洒风度，穿起羊羔皮鞋，装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和一副文明派头。“伯爵”头衔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移民。移民当中有的人来自中欧，为了逃避上个世纪的瘟疫；有的来自西班牙，为了躲避战乱；有的来自中东，带来亚洲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生意经，到这儿来推销风味食品和杂货。萨蒂尼伯爵告诉大家，他不需要挣钱维持生活，做毛丝鼠生意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曾经在庄园周围见过毛丝鼠。他开枪打过毛丝鼠，防备它们偷吃庄稼，可从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啮齿动物的皮竟能做成贵夫人的大衣。让·德- 萨蒂尼正想找一位合伙人出资金，出劳力，办养殖场，共同承担一切风险，得利按对半分成。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生活中从不冒险，这次可能是被法国伯爵的洒脱风度和聪明才智迷住了。他度过了好多个不眠之夜，研究关于毛丝鼠的建议，反复算账。萨蒂尼先生则作为贵客在三星庄园住了很长时间。他在大太阳底下打小球，喝下不计其数的不加糖的香瓜汁，仔细观赏布兰卡的陶土制品。甚至还劝姑娘把产品出口到那些印第安手工艺品畅销的地方去。布兰卡告诉他，自己根本不是印第安人，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印第安工艺品。本想打消他的误会，可由于语言不通，让．德．萨蒂尼没听明白姑娘的意思。伯爵一来，大大扩展了特鲁埃瓦家的社会交往。自从他在三星庄园住下以后，请帖便雪片似的飞来，邀请他们到邻近的庄园做客；参加镇上政界头面人物的会议；出席本地区各种重大的社会文化活动，等等。大家都愿意接近这位法国人．，希望沾点儿光。年轻的姑娘们对他赞叹不已，做母亲的则巴不得招他为乘龙快婿，所以都争先恐后地邀他做客。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有幸被选中与伯爵做毛丝鼠生意，男士们都投来忌妒的目光。只有一个人没被法国人弄得晕头转向，看见他剥橘子的时候不用手指而用小刀把橘子皮削成一朵花时一点儿也不惊奇；听到他用法语熟练地引用法国诗人和哲学家的警句时，一点儿也不惊讶，这个人就是克拉腊。克拉腊每次见到他，都要问他叫什么；每当看见他穿着丝绸晨衣朝自家的浴室走去时，她总是惶惶不安。布兰卡则不同，她和法国人在一起觉得挺开心，这下她便有机会穿着华美的衣服在人前炫耀了。她精心梳理头发，用英国餐具和银烛台装饰餐桌，心里非常激动。

“至少他把我们从野人生活中拉了出来。”她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对伯爵雍容的风度没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还是毛丝鼠。他想，我他妈的怎么没想到鞣制毛丝鼠皮呢? 这么多年来只知道养那些倒霉的母鸡，一闹痢疾就死一大群；还养了那么多头母牛，挤一公升奶得用一公顷的青草和一盒子维生素药片喂牛，还弄得到处是苍蝇、牛屎。克拉腊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对养毛丝鼠没有什么热乎劲儿。克拉腊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她认为，养了毛丝鼠再剥它的皮实在太残忍了。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则是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人养老鼠。

一天晚上，伯爵抽着一支专门从黎巴嫩带来的东方卷烟，正如特鲁埃瓦说的，谁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 阵阵浓郁的花香从花园飘过来，在室内弥漫。伯爵走到凉台上散了一会儿步，用眼睛量了量绕着主人住宅的庭院的面积。眼望着慷慨大度的大自然，激动得长长舒了口气。在地球上这个被人遗忘的国度里，汇集着大自然创造的各种美景，有高山峻岭，有汪洋大海，有平坦的谷地，有峻峭的山峰，有清澈的流水，还有温驯的动物。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散步，决不会突然蹿出毒蛇或饥饿的猛兽。也没有满腔仇恨的黑人或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真可谓尽善尽美! 为了做生意，他跑遍异国他乡，为配制春药采购鱼翅；还收购医治百病的人参、爱斯基摩人雕刻的人像和经过防腐处理的亚马孙河锯鱼以及给贵夫人做大衣用的毛丝鼠皮。他三十八岁了，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觉得，最后总算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乐园，可以和几位质朴的同伙儿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开办几家买卖。昏暗中，他坐在一棵树干上吸烟。突然看到一个黑影一晃，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可能有贼。”旋即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在这一带，土匪跟猛兽一样是不会出现的。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隐约看出是布兰卡。只见她把腿伸出窗户，像只猫似的顺着墙滑下来，轻轻落到绣球花丛中间，没有一点声响。姑娘一身男子打扮，护院狗已经认识她了，不必再赤身走路。让·德·萨蒂尼看见她躲在房檐和大树的黑影中渐渐走远了。他想跟踪过去，又害怕猎狗。心想一个姑娘家半夜跳墙出去，不必跟踪也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他有点担心，刚才看到的这件事会破坏他的计划。

第二天，伯爵向布兰卡·特鲁埃瓦求婚。埃斯特万没工夫真正了解自己的女儿，把她的恬静温顺和往桌上摆放银烛台时的高兴劲儿理解成是爱情的表示。他觉得很满意，终日无所事事、体弱多病的女儿居然能高攀上受众人追逐的美男子。“他看上她什么啦? ”他迷惑不解地暗问自己。他对求婚者表示：这件事还要同布兰卡商量商量，不过据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他甚至表示欢迎加入特鲁埃瓦家族。当时女儿还在学校里教地理课，埃斯特万让人把她找回来。他把女儿叫到办公室，关上房门。五分钟后，房门猛地被打开了。伯爵看见姑娘满脸通红地走出来。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脸去。要是换上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便会立刻收拾行囊，搬到镇上某家旅店去住。但是，伯爵告诉埃斯特万，只要给他时间，他肯定能赢得姑娘的爱情。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说，只要他认为必要的话，尽管留在三星庄园做客好了。布兰卡一句话也没说，可从那天起不再和他们一起同桌吃饭，一有机会就让法国人知道她不喜欢他。她收起节日盛装和银烛台，小心翼翼地想法儿躲着他。她告诉爸爸，要是再提起婚事，她马上就搭乘火车赶回首都，重新到学校去念书。

“你要改变主意啦!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大声吼道。

“我信不过他。”她回答说。

那一年，孪生兄弟来到三星庄园，气氛才大大缓和下来。他们给充满压抑气氛的大宅院带来一股清新欢乐的微风。尽管法国贵族小心翼翼地努力博取两位青年的好感，但无论是海梅，还是尼古拉斯，都不欣赏他那一套魅力。他们嘲笑他的气派、他那双男不男女不女的鞋子以及他的外国姓。让·德·萨蒂尼毫不在乎。最后，他那副好脾气还是征服了两个年轻人。到暑假后期，他们便能和睦相处，甚至联合起来说服布兰卡，让她别再固执己见。

“你都二十四岁啦，姐姐，真想当一辈子老处女? ”他们说。

他们鼓动姐姐剪短头发，按杂志上流行的式样做衣服。可她对奇装异服毫无兴趣。农村里尽是尘土，穿上就毁了。

这对双胞胎性格迥异，简直不像亲兄弟。海梅身材高大魁梧，性情腼腆，好学不倦。作为寄宿生，他不得不接受严格的教育，通过体育活动练出一身运动员的肌肉。其实，他认为体育活动消耗体力，没什么用处。让．德·萨蒂尼整天上午拿着棍子追小球儿，把球儿打进一个窟窿里去。海梅不明白，他干吗用那么大的劲头儿打球，用手放进去岂不更省事吗? 那个时期，他就已经暴露出一些怪癖，在他一生中这些毛病还有所发展。他不喜欢别人在他身边喘气；不愿意和人握手；不喜欢别人问及他个人的私事；也不愿意别人向他借书或给他写信。这些怪癖都影响到他与别人的交往。但他并不孤单。只要跟他待上五分钟，你就会发现，他为人慷慨大方，淳厚朴实，而且十分温柔，温柔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他关心别人远远胜过对别人的索求，还很爱动感情。在三星庄园，雇工们管他叫“少东家”，有什么事总爱找他帮忙。海梅听他们说话时往往不置可否，只哼哼哈哈地搭两句腔，然后转身一走。可是问题不解决他决不罢手。妈妈说他性情孤僻，从小起就不让人对他表示抚爱。很小的时候，他的举止就很古怪，有几次，他竟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送给别人。在他看来，爱动感情，容易激动，都是自卑感的表现。只有和小猫小狗在一起，他才能丢掉过于拘泥的性格。他和小动物一起在地上打滚，抚摸它们，往它们嘴里喂东西，搂着小狗睡觉。只要没人看见，他同样爱和幼童玩耍。不过，当着别人的面，他还是愿意扮演孤独的男子汉的角色。在英国学校就读十二年，也未能培养出动辄发怒的脾气，尽管人们认为这是绅士的最佳派头。他对政治很有兴趣，父亲要他成为律师，他不愿意。母亲对他更了解，劝他去当医生，好帮助穷人。他接受了母亲的劝告。童年时期海梅常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起玩耍，但是直到那一年他才真正佩服起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来。布兰卡牺牲了两次在河边幽会的机会，让弟弟和这个年轻人相会。他们谈起正义、平等、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布兰卡不耐烦地听着他们谈论，巴不得他们赶快谈完，好让她和恋人单独在一起。这种友谊把两个年轻人联结在一起，至死不渝。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尼古拉斯长得漂亮，像个大姑娘。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光滑细嫩的皮肤。他长得又瘦又小，像狐狸一样狡猾、敏捷。尼古拉斯生性聪敏，同时办一件事，他可以毫不费劲地超过哥哥。他发明了一种游戏，专门捉弄哥哥。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提出反对意见，熟练准确地引经据典，说得海梅只好服输，承认自己错了。

“你真的相信我是对的吗? ”尼古拉斯最后问哥哥。

“是的，你说得对。”海梅嘟哝着。他性情耿直，不会胡搅蛮缠。

“啊! 我太高兴了! ”尼古拉斯喊道，“现在我再来证明一下你说得有道理，是我错了。我来告诉你是什么理由，你要是聪明一点儿，本来也能说出这些道理。”

海梅耐住性子，揍了他几下，可马上又后悔不迭。他比弟弟强壮得多，就凭身上的力气，也不该动手打他。在学校里，尼古拉斯也爱耍小聪明，招惹别的同学。遇上对方要动武，他就叫哥哥出面打架，自己站在后边呐喊助威。海梅习惯于袒护尼古拉斯，他认为替他挨打、代他完成作业、为他圆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追逐女人外，尼古拉斯青年时期的主要兴趣是发扬克拉腊预卜未来的本领。他买了许多有关秘密会道门、占星术等书籍。那一年，他突然想起要揭开奇迹的秘密，于是买了本普及版的《使徒行传》。整个夏天，忙着为精神领域中最神奇的事迹寻求世俗的解释。妈妈嘲笑他。

“你连电话是怎么回事都不懂，孩子，”克拉腊说，“怎么会明白什

么是奇迹呢? “

两年前，尼古拉斯对超自然事物开始发生兴趣。每逢周末就离开学校，到旧磨坊去找默拉三姐妹，跟她们学神秘学。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天生没有明察秋毫和遥感事物的能力，只能摆弄一下星象图、塔罗牌和中国筷子。事情总是由一件引出另一件，在默拉姐妹家里他认识一位叫阿曼黛的漂亮姑娘。阿曼黛比他略大一些，教他学习瑜伽和针灸。尼古拉斯运用这些办法能治疗风湿病和其他一些小毛病。他哥哥学习了七年之后，用传统医疗办法也未必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那年夏天，他二十一岁，在乡下闲得发慌。哥哥紧盯着他，不许他欺负周围的姑娘。海梅自封为三星庄园姑娘们贞操的卫士。尽管如此，尼古拉斯还是想尽办法用当地人从未见过的浪子的手段勾引了几乎所有的姑娘。其余的时间就用来研究奇迹，学习妈妈用意念的力量挪动盐瓶的本领，给阿曼黛写火热的情诗。阿曼黛收到这些情诗后，加以修改、润色，再寄回来。尼古拉斯照样诗兴不衰。

总统选举前不久，老佩德罗．力口西亚去世了。政治运动震撼全国，火车载着候选人，从北到南穿过全国。他们带着协助竞选的全班人马，从车尾探出身子，用同样的姿势向大家致意，向大家许下同样的诺言。他们手举旗子，摇动着无伴奏合唱团使用的花铃，使用高音喇叭，搅乱了田野的寂静，吓得牲畜到处乱跑。这个老人活得太久了，最后只剩下一张焦黄的皮包着一堆酥脆的骨头。他那张脸活像一条打褶的饰带。走起路来浑身骨节咔咔乱响，就像敲击响板一样。牙掉光了，只能吃婴儿吃的土豆羹。耳朵聋，眼睛瞎，却从未失去辨别事物的能力，对过去和眼前发生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黄昏时分，他坐在藤椅上与世长辞了。他喜欢坐在农舍的门槛上，通过气温的细微变化、院子里的声音、厨房里的动静以及母鸡的叫声，感知黄昏的到来。就在农舍的门口儿，他离开了人间。当时，只有他的重外孙埃斯特万·加西亚坐在他脚下。这孩子十来岁了，正用钉子扎一只小鸡的眼睛。他是另一个埃斯特万- 力口西亚——即东家的私生子，只有他用了东家的名字，但不能用东家的姓——的儿子。除了这个孩子以外，谁也不记得他的名字的来历和起名字的原因。他奶奶潘恰·加西亚临死前对他说了一件事，在他童稚的心灵中种下了祸根。她说，如果他父亲处在布兰卡、海梅和尼古拉斯的位置上，就可以继承下三星庄园。如果愿意的话，还可能当上共和国总统。那一带地方到处是私生子或不知其父的婚生子。大概只有他从小就仇恨自己的姓氏。他被仇恨折磨了一生，他恨东家，恨被东家诱奸的祖母，恨作为私生子的父亲，恨他自己无法挽回的乡巴佬的命运。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庄园众多的孩子当中认不出他来，他不过是在学校里唱国歌、圣诞节排队领礼物的普通孩子中的一个。东家记不得谁是潘恰·加西亚，记不得和她有过一个儿子，更记不得还有这么一位仇恨他的奸诈的孙子。这个孩子时常远远地观察他，模仿他的动作，模仿他的声音。夜里睡不着觉，就设想东家和他的子女们得了种种可怕的疾病或遭受了灾祸，死得精光，他继承了财产，把三星庄园变成了他的王国。后来，他知道通过继承的办法什么也拿不到手，可还是一辈子没有丢掉这种幻想。他责怪特鲁埃瓦给自己安排了这么卑贱的地位，使自己吃了大亏。甚至到后来他爬上了高位，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后，对此还是耿耿于怀。孩子发现老人有些异常，走过去碰了碰老人，佩德罗·加西亚的身体晃了一下，像一口袋骨头似的跌倒在地上。瞳孔上蒙着一层白翳，使他二十五年来看不见光明。埃斯特万·加西亚拿起钉子，想要刺他的眼睛。恰好在这时候，布兰卡赶到了，一把把他推开。但是万没想到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坏蛋竟是她的侄子，几年后给她全家带来一场悲剧。

“我的上帝，老人家死了! ”布兰卡俯在老人蜷缩的身体上呜咽起来。她小的时候，老人给她讲过许多故事，还保护她和佩德罗第三偷偷的恋爱。

人们为老佩德罗·加西亚守了三天灵之后把他安葬了。守灵期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吩咐下来，千万别怕花钱。大家把老人的遗体放进一副粗糙的松木棺材里。老人穿着节日服装，就是他在结婚、投票或者圣诞节领取五十比索的时候穿过的那套衣服。给他穿上他仅有的那件白衬衣，人一上岁数，身体也萎缩了，衣领显得太大了。给他打上黑色领带，扣眼儿上别了一朵红色石竹花，逢年过节他总是这副打扮。下巴上系了一条围巾，黑帽子扣在头上。生前他说过多次，要摘下帽子向上帝致意。老人没有鞋，克拉腊拿出一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鞋子给他穿上。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老人不是光着脚走向天堂的。

让·德·萨蒂尼对葬礼兴致勃勃，从行李中取出照相机和三角架，为死者拍了很多照片。家人认为他这样会摄走老人的灵魂，为了保险起见把胶卷给曝了光。全地区的农民都来为老人吊丧。佩德罗·加西亚活了一百年，同当地许多老乡都沾亲带故。那个岁数比他还大的巫婆带来本部落的几个印第安人。她一声令下，印第安人便开始为死者哭丧，一直哭到三天守灵结束。人们聚集在农舍周围喝酒，弹吉他，盯着烤肉。还有两位神父骑着自行车赶来为佩德罗·加西亚的亡灵祝福并主持丧葬仪式。其中一位是大个子，肤色红润，操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他是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听说过他的名字，本来打算不放他进庄园。克拉腊劝他说，现在不是把政治宿仇置于农民的宗教热情之上的时候。她说：“至少他能做点儿事，把灵魂安排妥当。”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被说服了，对马利亚神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和他的同伴住在家里。同来的另一位神父一直不开口，歪着个脑袋，两手搭在一起，眼睛老是看着地面。东家为老人去世感到十分悲伤。老人冶住了蚁灾，救活了庄稼，帮助他死里逃生。他要大家把这次葬礼当成一件大事永远铭记在心。

两位神父把雇工和奔丧的人叫到学校里，重温被遗忘的福音书；为佩德罗．加西亚亡灵的安息做弥撒。然后，回到主人家为他们安排的房间里。他们的到来打断了大家的纵酒取乐，现在又接着喝酒弹吉他了。那天夜里，布兰卡等到吉他声和印第安人的哭泣声静了下来，所有人都上床睡觉以后，才跳窗出来，在阴影的掩护下朝老地方走去。连续三个晚上，天天如此，直到神父们离去。除了她的父母之外，大家都知道布兰卡到河边去是和一位神父会面。他就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祖父的葬礼他当然不愿错过，于是他借了一件教士袍，趁机挨门逐户地向雇工们宣传说，下届大选是一次机会，可以挣脱长期束缚他们的枷锁。大家惊惶不安地听他宣讲。这些人生性迟钝、谨慎，他们的时间是以季节为单位计算的；他们的思想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只有那些年轻人、那些用收音机听新闻的人、那些到镇上去同工会人士交谈过的人才能跟上他的思路。多数人来听他讲话，只是因为小伙子是受东家追捕的英雄，可在内心深处觉得他说的全是傻话。

“要是东家发现俺们投社会党的票，俺们可就玩完了。”他们说。

“他不会知道! 是秘密投票嘛! ”假神父说。

“只有你信这个，孩子，”他父亲佩德罗第二回答说，“说是秘密投票，过后他们总会知道俺们投了谁的票。再说，要是你那个党得胜了，他们会把俺们赶到大街上去，俺们就会没活儿干。俺一直在这儿住，那可咋办呢? ”

“不会把所有的人都赶走的，大家都走了，东家的损失比你们还要大。”佩德罗第三反驳说。

“俺们投谁的票也不管用，得胜的总是他们。”

“他们会涂改选票。”布兰卡说。她也来参加聚会，坐在农民当中。

“这次不行了。”佩德罗第三说，“我们要派党里的人去监督投票点，看着投票箱上封。”

农民们还是不相信。那首口口相传的鼓动叛逆的歌谣说是母鸡战胜狐狸，但是经验告诉他们最后还是狐狸吃掉了母鸡。当社会党新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一位很有魅力的戴近视眼镜的博士——乘坐火车经过这里，向人群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的时候，农民只是在火车站上观望。东家们却带着猎枪和大棒把他们团团围住，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们只能怀着敬意听候选人讲话，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向他致意。只有少数几个结伙前来的短工，带着木棒和梭镖，向他高声欢呼，直喊得声嘶力竭。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他们是农村的游民，在这一带四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主人，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老佩德罗·加西亚去世，举行盛大的葬礼之后不久，布兰卡脸上苹果般的红颜色消失了。什么累活儿都不干，也感到四肢无力；没喝盐水，一大早就呕吐不止。她想大概是吃多了。当时正是金黄色的桃子和李子成熟的季节，家家都用砂锅加罗勒籽煮嫩玉米，为冬季制作果酱和罐头。可是她节食、吃泻药全都无效。对去学校和诊所以及用陶土制作耶稣诞生像等等都失去了兴趣。浑身软弱无力，十分困倦。有时躺在阴凉地里待上几个小时，两眼瞅着天空，什么也不想干。只有一件事还在继续，那就是赶上与佩德罗第三在河边有约会的夜里，偷偷跳窗出去。

让·德·萨蒂尼经过一段浪漫追求，并不甘心失败，继续观察布兰卡。为了做些准备，他到镇上的旅馆住了些时候，到．首都短期旅行了几次，带回有关毛丝鼠的材料，包括鼠笼、鼠食、鼠病、繁殖方法、鞣制鼠皮的方法等，总之，有关这种可以做成皮大衣的小动物的全部材料。夏天，伯爵大部分时间在三星庄园做客。他是一位招人喜欢的客人，有教养，又文静又快活。说出话来总是那么中听。他称赞饭菜好吃，下午在客厅弹钢琴让大家开开心，同克拉腊比赛演奏肖邦的小夜曲。他还有讲不完的故事。他每天起得很晚。起床后花上一两个小时办自己的事，做操，围着宅院跑步，也不怕粗鲁的农民笑话。在浴盆里洗热水澡，再用上好多时间挑选适合不同场合穿的衣服。其实，这是白费工夫，谁也不懂得欣赏他的潇洒的打扮。他穿上英国骑士装、天鹅绒外套，戴上插着雉翎的蒂罗尔帽。这身打扮至多能让好心肠的克拉腊送他一件适合农村穿的衣服。让的脾气总是那么好，他不怕主人讥讽的微笑，不在乎布兰卡难看的脸色。克拉腊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过了一年了还问他叫什么，他也无所谓。他会做几样法国菜，放很多调料，样子十分好看。每逢有客人来，他就帮忙做几个菜。当地人第一次看见男人喜欢做饭，以为这是欧洲人的习惯。谁也不敢拿他开玩笑，怕人笑话自己是土包子。让除了从首都带回有关毛丝鼠的材料以外，还给布兰卡带来一些时装杂志，讲述战争，讲述英雄战士神话的广为流行的小册子，还有浪漫主义小说。茶余饭后，他有时用懒洋洋的语调谈起在利希滕斯坦堡或蓝色海岸与欧洲贵族们共同度过的夏天。他一再说，他放弃了那些地方，来到诱人的美洲，感到很幸福。布兰卡问：既然你寻求异国情调，为什么不选择加勒比呢? 或者至少选择一个有穆拉托女人、椰子树和大鼓的国家。那法国人坚持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个被人遗忘的处于世界末端的国家更令人愉快了。他从来不谈个人的生活，有时露出几句令人难以察觉的影射性词句，聪明的听话者能从中领会到他的光辉历史、无法估量的财产和高贵的出身。谁也说不清他的婚姻状况、年龄、家族以及来自法国哪个省份。克拉腊认为一个人有这么多谜是危险的。她企图用塔罗牌查清伯爵的情况，可是让·德·萨蒂尼不让她算命，不让她看掌纹。黄道十二宫中他属于哪一宫也不得而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对这些全不在意。伯爵愿意陪他下盘棋或玩玩骨牌，他就认为足矣。伯爵机智、可亲，从不向他借钱，这就够了。平时，下午五点以后简直无事可干。自从让·德·萨蒂尼来到他家，乡下的平淡无味的生活好过多了。此外，邻居们都羡慕他能把这位贵客请进三星庄园，他也颇为得意。

让追求布兰卡·特鲁埃瓦的消息传开了，可是媒婆们还是把他当做头号保媒对象。克拉腊也敬重他，不过丝毫没有要同他结亲的打算。布兰卡对他成天在眼前晃来晃去终于也习以为常了。他待人小心谨慎，温文尔雅，布兰卡慢慢地忘记了他向她求婚的事，甚至以为那不过是伯爵开的一个玩笑。她又从柜子里取出银烛台，把英国餐具摆在桌上，下午聚在一起聊天时又穿上城里的衣服。让还经常邀请她一起到镇上去，或者请她作陪出席社交活动。在这些场合，克拉腊不得不跟他们一块去。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认准一条，那就是不愿意让人看见女儿和法国人单独在一起。不过，他倒允许他们两人单独在庄园里散步，只是不要走得太远，天黑之前一定得回来。克拉腊说，从保护姑娘的贞操着想，这可比去乌斯卡特基家的庄园里喝茶危险得多。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相信对让不必担心什么，他没有坏心眼儿，需要提防的倒是有人嚼舌根子，那会毁了女儿的名声。在田野里一起散步加强了让和布兰卡之间的友情。他们相处得很好。两人都喜欢中午出去骑马，带上一篮子点心和几只装着让的照相器材的帆布包和皮包。伯爵利用一切停下来的机会叫布兰卡站在某处风景前面，为她拍照。布兰卡不大愿意照相，她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挺可笑的。相片洗出来后一看，证明她的感觉果然不错。相片上的微笑一点儿不像自己的，姿势别别扭扭，样子很不高兴。让认为她不会摆自然的姿势，她却埋怨让叫她扭着身子，一连几秒钟憋住气，直憋到照完为止。有时他们选择一块树荫地，在草地上铺上一块毯子，待上几个小时。他们谈论欧洲、书籍、布兰卡家里的故事或者让的旅行。她送让一本那位诗人的作品，他兴奋得大段大段地背诵诗人的诗作，背诵得十分流利。他说这是现有诗歌中的精品，即使在法语这种艺术语言中也没有一首诗可以与之相比。他们从来不谈各自的感情。让对人殷勤，但不向人乞怜，也不纠缠，而是待人亲同手足，老爱开个玩笑。每次告别的时候，吻吻布兰卡的手，他总像个小学生似的望着她，动作中没有一点浪漫之处。如果赞赏她的某件衣服、她做的某道菜或者耶稣诞生像的模型，他语调中总带有某种嘲弄的味道，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逢上为她摘一朵鲜花或者扶她下马，他都做得十分坦然，把对女人的讨好行为做得仿佛是朋友之间的关怀。布兰卡为了预防万一，一有机会就向他表示，自己死也不会嫁给她。让·德·萨蒂尼总是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显得分外诱人。布兰卡不能不说，他比佩德罗第三要讲究得多。

布兰卡并不知道让在监视她，并多次看见她身着男装跳窗而出。他每次总在后面跟上一段，又退了回来，害怕猎狗暗中蹿出来。不过，从她走的方向可以断定她是往河边去的。

那时候，特鲁埃瓦对毛丝鼠的事还在犹豫不决。他同意仿照大型养殖场的样子先小规模地做个试验，搭起笼子，养几对毛丝鼠。他第一次看见让·德·萨蒂尼挽起袖子干活儿。可是，毛丝鼠染上了鼠疫，不到两个星期全死光了。死鼠毛色暗淡无光，像开水烫过的鸡毛一样脱落下来，连鞣制鼠皮也不行了。让张大惊恐的眼睛，看着那些脱毛的死鼠，只见它们爪子硬邦邦，眼睛白煞煞的。劝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希望全部落空。特鲁埃瓦见到这堆死老鼠，对搞皮毛生意完全失去了兴趣。

“要是办大型养殖场，传上这种病，岂不要破产了。”特鲁埃瓦最后说。

毛丝鼠闹疫时，布兰卡仍偷偷外出。伯爵两头落空，白白度过了几个月。他对自己那套步步进逼的做法开始厌倦了，心想反正布兰卡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迷人之处，而养殖毛丝鼠的事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搞成。于是，他打定主意加快事情的进程，免得被别的机灵鬼抢了先，把这位女继承人抓走了。再说，他真的开始喜欢布兰卡了。她比以前壮实了，那副慵懒的样子不再像个村姑了。让喜欢性情恬静、体态丰腴的女性。午休时刻，布兰卡枕着大枕头，仰脸观天的那副神气使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也真动心。他善于从别人不易察觉的细微动作上猜出对方的心思。比如，布兰卡夜间要到河边去，就推说头痛，不吃晚饭，早早告退，眼睛里闪动着奇异的光芒，行动举止流露出急不可耐和焦灼的情绪，他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一天夜里，他决定跟踪到底，赶快结束这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局面。布兰卡有个情人，这一点不用怀疑了，可他认为对方不会是个正经人。就个人来说，让．德‘萨蒂尼并不看重什么贞节不贞节的。在向布兰卡求婚的时候，他并没想到这个问题。他对布兰卡感兴趣的是其他东西，是不会因为她在河边的一时欢会就失去的东西。

让·德·萨蒂尼等着布兰卡回到自己的房间，家里其他人也都回到卧室。他坐在漆黑的客厅里，侧耳倾听屋里的动静，一直等到布兰卡大约该跳窗户的时候。他走到庭院里，站在树荫下。他躲在阴影里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打破深夜的寂静。正感到不耐烦，打算回去的时候，猛然发现布兰卡卧室的窗子是开着的。他这才明白，她在自己到花园来监视她以前就已经跳窗走了。

“他妈的。”他用法语嘟哝了一句。

他一边祈祷着猎狗千万别嗷嗷乱叫惊动全家，千万别扑到自己身上来；一边沿着以前布兰卡走过的路朝河边走去。他穿着一双精制的皮靴，走在耕地上很不习惯，跳石头，躲水洼也不大在行。天空上一轮明月光华四射，迷幻的光芒照得夜色亮如白昼。刚才对猎狗的担心刚刚过去，他居然欣赏起美丽的夜色来了。他走了约莫一刻钟，隐隐约约看到了河边的苇丛。他加倍小心，轻手轻脚地朝河边走去，尽量不踩上芦苇，免得暴露自己。月亮倒映在清澈明亮的河水中，微风轻轻拂动芦苇和树冠。四下里一片寂静。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自己生活在梦境之中。他走啊，走啊，仿佛没有前进一步，永远停在同一个诱人的地方，时间也停滞不前，树木好像伸手可得，摸一摸，又是空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恢复了常态，恢复了现实感。在一处拐弯的地方，他看到两个人躺在月光照亮的灰色大石头中间，离自己这样近，几乎伸手可以摸到。他们赤身裸体，男的仰脸朝天躺在那里，双目紧闭。不难看出他就是在佩德罗．力口西亚葬礼上帮忙做弥撒的耶稣会神父。让大吃一惊。布兰卡把头靠在情人的黑黝黝的光滑的肚皮上睡着了。淡淡的月光照在他们身上，闪烁出金属般的亮光。让·德·萨蒂尼看见布兰卡匀称的身体，心中震颤了一下。他觉得此时此刻布兰卡简直是完美无缺的美人。

气度潇洒的法国伯爵如醉如痴地观看着这对恋人，沉醉在恬静的夜色、溶溶的月光和田野的静谧之中。大约过了一分钟才从幻梦中苏醒过来，意识到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从两个恋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是长期相识，相依为命。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他推测的那样是什么夏日的淫乱，而是灵肉结合的一对鸳鸯。让·德·萨蒂尼并不知道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睡在一起的。这些年来，只要一有机会就这样睡在一起。不过，凭直觉，他还是猜中了。

让极力不弄出半点儿声响，免得惊动他们，转身往回走，心里盘算着他该怎么办。到家后，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布兰卡的父亲。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个一点就着的火暴性子人，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他想：“让他们这些土包子们自己收拾吧。”

让·德·萨蒂尼没等到天亮就去敲主人卧室的房门。还没等埃斯特万完全清醒过来，让就把事情的经过全告诉他了。他说，天热睡不着，他出来乘凉，无意中朝河边走去，看到了一个让人脸红的场面。他的未婚妻在月光下赤身裸体，睡在那个耶稣会大胡子神父的怀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时间给弄糊涂了。他想象不出自己的女儿会和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一块睡觉。不过，他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人出殡期间，他被人愚弄了。诱奸者不可能是别人，准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那个狗娘养的坏蛋，非打死他不可。他急急忙忙穿上裤子，蹬上靴子，扛起猎枪，从墙上取下马鞭。

“您在这儿等着，先生。”他吩咐法国人说。其实，伯爵压根儿也没打算跟他去。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跑到马厩，骑上自己那匹马，鞍子也没备就走了。一路上他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接好的骨头挺不得劲儿，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乱跳。嘴里不住气地嘟哝着“非宰了他俩不可”。他按着法国人指示的方向纵马飞奔。还没跑到河边，半路上就碰上布兰卡低声哼着歌往家走。只见她头发散乱，衣服上尽是泥，那股高兴劲儿真像是对生活别无所求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见到女儿，不由得火冒三丈，举起鞭子，纵马朝她冲过去，狠狠地一下又一下地抽打她，直打得姑娘跌倒在地，躺在泥地上一动不动。埃斯特万跳下马来，摇了摇她，等她恢复知觉后便又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一泄而出。

“他是谁? 告诉我他叫什么，不说就宰了你! ”他说。

“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她哭泣着说。

埃斯特万` 特鲁埃瓦知道女儿也具有他那股子犟劲儿，用这种办法甭打算从她嘴里掏出半句话来。他发现和过去一样，自己对女儿的惩罚又过头了。于是把女儿举到马上，一起回家。克拉腊和用人们有的是出于直觉，有的是听见了狗吠声，都知道出事了，打开所有的灯，站在门IZl 等着。只有一个人没露面，他就是伯爵。伯爵趁乱收拾好行囊，套上马车，悄悄溜到镇上的旅馆去了。

“你在干什么啊，埃斯特万，上帝啊! ”克拉腊见女儿身上又是泥又是血，大声喊了起来。

克拉腊和佩德罗第二把布兰卡架到床上。管家面色煞白，一句话也没说。克拉腊给女儿洗伤口，在淤血的地方敷上了沾了凉水的纱布，低声细语地劝她安静下来。然后，让她歇息歇息，自己去找丈夫说话。埃斯特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狂怒地来回走动，用鞭子抽打着四壁，用脚踹家具，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一见克拉腊，他就把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到她身上，责怪她养了布兰卡这么个败坏门风的女儿，说布兰卡一不信教，二无原则，像个放荡的无神论者，更可恶的是她没有丝毫门第观念。要是跟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干这种事也还罢了，偏偏找了个乡巴佬、笨蛋，你看他，脑袋发热，游手好闲，哪有一丁点儿好地方!

“当初我早就说过，该把他宰了! 他敢和我的女儿睡觉! 我发誓非找到他不可。抓住他，就把他骟了，割掉他的球蛋! 哪怕这是我今生今世干的最后一件事。我以妈妈的名义发誓，非让他为来到人世后悔不可！”

“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干的事你全干过。”克拉腊抓个空儿打断他说，“你不也跟门第不同的没出阁的姑娘睡过觉吗? 要说不同，他是出于爱情。布兰卡也是。”

特鲁埃瓦惊呆了，两眼盯住克拉腊。一时间他的怒火好像消了点儿，只觉得自己被人耍弄了。紧接着，一股热血直往上撞。他怒不可遏，挥起拳头照妻子的脸就是一下，打得她倒退几步撞到墙上。克拉腊一声没喊就昏了过去。埃斯特万好像噩梦初醒，马上跪到她的身旁，一边哭一边低声劝解，求她原谅。他用只在私下里才使用的亲昵称呼叫克拉腊醒来。只有克拉腊才是他唯一至关重要的人，即使在共同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没对她失过礼，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动手打她。他把克拉腊抱起来，心疼地把她放在扶手椅上，拿过一条湿手巾敷在她的额上，劝她喝点儿水。最后，克拉腊睁开了眼睛。她鼻子里直往外冒血，一张嘴吐出了几颗牙齿。牙齿掉在地上，一丝带血的唾沫顺着下巴和脖子直往下淌。

克拉腊一旦能站起身来，就一把推开埃斯特万。她费力地站着，尽力挺直腰杆走出办公室。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站在门口。看见她一侧歪，便马上扶住了她。克拉腊看见他在身边，不顾一切地把肿胀的脸靠在他的胸前，失声痛哭起来。在她生活最困难的时刻，这个男人总是待在身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的衬衣上染上了鲜血。

从此，在克拉腊的后半生，没再和丈夫说过话；并不再使用丈夫的姓；从手指上摘下二十多年前屠夫一刀砍死巴拉巴斯的那个难忘的夜晚，埃斯特万给她戴上的精工打制的金戒指。

两天后，克拉腊和布兰卡离开三星庄园返回京城。埃斯特万又委屈又生气，他觉得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永远破碎了。

佩德罗第二把女主人母女俩送到车站。从那天晚上起，没再见到过她们。他一直沉默寡言，躲开大家。他把母女二人安顿在车厢里，手里拿着帽子，低垂着眼睛，不知如何道别。克拉腊拥抱了他。开始他还很拘谨，有些慌乱，但很快就顺从了自己的感情，居然怯生生地用胳膊搂住她，在她的头发上印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吻。两个人最后一次隔窗相望，眼睛里噙着泪水。忠实的管家回到自己的砖瓦小屋，把仅有的一点儿东西裹成一个包袱，用手帕包起多年来干活儿积蓄下的一点儿钱，离开了庄园。特鲁埃瓦看他与雇工们分手告别，翻身上了自己的坐骑。他本想挽留他，对他说这件事与他无关，为了孩子的过错犯不上丢掉工作，丢掉朋友，冒险弃家出走。

“找到儿子之前，我不愿意待在这儿，东家。”这是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二在催马上路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候，我是多么孤独啊! 当时我还没料到孤独会一直伴随我度过后半生，而我身边唯一的人会是一个性情古怪、无拘无束的外孙女儿，她和罗莎一样也长了满头绿发。不过，这是几年后的事了。

克拉腊走后，我环顾四周，看到在三星庄园有许多生面孔。老伙伴儿有的与世长辞，有的远走高飞。我失去了妻子、女儿。和儿子的接触也极少。母亲、姐姐、好心的老奶奶、老佩德罗．力口西亚相继去世。我又想起了罗莎，她给我留下了永世难忘的痛苦。在我身边干了三十五年的佩德罗·加西亚第二也指望不上了。我真想大哭一场。泪珠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我用手抹掉，眼泪继续涌出。“全都滚他妈的蛋! ”我在屋角里怒吼着。我在几间空房子里转来转去，走进克拉腊的卧室，在衣柜和抽屉里寻找她用过的东西，放在鼻子前，嗅嗅那股淡淡的干净衣服的气味儿，哪怕短暂的一刻也好。我躺在她的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抚摸着她留在梳妆台上的物件，内心感到深深的惆怅。

这些事都怪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为了他，布兰卡从我身边走开；为了他我和克拉腊吵了一架；，为了他，佩德罗第二离开了庄园；为了他，雇工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背后嘀嘀咕咕。他向来就是个捣蛋鬼，一开始就该把他一脚踢开。为了顾全他父亲和祖父的面子，事情才拖了下来，结果这个混账瘪三夺走了我在世上最心爱的东西。我到镇上的侦缉队买通了几个军事警察，请他们帮我找到他。我吩咐他们不要把他关进监狱，要不声不响地把他交到我手里。我在酒吧间、理发馆、俱乐部、“小红灯”妓馆放出风去，谁把他交给我，谁就能得到一笔奖赏。

“当心点儿，东家。千万不要私下处决他。您看，现在和桑切斯兄弟那会儿不大一样了。”有人提醒我说。可我听不进去。对这种事法院能干什么? 什么也干不成。

大约平平安安地过了半个月。我在庄园里四处转悠，跑到邻近庄园里，监视雇工们的行动。我确信是他们把那小子藏起来了。我提高了悬赏金额，吓唬军事警察说：你们这样无能，我叫人撤你们的职。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每过一刻，我的火气就增长十分。我开始酗酒，一辈子没这样喝过，结婚之前也没有。我睡不好觉，又梦见了罗莎。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像打克拉腊那样打了罗莎。她的牙齿也滚落在地上。我大声叫喊着醒了过来。我孤身一人，谁能听见我的叫声呢? 我沮丧透了，不再刮胡子，不再换衣服，大概连澡也不洗了。吃起饭来，嘴里一股苦胆味儿。我用手猛砸墙壁，连指关节都敲破了。为了驱散心头郁结的怒气，我纵马狂奔，累死了一匹马。在那些日子里，谁也不敢接近我，女仆上饭时都浑身打哆嗦，惹得我火气更大。

一天，午睡前我正在走廊上吸烟，来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孩子。他一声不吭地站在我面前。他叫埃斯特万·加西亚，是我的孙子，可当时我不知道。只有现在，他一手制造了那么多恐怖事件，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他也是佩德罗第二的姐姐潘恰·加西亚的孙子。说真的，我连她都想不起来了。

“你想干什么，毛小子? ”我问那孩子。

“我知道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哪儿。”他回答说。

我猛地一跳，带翻了屁股下面的藤椅，一伸手抓住那个孩子的肩膀，不住地摇晃他。

“在哪儿? 那个坏蛋在哪儿? ”我喊道。

“您会给我赏钱吗，东家? ”那个孩子惊恐地低声说。

“会给你的! 不过，首先我得看看你是不是骗我。走吧，带我到那个缺德鬼那儿去! ”

我抄起猎枪，和他一起出来。那个孩子说，佩德罗第三躲在雷布斯的锯木厂里，离三星庄园有几英里远，得骑马去。我怎么没想到他会躲在那儿呢! 那可是个极好的藏身之所。每年到那个季节，德国人开的锯木厂关门歇业，而且离各条大道都很远。

“你怎么知道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那儿? ”

“除了您，谁都知道，东家。”他回答说。

我们催马小跑前进，这一带不能奔跑。锯木厂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不能硬催牲口跑得太猛。爬坡的时候，马蹄叩打在青石上，直冒火花。我想，在闷热寂静的晌午，马蹄声大概是仅有的声音了吧，走进树林，景色大变。一行行树木枝叶交错，遮住阳光，凉快多了。土地像松软的发红的地毯，马蹄一踩上去，就轻轻地陷了进去。当时，周围一片宁静。那个孩子骑着马走在前面。马上没有备鞍，他把身子贴在马背上，人和马仿佛结成了一体。我满腔怒火，闷声不响地跟在后边。我感到一阵阵悲伤，伤感超过了长时间郁结的愤怒，超过了对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仇恨。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远远看到锯木厂矮矮的工棚了。工棚在一片林中空地上散落成半圆形。那浓烈的木材味儿和松树味儿竟弄得我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周围的景色、森林和悄然无声的气氛把我惊呆了。这种状态持续了不到一秒钟。

“你在这儿等着，看好马，别动地方! ”

我下了马。那个孩子接过缰绳。我端起猎枪，伏着身子往前走。我觉不出自己是六十岁的人，砸坏的老骨头也没有发疼。我一心只想复仇。从一间工棚里冒出一缕轻烟，只见门前拴着一匹马。我心里想佩德罗第三准在里面。我兜了个圈子，朝工棚走去。我急得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心中盘算着不能一枪把他打死，那太便宜他了，高兴劲儿一下子就会过去。我等了这么久，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把他碎尸万段的滋味，当然也不能让他跑掉。他比我年轻得多，如果不能出其不意打中他，我就会完蛋。衬衣被汗水浸湿了，贴在身上，眼睛里蒙着一层薄雾，可我觉得自己力大如牛，像个二十岁的人。我悄悄地爬进工棚，心跳得像打鼓。我走进一个宽大的库房，地上满是锯末。里边有几个大木槽，还有几台机器，盖着防灰尘用的草绿色帆布。我躲在木槽中间向前逼近，忽然看到了他。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正躺在地上，头枕着叠起来的毯子睡着了。他身旁有几块石头，上面架着一小堆炭火和一个烧水用的罐子。我吃惊地停住脚步，压住满腔仇恨，仔细地观察他，我要把他那张黑脸膛永远记在心间。他的五官还像个孩子，胡须似乎是化装的。这个浑身是毛的小子长得普普通通，真不明白我女儿究竟看中了他哪一点? 他大概二十五岁左右，可是看他睡觉的样子还像个孩子。我极力控制着发抖的双手和上下打颤的牙齿，举起猎枪，朝前走了两步。离他太近了，不用瞄准就能把他脑袋打开了花。我还想等几秒钟，静一静心。就这么一犹疑，坏了事了。我估计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整天东躲西藏，练就了一副好耳力，凭下意识感到了大祸临头。刹那间，他大概清醒过来，只是还闭着眼睛，浑身肌肉、肌腱绷得紧紧的，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跳，跳出离我子弹打中的地方一米多远。我没来得及再瞄准，他一弯腰，捡起一块木头扔了过来，正好打中我的猎枪。枪被打出老远。记得我当时一看枪飞了，吓得浑身一颤，但马上又发觉他比我更害怕。我们默不作声地互相看着，喘着粗气，都等着对方先动手，然后跳过去。这时候，我瞥见一把斧头。斧头离我很近，一伸手就能够着。我没再多想，顺手抄起了斧子。我举起斧头，从五脏六腑发出一声粗野的号叫，朝他猛扑过去，打算一下子把他从头到脚劈成两半。斧子在空中寒光一闪，落在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身上。一股鲜血溅到我脸上。

在最后一瞬间，他举起胳膊抵挡斧头，斧刃齐刷刷地削去他右手的三个指头。我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栽，跪在地上。他把手抵在胸前，跳过木槽和散在地上的圆木，跑了出去。找到坐骑，飞身跳上马背，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消失在松树的阴影中，背后留下一溜血迹。

我趴在地上呼呼地直喘气，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知道没能杀死他，我第一个反应是感到轻松多了。一感到溅在脸上的热血，仇恨顿然消失。我竭力思谋杀死他的原因，好为这次暴力行动找到理由。这股凶暴劲儿几乎把我憋死，憋得我胸膛要炸裂开来，耳边嗡嗡直响，眼前一层雾气。最后，我站起身来，可又开始战抖，往前走了两步，头晕目眩，呼吸不匀，跌坐在一堆木板上。我觉得大概要昏过去了，心脏像发疯的机器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过了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楚。最后，我抬起头，站立起来，寻找那支猎枪。

埃斯特万·加西亚站在我身边，静静地瞅着我。他捡起砍断的手指，像一把血红的芦笋，拿在手中。我觉得胃部一阵痉挛，满嘴酸水，吐得靴子上尽是脏东西，而那个孩子却无动于衷地笑了笑。

“扔了它，不知脏净的小兔崽子! ”我一边喊着一边打了他手一下。

手指头掉在锯末上，染红了锯末。

我拾起猎枪，晃晃悠悠地朝门口走去。下午的新鲜空气和松树的剌鼻香味扑面而来，我才又回到现实之中。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吸气。周身疼痛，两手麻木，费力地朝我那匹马走去。那个孩子紧跟在我后面。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我们摸黑返回三星庄园。森林里十分难走，坐骑在乱石和荆棘丛中磕磕绊绊。所经之处，树枝不住打头碰脸。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感到惶惑和后怕。幸亏佩德罗第三逃脱了，如果他倒在地上，我相信我会像起初想给他脑袋上一枪那样，用斧头把他砍死，把他碎尸万段，剁成肉酱。

我知道人们说我什么。比如，他们会说我一生中杀过一个人或几个人，把有些农民的死也算到我的账上。这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承认下来也没什么要紧。到我这把年纪，说出这种事也不会怎么样。我已经是土埋脖梗子的人啦。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只有那天，我曾经举起斧头，扑向佩德罗·加西亚第三。

到家已是半夜时分。我吃力地从马上下来，向凉台走去。我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跟在我后面，因为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当我觉出有人拉我衣袖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

“您不给我赏钱啦，东家? ”

我给他一巴掌，转身走了。

“对告密的叛徒不给赏钱。哼! 刚才的事不许你说出去! 懂吗? ”我吼叫了一句。

我走进宅院，径直拿起瓶子喝了口酒。白兰地在我喉咙里发烫，身上恢复了一点热气。随后，我躺在沙发上，大声喘气。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头有点晕。我用手背揩干从双颊上滚落的泪水。

埃斯特万·加西亚被关在门外，和我一样，气得直哭。

第七章

兄弟们

克拉腊和布兰卡回到首都，样子真可怜，活像一对难民。两个人的脸肿了，眼睛哭得通红。坐火车长途旅行，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布兰卡比母亲身材高得多，身体重得多，年纪轻得多，可比母亲更加虚弱。从挨打那天起，她不住气地抱屈，醒着的时候唉声叹气，睡着的时候低声抽泣。克拉腊对倒霉事历来不耐烦。一回到空荡荡、暗幽幽像座坟墓似的街角大宅院，她马上表示，哭也哭够了，怨也怨够了，该让生活轻松轻松啦。她强拉着女儿跟她一起雇用人，打开木窗板，把蒙在家具上的床单、套在灯上的布罩和门上的铁锁统统拿下来，掸去灰尘，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两个人正在忙活，突然闻到一股野香堇菜浓郁的芳香，当即想到准是默拉三姐妹看望她们母女来了。心灵感应或是纯粹的友情告诉这三姐妹，克拉腊母女已经回到家中。她们兴冲冲地陪着克拉腊母女聊天，从精神上开导她们，用凉水给她们做冷敷，再加上三姐妹有一种天然魅力，克拉腊和布兰卡终于忘掉了身体上的伤痛和灵魂上的悲愁。

“该买几只鸟儿啦。”克拉腊望着窗外的空鸟笼子和杂草丛生的花园。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裸体塑像上落满了鸽粪。

“妈妈，您连牙还没补上呢，怎么又想起买鸟儿啦? 我真不明白。”布兰卡说。她很不习惯看见妈妈那张瘪着嘴的脸。

克拉腊花了些时间把事情全办妥了。两个星期后，旧鸟笼子里有了新鸟儿。她让人做了一副假牙，用精巧的小环子套在没有脱落的臼齿上，把假牙固定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戴假牙很不舒服，她宁可用根带子把假牙挂在脖子上。只在吃饭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才放在嘴里。克拉腊使家里又充满了生气。她吩咐厨娘，灶里的火一定不能灭，无论来多少客人，要随时给他们准备好吃的东西。这番话的意思，她心里自然很明白。过了几天，客人们陆续来访了。有红玫瑰十字教派的朋友、招魂术士、传心术士、通神论者、针灸医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会员、逍遥学派的信徒、呼风唤雨的法师、倒运的或穷苦的艺术家，一句话，就是通常组成克拉腊宫廷的全体成员。在他们中间，克拉腊仿佛是个没有牙齿的、快乐的小女王。就在那个时期，克拉腊开始认真探索和冥府交往的办法。在笔记中，她写道：通过摆锤和三条腿桌子获得的幽灵的消息究竟来自何方，她有了新的猜测。常听她说，也许不是来自在阴间游荡的死人的灵魂，而恰恰是来自想和地球上的居民建立联系的外星人。由于外星人是用一种摸不着的材料制成的，所以容易把他们误认为鬼魂。听到这个科学解释，尼古拉斯简直着了魔；但是默拉三姐妹非常保守，表示不能接受。

对这类猜测，布兰卡不想过问。对她来说，外星人和鬼魂是一类玩意儿。她弄不懂为什么母亲和其他一些人那么热衷于弄清他们是人还是鬼。她在家里是个大忙人，因为克拉腊借口不善理家根本不管家务事。街角大宅院需要一支仆人大军才能保持清洁，而且妈妈的随从众多，厨房里时时要人轮流值班。要为一些人烧制谷类和青草，为另一些人准备蔬菜和生鱼，为默拉三姐妹提供水果和酸牛奶，为海梅和尼古拉斯准备鲜美的肉食、甜食和其他于身体有害的食物。当时，他们总是填不饱肚子，还没有养成各自的坏毛病。挨饿是后来的事，海梅为周济穷人而挨饿，尼古拉斯为净化灵魂而绝食。但是，那时候，他们还都是健壮的小伙子，都盼着享受生活的乐趣。

当时，海梅已经进入大学。尼古拉斯还在四处游荡，寻找归宿。他们有一辆老古董汽车，是用从父母家偷出的银盘子买下来的。为纪念瓦列外祖父和外祖母，给车子起名也叫“科瓦东加”。“科瓦冬加”拆了装，装了拆，鼓捣了多少次，换上了好多零件，仍然很难开动。发动机生了锈，汽车一动就哐哐乱响，顺着排气管往外冒黑烟、掉螺丝母。两个人共用一辆车，在时间分配上就很有学问了：逢双日由海梅使用，逢单日由尼古拉斯使用。

和儿子们住在一起，克拉腊感到很幸福，愿意和他们建立起和睦相处的关系。孩子们小的时候，克拉腊希望他们自己“长大成人”，和他们接触不多，把全部母爱埋在心底，结果丢掉了大好时光。如今，孩子们长起来了，变成大人，克拉腊满可以尽情宠爱他们了——这本来应该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做的事，然而为时已晚。这对孪生兄弟在没有母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最后也不需要母爱了。克拉腊意识到儿子已经不属于自己。她没有为此失去理智，大发脾气。孩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能在跟前就不错啦，别无他求了。

布兰卡总是抱怨弟弟们把家弄得像个垃圾堆。凡是他们待过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弄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布兰卡的身体明显发胖了，越来越倦怠，越来越烦躁。海梅注意到姐姐的肚子隆起，立刻去找母亲。

“我看布兰卡是怀孕了，妈妈。”他直截了当地说。

“我也猜到了，孩子。”克拉腊叹了口气。

布兰卡并不否认。这件事一经证实，克拉腊立刻用浑圆的字体把它写进生活记事本里。尼古拉斯正在摆弄中国占星术。他抬起眼睛，提议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说，再过两个星期，事情就瞒不下去了，会闹得满城风雨。

“孩子的爸爸是谁，我是决不会说的! ”布兰卡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说孩子的爸爸，说的是咱爸爸。”尼古拉斯说，“爸爸应该从咱们嘴里知道这件事，不能让别人抢先告诉他。”

“给乡下发个电报吧。”克拉腊伤心地说。她明知道，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旦得知此事，布兰卡的孩子就难逃悲剧的命运。

为了不让镇上的报务员弄清电报的内容，把丑事张扬出去，尼古拉斯用给阿曼黛写诗的时候惯用的暗语起草了一份电文：“有何指示，请用白带子发回。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报务员一样也无法破译，只好给首都的家里打了个电话，弄清事情原委。正巧赶上海梅接的电话。他把事情讲完，又补充了一句：胎儿太大了，甭打算用剧烈的办法处理。电话另一端，沉默良久，挺吓人的。随后，父亲把电话挂断了。在三星庄园，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又惊又气，脸色铁青。他举起手杖，再次砸了电话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居然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孩子的父亲是谁，他心里很清楚。一时间真是后悔莫及，当初干吗不朝他后脑勺儿上开一枪呢? 完全可以办到嘛。他心里明白，布兰卡生下私生子和下嫁给一个农民的儿子同样是不光彩的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社会都会从政治上判他个流刑。

一连几个小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大步流星地在房里走来走去，用手杖猛砸家具和墙壁，咬牙切齿地骂个不停，设想出各种不计后果的办法，从把布兰卡送进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修道院直到乱棒将她打死。最后，他冷静了一些，才想出个补救的办法。他让人备马，快马加鞭直奔小镇。

他找到了让·德·萨蒂尼。自从那个倒霉的晚上让叫醒埃斯特万，告诉他布兰卡在和别人偷情以后，他一直没再见到让。让在小镇上唯一一家小吃店里正在喝不加糖的甜瓜汁。和他在一起的是印达莱希奥·阿吉拉萨瓦尔的儿子，一个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瘦猴儿，说话尖声尖气，会朗诵鲁文·达里奥②的诗句。特鲁埃瓦毫不客气，一伸手揪住法国伯爵那件无可挑剔的苏格兰式西装上衣的领子，把他提起来，几乎脚不沾地地拉到小吃店外面。其他顾客惊得张大了眼睛。特鲁埃瓦把让放在人行道中央。

“小伙子，你给我带来一大堆麻烦。首先是你那些个缺德的毛丝鼠，其次是我女儿。我受够了。快把行李拿来，跟我一块儿去首都。你得跟布兰卡结婚。”

让大吃一惊。特鲁埃瓦不容他缓口气，跟他一起回到小镇的旅店。特鲁埃瓦一手拿着马鞭子，一手拎着手杖等在外面，让·德·萨蒂尼连忙收拾箱子。随后，特鲁埃瓦把他直接带到车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推上火车。旅途中，伯爵打算解释一下，说他跟这件事毫不相干，压根儿没碰过布兰卡·特鲁埃瓦一根手指头。还说这件事八成是那个夜夜在河边跟布兰卡见面的大胡子修士干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小伙子，你说的话，我听不懂。那是你梦见的吧。”特鲁埃瓦说。

他和伯爵谈起成亲的条件，才使法国人定下心来。布兰卡有嫁妆，每月有月钱，将来还有一份遗产，这门亲事很有赚头。

“看见了吧，比你做毛丝鼠生意强得多。”未来的岳父大人根本不理会小伙子紧张得哭哭啼啼。

就这样，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星期六回到街角大宅院，为未婚先孕的女儿带回一个丈夫，为私生子带回个爸爸。到家后，他大发雷霆，一扬手掀翻了门口插着菊花的花瓶。尼古拉斯拦住他想说明一下情况，反而挨了一个嘴巴。特鲁埃瓦提高嗓门儿说不想见到布兰卡，要把她关在屋里，不到结婚那天别出来。克拉腊待在卧室里，没有出来迎接他。他抡起银手杖乒乒乓乓一阵砸门，直到手杖断成两截儿，克拉腊也没开门。

家里掀起一阵激烈争吵的旋风。空气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连笼子里的鸟儿也不敢叫唤了。东家又急躁又粗暴，把仆人们指使得团团转。他有个想法，仆人立刻得办，不许延迟片刻。克拉腊还是照老样子生活，对丈夫视若不见，根本不答理他。伯爵实际上成了未来岳父的俘虏。宅院里有的是房子，他被安顿在一间客房里，成天无事可干，只在屋里打转转。他看不见布兰卡，也不晓得这场怪事结局如何。不知道究竟是喜还是忧。喜的是娶一位年轻漂亮的南美财产继承人的梦想可以如愿以偿；忧的是自己成了那些野蛮的当地人的牺牲品。好在他天生是乐天派，又具有法兰西人特有的讲求实际的精神，故而选择了第一条路。一个星期后，慢慢镇定下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确定十五天后举行婚礼。他认为遮丑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怕丑，喜事要大操大办。他希望女儿穿上雪白的礼服，后面拖着六米长的白纱，由小姑娘、小男孩拉着，请主教主婚，照片登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上。他愿意拿出一笔钱，热热闹闹，大吹大擂地办喜事，让外人看不出新娘隆起的肚子。跟着他一块干的只有让·德·萨蒂尼。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把女儿叫来，要她去裁缝铺试试新娘礼服。自从动手打了她以后，这是第一次见到她。一看女儿那副臃肿样子，脸上还有黑斑，他吓了一跳。

“我不结婚，爸爸。”布兰卡说。

“住口! ”特鲁埃瓦大吼一声，“你得赶快结婚，我不愿意家里有私生子，听见没有? ”

“依我看，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布兰卡回答说。

“少顶撞我! 告诉你，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已经死啦。是我亲手杀的。这样你就能忘记他了吧，还是体面地嫁给愿意娶你的人吧。”布兰卡放声大哭，在以后的几天里她不住气地痛哭流涕。

尽管布兰卡不愿意，婚礼还是在大教堂里举行了。主教为新婚夫妻祝福。新娘身穿一件王后的礼服，是全国最好的裁缝制作的，礼服上加了各种花卉状的花边和希腊一罗马式皱褶，居然奇迹般地遮住了新娘突出的腹部。结婚仪式后，举行了盛大欢宴。五百名衣冠楚楚的宾客涌进街角大宅院。雇来的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吃的有用精细调料调制的牛肉、新鲜海味、波罗的海鱼子酱、瑞典鲑鱼、加块菌的禽类、大量洋酒、多如泉涌的香槟酒、不计其数的糖果、鸡蛋甜点心、千层糕、白屈菜、糖粉糕。大号玻璃杯里装着冰镇水果，什么阿根廷草莓、巴西椰子、智利木瓜、古巴菠萝，还有其他记也记不住的美味佳肴。食品摆在一张在花园里绕了几圈儿的长长的桌子上，尽头处有一个硕大的三层蛋糕。制作这块蛋糕的师傅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让·德·萨蒂尼的朋友。他用一些不起眼的材料，像鸡蛋、面粉、白糖，做成一座小型的希腊卫城，顶上用蛋白酥堆出一片白云，云端上有一对神话中的恋人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人物是用扁桃糊做的，仿照淡玫瑰色皮肤、金黄头发、蓝色瞳仁分别涂上颜色。旁边是胖胖的丘比特，也可以吃。颇为自豪的新郎和满面愁云的新娘用银刀切开蛋糕。

克拉腊从一开始就反对强迫布兰卡出嫁，打定主意不出席宴会。她待在缝纫室里，为新婚夫妇推算可怜的命运。后来，大家都看到了，她的预言一一应验。特鲁埃瓦跑进来，央求她换换衣服，到花园里露上一面，哪怕十分钟也好，可以平息一下宾客们的议论。克拉腊爱女心切，尽管很不乐意，还是戴上假牙，在宾客面前强装出笑脸。

宴会到尾声的时候，海梅才赶到。他作为医科大学生正在贫民医院里实习。接着，尼古拉斯在俏丽的阿曼黛陪同下回到家中。阿曼黛刚刚发现萨特这个人，于是摆出一副欧洲存在主义者的听天由命的派头。她穿了一身黑，脸色苍白，衬出一双漆黑的眼睛，用眉墨涂上眼影，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佩戴着项链、手镯、耳环，走起来环佩叮当，令人为之震动。尼古拉斯呢，他穿了一身白，像个护士，脖子上挂着护身符。特鲁埃瓦走上前来，抓住儿子的胳臂，狠狠地把他推到厕所里，亳不客气地摘掉他身上的护身符。

“回房间去，换上条体面的领带! 然后到宴会上去，得有个绅士的样子嘛! 在客人面前，你可别去宣扬什么歪门邪道。你去告诉那个跟你一块来的巫婆，叫她扣好领口! ”埃斯特万用命令的口吻对儿子说。

尼古拉斯虽然很不高兴，也只能照父亲的吩咐去办。照理说，他不该喝酒。可一气之下连喝几杯，直喝得稀里糊涂，穿着衣服跳进了花园的喷水池。大家把他捞出来，已经成了落汤鸡。

整整一夜，布兰卡坐在椅子上，痴呆呆地望着那块蛋糕，不住流泪。新郎在宾客间转来转去，告诉大家岳母犯哮喘病了，不能陪客人。还说新娘是因为结婚才激动得掉眼泪。让·德·萨蒂尼轻轻地吻了吻布兰卡的脖颈，拉着她的手，请她喝香槟，温情脉脉地亲手为她挑对虾，想借此安慰安慰她。但是，一切都不起作用，布兰卡还是不住地哭。尽管如此，正如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设计的那样，欢宴成为一件盛事。宾客们狼吞虎咽，大吃大喝，踏着乐队奏出的节拍跳舞，一直跳到黎明。与此同时，失业者在市中心用废报纸烧起小小的火堆，围坐在火边抵御风寒；成群结队的年轻人身穿黑衬衣，像在介绍德国的影片里看到的那样高举起胳臂列队游行；各个政党在成员家中聚会，为竞选做最后准备。

“社会党人将取得胜利。”海梅说。在贫民医院里他和无产者接触很多，似乎中了邪。

“不会的，孩子，过去谁常赢，这回还是谁赢。”克拉腊表示不同意。她从扑克牌上看到了这一点，凭常识肯定了这一点。

宴会结束后，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把女婿带到书房，递给他一张支票。这是结婚的礼物。一切都安排妥了，让他们夫妇到北方去。让·德·萨蒂尼打算在北方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靠妻子的月钱生活，远远地躲开那些老古板儿的闲言碎语，这些人还在注意布兰卡过早隆起的肚子。另外，让还暗中谋划，打算做一笔古代陶罐和印第安干尸的生意。

新婚夫妇离开宴会前，走过来向母亲告别。克拉腊把哭个不停的布兰卡拉到一边，和她说了几句悄悄话儿。

“别哭了，孩子。流这么多眼泪，对孩子不好。孩子兴许会倒霉一辈子。”克拉腊说。

布兰卡又是一阵抽噎。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还活着，孩子。”克拉腊接着说。

布兰卡止住悲声，擤了擤鼻涕。

“您怎么知道的，妈妈? ”她问。

“我梦见他啦。”克拉腊回答说。

一句话说得布兰卡完全平静下来。她擦干眼泪，仰起头，不再哭了。以后几年，尽管她痛苦、孤独，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从没掉过眼泪。七年后，妈妈去世那天，才又大放悲声。

克拉腊一直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感情很亲密。一旦和女儿分开，她又进入一个思绪紊乱、情绪消沉的时期。生活还和从前一样，大宅院的门大敞四开，天天宾客盈门。她常和唯灵论者一块聚会，举行文学晚会。但是，轻易不露笑脸，时常两眼定定地望着前方，陷入沉思。她本来希望和布兰卡之间建立起直接沟通的办法，这样就不怕邮局耽搁了。但是，心灵感应并非时时起作用，能否顺利收到信息确实没有多大把握。有一次，她看到和女儿的联络受到某些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干扰，她想传去的意思，对方理解成另外一个样子。此外，布兰卡不喜欢心理试验。尽管她和母亲十分亲近，可对思想现象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奇心。她是个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不肯轻信的女人，她那现代人的实用主义性格对心灵感应是个严重障碍。克拉腊只好退而采用通常的办法。母女之间几乎天天写信，一连几个月频繁往来的信件取代了克拉腊的生活记事本。布兰卡对发生在街角大宅院里的事情一一知悉，由此可以幻想自己还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结婚只当它是一场噩梦吧。

那一年，海梅和尼古拉斯彻底分道扬镳了。兄弟俩之间的差别是无法调和的。那些日子，尼古拉斯学会了一个新玩意儿：跳弗拉曼科舞。据他说，是在格拉纳达②的山洞里向吉I 、赛人学来的，而实际上他又从来没出过国。他说得活灵活现，连家里人都起疑了。谁要不信，他马上跳上饭厅的桌子表演一番。就是那张圣栎木的大桌子，许多年前给罗莎当过灵床，后来克拉腊继承下来。尼古拉斯疯子似的开始拍巴掌，痉挛般地跺脚，一边蹦蹦跳跳，一边尖声大叫，最后把家里人、左邻右舍都吸引来了。有一次还招来了军事警察。他们把警棍退出皮套，大皮靴把地毯踩得尽是泥。最后，也和大家一样又是鼓掌又是喝彩。餐桌勇敢地承受住尼古拉斯的蹬踹，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它就变成宰小牛的肉案子了。在当时封闭的首都社会里，弗拉曼科舞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但是，尼古拉斯还是在报纸上登上了一小条广告，说他会教这种火暴的舞蹈。第二天，来了一个女学生。过了一个星期，关于尼古拉斯的魅力的传闻不胫而走。女孩子们成群结队找上门来。一开始还羞羞答答，畏畏缩缩。尼古拉斯围着她们飞也似的旋转，揽着她们的腰踢踢哒哒地跳，冲她们露出迷人的笑脸，工夫不大就鼓动起她们的热情。授课成绩斐然。餐厅的桌子几乎裂成碎片。克拉腊直喊偏头痛。海梅关上屋门，用两枚蜡丸堵住耳朵才能坚持学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得知自己不在的时候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不由得大动肝火，直气得七窍生烟。他不许儿子把家变成教弗拉曼科舞或其他什么玩意儿的学校。尼古拉斯只好不再扭腰摆屁股，然而通过这件事他倒成了当时尽人皆知的年轻人、晚会上的“国王”、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王子”了。当时，其他人都在专心念书，身穿带条纹的灰衣服，像博莱罗舞演员一样天天刮胡子；而他却宣扬自由恋爱，说话不离弗洛伊德，喝“佩尔诺”牌茴香酒，跳弗拉曼科舞。尽管在社会上获得成功，他对母亲那套心灵本领的兴趣却丝毫未减。想和母亲比高低，但总是比不过。他不顾父亲明令禁止( 父亲一直认为这不是男人的事) ，如饥似渴地学习，冒着危险用身体去实践，参加默拉三姐妹的星期五聚会。克拉腊看到他屡屡失败，打算安慰他两句。

“这套本事不是学来的，也不是家传的，孩子。”克拉腊说。他看见尼古拉斯聚精会神地盯着盐罐，拼命要盐罐动弹，把眼睛都瞪斜了。

默拉三姐妹可喜欢这个小伙子了。借给他天书看，帮他熟悉占星术和算卦扑克的暗语。她们坐在他周围，拉着他的手把仙气传给他，可还是没能使他产生意念力量。默拉三姐妹极力保护他和阿曼黛的爱情。一开始，阿曼黛姑娘似乎对尼古拉斯家里三条腿的桌子和那些留长发的艺术家们挺着迷。不久，对请神弄鬼、朗读那位诗人——他的诗作在人们当中口口相传——的作品都厌倦了，于是到一家报社当了记者。

“这是骗子的职业。”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知道以后说。

特鲁埃瓦对阿曼黛没有好感，不愿意在家里看见她。他认为，姑娘对儿子影响不好；认为她留长发、描眼影、佩戴玻璃珠串都说明她有些隐藏起来的坏毛病；认为她像土著人一样，一进门就脱鞋，盘腿往地上一坐，这都是半男不女的习气。

阿曼黛对世界的看法十分悲观。为了摆脱沮丧情绪，她开始吸大麻。尼古拉斯跟她一起吸毒。克拉腊看出来了，儿子这阵子过得很不好。尽管她的直觉能力很强，还是没想到尼古拉斯吸烟用的东方式烟枪和他那些胡言乱语，时而昏昏欲睡，时而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什么关系。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毒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毒品。看见儿子疯疯癫癫的，克拉腊说：“这是年龄的问题，早晚会过去的。”可她忘了，海梅是同一天出生的，却没有这些怪癖。

海梅的古怪行径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他天生喜欢自我牺牲，过简朴生活。衣柜里只有三件衬衣、两条裤子。冬天一到，克拉腊赶紧织几件毛衣给海梅过冬。可海梅只要遇上更穷的人，立刻解衣相赠。父亲给的钱，他都送给到医院看病的穷苦人了。街上有只瘦骨嶙峋的狗尾随他一段路，他就把狗带回家中。要是知道哪有孤儿寡母或无依无靠的老人需要保护，就立刻把他们带回家中，要母亲帮他们解决问题。克拉腊变成社会福利专家，对国家和教会安置不幸者的各种服务情况了若指掌。待到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她就把这些人留在家里。朋友们都怕她，因为只要她登门拜访，总是有事相求。得到克拉腊和海梅保护的人到处都是，可他们从不记下帮助过什么人。有时候，突然来个人向他们道谢，弄得他们十分吃惊，帮过什么忙全然记不清了。海梅把学医视为宗教式的使命。他曾宣誓要为人类效劳，因此，任何使他离开书本或消磨时间的娱乐活动，他都认为是对人类的背叛。克拉腊说：“这孩子本来应该当个神父。”神父发扬人道精神，忍受清苦生活，讲究贞洁，海梅对这些都不讨厌。只是他认为世上的不幸事一半要归因于宗教，所以听到母亲那番话，他甚至发火了。他说，基督教和几乎所有的迷信一样把人变得更加软弱，与世无争。他还说，决不能等待升入天国后的补偿，而要争取尘世的权利。这些事他在私下里和母亲议论过。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根本没法谈，说不上三两句话，埃斯特万就冒火了，最后又是嚷嚷又是摔门。埃斯特万曾经这样说过：和真正的疯子打交道已经够腻味的了，平时只想过一过正常的生活；可惜运气不好，娶了个脾气古怪的老婆，生下三个各有怪癖的儿女，什么好事也不干，光会给他添乱。海梅不和父亲争论问题。在家里他仿佛是个影子，见到母亲，随随便便地吻她一下，接着，径直到厨房，站在那儿吃些剩下的东西。然后把屋门一关，躲在屋里看书学习。他的卧室是用书搭成的巷道。靠四壁摆满了从地板直顶天花板的书架，架子上摆满书。门总是上着锁，没法进来打扫。书架成了蜘蛛、老鼠的安乐窝。床放在卧室中央，是一张行军床。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照在床头。有一次闹地震，克拉腊忘记预告了。只觉得一阵摇动，仿佛火车出轨似的。大家打开房门，只见行军床被埋在书山下面。书是从架子上掉下来的，海梅被压在书架底下。大家动手把他救出来，海梅没受一点儿伤。克拉腊搬开书的时候，才想起地震，而且觉得似乎亲身经历过这种时刻。趁这个机会才把他的脏窝儿打扫了一遍，用笤帚赶跑了虫子和恶鸟。

只有阿曼黛和尼古拉斯手牵着手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海梅才把目光凝聚起来，看一看家里的现实。他很少和阿曼黛搭话。对方一上前攀谈，他的脸腾地一下子就红了。他对阿曼黛的异样外表总有些怀疑。他相信，如果这姑娘把头发梳得和常人一样，抹掉眼影，大约会像只青虚虚的干瘦的老鼠。不看她吧，实在办不到。她佩戴的首饰叮当一响，他就学不下去了，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控制住自己，不至于着魔似的跟在姑娘后面转来转去。有时候，一个人想看看书，精神集中不起来，索性躺在床上想象着阿曼黛裸体的模样。漆黑的头发裹住玉体，首饰的声音悦耳好听，她真像一尊神像。海梅性格孤僻，儿时不好示以亲近，长大了变得怯生生的。他不懂得爱惜自己，也许因为这个他也觉得自己不值得别人爱。要是有人对他稍稍表示关怀或者感激，他会噪得满脸通红，浑身不得劲儿。阿曼黛具有完美的女性特征。她是尼古拉斯的女友，因此不能对她存丝毫非分之想。阿曼黛自由奔放，无拘无束，而又温柔可亲，这种性情很让海梅着迷。她那副化了妆后像老鼠一样的可怜相又使海梅产生一种要处处保护她的急切愿望。他苦苦地爱着阿曼黛，但不敢承认这种感情。即使在最隐蔽的思想深处，也不敢承认这种感情。

那时候，阿曼黛经常到特鲁埃瓦家里去。报社工作时间很有弹性，只要有可能，她总要带着米格尔弟弟到街角大宅院去。大宅院里天天有宾客，时时有活动，他们的到来并不招眼。当时，米格尔也就是五岁吧。一身干干净净，不爱说话，从不吵吵嚷嚷，不惹人注意，就像墙上的纸画或家具的一部分。他只在花园里玩。克拉腊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还管她叫妈妈，管海梅叫爸爸。因此，他们猜想阿曼黛和米格尔准是孤儿。阿曼黛总把弟弟带在身边，带他到报馆，让他养成一种习惯，随时可以吃饭，吃什么都行，躺在最不舒服的地方也能睡得着。她疼爱弟弟，常常激动、发狠，像小狗似的抓他，一生气就冲他喊，喊完了又跑过去抱住他。她不许任何人责备弟弟或指派他干这干那。她为弟弟安排的这种奇怪的生活，受到人们很多议论，可她概不接受。她像头母狮似的保护弟弟，其实谁也没想招惹他。她只允许一个人对米格尔的教育问题提出意见，那就是克拉腊。克拉腊说服了阿曼黛把弟弟送进学校，不要让他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睁眼瞎。克拉腊并不特别赞成正规教育，不过具体到米格尔这种情况，她认为必须让他接受几小时纪律的约束，和其他同龄孩子们一起生活。克拉腊亲自为他注册，购买文具和制服，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还陪阿曼黛送弟弟到学校。在学校门口，阿曼黛和米格尔抱头痛哭，女教师想把小家伙从阿曼黛怀里拉出来，怎么也拉不动。小米格尔用牙咬住姐姐的衣裙，抓住姐姐的衣服，尖声大叫，谁走近了就拼命踢谁。最后，多亏克拉腊帮忙，老师才把小米格尔拖进校园，顺手关上学校大门。阿曼黛在边道上坐了整整一上午。克拉腊一直陪着她，为给别人造成这么多痛苦深感内疚，同时也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明智。中午，铃声一响，学校大门打开了。她们看见一群小学生乖乖地走出校门，小米格尔就在他们当中。只见他排在队里，不言不语，眼里没有一滴泪水，鼻梁上涂了一道铅笔印，袜子缩到鞋子里。才几个钟头啊，他已经学会不让姐姐拉着手自己走上了人生大道。阿曼黛发狂地把弟弟抱在怀里，一时冲动，说出这样一句话：“小米格尔，我愿意为你献出生命。”她不知道后来果然为他献出了生命。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越来越孤单，火气越来越大。反正妻子不再答理他，他也认了。妻子走到哪儿，他追到哪儿，用乞求的目光央告，在浴室墙壁上打眼儿，真够啦! 于是他转而从事政治活动。正如克拉腊预言的那样，往常在大选中获胜的人这次又赢了，只是比别人多得的票数微乎其微，全国为之震动。特鲁埃瓦认为是时候了，自己应该站出来保卫祖国和保守党的利益。他亲口说过，他是清正廉洁的政治家的化身，在这一点上谁也不如他。还说，他是靠自己双手发家的，给下面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只在他的庄园里盖起砖瓦房。他奉公守法，热爱祖国，尊重传统。别人能够指摘他的最严重的过错无非是逃税而已。他雇了一名管家代替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把他安置在三星庄园负责管理蛋鸡和进口母牛，自己彻底搬到首都来住。在保守党的支持下，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投身于竞选。他需要为即将到来的议员选举争取选民，把财产用来为竞选服务。街角大宅院里到处是政治宣传，到处是特鲁埃瓦的同党。他们实际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大宅院，和走廊上的游魂、红玫瑰十字教派信徒、默拉三姐妹混在一起。克拉腊的小朝廷渐渐被排挤到大宅院后院的几间房子里。在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占领区和克拉腊占领区之间竖起一条无形的分界线。克拉腊灵机一动，提出个想法：根据当时的需要，在这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里搭起简陋的房屋、楼梯、小塔和平顶房屋。每逢需要安顿一位新来的客人，那几位泥瓦匠一定赶来，给大院里增添一间新房子。一来二去，街角大宅院变得好似一座迷宫。

“早晚有一天，咱们家得开座旅店。”尼古拉斯说。

“要么开个小医院。”海梅补了一句。他开始考虑把穷人迁到阿尔托区。

街角大宅院的外墙还是老样子。前面竖着几根巍峨的圆柱，一进门是一座凡尔赛式花园。再往后边，原来的建筑风格已经荡然无存。后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随处滋生，成了一座树木丛杂的林子，克拉腊养的小鸟儿叽叽喳喳，繁衍几代的狗和猫到处乱跑。这群家畜中，只有一只家兔在全家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是米格尔带来的一只可怜的普通兔子。那几只狗常用舌头舔它，直舔得兔毛全都脱落了，成了同类当中唯一一只无毛兔。身上的皮闪闪发光，看上去活像一只大耳朵爬虫。

随着投票日期日益临近，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越来越紧张。他把全部财产一古脑都押在政治冒险上了。一天晚上，他再也憋不住了，跑到克拉腊卧室门外，叩了叩门。克拉腊打开屋门。她身穿睡衣，戴着假牙。每当在记事本上记录生活起居的时候，她总喜欢嚼饼干。埃斯特万觉得她年轻、漂亮，和第一次拉着手把她带进这间墙壁上贴着蓝绸的卧室，让她站在巴拉巴斯的皮上时一个模样。想起这些，他笑了。

“请原谅，克拉腊。”他像小学生似的红着脸说，“我觉得很孤寂，很烦恼。要是不打扰你的话，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克拉腊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她指了指那把大扶手椅，埃斯特万坐了下去。一时间，两个人相对无言。一起吃掉盘子里的饼干，用惊奇的目光互相对视着。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但是从不互相望一眼。

“是什么东西折磨我，想必你很清楚。”最后，特鲁埃瓦说。

克拉腊点了点头。

“你看，我会当选吗? ”

克拉腊又点了点头。特鲁埃瓦完全松弛下来，仿佛克拉腊给他写了一份保证书。他高兴得哈哈大笑，站起身来，两手扶在她的肩上，吻了吻她的前额。

“你真了不起，克拉腊! 你这么说了，我准能当上参议员。”他大声喊道。

从那天晚上起，两人之间的敌意有所减弱。克拉腊还是不跟他说话，但是他对克拉腊的沉默不大在意了，开始跟她正常谈话，把她那些细微的动作看成是对自己的回答。在必要的时候，克拉腊让用人或儿子为她传话。她关心丈夫是否生活得舒适，支持他的工作。丈夫要她陪一陪，她就陪一陪。有时候，还冲他笑一笑。

十天后，正像克拉腊预言的那样，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选为共和国的参议员。为此，他为朋友们、同党们举行了盛大宴会，给用人和三星庄园的雇工们发奖金，往克拉腊床上放了一条祖母绿项链和一束香堇菜花。克拉腊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和政治活动。有她在场，特鲁埃瓦能显出质朴亲切的丈夫形象，取得公众和保守党的好感。在那种场合，克拉腊总是戴上假牙和埃斯特万送给她的首饰。她被看做是那个社会圈子里最娴雅、最端庄又最迷人的贵妇人。谁也猜想不到这对卓尔不群的夫妇竟会互不说话。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有了新地位，街角大宅院需要招待的人就更多了。克拉腊没有计算过家里有多少人吃饭，需要多大开销。发票一律直接寄到议会大厦里的特鲁埃瓦参议员办公室。他总是照付不误，从不多问一句。他发现花得越多，财产似乎增加得越快。他认为，尽管克拉腊不分青红皂白地慷慨待客，从事慈善事业，但决不至于让他破产。起初，他只把政治权力视为新的玩物，当他还是个穷苦的少年，没有后台，除了傲气和雄心没有其他资本的时候，已经立誓要成为一个有钱人。现在他成熟了，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富翁。但是，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还和过去一样孤单。两个儿子有意躲着他；和布兰卡已再没有任何接触，只是从她两个弟弟嘴里能听到有关她的消息。他仅限于忠实地履行对让·德·萨蒂尼的允诺，按月寄出一张支票。他和两个儿子十分疏远，每次交谈总是以大吵大闹而告终。特鲁埃瓦知道尼古拉斯的愚蠢行为时为时已晚，换句话说，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他不了解海梅的生活情况。假如他估计到海梅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搞在一起，亲如手足，一定会气得中风不语。不过，海梅非常小心，从不和父亲谈起这些事。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离开了农村。那次和东家之间发生可怕的冲突以后，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把他收留在教区的家里，为他冶好手上的伤。但是，小伙子情绪颓废，不住气地重复说：活着没意思。他失去了布兰卡，又不能再弹吉他，而弹吉他是他唯一的慰藉。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等到身体健壮的小伙子养好手指，用一辆车把他送到印第安人居留地。在那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百岁老妇人。老人眼睛瞎了，关节炎闹得她两只手像铁钩子似的。但她还坚持用脚编篮筐。神父说：“她能用脚编筐子，你没有手指头，一样可以弹吉他。”接着，他讲了自己的经历。

“在你这个岁数，我也恋爱过，孩子。未婚妻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快结婚了，她开始绣嫁妆，我攒钱打算盖间房子。赶巧这时候派我去服兵役。等我回来，她嫁给了一个屠户，变成一位胖太太。我差点儿在脚上绑块石头投河自尽，可后来还是决定去当神父。就在我出家那年，她守寡了，到教堂来看我，两只眼里一点儿神也没有。”身材魁梧的神父开怀大笑，佩德罗第三精神为之一振，三个星期来第一次露出笑脸。“孩子，”何塞·杜尔塞·马利亚最后说，“我说这番话是想让你懂得不应该绝望。不定哪天还会见到布兰卡。”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身体和灵魂的创伤治愈了。他夹着一小包衣服，带着神父从星期日的施舍中抽出的几个钱到首都去。神父交给他一位社会党领导人在首都的地址。开头几天，小伙子住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家里，后来有人给他找了份工作，在吉卜赛人俱乐部里当歌手。佩德罗第三搬到工人住宅区。那间木头小屋里只有一张绷床、一个床垫、一把椅子和两只当桌子用的木箱。虽然没有其他家具，可在他看来这个住处简直就是宫殿了。他以小木屋为依托宣传社会主义。得知布兰卡另嫁他人后，佩德罗第三痛苦极了。海梅的解释和宽心话，他一概听不进去。过了不久，右手练出来了，用剩下的两个手指能干五个指头的事。他继续编写狐狸和母鸡的歌曲。有一天，佩德罗第三应邀参加制作一个广播节目，从而名声大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电台经常播出他的声音，人人都知道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大名。只有特鲁埃瓦参议员没听人提到过他的名字。参议员不许家里添置收音机。他认为收音机是没有文化的人才需要的玩意儿，只会传播不良影响和庸俗思想。对民间音乐，他比任何人都生疏。他唯一能容忍的带韵律的东西是演唱节演出的歌剧和每年冬季从西班牙到此演出的说唱团的剧目。

一天，海梅回到家里提出个新想法，他想改换姓氏。自从父亲当上保守党参议员以后，大学同学们敌视他，密塞里科迪亚区的居民信不过他。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听就火了，差点儿打了儿子一个嘴巴。从海梅的眼神上他看出来，儿子是不会忍下这口气的，所以才适时地控制住自己。

“我结婚是为生几个合法的儿子，姓我的姓，不要姓妈妈姓的杂种! ”他气得脸色发青，教训了儿子一顿。

过了两个星期，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议会的走廊上和俱乐部的大厅里听别人议论起海梅。据说，他儿子在巴西广场脱下裤子，送给一个穷人。随后，穿着裤衩走过十五个街区，回到家里。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和看热闹的人，一个劲地嘘他。埃斯特万- 特鲁埃瓦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受玷污、不受讥诮，实在累得不行了，索性同意儿子想姓什么就姓什么，只要不用他的姓就行。那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又失望又愤怒，大哭了一场。他尽量安慰自己说，等孩子长大了，这些怪事会过去的。海梅早晚会成为一个稳重的人，能在生意上帮他一把，等他上了年纪可以养活他。对另一个儿子，他不抱一点儿希望。尼古拉斯专门干些神鬼的事，一件接着一件。那几天，正幻想搭乘一种少见的交通工具飞越高山峻岭，跟好多年前马科斯舅姥爷的想法如出一辙。他选用了气球，相信利用一只悬在白云之间的硕大无比的气球能做成无与伦比的广告，随便哪家汽水公司都会愿意资助。他复制了一份战前德国热气球的样子。这种气球靠热空气推动上升，可携带一个或几个有胆量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制造一个可以充气的大香肠，研究其内部装置、气流、扑克牌的预言和空气动力学的规律。一连几个星期忘记参加和母亲、默拉三姐妹一起发起的唯灵论者星期五的聚会。甚至连阿曼黛没到家里来也没有留意。气球做好后，遇上了一个没有估计到的障碍。汽水公司经理、阿肯色州的一个美国佬拒绝提供资助。借口是万一尼古拉斯死在气球上，汽水的销路会大大下降。尼古拉斯想找其他赞助者，可没人感兴趣。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即使拿不着钱也要飞上天去。起飞那天，克拉腊不动声色地织着毛衣，根本不管儿子的准备工作。而家里人、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为尼古拉斯乘坐这个离奇的机械飞越大山的荒唐计划大为吃惊。

“我有预感，你不会起飞。”克拉腊边织毛衣边说。

事实果然如此。到最后一刻，一辆装满警察的轻型载重车开到尼古拉斯选定为起飞地点的国家公园。警察要他拿出市府的批准书，他当然没有，也申请不到。尼古拉斯花了四天时间从一间办公室跑到另一间办公室，手续烦琐得要命。办事人员犯官僚主义，对他的事业亳不理解。整个计划碰壁了。尼古拉斯一直不知道，在警车和没完没了的公文背后是父亲在起作用，他坚决不允许儿子搞这种冒险活动。和胆小怕事的汽水公司以及负责航空的官府衙门斗了一场，尼古拉斯烦透了。看来，要想上天，除非偷偷摸摸地干；可气球的体积那么大，瞒过别人是不可能的。他焦虑万分，还是母亲帮他摆脱了危机。克拉腊建议，为了不让钱白白丢掉，还是把做气球的材料用来干些实际事情。尼古拉斯猛然想起可以做三明治。他计划制作鸡肉三明治，把气球割成碎片，用来包装，然后卖给小办事员们。家里的厨房挺宽敞，是理想的厂房。于是，后花园里放满了绑住腿的鸡，两名雇来的屠户一批一批地宰鸡。院子里到处是鸡毛，奥林匹斯诸神雕像上溅满鸡血，鸡汤味弄得大家直犯恶心，鸡肠子招来好多苍蝇。克拉腊的精神实在支持不住，几乎又回到闭口不说话的时代。她赶忙出来阻止宰鸡业。尼古拉斯对这次商业失败倒是无所谓。在鸡身上大开杀戒，弄得他的胃也好像翻了个个儿，精神上也大受折磨。生意上下的本钱丢得一干二净，只好自认倒霉，把屋门一关又去筹划其他挣钱和消遣的办法了。

“有些日子没看见阿曼黛了。”海梅实在耐不住内心的焦急了。

尼古拉斯这才想起阿曼黛。屈指一算，有三个星期没看见阿曼黛到家里来了，既没有参加尼古拉斯乘气球升天的流产活动，也没有出席制作鸡肉三明治的家庭工厂的开张仪式。尼古拉斯去问克拉腊，母亲也不知道姑娘的消息，而且都快把她给忘了。克拉腊逐渐认识到，她的家不过是人们暂时寄居的地方。她说，她的心灵顾不上所有不在的人。于是，尼古拉斯决定去找阿曼黛。他忆起了在街角大宅院的空屋子里两个人曾悄悄地拥抱着，搂得紧紧的，几乎喘不过气来。趁着克拉腊放松监督、米格尔玩得出神或者躺在角落里睡觉，他们像一对小狗似的调情嬉闹。想到这儿，他觉得非常需要那个像到处飞舞的蝴蝶一样的阿曼黛。

阿曼黛和小弟弟居住的那幢公寓是所老房子。五十年前大概是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随着城市向山坡延伸，才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先是阿拉伯商人占了这幢房子，增添些玫瑰色石膏做的华美的装饰物。后来，阿拉伯人把铺子迁到“土耳其人区”。房主把这儿变成公寓，分成几间屋子，租给收入低微的房客。房间里光线暗淡，气氛凄凉，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几条走廊又狭窄又潮湿，生人无论如何找不着路。走廊上那股菜花汤和炒圆白菜的气味经久不散。出来开门的是公寓的房东太太——一个身材高大的蠢妇人。下巴上长着三层肉，细长的小眼睛深深陷在肉烘烘、死板板的皱褶里。每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扭扭捏捏地装出一副媚态。

“这儿可不接待异性客人。”房东太太对尼古拉斯说。

尼古拉斯脸上绽出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迷人的微笑。尽管房东太太吭脏的指甲上涂着洋红，而且一半已经脱落，他还是硬着头皮吻了吻她的手，兴致盎然地欣赏她的戒指，并自称是阿曼黛的表哥。最后，房东太太被说服了，脸上露出挑逗的笑容，退后几步，大象似的扭动着腰肢，带领尼古拉斯登上积满尘垢的楼梯。到了三楼，她指了指阿曼黛的房间。尼古拉斯推开门，只见阿曼黛围着一条退色的披肩，正在床上和米格尔弟弟玩跳棋。她面如死灰，身体仿佛萎缩了，尼古拉斯一下子竟没认出她来。阿曼黛望了他一眼，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表示欢迎的意思。倒是米格尔双手叉腰，往尼古拉斯眼前一站，冲着他说：

“到底你还来了。”

尼古拉斯走近床边，极力回忆那个肤色黝黑、袅袅婷婷的阿曼黛，那个在昏暗的屋子里关上门和他幽会的线条柔和的、水灵灵的阿曼黛。可是，裹在硬邦邦的毛线披肩和灰不溜秋的床单里的姑娘是个陌生人。她瞪着一双失神的大眼睛，上下打量着尼古拉斯，那股硬生生的劲头儿令人难以理解。“阿曼黛。”尼古拉斯握住她的手唔唔哝哝地说。手上没戴戒指、没戴银手镯，干巴巴的好像垂死的小鸟儿的爪子。阿曼黛叫了声“弟弟”。米格尔走到床前，她耳语几句。小家伙慢腾腾地朝门口走去，跨过门槛的时候，朝尼古拉斯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悄悄地关上门出去了。

“请原谅，阿曼黛。”尼古拉斯嘴里咕哝着，“前一阵子我太忙了。你病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

“我没病，”她回答说，“我是怀孕了。”

这句话仿佛给了尼古拉斯一记耳光，疼得他倒退了几步，后背贴到玻璃窗上。过去，他曾多少次想象过阿曼黛丰盈身体上的凹凹凸凸的部位，但一直没机会亲眼看看。有一次，在黑暗中，他胡乱抓住阿曼黛那身存在主义者的旧服装，第一次摸索着给她脱光衣服。还没有抚摸她的身体，就开始不住地打颤。当时，他估摸着阿曼黛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至于让他在二十一岁时就做父亲，而她在二十五岁时就当母亲。阿曼黛曾经恋爱过，是她第一个和尼古拉斯谈论起自由恋爱的观点。她一再坚持只要两个人互相同情就可以待在一起，不受任何约束，不为将来承担任何诺言，就像萨特和波伏瓦一样。起初，尼古拉斯认为这些话显得冷冰冰的，是一种剌耳的偏见。后来，听起来也很舒服。于是，他感到轻松愉快，就像对待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在男女关系上也不计后果了。

“现在怎么办？”他大声说。

“当然是流产呗。”她回答。

尼古拉斯感到一阵轻松。他又一次绕过了无底深渊。跟往常一样，他在悬崖边上玩耍，总有另一个比他更棒的人出现在他身边，替他担风险。上学的时候，课间休息，他老去招惹同学们，等到大家一哄而上，他便吓得呆住了。而在这关键时刻，海梅总是及时赶到，挺身把他遮住。他本来吓得要命，这下子又来劲了，躲在校园的石柱子后面破口大骂。而海梅却被打得鼻孔出血，一言不发，像台机器似的东打一拳西打一拳。眼下，替他承担责任的是阿曼黛。

“咱们可以结婚，阿曼黛……要是你愿意。”他嗫嗫嚅嚅地说，无非想保住面子。

“不! ”她亳不迟疑地回答说，“对你，我还没爱到这个份儿上，尼古拉斯。”

一听这话，他的感情来了个急剧的转弯，他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尝到过遭人拒绝或被人抛弃的滋味。每次和人相爱，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试探，免得过分伤害对方。他想到，阿曼黛孤苦伶仃，手无分文，等着孩子出世，处境会多么艰难。只需他一句话，就能改变姑娘的命运，使她成为特鲁埃瓦家受人尊敬的媳妇。这个念头只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但他旋即感到害羞，为自己突然产生这种念头而满面通红。蓦地，他又觉得阿曼黛是那样可爱。两个人共同度过的所有美好的时刻都在他脑海里呈现出来。他想起，两个人躺在地上共吸一支烟枪，共享飘飘欲仙的昏眩，笑眯眯地谈起这种带干牛粪味儿的药草，说它不大容易引起幻觉，但是能让人产生遐想。他想起，两个人一起练习瑜伽术，一起打坐，全身放松，面对面坐着，望着对方的眼睛，用梵语念念叨叨，说能把他带进涅槃的境界；然而，一般来说，效果恰好相反，最后你避开我的眼光，我避开你的眼光，一起躲藏在花园的灌木丛中不要命地做爱。他想起，两个人凑在烛光下一起看书，心情无比激动，再加上烟熏，几乎憋过气去。他想起，他们没完没了地讨论战后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或者聚精会神地用意念的力量驱动三条腿的桌子，拍两下就动，拍三下就不动，惹得克拉腊直笑话他们。尼古拉斯突然跪在床边，请求阿曼黛不要丢下他，求她原谅，希望两个人继续在一起，就当什么也没发生，眼下的事不过是个不幸的插曲，决不能改变他们之间关系的牢固的实质。但是，阿曼黛似乎没在听他讲话。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这是母爱的表示，也是疏远的表示。

“没有用啦，尼古拉斯。我的心灵太老了，而你还是个孩子，你没瞧出来吗?你永远是个孩子。”她说。

两个人毫无兴味地互相抚摸着，忽而苦苦哀求，忽而回忆往事，都觉得备受折磨。他们预感到永别即将来临，口中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旋而又想到或许还能重归于好。阿曼黛下了床，为两人准备咖啡，尼古拉斯看见她拿一条旧衬裙当睡衣穿。她瘦了，腿肚子显得那么可怜。她披着披肩，头发乱七八糟，光着脚走到桌子旁边。这张桌子既用来写字，又用来做饭、吃饭。桌上放着一只煤油炉，姑娘站在炉旁忙活着。尼古拉斯瞧见阿曼黛的生活环境这样杂乱无章，才意识到他对阿曼黛几乎一无所知。他本以为阿曼黛只有一个弟弟，靠菲薄的工资可以勉强过活，但万没想到她的真正处境会是这个样子。穷困对他来说只是个遥远的抽象的概念，只能用在三星庄园的雇工们和海梅哥哥救助的穷人们身上，而他和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阿曼黛啊阿曼黛，你离我这么近，和我这么熟，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人。看看她用钉子挂在墙上的衣服，那简直是乞丐的破衣烂衫。她要是穿上，别人会以为是哪位女王化装出行吧。锈迹斑斑的脸盆里放着一只杯子，里面是她的牙刷。米格尔上学穿的鞋子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完全走样了。再看看煤油炉旁边的破旧的打字机、堆放在饭碗当中的书籍、用从杂志上撕下的纸遮住的破玻璃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他从未想到过的世界。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认为在分界线一边是那些一贫如洗的穷汉，另一边是和他一样的人，而他把阿曼黛摆在了自己这边。他根本不了解沉默的中产阶级，他们不甘心过勒紧裤带的贫困生活，又不可能赶上那帮外表金光灿烂的流氓，而他正是属于后者。尼古拉斯思绪烦乱，深感羞愧。他想起过去在很多场合中阿曼黛也许是运用巫术才使特鲁埃瓦家里的人没有留意到她的困窘，而他完全蒙在鼓里，没给过她一点帮助。他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谈起穷苦的童年生活，父亲说在尼古拉斯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已经干活儿挣钱，养活妈妈和姐姐。尼古拉斯第一次把这些听来的故事和现实挂上了钩。他想，阿曼黛的生活就像父亲说的那个样子。

家里只有一把椅子，两个人只好坐在床上共饮一杯咖啡。阿曼黛向他讲起自己的过去、家庭，讲曾在北方一个省里当过教员的酗酒的父亲和为了养活六个孩子整天干活、累得筋疲力尽的可怜的母亲。她在刚刚能照料自己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十五岁那年来到了首都，到一位善良的教母家中，得到不少帮助。后来，母亲死了，她回家安葬了老人，又去寻找还在襁褓中的弟弟。从那时起，一直给米格尔当妈妈。父亲和其余几个兄弟音讯全无。尼古拉斯内心里产生了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他要保护她，照料她，为她弥补各种欠缺。他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爱她。

黄昏时分，他们看见米格尔回到家里。小家伙两颊通红，挺开心地蹑手蹑脚地走进来，背后藏着一份礼物。是给姐姐带回的一袋面包。他把袋子放在床上，满含深情地吻了吻姐姐，用小手替她理直头发，放好枕头。尼古拉斯打了个冷战。他觉得米格尔的动作中表现出的殷勤和柔情胜过他一生中对任何一个女人的情义。他恍然大悟，明白了刚才阿曼黛想对他说些什么。他唔哝着说：“可学的东西多得很啊。”他把前额贴在积着一层油垢的窗户玻璃上，暗自问道：我希望得到的东西是这么多，有朝一日我能不能奉献出同样多的东西呢?

“怎么办呢? ”尼古拉斯不敢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儿。

“求你哥哥海梅帮个忙。”阿曼黛提出建议。

尼古拉斯来到海梅那条“书巷”。屋里只有那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小灯泡散射着黄光。海梅斜躺在行军床上，正在阅读那个诗人的十四行爱情诗。那时候，诗人已经闻名于全世界。第一次在文学晚会上听到他用本地口音朗读诗作时，克拉腊就预言过他将成为世界闻名的诗人。据海梅推测，这几首十四行诗兴许是诗人在特鲁埃瓦家的花园里看到阿曼黛激发了灵感写出来的。当时，诗人是街角大宅院的常客。到了饮茶的时间，他常坐在花园里，谈论绝望的歌曲。尼古拉斯来访，海梅颇感意外。自从中学毕业后，两个人便各奔东西，越来越疏远。近来更是无话可说，偶尔在门口儿碰上了才互相点点头。海梅已经不打算拉着尼古拉斯干那些生活中的大事了。

海梅仍然认为弟弟那些轻率的消遣活动是一种自戕。他绝不会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乘气球旅行和宰鸡这类事情上，在密塞里科迪亚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曾经想过把尼古拉斯拉到医院去，让他就近看看什么是受苦，希望用别人的贫困打动他那颗像点水蜻蜒似的心。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也不邀他去参加社会党人的聚会。每逢星期四，在工人居住区的最后一条街，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家里常在警方的监视下举行这样的聚会。尼古拉斯对哥哥关心社会问题一再冷嘲热讽。他说，只有想成为圣徒的傻瓜才端着蜡头儿满世界寻找不幸和丑陋的事情。现在，海梅又看见弟弟站在眼前，用自责和乞求的表情看着他。过去他曾多次用这种表情打动过哥哥的手足之情。

“阿曼黛怀孕了。”尼古拉斯单刀直入地说。

海梅纹丝未动，脸上还是平素那种不亲不热的模样，似乎根本没有听见。尼古拉斯只好重复一遍。实际上，海梅内心的失落感几乎把自己扼死。他暗暗叫着阿曼黛的名字，紧紧抓住这个名字的柔和的回音才勉强控制住自己。他一直需要保持某种幻想，但愿阿曼黛和尼古拉斯不过是两小无猜，他们的关系只限于天真地手挽着手一起散步，围着一瓶洋艾酒进行讨论，以及有数的飞快接吻，这种事他也碰上过几次。

现在，他必须面对令人痛心的现实，他却拒不承认。

“甭跟我说这些。这种事和我毫不相干。”他好不容易挤出这几句话。

尼古拉斯跌坐在床脚下，两手捂住脸。

“你得帮帮她，求求你啦! ”尼古拉斯央求着。

海梅闭上眼睛，急促地喘了口气。他费力地控制着自己发狂的感情。不然，他会杀死弟弟，自己跑去和阿曼黛结婚。他既大失所望，又无能为力，恨不得大哭一场。记忆中浮现出那个姑娘的形象。每当他控制不住焦灼的爱情的时候，她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他似乎看见阿曼黛拉着小弟弟的手在家里进进出出，宛如一阵清风；似乎听到她在阳台上发出的阵阵笑声；似乎闻到姑娘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从他身边走过时皮肤和头发散发出的似有若无的甜丝丝的芬芳。他在闲暇的时候梦见的阿曼黛就是这副模样。特别是有一次——也就是那么一次——阿曼黛走进他的卧室，两个人单独待在他那座隐蔽的圣殿里。当时海梅思念的阿曼黛便是这副模样。阿曼黛没敲门就进去了。海梅正躺在行军床上看书，满“巷”里似乎只有阿曼黛飘动的长发和灵巧的双臂。她毫不在乎地摸那些书籍，甚至大胆地从神圣的书架上取下书来，漫不经心地吹掉灰尘，然后随手把书丢在床上，嘴里不住气地说东道西。海梅吃了一惊，欲火烧得他浑身颤抖。他的词汇丰富得像百科全书，但竟然找不出一个词儿来把姑娘留住。最后，姑娘在他面颊上印了一个吻，向他告别。这个吻像火炭似的热辣辣地印在他的脸上。仅仅这么一次可怕的吻烧得他做了一个梦又一个梦，梦见他们俩成为一见钟情的王子和公主。

“你懂得医道，海梅。你得出点儿力。”尼古拉斯央告着。

“我是学生，离当医生还早着呐。这种事我一无所知。可我看见过好多女人死在乱动手术的外行人手里。”海梅说。

“她相信你。她说只有你能帮忙。”尼古拉斯说。

海梅抓住弟弟的衣服，把他提在半空，像摇晃傀儡似的把他猛摇一阵，到嘴边的脏话全骂出来了。最后，他不住地抽泣，才把弟弟松开。尼古拉斯松了口气，小声啜泣起来。他很熟悉海梅，凭直觉意识到哥哥和往常一样同意了担当保护人的角色。

“谢谢你，哥哥! ”

海梅给了他一记耳光，打得很不带劲，然后推推搡搡地把他撵出房间。海梅用钥匙锁上门，趴在行军床上，直哭得不住地颤抖。只有男人遇上爱情悲剧才会哭得这么可怕，声音才会这么嘶哑。

尼古拉斯和阿曼黛一直等到星期日。海梅约他们星期日到他实习的密塞里科迪亚区门诊所来。每天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所以手里有把钥匙，进入门诊所毫无困难。但他总觉得做贼心虚，要是有人问起干吗这么晚还待在这儿，他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三天来，他一直在细心研究这次手术的每一个步骤。他可以按照书上写的顺序重复出每一个字，但仍然没有多大把握。他浑身发抖，尽量不去想那些他亲眼看见来到医院急诊室的垂危的妇女；不去想那些他在门诊所救活的妇女；不去想那些死在病床上的面如土色的妇女。她们两腿间血流如注，科学却无力阻止生命从那个打开的龙头悄然溜走。对这些事情他十分熟悉，然而到那时为止，他还从未经受过为帮助一个身处绝境的妇女而产生的精神冲突，更不用说帮助阿曼黛了。海梅打开灯，穿上白大褂，准备好手术器械，同时高声重复背下来的每个细节。他巴不得发生天大的不幸，来一场地震，使地球连根摇动，省得去干这件马上要干的事。但是，直到指定的时间到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时候，尼古拉斯开着那辆破旧的“科瓦东加”去接阿曼黛。车子喷吐着黑烟，螺丝松动，开起来摇摇晃晃。不过遇到急事还能派上用场。阿曼黛坐在房间里仅有的那把椅子上等候尼古拉斯。她握着米格尔的手，两个人露出一副相依为命的样子。尼古拉斯和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姑娘面色苍白、憔悴，主要是神经紧张，近几个礼拜一直不舒服，心神不定。可她比尼古拉斯还要镇定一些。尼古拉斯说起话来慌里慌张，忐忑不安，强装出一副笑脸，说些没滋没味的笑话给阿曼黛鼓劲儿。他给阿曼黛带来一件礼物，是他从妈妈房间里拿出来的一枚镶钻石和石榴红宝石的古老的戒指。他相信母亲不会想起来；即便在阿曼黛手上看见了，也认不出来，因为克拉腊向来不记这些东西。阿曼黛轻轻地把戒指退还给他。

“你看，尼古拉斯，你还是个孩子吧。”阿曼黛绷着脸说。

出门的时候，小米格尔套上一件“篷却”，紧紧拉住姐姐的手。尼古拉斯先是哄他，接着强迫他和房东太太留下来。这几天，房东太太完全被女房客的假表哥迷住了，那天晚上居然破例同意照看孩子。

一路上两个人各担各的心，一直没说话。尼古拉斯觉出阿曼黛恨他，这种情绪像瘟疫似的横在他们之间。近几天，阿曼黛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当天晚上将要忍受的痛苦和屈辱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尼古拉斯驾驶着“科瓦东加”，行驶在市内一个陌生的区里。街道狭窄阴暗，垃圾堆放在工厂的高墙外面。烟囱林立，遮住了蓝天。野狗嗅着脏东西，乞丐裹着报纸睡在门洞里。尼古拉斯吃了一惊，原来哥哥每天活动的舞台竟是这个样子。

海梅正在诊所门口等候他们。他身穿白大褂，一副焦急的样子，看上去像个上年纪的人。他带领他们穿过迷宫似的冰冷的走廊，来到事先布置好的手术室。这个地方很寒酸。铁桶里放着几条发黄的毛巾，星期一才能送去洗干净。墙上胡乱涂写着一些粗话。地上的细砖已经开裂。生锈的水管不住滴水。他尽量引阿曼黛分神，不去注意这些东西。阿曼黛走到手术室门前停住脚步，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她见过手术器械和产床。原来的抽象概念和死神搏斗的设想，眼下却化为有形的东西。尼古拉斯面无人色。海梅拽住他们俩的胳臂，把他们拉进手术室。

“别看啦，阿曼黛! 我让你好好睡上一觉，什么也觉不出来。”海梅说。

他从来没用过麻醉药，也没做过手术。他是学生，只限于干些事务性的事情，做个统计啦，填个卡片啦，在治疗、缝伤口的时候给大夫帮个忙啦，还有其他一些小事。他比阿曼黛更加惊慌。但他看到过的医生们都是指挥若定，神色自如。他也采取这种态度，让阿曼黛相信这一切不过是按常规办事而已。他帮阿曼黛躺在产床上，没有让她脱衣服，一来免得她为赤身露体感到难堪；二来免得自己看见她的身体心神不安。他洗了洗手，叫尼古拉斯也洗洗手。边冼边给阿曼黛讲故事，好让她分分神。他讲到有一次在星期五的聚会上克拉腊眼前出现了西班牙鬼魂。又说在家里的房基底下埋着一件宝贝。还谈起了家庭情况，说他家几代人中有一群稀奇古怪的疯子，连鬼怪都讥笑他们。可阿曼黛听不进去，脸色煞白，好似裹尸布，上下牙齿碰得咔咔响。

“这些皮带是干什么用的? 我可不许你把我绑起来! ”她浑身战栗地说。

“不，不绑你。尼古拉斯给你上点儿乙醚。你要保持呼吸正常，别害怕，等你醒过来，就完事啦。”海梅露在口罩上面的眼睛里充满笑意。

尼古拉斯拿着麻醉面罩走近姑娘。在陷入黑暗以前，她最后看到的是海梅那双满怀爱慕的眼睛，但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尼古拉斯给姑娘脱掉衣服，把她绑在产床上。他觉得这真比强奸还要糟糕。海梅戴着手套在一边等候。他尽量不把阿曼黛看成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女人，而仅仅是每天在这张产床上疼得呼天抢地的孕妇当中的一个。他开始慢慢地、仔细地动手操作，心里不住念叨着该干什么，反复咀嚼背下来的书里的课文。热汗盖住了他的双眼。他专心致志地注意姑娘的呼吸、心律和皮肤的颜色。每听到她呻吟一声，赶快叫弟弟加些乙醚，暗中祷告千万别节外生枝。与此同时，内心里怒火中烧，不住地骂弟弟。假如孩子不是尼古拉斯的，而是他的，他一定让孩子安然无恙地降生下来，而不会把他撕成碎块，顺着这座可怜的门诊所的下水道排走。他会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扶养他，而不会一下一下地把他从母胎中挖出来。二十五分钟后，手术做完了。海梅吩咐尼古拉斯帮他把阿曼黛放好，等着乙醚的药劲儿过去。他看见弟弟靠在墙上，胃痉挛闹得他几乎站不住了。

“白痴! ”海梅大吼一声，“到厕所去，等你把罪孽全吐出来，再到候诊室去等着。要办的事还多着呢! ”

尼古拉斯跌跌撞撞地出去了。海梅摘下手套和口罩，动手解开绑住阿曼黛的皮带，轻手轻脚地给她穿好衣服，揩掉手术后留下的血迹，收拾起“刑具”，不让姑娘看见。接着，抱起阿曼黛，尽情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刻，只有这时候才能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然后，把她放在铺着干净床单的病床上，比起一般来诊所求医的妇女使用的床单要厚实一些。海梅给阿曼黛盖好被单，在她身旁坐下来。平生第一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端详阿曼黛。平时阿曼黛身穿女巫的服装四处走动，弄得玻璃串珠叮当直响，可不像现在这么娇小、这么温顺。她那苗条的身材真可谓柔若无骨，凸起处宛如微微隆起的小阜，凹下处好似平滑的谷地。假使她没有留着那头披散的头发，没有长着那双斯芬克斯式的眼睛，那她真像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以往，阿曼黛身上有很多东西引得海梅心猿意马。相比之下，她的柔弱更令海梅神往。论身高，论体重，海梅觉得自己高出她两倍；论力气，更胜过她千倍。但是，他对阿曼黛情意绵绵，热切地要保护她，甘愿在她面前俯首帖耳。干吗这么感情用事，真是不可救药，他暗骂了自己一句，极力把她看做是刚刚做过流产手术的弟弟的情人。但他旋即明白这是白费力气。他爱她，是苦是乐，只好听其自然。他抚摸着阿曼黛晶莹的双手、细嫩的手指、耳轮，摩挲她的脖颈，谛听着生命的微弱声音在她血管中响动。他把嘴贴近阿曼黛的樱唇，贪婪地嗅着那股麻醉药的气味，但是没敢接触她的双唇。

阿曼黛从睡梦中缓缓醒来。首先她觉得遍体生凉，接下去是胃部痉挛。海梅安慰了她几句，那套悄悄话多是用来安慰小猫小狗和贫民医院里的小娃娃的。阿曼黛渐渐安定下来，但是她哭了，海梅继续抚摸她。两个人相视无言。阿曼黛忽而昏睡，忽而犯恶心，忽而心情烦闷，忽而腹部疼得要命。而海梅却盼望着这一夜永远不要过去。

“你看我还能生孩子吗? ”她最后问。

“当然可以，”海梅说，“只是你要为孩子找个肯负责任的爸爸。”

两个人轻快地笑了。海梅俯身在阿曼黛上方，离她很近。阿曼黛想从那张黧黑的脸上找到某些和尼古拉斯相似之处，但是没有找到。在她飘泊的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有人保护自己，有了安全感。她高兴地舒了口气，忘掉了周围龌龊的环境，忘掉了斑驳陆离的墙壁、冰冷的金属柜、令人忘而生畏的手术器械和消毒剂的气味，也忘掉了腹部疼痛。

“躺在我身边，抱住我。”她说。

海梅畏畏缩缩地躺在狭窄的病床上，用胳臂搂住阿曼黛。他尽量保持不动，一是为了不要打扰阿曼黛；二是不至于使自己跌下床来。他和那些初恋的人一样笨手笨脚，一切都要临时应付。阿曼黛合上眼睛，嫣然一笑。就这样，他们像一对亲兄弟似的躺在床上，同声呼吸，心情极度宁静，直到东方破晓，窗前的亮光盖过了室内的灯光。海梅扶着她站起来，给她披上大衣，搀着胳臂把她带到前厅。尼古拉斯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沉睡未醒。

“快醒醒! 咱们把她送回家，让妈妈照顾她。这几天最好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海梅说。

“我早知道可以指靠你，哥哥。”尼古拉斯很激动，直向海梅道谢。

“我不是为了你，倒霉鬼，是为了她。”海梅扭过身子嘟囔了一句。

黎明时分，家里人还没有起来，他们叫醒了克拉腊。克拉腊把他们接进街角大宅院，根本没问出了什么事，也许她直接向扑克牌或者幽灵们查问过了吧。

“妈妈，您帮帮阿曼黛。”海梅提出了要求，在这类事情上他和母亲一直长期合作，所以很有把握。“她病了，得在这儿歇几天。”

“小米格尔呢? ”阿曼黛问道。

“我去找他。”尼古拉斯说完话出去了。

他们收拾出一间客房，阿曼黛躺在床上。海梅给她量了量体温，说她应该好好休息。他做了个要出去的手势，但是在门口犹疑不决地停住脚步。这工夫，克拉腊用托盘给他们三个人端来咖啡。

“我想应该跟您解释两句，妈妈。”海梅含混不清地说。

“用不着，孩子。”克拉腊用愉快的声调说，“如果是罪孽，我宁可你们不要说给我听。趁这个机会给阿曼黛补一补吧，她亏得太厉害了。”

说完，克拉腊转身出来，海梅跟在后面。海梅看见母亲身穿那件白色晨衣，头发散披在后背上，光着脚在走廊上走。他觉得妈妈不像他儿时看到的那样高大，那样结实。他伸出手，扳住母亲的肩膀。克拉腊扭过头，笑了笑。海梅猛地抱住妈妈，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用下巴磨蹭妈妈的前额。真没有办法，连鬓胡子又得刮了。儿时，他把脸贴在克拉腊胸前，长大以后这是第一次自发地向妈妈流露出拳拳之情。克拉腊吃惊地发现原来儿子已经这么大了，胸脯好似举重运动员，两臂像链球似的放肆地把她挤在中间。她很激动，也很幸福，不禁暗自问道，这个力大如牛? 纯真如少女的毛发浓密的大汉怎么会在她的肚子里待过呢? 而且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接下来的几天，阿曼黛一直发烧。海梅提心吊胆，整天整夜地观察她，给她使用磺胺类药物。克拉腊负责照料病人。她当然注意到尼古拉斯总是谨慎地向她打听阿曼黛的情况，但是从未表示过要探望她，而海梅则和阿曼黛一起关在屋里，把最心爱的书籍借给她，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失魂落魄似的在家里转来转去，甚至连星期四社会党人的聚会也忘记参加了。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就这样，在那段时间里阿曼黛成了家中的成员。小米格尔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躲在衣柜里亲眼看到阿尔芭诞生在特鲁埃瓦家。他永远忘不了那天的可怕的盛大场面。婴儿裹着血淋淋的衣胞来到人世间，母亲连声喊叫，周围的女人们乱哄哄的，忙得不可开交。

那阵子，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到北美去了。他浑身骨节疼痛，还闹一种只有他自己感觉到的隐秘的病痛，于是下决心找外国大夫检查检查。他认为拉丁国家的医生光会耍嘴皮子，不像科学家，更像土生土长的巫师。这个结论下得过早了。他的身体在萎缩，但是速度很慢，变化很细微，很隐蔽，谁也没有觉察出来。鞋得买小一号的，裤子得让人收紧一些，袖子得打上褶。有一天，他戴上一顶夏天没用过的圆帽，一试，连耳朵都盖住了。他这才大吃一惊，如果脑袋在缩小，思想也会越来越窄吧。美国大夫给他量过身高，分部位地为他称了体重，用英语问了几个问题。用一种针给他注射药剂，又用另一种针把药剂抽出来。给他拍片子，把他像手套似的翻了个个儿，把一个小灯泡塞进肛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纯粹是他的思想在作怪，劝他不要老想自己身体在萎缩，其实身材一直如此。也许是他梦见过自己身高一米八，穿四十二号的鞋子。闹到最后，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没耐性了。他返回国内，决定不再重视身材问题。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政治家，从拿破仑到希特勒，还不都是小个子。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米格尔正在花园里玩耍，阿曼黛和海梅一起坐在阳台上，显得更消瘦、眼窝更黑了，也没戴项圈和手镯。他什么也没问，在家里看到外人留宿，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八章

伯 爵

幸亏在那段时间里克拉腊和布兰卡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否则，年深日久，记忆淡薄，当时的事情会乱得一塌糊涂。世事纷纭，靠大量的信件，事实真相才得以保存下来。从接到女儿婚后第一封信起，克拉腊就猜测到和布兰卡分手的时间不会太长。她对谁也没说，只是收拾出一间最宽敞的向阳的屋子，把三个孩子用过的青铜摇篮也放进去，等着女儿回来。

布兰卡一直没向母亲说过她为什么同意出嫁，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进入中年以后，回过头来仔细一琢磨，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害怕父亲。从吃奶的时候起，她就知道父亲发起火来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于是养成了事事顺从他的习惯。怀孕以后，听说佩德罗第三已经不在人世，这才最后拿定主意。不过，从她同意嫁给让·德·萨蒂尼那天起，就压根儿没打算和他真正结为夫妻。她要想出种种理由推迟行房事，开头儿可以借口身体欠佳，以后再打别的主意。布兰卡认为，比起违抗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这样的父亲来，控制伯爵这样的丈夫要容易得多。伯爵不就是个足蹬羊羔皮靴、爱涂指甲油的人吗? 还愿意跟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成亲。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布兰卡意识到父亲和法国伯爵之间正在做一笔交易，对此她也没什么可说的。特鲁埃瓦要替外孙子找个姓氏，作为交换条件，他拿出一份丰厚的嫁妆，还答应让·德·萨蒂尼早晚能得到一笔遗产。布兰卡成了这笔交易的筹码，但她不准备把心和爱情交给丈夫。她还爱着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倒不是由于习惯使然，而是盼着能再见到他。

布兰卡和新婚丈夫在首都最豪华的旅馆里度过洞房花烛夜。特鲁埃瓦派人在洞房里插满鲜花，无非是要女儿谅解他几个月来向她施加的一连串粗暴惩罚。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布兰卡根本不必假装偏头疼。屋里剩下他们两个人时，让放弃了充当新郎的角色，既没有亲吻新娘的脖颈，也没有喂她鲜美的对虾。把他那种无声电影中奶油小生的翩翩风度完全丢在一边，简直成了布兰卡的兄长似的。他的确曾经当过布兰卡的兄长。那时候，他们在乡间散步，带着照相机和法文书，坐在草地上吃野餐。让走进浴室，在里面耽搁了好长时间。回到房间的时候，布兰卡早已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了。梦中她依稀看到丈夫脱下结婚礼服，换上黑绸睡衣，外罩一件庞培式丝绒便服。他戴上发网，以便保持无可挑剔的波浪发式，从他身上飘散出浓烈的英国香水气味。看样子，他并不急于和妻子交欢。他在床边坐下来，面带布兰卡熟悉的略带嘲讽的表情，轻轻地抚摸妻子的面颊。然后，用那不带卷舌音的别别扭扭的西班牙语解释说，他对夫妻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他只喜欢艺术、文学和科学珍闻，因此，决不会用丈夫的种种要求来打扰她。这样，他们可以一起生活，但决不胡来，而是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布兰卡这才松了口气，伸出胳臂，搂住丈夫的脖子，吻了吻他的面颊。

“谢谢你，让! ”布兰卡大声说。

“没什么。”让彬彬有礼地回答。

两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仿造的“帝国”式大床上，谈论起婚礼上的一些细节，筹划着未来的生活。

“孩子的爸爸是谁，你不想知道吗? ”布兰卡问。

“我呗。”让吻着布兰卡的前额说。

两个人背对着背，各睡一边。清晨五点钟，布兰卡醒来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布置在洞房里的鲜花散发出甜腻腻的香气，熏得她胃里一个劲儿翻腾。让·德·萨蒂尼陪她到盥洗室。布兰卡弯着腰，俯在马桶上面，让托住她的前额。然后，让扶她躺好，把鲜花扔到走廊上。天亮前，他读起马尔基斯·德·萨德的《闺房哲学》，没再睡觉。布兰卡在梦中舒了口气，心想跟一个知识分子结婚的确妙极啦。

第二天，让到银行去，把岳父给他的支票兑成现金。他几乎花去整整一天的时间跑遍市中心各家商店，采办和他时下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新郎的用品。布兰卡在旅馆的门厅里等腻了，决定先去看望妈妈。她戴上最漂亮的礼帽，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街角大宅院。家里人正在默默地吃早饭，还在为突如其来的婚礼和近来的吵嘴忿忿不平，累得疲惫不堪。看见布兰卡走进饭厅，父亲叫了一声，叫得人毛骨悚然。

“我说孩子，你来干什么! ”他大吼一声。

“不干什么……来看看你们……”布兰卡吓得嗫嗫嚅嚅地说。

“你疯啦! 要是有人看见，会说在蜜月里你就让丈夫给休了，你知道吗? 会说你不是处女! ”

“本来就不是嘛，爸爸。”

埃斯特万扬起手，要给她一个嘴巴。海梅挺身而出，往前一站，埃斯特万只好骂了声“蠢货”。克拉腊神情自若地把布兰卡拉到一把椅子上，给她递过一盘加剌山柑酱的冷鱼。埃斯特万还在大喊大叫，尼占拉斯跑出去叫了辆车，送布兰卡去找她丈夫。克拉腊母女趁这工夫像往日那样嘁嘁喳喳地说了些私房话。

当天下午，布兰卡和让乘火车来到港口。在那儿登上一艘英国海轮。让下身穿一条雪白的亚麻布裤，上着一件水手穿的藏蓝色外套。

布兰卡身穿藏蓝色裙子和精工缝制的雪白上衣。两人的衣着十分协调。四天后，轮船把他们送到北部最荒僻的一个省份。当时正值午睡时刻，天气干热，让人感到憋闷。他们的华美的旅行装和鳄鱼皮箱子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让·德·萨蒂尼把妻子临时安顿在一家旅馆里。然后忙着去找一幢和目前收入相称的住所。外省的社会圈子本来不大，二十四小时后大家便都获悉，一位真正的伯爵来到他们中间。这样一来，让的事情好办多了。他租下一座古老宅院，是合成代用品发明前硝石时代的一位大财主的私宅。代用品发明后，整个地区才一蹶不振。宅院一直荒废着，和其他东西一样显出破败的景象，需要好好修缮修缮。不过，昔日的威势和上世纪末建筑艺术的魅力仍然原封未动地保持下来。伯爵按照自己的口味把宅子装修一新。屋里摆上几只冒牌的中国大瓷瓶，瓶里插的不是鲜花，而是几片着色的鸵鸟羽毛；挂起几幅带花边和流苏的锦缎帷幔；床上放了几只带穗子和绒球的大枕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金黄色的隔扇和屏风；几个立式灯更是别出心裁，灯架是瓷制的阿比西尼亚黑人，大小和常人相仿，半裸体，脚穿拖鞋，脑袋上裹着包头布。这番精心布置显得又古怪又老气。布兰卡习惯于乡间生活和父亲那套传统的简朴，看见这些摆设不由得大吃一惊。屋里整天拉着窗帘，昏昏暗暗，倒也能挡住沙漠地区刺眼的日光。让在屋角里摆了几只东方香炉，点上香草和线香。一开始，熏得布兰卡直反胃，不过很快她也就习惯了。伯爵雇了几名印第安仆人、一名做饭的胖厨娘。他教给身材高大的厨娘制作他喜欢吃的加许多佐料的菜汤。还雇了一名不识字的跛足女用人专门服侍布兰卡。伯爵发给每个人一套乐队穿的制服，只是没法让他们穿鞋子。他们惯于光着脚走路，穿鞋子受不了。布兰卡觉得住在这座宅院里很不舒服。她信不过那些面无表情的印第安人。他们干起活儿来疲疲沓沓，背后似乎还在嘲笑她。个个像幽灵似的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悄然无声地在房间里到处滑动，几乎总是无事可干，闲得发烦。布兰卡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答腔，好像听不懂西班牙语。他们之间老是嘀嘀咕咕，或者用山区的方言交谈。每当布兰卡对丈夫谈起在用人当中看到的种种怪事，伯爵总是说印第安人习惯如此，甭答理他们。克拉腊在信里也是这么说。有一天，布兰卡看见一个印第安人穿了双老式怪鞋。鞋跟是歪的，鞋带是用天鹅绒做的。印第安人那双长满老茧的大脚紧紧地箍在鞋里，一走一晃荡。她把这件事告诉克拉腊。克拉腊在回信里开玩笑说：“孩子，你看见的只是幻象。沙漠里天气炎热，你又身怀有孕，而且还暗自希望过上和你丈夫出身门第相当的伯爵夫人的生活，自然会出现幻象。”又说，对付路易十五式鞋子的灵丹妙药是冲个冷水澡，再喝杯母菊浸剂。还有一回，布兰卡在盘子里发现一只小小的死壁虎，差点儿吃到嘴里去，吓得她半天说不出话来。缓过劲儿来以后，把厨娘喊来，用瑟瑟发抖的手指了指盘中物。厨娘摇晃着满身肥肉和两条漆黑的辫子走过来，一句话没说，把盘子撤了下去。等她转回来的时候，布兰卡恍惚瞥见丈夫和厨娘会意地挤了挤眼。当天夜里，布兰卡直到很晚也睡不着，反复思量着刚才亲眼看到的事情。天刚发亮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全是想出来的。还是母亲的话有道理，天气炎热，身怀有孕，把她弄昏了头。

宅院最边上的几间屋子，让用来满足他的照相癖。把灯、三角架、机器全都安放在里面。他嘱咐布兰卡不经同意千万不要进入他称做“实验室”的那几间屋子。据他说，自然光一进去，胶片就会曝光。让把门锁上，钥匙挂在赤金怀表的链子上。其实，这套防范措施根本用不着。布兰卡对周围的东西毫无兴趣，更不用说照相了。

布兰卡越来越胖，性格也越来越变得像东方妇女那样娴静。丈夫想拉她参加社交活动，出席晚会，乘车兜风或是鼓动她布置新家，都碰了壁。布兰卡身体笨重，变得落落寡欢，而且老是累得不行，只能躲在一边绣花，织衣物。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她要睡觉。醒着的时候，就裁剪衣服上的小零碎，准备做一套玫瑰红的衣服。她确信准会生个女孩。正像母亲怀她的时候一样，布兰卡也找到了和腹内胎儿交谈的办法，时常默默地、不停地和胎儿对话。在信中，她记下了孤独的忧郁生活。提到丈夫，她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好感，把他说成是个细腻的、谨言慎行的、受人尊敬的人。就这样，布兰卡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一个神话，让．德．萨蒂尼几乎是个王子。只是她有意不讲让用鼻子吸可卡因、天天下午抽大烟的事。她知道对这种事父母亲是无法理解的。宅院的一溜偏房全归布兰卡使用。她把卧室安置在那儿，为女儿出生准备下的东西也堆放在那里。让说，那些衣服足够五十个孩子穿的，玩具足够五十个孩子玩的。布兰卡唯一的消遣是到城里逛那几家商店。只要看见婴儿使用的玫瑰红的物件，她都要买下来。白天，她忙着绣襁褓，织毛线袜，装饰婴儿衣服，整理一摞一摞的衬衣、罩衣和尿布，反复修饰绣花床单。午睡过后，给妈妈写信，有时候也给海梅弟弟写信。日落西山，气候凉爽一些，她到周围走一走，活动活动麻木的腿脚。晚上，和丈夫在家里的大饭厅会面。站在屋角里的瓷制黑人用彩色灯光照亮饭厅。他们俩分坐在餐桌两端，桌上铺着长条桌布，摆放着全套玻璃餐具，装点着一些假花。当地十分干燥，根本没有鲜花。伺候他们吃饭的一直是那个表情冷漠、不言不语的印第安人。他嘴里老是嚼着墨绿的古柯叶丸，就靠这个活着。和一般用人不同，他在家里不担当任何专门差事。伺候吃饭也不是他的专长，既端不好盛菜的大盘子，又不会摆弄餐具，常把食物随随便便地丢给主人。有一次，布兰卡不得不告诉他，往盘子里放土豆的时候不要用手抓。可是，让·德·萨蒂尼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相当器重他，训练他给自己在“实验室”里当帮手。

“他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还拍什么照片。”布兰卡知道后说。

他就是那个布兰卡恍惚看到穿过路易十五式鞋子的人。

开头几个月，婚后生活过得十分恬静，但又令人乏味。布兰卡天生喜欢孑然一身，离群索居。这阵子，越发如此。她拒绝参加社交活动。让．德．萨蒂尼经常收到好多请帖，只好独自去赴会。回到家里以后，当着布兰卡的面，用揶揄的口吻大谈那些陈腐守旧的老式家族如何附庸风雅，像小姐们戴兜帽啊，绅士们披披肩啊，等等。布兰卡不怕过闲散生活，她有这份儿天分。丈夫呢，专爱找些小乐子。找乐子嘛，就得花钱，很久以来他只好忍痛割舍了。现在是天天晚上上赌场。布兰卡估摸着他一准是输掉了大笔大笔的钱。每到月底必有债主排着队上门儿讨债。让对家庭经济的想法非常特别。他买了一辆最新式小轿车，座位上铺着豹皮，饰物一律金灿灿，只有阿拉伯亲王才用得起。方圆多少里内从来没见过如此宽大、豪华的车子。他组建起一个收买古玩的秘密联络网，尤其是买进他特别喜爱的巴罗克式法国瓷器。还把成箱成箱的高级酒运进国内，通过海关的时候从未遇到过麻烦。走私物品从旁门运进家里，然后原封不动从正门发出去，分送到其他地点。让在那些地方或者和人秘密聚会把酒喝掉，或者高价出售。他们俩从不在家中会客。过了几个星期，当地的太太们都不来找布兰卡了。据传，布兰卡为人高傲、骄慢，而且身体不好，这样一来，大家都对法国伯爵更加同情，说他是位逆来顺受、颇能容忍的丈夫。

布兰卡和丈夫相处得不错。只在她查问家庭经济状况的时候，两个人才拌几句嘴。让一方面大手大脚地买进瓷器，乘坐那辆带豹皮纹的汽车到处兜风，一方面又没钱打发那个开杂货店的中国人，没钱给这么多用人开工钱。布兰卡实在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让借口这种事该由男人负责，不愿意多谈。他还劝布兰卡不要让弄不懂的问题把她那麻雀般的小脑瓜儿塞得满满的。据布兰卡揣想，让- 德·萨蒂尼可以无限制地从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那儿支钱。既然谈不到一块去，索性不管这些麻烦事了。宅院周围尽是荒漠；在身边活动的尽是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稀奇古怪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布兰卡好似一枝从外地移栽来的花朵，只能自生自灭。时常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她甚至怀疑自己的理智。在她眼里现实变得模模糊糊，烈日抹去一切色彩，使周围的东西失去原形，人也变得影影绰绰。

在那昏昏沉沉的几个月当中，胎儿在母腹中成长，布兰卡忘掉了天大的不幸。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心急如焚地思念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而是沉湎于对往事——往事随时浮现在她脑海里——淡淡的甜蜜的回忆中。她的性欲麻木了。时常觉得自己飘浮在一团云雾之中，没有痛苦，没有欢乐，孤身一人，远离尘世的俗物，只有女儿做伴儿。这样，即使偶尔想起自己的厄运，也觉得心满意足了。布兰卡甚至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爱的能力，肉体的火焰彻底熄灭了。她一连几个小时眺望窗外苍白的景色。她的家坐落在市区边缘，周围有几株在沙漠的无情摧残下长得勾勾巴巴的小树。北面，风力强盛，寸草不生，只见一片辽阔的荒原。光波上下浮动，远山和丘陵似乎不停地战栗。白天，赤日炎炎，闷得她喘不过气来。夜晚，拥着被子还冻得浑身打战，只好用暖水袋和毛披肩抵御严寒。她抬头仰望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寻找云彩的踪影，盼着哪怕下几滴雨也能减缓减缓荒凉的谷地里的压抑气氛。几个月过去了，天天一个模样。只有读读母亲的来信，才能排遣一下烦闷。信中谈到父亲的政治活动、尼古拉斯的疯疯癫癫和海梅的奇怪举止。说海梅成天像个神父，可眼睛里明明流露出爱情的光芒。在一封信里，克拉腊劝布兰卡再去烧制陶瓷小人，免得两手闲得难受。布兰卡试了试。她让人找来在三星庄园里惯用的那种特别的黏土，把厨房后面当作坊，派两个印第安人搭起一座烧制陶瓷小人儿的窑炉。让．德．萨蒂尼对布兰卡的艺术雅兴着实挖苦了一番。还说，要想手不闲着，不如织织短筒袜子，学做千层糕。最后，布兰卡还是把这个活儿丢下了，倒不是因为怕丈夫笑话，而是无论如何比不上印第安人的古老的制陶技术。

让跟当初养毛丝鼠一样兢兢业业地做生意，比那时候干得更漂亮。当地有位德国神父，花了三十年时间到处挖掘印加人的遗物。除他之外，没人关心这些玩意儿，认为没什么商业价值。政府严禁买卖印第安人古代文物，只给神父发了特许证，授权他征集文物，送进博物馆。让在博物馆积满尘土的玻璃柜里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他和德国神父一起待了两天。神父干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知音，心里十分兴奋，把那套渊博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让。让这才学会了如何确定埋葬品的时间；学会了如何区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掌握了通过一般人视而不见的迹象在沙漠里寻找墓葬的方法。最后，他得出结论：尽管这些玩意儿不及埃及古墓那样金碧辉煌，至少也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在得到必要的情报后，他立即组织起印第安人小分队，把神父在考古工作中未曾留意的东西全都挖掘出来。

经过长期埋藏，精致的陶器泛绿了。让把陶器藏在印第安人的包裹里和大羊驼的褡裢里，源源不断地往家里运，很快堆满了隐秘存放的地方。布兰卡看见古陶器在屋里堆积起来，陶器的造型使她大为吃惊。她捧起陶器，出神地抚摸着。看见他们用稻草和纸张把陶器包起来，送往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她痛苦极了。她觉得这种制陶技术太精湛了，自己那些小怪物不配和古陶器摆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她才把作坊丢在一边。

印第安陶器是民族的历史遗产，倒卖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让．德．萨蒂尼手下有几个印第安人小分队。他们从地势复杂的山口偷越国境到这边来干活儿。手头儿没有普通人的身份证，一个个粗俗不堪，寡言少语，难以捉摸。这些人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布兰卡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都说是那个伺候主人吃饭的印第安人的堂兄弟，确实大家长得都挺像。他们很少在家里待着。大部分时间在沙漠里，随身只带一柄挖沙子的铁铲，嘴里嚼着保命的古柯叶丸。有时候，他们挺走运，在印加人的村落找到半露出地面的废墟，很快，伯爵家的地窖里就堆满偷挖出来的物件。在寻找、运输这些文物和作为商品倒卖的过程中，让显得慎而又慎，布兰卡完全可以肯定在丈夫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非法的勾当。让解释说，政府对沙漠里脏乎乎的坛坛罐罐和用石头子儿串成的可怜巴巴的项链十分敏感。为了不在官僚机构办理没完没了的手续，他宁肯用自己的办法做买卖。在某些从中渔利的海关检查员的协助下，把东西装在贴着苹果商标的箱子里运出国门。

对这些东西布兰卡不大在意。她关心的是那些干尸。在过去的日子里，妈妈在三条腿的饭桌上呼唤亡灵，布兰卡也学会和死人保持密切接触，很熟悉他们。亡灵的透明影子在父母家的走廊上踱来踱去，在衣柜里吱吱作响，在梦中预言吉凶祸福或告知彩票中奖号码，对此她都习以为常了。而干尸则是另一回事。尸体缩成一团，包在碎成布条、沾满灰尘的破布里，手上尽是皱纹，干瘪的脑袋焦黄焦黄的，眼皮缝在一起，脑后的头发稀稀拉拉，嘴上没有嘴唇，龇出一个永不消逝的可怕的苦笑。干尸那股陈年的腐臭气和凄惨的可怜相儿搅得布兰卡心神不安。干尸很难碰上。印第安人难得带回一具两具。他们扛着贴有陶器标签的大罐子，面无表情，脚步迟缓地走回家来。房间里所有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免得一阵风把干尸化成灰土。让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罐子里的干尸露出来了，好似一个奇形怪状的果核。干尸包在破布里，收缩成胎儿的模样，随身带着可怜的殉葬品，像用牙齿串成的项链和布娃娃。干尸比从坟墓中找到的其他物品要金贵得多，私人收藏家和外国博物馆愿意出大价钱。布兰卡暗自问道：哪种人会收集死人呢? 放在哪儿呢? 她不能想象在客厅的摆设当中能放上一具干尸。可是，让·德·萨蒂尼说，对一个欧洲百万富翁来说，放在玻璃盒子里的干尸比什么艺术品都更贵重。干尸很难投放市场，很难运输和通过海关。有时候，要在家中的地窖里放上几个星期，等待机会运往国外。布兰卡时常梦见干尸，产生幻觉。她恍恍惚惚地看见干尸用脚尖在廊道里走动，好像偷偷摸摸的狡猾的小精灵。布兰卡关上屋门，用床单蒙住头，一连几个小时不敢动弹，浑身打颤，嘴里不停地祷告，脑海里不住气地叫“妈妈”、“妈妈”。她在信中把事情经过告诉给克拉腊。克拉腊回信说，令人害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尽管干尸名声不好，可从未听说干尸会伤害人。相反，他们生性怯弱。母亲这番话给布兰卡壮了胆，她打定主意窥探一下干尸的行动。她把屋门打开一半，闷声不响地等他们出来。很快，她觉得的的确确看到几具干尸在房间里的地毯上拖着婴儿般的小脚踱来踱去，像小学生似的嘁嘁喳喳地说话。天天晚上，三三两两地结成一伙，朝让·德·萨蒂尼的摄影“试验室”方向走去。有时，她仿佛听到几声呻吟，虚飘飘的，好似来自坟墓，吓得她不能自持。布兰卡一迭声地喊丈夫的名字，可是让没有过来。她心惊胆战，不敢穿过院落去找他。待到天色微明，布兰卡方才镇定下来，控制住万分激动的神经。意识到夜间的烦恼起因于母亲遗传给她的狂烈的想象力。但是，到了夜幕低垂，骇人的景象又重复出现。有一天，随着黑夜的降临，她的情绪越来越紧张，实在挨受不住，才跟让讲了干尸的事。当时，他们正在吃晚饭。布兰卡讲了干尸如何走动，如何悄悄低语，闷声呻吟。让·德·萨蒂尼手里拿着叉子，张开嘴，听得呆若木鸡。那个伺候主人吃饭的印第安人正端着托盘走进饭厅。一听这话，猛地绊了一下，烧鸡滚落到一把椅子底下。让立刻鼓动如簧之舌，振振有词，斩钉截铁地说，是布兰卡的神经出了毛病，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全是她受惊后胡思乱想所致。布兰卡假装同意这套说辞。可她觉得丈夫反应如此之强烈的确令人起疑。平时他对布兰卡提出的问题从不在意。用人那张脸一时间失去了平日那种泥塑木雕般的呆板表情，两眼朝眼眶外鼓了鼓。这副表情也很可疑。布兰卡心中盘算：是时候了，一定要彻底查清四处游动的干尸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天夜里，她告诉丈夫想服一片安眠药，好睡上一觉。说完，就早早告退了。实际上，她喝下一大杯咖啡，站在门旁边，打算监视几个小时。

约摸半夜时分，布兰卡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探出脑袋。就在这工夫，只见一个小小的黑影弓着腰在走廊尽头一闪而过。这一次，布兰卡很清醒，知道不是在做梦。只是她身子重，用了近一分钟才走到廊道。夤夜，沙漠中寒风飒飒，古旧的嵌板式顶棚嘎嘎作响，窗帘被吹得鼓胀起来，好似大海中扬起的黑帆。布兰卡小时候常在厨房里听老奶奶讲妖怪的故事，从小儿起，就害怕黑暗，可又不敢点灯，怕把四处游动的小小干尸吓跑。

蓦地，一声强行压抑的沙哑的呼喊冲破了深夜的静谧，声音好似发自棺材底部，至少布兰卡的感觉是这样。坟墓深处的东西猛然涌现在她眼前，逼得她招架不住，难以动弹。心脏怦怦地跳动，仿佛要跳出嗓眼儿。耳边又响起一声呻吟，她才从昏沉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鼓起劲一直走到让·德- 萨蒂尼的“实验室”门前。推了推门，门上着锁。布兰卡把脸贴在门上，分明听见屋里有人窃窃私语，还夹杂着闷住气的喊叫声和嬉笑声。疑团解开了，原来干尸竟是这么回事。布兰卡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情坦然了，不是她的神经出了毛病，而是丈夫的密室里发生了非常丑恶的事情。

第二天，布兰卡等着让·德·萨蒂尼仔仔细细地梳洗打扮，慢慢腾腾地吃完早饭，逐版地翻阅报纸，直到最后一页，然后离开家，照例去散步。她呢，快要做妈妈了，显得又安详又淡漠，丝毫没有透露出要采取大胆行动的意思。让出去后，她把穿高跟鞋的印第安人叫来，第一次命令他去办件事。

“你到城里去，给我买点儿蜜饯番木瓜。”布兰卡干巴巴地命令说。

印第安人慢吞吞地走了，这个种族的人都是这么慢慢腾腾的。布兰卡和其他用人留在家中。对这些人她也心怀恐惧，但不像害怕那个像宫廷侍臣似的奇怪的家伙。她盘算着，在印第安人回来前还有两个小时，不必匆忙行事，可以从从容容地行动。她拿定主意一定要弄清游动干尸的秘密。布兰卡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尸”不敢瞎胡闹，于是走到“实验室”门前，本希望没有上锁。低头一看，门和平时一样还是锁住了。她把所有的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把合适的。她从厨房里拿来那把最大号的刀，把刀塞进门轴儿里，开始用力撬，直到把门框上的干木头撬碎。门扇松动了，屋门打开了。损坏的地方是无法掩饰的。布兰卡心里明白，要是丈夫看见了，她势必得讲出点理由来。作为家庭主妇，她有权了解家里发生的事情，布兰卡觉得有这条理由也就足够了。二十多年来，看见三条腿的桌子跳舞，听到母亲预言那些难以预见的事情，她都能不动声色，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可是，一跨进门槛，布兰卡还是不由得浑身直打冷战。

布兰卡摸着黑儿找到开关，拉亮了电灯。屋子很宽敞，四壁涂着黑漆，窗户上挂着厚厚的黑窗帘，一丝光线也透不进来。地上铺着厚实的暗色地毯。举目四望，到处是聚光灯、电灯和灯罩。还是在老佩德罗·加西亚的葬礼上，布兰卡第一次看到让摆弄这些玩意儿的。当时，他兴冲冲地先给死人拍照，又给活人拍照，最后把大家惹火了，农民把胶片扔在地上，直用脚踩。布兰卡惴惴不安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她绕过箱子朝前走了几步。箱子打开着，里面有各个时代装饰着翎毛的衣服、拳曲的假发和华丽的帽子。在一根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金黄色吊杆前，布兰卡站住脚步。吊杆上挂着一个卸掉四肢的模特儿，大小和普通人一样。布兰卡还看到屋角有一只涂了防腐油的死羊驼，桌上散放着几瓶琥珀色的酒，地上还有几张奇异的兽皮。不过，最让她吃惊的还是那些照片。一见照片，布兰卡惊得目瞪口呆。在让·德·萨蒂尼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让人看了难受的色情照片，暴露了丈夫的隐秘的本性。

布兰卡是个反应迟钝的人，看了好半天才弄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些什么东西，她在这种事情上还缺乏经验。她和佩德罗第三一起走过一条漫长的路。乡村里，寂静无声，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他们不慌不忙，心情舒畅地走过树林、麦田和小河。直到最后阶段，才水到渠成，体验到什么是男女爱情。她没来得及经历少女的烦躁。在学校里，女学生们偷偷地阅读违禁小说，成天想的是情意绵绵的美少年和春心萌动的处女，而她却坐在修女院的洋李树荫下，闭上眼睛，准确无误地温习着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起度过的美妙时光。佩德罗第三把她拥在怀中，充满柔情蜜意，拨动了她深藏的心弦，就像拨动他那把吉他。本能刚刚觉醒，就得到了满足，因此从未想过热恋还会有其他形式。比起她期望看到的专爱惹是生非的干尸来，那些不堪入目的乱七八糟的场面更是令人干百倍惊愕。

布兰卡从照片上认出家里雇用的所有仆人的面孔。印第安奴仆一个不漏，全在上面。人人赤身露体，就像上帝把他们送到世上来那种样子，或者胡乱披着戏装。她看到有厨娘的相片，看到涂防腐油的大羊驼骑在跛足的女用人身上，看到那个伺候他们吃饭的面无表情的印第安人，像初生婴儿似的光着身子，汗毛稀少，两脚短小，石雕似的一张脸，一副呆板的表情。

一时间布兰卡简直不知所措，最后，一阵恐惧感攫住了她。她竭力冷静下来，好好思索思索。记得新婚之夜让·德·萨蒂尼说过，他对夫妻生活没什么兴趣。此时，布兰卡才明白这番话的含义。她也隐隐约约地悟出了为什么那个阴鸷的印第安人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为什么用人们背地里嘲笑她。她觉得自己成了被押解到地狱门口的俘虏。这当儿，胎儿在她腹中动弹了一下。布兰卡像听到警钟似的打了个冷战。

“孩子! 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布兰卡捧住肚子，大声说道。

她跑出“实验室”，闪电般地穿过院落，直跑到街头。中午，天气酷热，阳光刺眼，布兰卡才恢复了现实感。她很清楚，肚子里怀着九个月的孩子，她不可能走出很远。于是，又折回房间，把能找到的钱全都带上，从给孩子准备的华丽的衣服里抽出几件，打成个小包袱，然后朝车站走去。

布兰卡坐在月台的一个粗陋的木凳上，怀里抱着包裹，张大惊恐的眼睛。需要等上几个小时，火车才能到站，她咕咕哝哝地祈祷着，但愿当伯爵回到家里看到“实验室”的门被拆了，不会出来拼命找她，强令她回到笼罩着一片妖气的印第安人王国，但愿火车加快速度，准点到站；但愿婴儿先不要在腹中‘躁动，弄得她五内如焚，容她赶在婴儿出生前回到父母家中；但愿自己有足够的力气顶住这两天不停歇的长途跋涉；但愿生的愿望能压倒突然袭来的可怕的忧伤。布兰卡咬紧牙关等待着。

第九章

小姑娘阿尔芭

阿尔芭是逆产。这可是个好兆头，一辈子福星高照。外祖母克拉腊在孩子后背上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块星状黑痣。大凡到世间来享清福的人都有这样的黑痣。阿尔芭出生后第二天，克拉腊向大家宣布：“甭为这孩子操心。她准有福气，准能过好日子。皮肤错不了，一辈儿传一辈儿嘛。我都这么大岁数啦，还没有皱纹呐，从来没长过疙瘩。”大家一听这话也就不为她今后如何生活操心了，反正星辰相合，小姑娘造化大着呐。在黄道十二宫中，小姑娘处在狮子座。外祖母仔细看了天宫图，用白颜色在一本黑纸相册上记下了她未来的命运。把小姑娘的几绺绿色胎毛和落草后不久剪下的指甲也粘在相册上，还贴上几张能看出她当时模样儿的相片。小家伙个头儿特别小，脑袋光秃秃的，皮肤白皙，皱皱巴巴，只有那双黑漆漆、亮晶晶的眼睛从摇篮时期就有一种老成睿智的表情。孩子的生身之父就有这么一双眼睛。母亲的意思是管她叫“克拉腊”。可外祖母不同意家里人重名，认为那样会把她的生活记事本搅得乱七八糟。于是，大家到同义词词典里去找，发现在一系列表示“明亮”的同义词当中最后一个是“黎明”。好多年后，阿尔芭想，一旦自己有了女儿，再找到一个既表示同样含义又能当名字用的词儿就很难了，也曾为此焦急万分。布兰卡提出可以用外语嘛，这样一来，选择面就宽多了。

下午三点钟，窄轨火车行驶在沙漠腹地，阿尔芭差点儿生在火车上。真要是那样，照天宫图来看可就要了命了。幸好她在妈妈的肚子里又坚持了几个钟头，总算出生在姥姥家里。日期、生辰、地点和星位恰恰相宜。布兰卡事先没打招呼，突然回到街角大宅院。她浑身是土，披头散发，眼圈儿发黑。阿尔芭躁动着要出来，疼得她弯腰折背，脑袋几乎碰着地。她拼命敲门。门一打开，她像阵狂风似的冲了进去，一步不停直奔缝纫室。克拉腊正在里边给未来的外孙女儿缝制最后一件精致的小衣服，只剩下几针了。经过长途跋涉，布兰卡一进屋就摔倒在地上，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只听汩汩汩一阵水响，她觉得肚子似乎炸裂开来，好像全世界的水都从她两腿间滚滚流出。克拉腊叫喊了几声，用人们和海梅闻声赶来。这几天，海梅正在家里追求阿曼黛。大家七手八脚把布兰卡挪到克拉腊的房间里，撂在床上，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扯下来。这工夫儿，阿尔芭开始露出了小小的身体。海梅舅舅在医院里接过几次生。他用右手使劲抓住阿尔芭的屁股，左手手指伸进去，探寻婴儿的脖子，解开勒在脖子上的脐带，帮她出生。听到喧闹声，阿曼黛也急忙跑来，用全身力气挤压布兰卡的肚子。克拉腊俯下身体，盯住女儿痛楚的面庞，把蒙着纱布的茶叶过滤器凑近她的鼻子，滴入几滴乙醚。阿尔芭很快就落草了。海梅从她脖子上摘下脐带，把她头朝下举在空中。只听“啪啪”两巴掌，阿尔芭这才喘过气来，开始了痛苦的人生旅程。阿曼黛从书上读到过有关非洲部落习俗的内容，也主张返回大自然。她从海梅手里夺下初生婴儿，满怀爱怜地把她放在母亲温暖的腹部，为她排遣一下初到人间的悲苦。母女俩赤身露体，抱在一起，稍事休息。其他人忙着打扫产房，更换床单，给孩子铺上第一块尿布。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谁也没有注意到大衣柜里藏着个小米格尔。他战战兢兢地不敢动弹，从半开半闭的柜门后面看到了接生的场面。只见从一个布满青筋、顶着根脐带的肉球里出来一个裹着淡青色眙膜的紫微微的小娃娃。这个场景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不能忘怀。

阿尔芭在户口簿和教区档案里登记的时候，用的是父亲的法国姓。但是她一直不用这个姓，因为母亲的姓拼读起来要容易得多。外祖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赞成这种坏习惯。一有机会就要说，孩子的爸爸尽人皆知，他的姓又受人尊敬，可偏偏要用妈妈的姓，好像孩子来路不正，生得不光彩似的，岂不是自找麻烦? 伯爵是阿尔芭的生身之父，埃斯特万不许任何人怀疑这一点。外孙女儿闷声不响地在家中蹒跚学步，显得笨手笨脚。埃斯特万却不顾常理，硬是希望早晚有一天能在外孙女儿身上看到法国伯爵的潇洒风度和温文尔雅的仪表。克拉腊闭口不谈这事。过了很久，有一次她见外孙女儿在花园里破损的雕像间玩耍，猛然觉出她和家里的人都不大像，更不像让·德·萨蒂尼。

“她那双老成持重的眼睛究竟像谁呀? ”外祖母问。

“像她爸爸那双眼睛。”布兰卡不经意地回答说。

“是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吧，我估摸着。”克拉腊说。

“嗯。”布兰卡承认了。

在家庭里谈及阿尔芭的父亲只有这么一次。正像克拉腊在笔记本上写的那样，此事完全无关紧要，反正让·德·萨蒂尼已经从生活中消逝了。谁也没再听到他的音信。当时，布兰卡既没有独身女子的自由，又要受到已婚女子的种种约束，可她又没有丈夫。按说为了摆脱尴尬处境也该打听打听让的下落，然而谁也没去费这份儿心思。阿尔芭从来没见过伯爵的照片。妈妈把犄角旮旯搜寻了一遍，伯爵的照片见一张撕一张，连两个人挎着胳臂的结婚照也没留下。她打定主意要把那个同她结过婚的男人彻底忘掉，自当世上没有过这个人。她不再提起伯爵，也绝口不谈为什么逃离夫家。克拉腊曾经当过九年的哑巴，深知沉默不语的好处。她不但不向女儿打听，还帮她把让·德·萨蒂尼从记忆中抹掉。她们告诉阿尔芭，父亲是位高贵的绅士，聪颖过人，不幸得了热病，死在北方的沙漠里。童年时代，阿尔芭整天接触的是平淡无奇的真实生活，子虚乌有的东西不多，这算是其中一件吧。比如，当时有人说孩子是从圆白菜里出来的，或是白鹤把他们从巴黎运来的。海梅舅舅告诉她，这些话全是瞎说八道。尼古拉斯舅舅也告诉她，所谓“东方博士”、仙女和大老妖都是神话中的人物。阿尔芭在噩梦里见到过死去的父亲。她梦见一个漂亮的青年，一身素装，足蹬白色漆皮鞋，头戴草帽，顶着毒日头在沙漠里赶路。她梦见行路人经不住酷热，浑身发烧，舌敝唇焦，步子越跨越小，踉踉跄跄地越走越慢。走着走着，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上，爬起来，又跌倒了。他在滚热的沙子里爬了一段路，最后躺在一望无际的灰白的沙丘间，兀鹰在他失去生气的身体上方往返盘旋。这个梦她做过多次。好多年后，有人让阿尔芭到市立停尸所去认一具尸体，据说可能是她父亲，当时她着实吃了一惊。那时候，阿尔芭已经长成一个勇敢的姑娘，胆子挺大，对各种逆事早就习以为常。她独自一人来到停尸所。一个戴白围裙的实习医生出来接待她，领着她穿过那所古老建筑的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四壁涂着灰颜色，里面寒气逼人。戴白围裙的人打开巨大的冷库铁门，取出一只冰屉，上面躺着一个老人，肿胀的身体呈青紫色。阿尔芭仔细观看这具尸体，看不出和她多次梦见的形象有丝毫相似之处。她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样子像个邮差。盯住手看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温文尔雅、聪颖过人的高贵的绅士的手，而是不屑一谈的普通人的手。可是，此人身上带的证件却确凿不移地证明那具青紫色的可怜尸体就是让·德·萨蒂尼。他不是像阿尔芭童年在噩梦中看到的因患热病死在黄惨惨的沙丘，而是年岁大了，过大街的时候死于中风。这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克拉腊活着的时候，阿尔芭还是个小姑娘，街角大宅院是个封闭的世界，阿尔芭处处有人保护，连做噩梦也有人保护。

阿尔芭出生后不到两个星期，阿曼黛离开了街角大宅院。她的体力恢复了，没费什么劲就猜透了海梅的心思。她拉着小弟弟的手飘然远行，就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不露声色，悄然无声。大家见不到她，唯一能找到她的人也没去找，因为他不想得罪弟弟。好多年后，海梅又和阿曼黛不期而遇，然而为时已晚。阿曼黛走后，海梅大失所望，又埋头读书，工作，过起原来的隐士生活，几乎不在家里露面。他不再提起姑娘的名字，并且和弟弟一直保持着距离。

家里添了外孙女儿，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性情也变得温柔些了。变化虽然难以觉察，克拉腊还是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了。看见小姑娘的时候，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眼睛就闪闪发亮；给孩子买来贵重的礼品；一听孩子哭，就面露不悦之色。不过，他对布兰卡还是那么疏远。父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融洽，自从倒霉的婚事以后更见恶化。只是因为克拉腊一定要大家保持和睦，父女俩才能在同一屋顶下过活。

那时候，埃斯特万家几乎所有的房间都住上了人。全家人天天和客人们一起进餐。餐桌上还留出空位子，以备不速之客光临。大门整天大敞四开，一任亲友、宾客进进出出。正当特鲁埃瓦参议员为改变国家命运尽心竭力的时候，他的妻子却灵巧地航行在社会生活的激流之中，同时也灵巧地航行在精神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年岁大了，练的机会多了，克拉腊越来越善于猜透隐秘的事物，挪动远距离的东西。情绪一亢奋，她很容易进入惝恍状态，坐着椅子在屋里到处转悠，仿佛椅子座儿下面安了一部隐形发动机。那时候，家里人大发善心，收留了一个没饭吃的画匠。为了报答居亭的恩情，他为克拉腊画了一幅像，这是留传至今的唯一一幅画像。很久以后，穷苦的画匠成了大师。如今这幅画像收藏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有一段时间，为了让受迫害的人吃上饭，家里不得不变卖家具、摆设。这幅画像也和其他许多艺术品一样流到国外。在画上可以看到一位中年女子，一身白衣，满头银发，面露甜蜜的表情，像荡秋千时那样愉快。她正躺在一把摇椅上歇息。摇椅离开地面，悬在半空，飘浮在绣花帷幔之间。一个大瓶子口儿朝下在空中飞舞，一只胖乎乎的黑猫像位大老爷似的在那儿观赏周围的东西。博物馆的编目里说，这幅画受到夏加尔的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这幅画百分之百地符合画家在克拉腊家中看到的真实情况。时代使然嘛! 当时，人类神秘莫测的力量和上天的善意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作用，超过物理学和逻辑学规律的限制，造成出人意料的情况，克拉腊通过心灵感应和做梦同游魂、同冥间息息相通。此外，她还在空中悬挂起一只摆锤，桌子上按顺序排开一个字母表。摆锤自动地摆来摆去，指着下面的字母，组成以西班牙语和世界语书写的信件。这说明，阴间人感兴趣的只是这两种语言，而不是英语。克拉腊把这个意思写进一封信里，交给讲英语国家的大使，但是一直没得到回答。她给先后几任教育部长也写过信，阐明她的理论，即在学校里不要教英语、法语这类水手、小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语言，而要强使孩子们学习世界语。不过，也没有收到回信。阿尔芭儿时吃的是素食，练的是日本武术，跳的是西藏舞，还向豪瑟先生学习瑜伽气功，练习精神放松和集中以及其他许多很有意思的技能。此外，两位舅舅和三位会魔法的默拉小姐都对她进行过教育。外祖母克拉腊根本不会理家，瞧不起四则运算，甚至连加法也忘得一千二净，可还得千方百计保持“大车”不住转动。这辆“大车”就是她的家，上面坐满异想天开的人。操持家务和管理账目理所当然地落在布兰卡身上。布兰卡分出一半时间完成这个微型王国的管事工作，分出另一半时间在陶器作坊里干活儿。作坊设在院子的最深处。无处消愁，就躲到那里给天生呆傻人和小姐们上课，制作稀奇古怪的陶土妖精，而且当做刚出炉的面包卖，真是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阿尔芭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负责往大花瓶里插鲜花。她打开窗子，让阳光和新鲜空气涌入室内。但是，鲜花不到晚上就凋谢了。原因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时常吼声如雷，把桌子拍得山响，厉害得能让大自然吓破胆。他所经之处，小猫小狗慌忙逃窜，树木花草低头打蔫。布兰卡弄到一棵从巴西引进的橡胶树。这棵树长得蔫蔫巴巴，无精打采，唯一的好处是价值昂贵，是按一片片叶子买下来的。一听见老头子过来了，离橡胶树最近的人便立刻把树挪到凉台上安全的地方。否则，老头子一出现，树叶子马上会耷拉下来，顺着树茎往外冒白不呲咧的浆汁，像是牛奶般的泪水。阿尔芭不去学校上学。外祖母说，像她这样福星高照的人认识俩字儿就行了，在家里完全能学会。她急如星火地让孩子识字。五岁那年，每到吃早饭的时候，阿尔芭都要跟外祖父读报，讨论新闻。六岁的时候，她发现了那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舅姥爷马科斯收藏的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的书，便一头扎进有去路无回路的幻想世界。家里没人操心她的身体健康。大家都不相信维生素的效力，还说疫苗是专给母鸡种的。另外，外祖母看过她手掌上的纹路，说她是钢筋铁骨，一定能长命百岁。家里人只是要她用“白露”水洗头，好把出生以后长起来的暗绿色头发冲淡冲淡。这种关心确实是可有可无。特鲁埃瓦参议员说过，就随她去吧，尽管是绿头发，到底只有她还从俏姑娘罗莎那儿继承下一点东西嘛。为了博得外祖父的欢心，阿尔芭长成少女后不再用“白露”水洗头了。她改用欧芹水冲冼，把头发弄得碧绿碧绿的。除此以外，阿尔芭和家里大多数妇女长得不一样。个头小，一点也不起眼儿，而其他人几乎个个都是风姿绰约。

布兰卡闲工夫儿不多。一空下来，想想自己，想想女儿，总不免要抱怨几句。女儿孤苦伶仃的，成天寡言少语，没有年岁差不多的孩子陪她玩。其实呢，阿尔芭并不觉得孤单。有时候能逃开外祖母的锐利目光和妈妈的直觉，躲开那些在街角大宅院里出出进进的怪人们的吵吵嚷嚷，反而会感到幸福。女儿不爱玩娃娃，布兰卡挺着急的。倒是克拉腊赞成外孙女儿的做法。她认为，那些小眼睛一张一闭、难看的嘴巴紧紧合上的瓷娃娃是些让人讨厌的小尸体。她亲自动手用为穷人织衣服剩下的毛线做了几个难看的小人儿。说是小人儿，其实没什么人形儿。放在摇篮里摇、洗澡都省事多了，玩完了就往垃圾箱里一扔。小姑娘最喜欢玩的地方还是地窖。地窖里有老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下令在门上加了闩。可是，阿尔芭把脑袋钻进气窗，一出溜就能无声无息地落进那座堆满废旧物品的天堂。地窖里长年累月昏昏暗暗，好似一座被封死的金字塔。里面堆放着破旧的家具、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工具、拆散的机器、“科瓦东加”( 就是那辆老掉牙的汽车) 的碎块。阿尔芭的两个舅舅把汽车拆开，改成跑车，最后又变成一堆废铁。阿尔芭把这些东西全都利用起来，在角落里搭房子。还有一些装旧衣服的衣箱和手提箱，阿尔芭穿上旧衣服，演出独角戏。最后，还有一张难看的带狗头的皮子，黑不溜秋，尽是虫蛀的斑痕，铺在地上好似一只张开爪子的可悲的野兽。这是忠实的巴拉巴斯的最后一件可怜的衣服。

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克拉腊送给外孙女儿一件绝妙的礼物。有一阵子，这件礼物居然取代了令人着迷的地窖。那是一只装颜料罐和画笔的盒子和一架小梯子。克拉腊同意阿尔芭在她房间的宽大的粉墙上随意涂画。

有一次，克拉腊看见阿尔芭在小梯子上稳住身体，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画了一列装满动物的火车。她说：“画吧画吧，你能松快松快。”那些年，阿尔芭在卧室的四壁画出一大幅壁画。背景是奇花异草和她想象出来的各种野兽。她画的动物和罗莎绣在台布上的兽类以及布兰卡在窑里烧制出来的陶土兽类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个背景上，她画出了儿时的愿望、回忆、痛苦和欢乐。

两个舅舅和她很亲近，而她更喜欢海梅。海梅长得人高马大，毛发浓密。他大约每天要刮两次胡子，即使如此还像是蓄着一部凶神般的络腮胡须。两道漆黑的眉毛粗粗拉拉的。海梅故意把眉毛朝上梳，让外甥女儿觉得他更像魔鬼。他的头发硬挺挺的，像把刷子，天天涂发蜡也没有用，而且老是那么潮乎乎的。出来进去总夹着几本书，拎着工具箱。他告诉阿尔芭，他是一个偷首饰的贼，那只吓人的箱子里装着撬锁器和活扳子。小姑娘假装很害怕，其实她知道舅舅是医生，小箱子里装的是医疗器械。赶上下午下雨，两个人想出些充满幻想的游戏，消闲解闷。

“把大象牵来! ”海梅舅舅下令说。

阿尔芭走出去，用一根无形的绳子牵回一只想象的大象。他们花上半个多小时喂它吃大象爱吃的青草，用土给它洗澡，保护皮肤不怕风吹日晒，把象牙擦得光润润的。同时，还热烈争论住在原始森林里有什么好处和不便。

“这个小丫头儿早晚要发疯! ”有一次，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小阿尔芭坐在走廊上阅读海梅舅舅借给她的医学著作，曾经这样说过。

全家人当中只有阿尔芭有把钥匙可以进入舅舅的“书巷”，从那儿取书看。布兰卡认为，看书要有选择，有些东西对她那个年龄的孩子是不合适的。可是，海梅舅舅说，人不会读不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感兴趣，那就是成熟得能够读懂了。对洗澡，对吃饭，他也坚持同样的理论。他说，要是孩子不想洗澡，那是因为不需要洗；孩子饿了，再给她吃想吃的东西；机体比任何人都了解自身需要什么。在这两点上，布兰卡死不让步，她强使女儿保持严格的生活秩序和卫生习惯。结果，除了正常吃饭、洗澡外，阿尔芭还大口大口地吞食舅舅送给她的好吃的东西，一觉得热就用皮管子冲澡，而且一点儿也没有损害她的健康体质。阿尔芭希望海梅舅舅跟妈妈结婚，有这么个爸爸比起有这么个舅舅来，她觉得心里更踏实。别人告诉她，这种结合叫乱伦，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傻子。从那以后，她就认定星期四到妈妈的作坊来的学生都是他们的舅舅的儿子。

尼古拉斯也和小姑娘心贴心。只是他这个人没有常性，变化多端，慌里慌张，干什么事都是一带而过，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又一个主意。主意一多反而弄得阿尔芭无所适从。阿尔芭五岁那年，尼古拉斯舅舅从印度回到国内。他本来也在三条腿的桌子上和大麻的烟雾中祈祷上帝莅临，后来这套玩意儿搞烦了，才决定到一个不像故乡这么粗俗的地方去寻找上帝。一连两个月，他跟克拉腊没完没了地泡蘑菇。克拉腊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克拉腊睡觉了，他趴到耳朵边上小声求情，最后总算说动妈妈卖掉一枚钻石戒指，给他凑足路费去甘地的故土。这一回，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没有阻拦。他心里想，尼古拉斯可以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看到母牛到处游走，很多人没有饭吃。到那儿转转对他也许大有好处。

“只要你没让眼镜蛇咬死，或者染上外国流行病病死，我盼着你回来的时候能变成个大人。你那套离奇古怪的行为，我真受够了。”在码头上和儿子告别的时候埃斯特万说。

尼古拉斯沿街乞讨过了一年。他步行走过瑜伽派教徒走过的道路，足迹踏遍喜马拉雅山、加德满都、恒河和瓦拉纳西。朝圣完毕后，他确信上帝是存在的。此外，还学会了用帽子上的别针穿透面颊和胸前的皮肤，学会了几乎不吃饭也能过活。忽然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事先也没打个招呼。只见他用块尿布挡住羞处，瘦得皮包骨。脸上像常年吃素的人一样带着一副迷迷离离的表情。两名满腹狐疑的军事警察把他押送回家，如果不能证明他的确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就准备立刻把他投入监狱。后面还跟着一群孩子，往尼古拉斯身上扔垃圾，拿他取笑。到底是克拉腊，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特鲁埃瓦参议员告诉军事警察不必怀疑，同时命令尼古拉斯赶快冼个澡，换上正常人的衣服，否则就别想在家里待下去。尼古拉斯对父亲视若不见，也不搭腔。他弄成了吃素食的习惯，不吃肉，不吃蛋，也不喝牛奶。跟兔子吃一样的东西，渐渐地那张焦躁不安的脸也越来越像张兔脸。他吃的东西很少，每一口都要嚼上五十次。每次吃饭都成了长得没有尽头的仪式。阿尔芭趴在空盘子上睡着了，用人们在厨房里拿着大盘子直打瞌睡，尼古拉斯还在一本正经地嚼啊嚼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气得不再回家用饭，顿顿都在俱乐部里吃。尼古拉斯说，他能光着脚在烧红的火炭上行走。每当他要表演一下，克拉腊就犯哮喘病，赶紧躲到一边儿去。他常说些奇奇怪怪的亚洲语言，挺不好懂。他感兴趣的全部是精神领域里的东西。家庭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惹他讨厌。姐姐和妈妈要他吃，要他穿，这种过分的关心也惹他讨厌。在家里，他走到哪儿，阿尔芭就像只小狗似的跟到哪儿，求他教她学倒立、用别针穿嘴巴，这样追着不放，纠缠不休也惹他讨厌。冬天到了，寒气逼人，他还是赤身裸体。他可以憋住气，坚持上三分来钟。谁求他，他都愿意露一手，求他表演的人还真不少。海梅说，可惜的是空气不要钱。算一算，尼古拉斯吸进去的空气只抵上常人的一半儿，而且看来对他毫无影响。整个一冬天，他光吃胡萝卜，从不喊冷。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黑墨水写了一页又一页，全是蝇头字。春风乍起，他宣布书写好了。一共写了一千五百页，最后说服父亲和哥哥资助出版，答应卖书赚下钱再还给他们。经过修改、印刷，一千多页手稿变成一本六百页的厚书，讲的是上帝有九十九个名字以及通过气功锻炼达于涅槃。结果，成效不像预料的那样好，装书的箱子只好堆放在地窖里。阿尔芭用书箱当砖搭战壕玩。好多年后，一场烈火把这些书统统化为灰烬。

书一出版，尼古拉斯立刻亲切地捧起书本，脸上恢复了久已逝去的鬣狗般的笑容。他换上体面衣服，宣称该把“道”交到生活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的同代人手里了。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告诫他，不准在家里开设学校，还警告说，决不许他往阿尔芭脑袋里灌输异端思想，更不许他教给阿尔芭托钵僧那套把戏。尼古拉斯到大学的咖啡厅去传道，结果争取到一大批信徒跟他学精神功和气功。没事儿的时候，他骑着摩托车四处兜风，还教给外甥女如何战胜疼痛以及肉体的其他弱点。他的办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产生恐惧，你就专和什么东西打交道。小姑娘对死人的事儿有一定兴趣，就按照舅舅教给的办法凝神专注，居然身临其境般地看到了母亲的死亡。她看见妈妈躺在棺材里，面如土色，浑身冰凉，那双美丽的深色大眼睛闭得死死的。她听到家人的痛哭声，看见亲友们鱼贯进入灵堂，默默地把拜帖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又低着头出去。她闻到鲜花的芳香，听到拉灵车的装饰着羽毛的骏马的嘶鸣。她觉得新做的孝鞋夹得两脚生疼。她想象着自己成了孤儿，无人照管，形单影只。舅舅帮她学会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挺住不哭，全身放松，不跟痛苦较劲儿，让痛苦穿身而过。还有几次，阿尔芭把手指头紧紧夹在门缝里，学着忍住灼痛，一声也不“哎哟”。如果阿尔芭能经得住尼古拉斯提出的各种考验，坚持一个礼拜不掉眼泪，就能得到一次奖赏，主要是坐在摩托车上风驰电掣般地在外面兜圈儿。这种经历是毕生难忘的。有一次，尼古拉斯为了奖赏外甥女，带着她在郊外骑摩托车。在一条路上，闯进了回圈的牛群里。阿尔芭永远忘不了母牛的沉重身体和笨拙的步伐；忘不了母牛如何晃动尾巴扫打她的脸，用犄角撞她身体；忘不了牛粪散发出的臊臭；忘不了肚子里发空的感觉、惬意的眩晕和难以想象的激动。又是强烈的好奇，又是恐惧。在她一生当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重新体味到这种情绪。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需要别人的爱怜，但是他不善于表达这种需要。自从和妻子关系恶化以来，更是无缘接受别人的柔情蜜意。于是，他把最美好的感情全部倾注在阿尔芭身上。对他来说，小姑娘比亲生儿女更加重要。每天早晨，阿尔芭穿着睡衣来到外祖父的卧室，连门也不敲就走进屋里，爬到床上。外祖父假装被惊醒，其实他早在等着呐。他嚷嚷着要她别捣乱，回自己房间去，让他再睡一会儿。阿尔芭故意撒娇，直闹得外祖父假装没办法了，同意她去找藏好的巧克力糖。藏东西的地方阿尔芭全知道，外祖父也是按照固定的顺序轮流使用这些地方。为了让外祖父觉得好玩，阿尔芭故意花好大一会工夫找啊找的，一找到就高兴得大声喊叫。埃斯特万一直不知道外孙女儿特别讨厌巧克力糖，吃糖只是处于对他的爱戴。一大清早逗逗外孙女儿，参议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增添了富有人情味的人际交往。每天其余的时间，他忙着去议会，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谈生意，参加政治集会。每年他带外孙女儿到三星庄园去两次，每次待上两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皮肤晒成古铜色，身体胖了，精神更愉快了。当地酿造一种土制烧酒，可以饮用，可以当做饭的燃料，可以给伤口杀菌消毒，还可以杀死蟑螂。他们夸它是“伏特加”。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到了九十岁的时候，成了一株弱不禁风、七扭八歪的老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一定会想起和外孙女儿一起度过的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阿尔芭也永远不会忘记和外祖父手拉着手到乡村去旅行，坐在马背上到处游逛；不会忘记在辽阔的牧马场度过的黄昏，在客厅炉边讲鬼故事、画图画度过漫漫长夜。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糟糕。每到星期六，全家人围坐在圣栎木大桌子周围共进晚餐。每周只有这么一次。大桌子一直没从家里搬走，还是瓦列夫妇传下来的，就是说属于老老辈儿的东西了。大桌子曾经用来为死人守灵，跳弗拉明科舞，还派过其他意想不到的用场。他们让阿尔芭坐在母亲和外祖母之间，椅子上放个大枕头，好让阿尔芭的鼻子够着碟子。小姑娘用着迷的眼光仔细打量大人们。外祖母吃饭的时候装上假牙，显得神采奕奕，通过儿女们或用人和丈夫搭话。海梅故意显得缺乏教养，吃一盘菜打一回嗝儿，用小指头剔牙缝儿，惹得父亲气呼呼的。尼古拉斯两眼半张半闭，一口东西嚼上五十次。布兰卡东拉西扯，把一顿普通的晚饭说得玄而又玄。相对来说，倒是特鲁埃瓦不言不语的。不过，忍到最后，还是大发脾气。要么和海梅大吵大闹，内容无外是穷人啦，投票啦，社会党啦，还有原则什么的。要么大骂尼古拉斯搞什么乘气球上天，往阿尔芭身上扎针。要么用粗言恶语责怪布兰卡，有时候不答理她，有时候警告说她毁了自己的生活，甭想从他那儿继承一分钱。

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唯独对克拉腊，他从不正面冲突，几乎也不跟她说话。有几次，阿尔芭突然发现外祖父两眼盯在克拉腊身上，久久地望着她，脸色渐渐变得白润、温柔了，简直成了一个陌生的老人。但是，这种情况不多，通常是老夫妇俩谁也不理谁。有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实在憋不住了，就大声吼叫，满脸通红，只好用罐凉水冲冲脸，消消火气，恢复正常呼吸。

那个时期，布兰卡的美貌达于顶峰，她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吃东西不长肉，需要多多休息，需要体贴。布兰卡个头儿较高，长得体态丰盈，但性情孤僻，又好哭鼻子。男人看了，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保护弱女的古老情愫。父亲并不疼爱她。她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爱情得不到父亲的谅解。特鲁埃瓦千方百计地让布兰卡记住她得靠父亲的怜悯过日子。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倾心于布兰卡。他认为女人吸引人的地方是那种躁动不安的愉快活泼的性格，可布兰卡一概没有啊。另外，他还想哪个正常的男人也不愿意娶这么一个身体欠佳、婚姻状况不清不楚、还赘着个孩子的女人。布兰卡呢，她对男人的窥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她很清楚自己是个美人儿。对那些登门拜访的男人，她采取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眨巴着黑眼睛给他们鼓气，另一方面又和他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旦看出有人认起真来，马上断然拒绝，和他斩断关系。有些人手头儿宽裕，打算用讨好阿尔芭的办法赢得布兰卡那颗心。他们给阿尔芭买了许多贵重的礼品。带机关的娃娃，会走路，会吃饭，会哭，还会模仿人的灵巧动作。他们送给她好多奶油点心，带她逛动物园。小姑娘看见关在笼子里的可怜的野兽难过得直掉眼泪。特别是那只海豹在她心灵上引起某些不祥的预感。这些挥金如土的胖胖的求婚者拉着阿尔芭的手参观动物园，使阿尔芭一生害怕大墙，害怕铁栅栏，害怕遭禁闭，害怕受孤凄。在所有向布兰卡求爱的人当中，进展最快的是那位“压力锅大王”。此人家资巨万，性情温柔，爱动脑筋。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挺讨厌他，因为他受过割礼，长了一个塞法尔迪人的鼻子，满头鬈发。特鲁埃瓦揶揄他，敌视他，最后算把他吓住了。此人从集中营死里逃生，战胜了贫困和流放，最后在残酷的贸易战中大获全胜。在谱写浪漫曲那个阶段，“压力锅大王”常用车接布兰卡到供极少数人享乐的地方吃晚饭。那辆微型汽车只有两个座位，轮子是拖拉机式的，发动机有涡轮机的声音。全市仅此一辆。小车经过之处，引来好多好奇心胜的人，却招来特鲁埃瓦一家人的不满和蔑视。布兰卡根本不理会父亲的恼怒和街坊的窥探，像个总理似的大摇大摆地往车上一坐。身穿仅有的那件精工缝制的黑衣服和白绸衬衣。都是逢年过节才穿的服装。阿尔芭和妈妈接个吻，站在门口送妈妈出去。她的鼻尖上留着妈妈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胸中郁结着焦虑不安之情。多亏尼古拉斯舅舅对她的训练，才使她没有因为妈妈出门而失声痛哭。她担心有朝一日那个按时上门的公子哥儿会劝得布兰卡跟他一块走掉，自己会永远失去妈妈。她早就认定不需要爸爸，更不需要继父。可真要是妈妈不在了，她会一头扎进水桶里，让自己憋死，就像大猫每四个月下窝儿小猫，厨娘把小猫淹死一样。

认识佩德罗第三以后，阿尔芭才不再担心妈妈会丢下她。她凭本能知道只要这个人活着，任凭是谁也赢得不了布兰卡的爱情。那是夏季的一个星期天。布兰卡用烧热的铁棍儿给她卷好头发，把耳朵都烫伤了。给她戴上雪白的手套，穿上黑漆皮鞋，戴上一顶草帽，上面还有几朵假樱花。外祖母克拉腊看见她，不禁哈哈大笑。妈妈往她脖子里滴了两滴香水才算把她哄住。

“我带你去认识一位名人。”出门的时候布兰卡神秘地说。

布兰卡带着小姑娘来到日本花园，给她买了几支用红糖做的棒糖和一小包玉米粒。她们手拉着手坐在树荫下的一条凳子上，周围的鸽子在啄食玉米。

妈妈还没来得及告诉她，她已经看见那个人走过来了。只见他穿着一条机械工的灯笼裤、一双方济各会修士的凉鞋，光着脚没穿袜子。一部又黑又浓的胡须直到半胸，脸上挂着一副舒心的笑容，满面红光，笑得十分好看。冲这副模样，就是位值得画入她房间巨大壁画中的人物。

来人和小姑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从眼睛上认出了对方是谁。

“这位是佩德罗第三，唱歌的。你在收音机里听过他唱歌。”妈妈说。

阿尔芭伸出手，来人用左手握了握阿尔芭的手。她这才注意到佩德罗第三的右手缺了几个指头。可是他说，尽管如此，他还可以弹吉他。只要你想干一件事，总会有办法。三个人在日本花园里一起散步。下午四点多钟，他们搭乘电车( 城里只剩下最后几辆电车了) 到市场的小饭铺去吃鱼。天黑了，佩德罗第三一直陪她们回到街角大宅院所在的那条街上。分手的时候，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接了个吻。这是阿尔芭一生中第一次看见人们接吻，因为在她周围根本没有恋人。

从那天起，布兰卡每到周末都要一个人出去。她说，要去看望远房的表姐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十分气恼，吓唬说要把她赶出家门。布兰卡决心已下，寸步不让。她把孩子交给克拉腊，拎着个画着花儿的难看的小手提箱坐上公共汽车就走了。

“我担保不会结婚，明天晚上就回来。”告别的时候她对女儿说。

午睡的时候，阿尔芭喜欢和厨娘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民歌，特别是她在日本花园里认识的那个人唱的民歌。有一天，特鲁埃瓦参议员走进贮藏室，一听见收音机的声音就猛扑过去，几拳头把收音机砸成一堆扭曲的电线和零散的旋钮儿。外孙女儿张大惊恐的眼睛，不知道外祖父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儿。第二天，克拉腊又买了一架收音机，让阿尔芭什么时候想听佩德罗第三唱歌就能听。老特鲁埃瓦只好假装不知道。

那阵子正是“压力锅大王”求爱的时候。佩德罗第三得知有这么个人，竟吃起醋来。其实，拿他在布兰卡心目中的地位和那个犹太商人的进进退退的纠缠比一比，他再要吃醋可是毫无道理了。和从前一样，他要求布兰卡离开特鲁埃瓦家，摆脱掉父亲的残暴监护，脱离那个坐满痴呆人和有闲小姐们的寂寞的作坊。干脆跟他走，一起尽情享受从童年起就遮遮掩掩的爱情。但是，布兰卡拿不定主意。她知道，要是和佩德罗第三走，她会被甩出原来的社交圈子，丢掉原来的社会地位。她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佩德罗第三的朋友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不可能适应工人住宅区的简朴生活。几年以后，阿尔芭长大了，在分析妈妈这一段生活的时候，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妈妈没有跟佩德罗第三一起走，仅仅是因为爱他还爱得不够。其实，她在特鲁埃瓦家里能得到的东西，佩德罗第三都能给她。布兰卡是个十分穷困的女人。只有当克拉腊伸把手，或者卖出些陶制怪物，她才能有几个钱。每月的月钱少得可怜，几乎全花在延医买药上了。她老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什么病。虽然现在天天干活儿，手头儿又挺紧张，可生病的想象力并没有减弱，反而逐年增强。她极力不求父亲帮忙，免得遭他辱骂。克拉腊和海梅不时给她买件衣服，或者给些零用钱。平时她连买双袜子的钱也没有。特鲁埃瓦参议员为外孙女儿购买绣花衣服，订做皮靴。阿尔芭衣着华丽和妈妈的贫困成了鲜明的对比。布兰卡生活得十分艰苦。无论冬夏，都是清晨六点钟起床。点上作坊的烧窑，穿上胶皮围裙、木底鞋，收拾工作台，和泥，准备上课。两只胳膊插入冰凉粗拉的泥里，一直没到胳臂肘儿。指甲经常开裂，皮肤上尽是口子。久而久之，手指头也变形了。一到那个钟点，她就坐在作坊里，为圣诞日制作奇奇怪怪的动物，谁也不来打扰她。这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然后，忙家务，买东西，支使用人，一直忙到上课的时间。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孩子。她们没事可干，赶时髦学点儿手工技术。比起她们的老奶奶给穷人织衣服来，这个活儿显得更雅致些。

为痴呆人开课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想出来的。有一天，克拉腊的一位老朋友到特鲁埃瓦参议员家里来，身边带着她的孙子。这个孩子胖乎乎的，样子挺温顺。圆圆的一张脸，好似满月。两只东方人的小眼睛，表情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他十五岁，可阿尔芭觉得他像个婴儿。克拉腊要外孙女儿带他到花园去玩耍，要她注意别让他弄脏衣服，别掉进喷水池里淹死，别吃土，别揉搓裤子的襟门儿。阿尔芭很快就懒得看他了。这孩子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交谈，阿尔芭只好把他带到制陶作坊里。布兰卡想让他安静会儿，于是往他手里放了一团泥巴，并给他戴上一条围裙，免得溅上脏水和泥点子。小家伙高高兴兴地待了三个小时，没流口水，没尿裤子，也没拿脑袋撞墙。他捏出了几个粗劣的泥人，然后作为礼物送给祖母。老太太甚至已经忘记是带孩子出来的，这下子高兴极了。由此，人们才想到做陶器对痴呆儿有好处。布兰卡最后决定为一群孩子开课，每到星期四下午让他们到作坊来。孩子们乘坐一辆小卡车，陪他们来的是两位戴着浆过的“馄饨帽”的修女。她们坐在花园的凉亭里和克拉腊一起喝可可，讨论十字针法的优点和罪孽的等级。这时候，布兰卡和女儿教孩子们捏小虫子、泥球儿、滑稽可笑的小狗儿和不成样子的杯子。年末，修女们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和露天舞会，把那些丑八怪似的工艺品拿到会上义卖。布兰卡和阿尔芭很快意识到，当孩子们觉得有人喜欢他们的时候，干起活儿来比平时要好得多，和他们沟通的唯一办法就是疼爱他们。母女俩学会了搂抱孩子，吻他们，逗他们，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们。每个礼拜，阿尔芭都盼着痴呆儿乘坐的小卡车快点儿来。孩子们跑上来拥抱她，她乐得直蹦高儿。可是，星期四也真是累人。阿尔芭筋疲力尽，躺在床上，作坊里的孩子一副副亚洲型的甜蜜面孔在她脑海里一个劲地打转。布兰卡免不了要闹偏头疼。眼瞅着修女们的雪白帽檐儿上下呼扇着，拉着那群痴呆儿走出大门，布兰卡拼命抱住女儿，吻了又吻，不住气地感谢上帝给了她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因此，阿尔芭从小时候起就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发育正常是上帝的恩赐。有一回，她和外祖母讨论起这个问题。

“几乎家家都有傻子或是疯子，孩子。”克拉腊一边专心致志地织衣服一边说。这么些年了，她一直没学会眼睛看着别处织毛衣。“有时候，外人看不见，那是家里人把他们藏起来了。家丑不可外扬嘛。把他们关在背静屋子里，不让客人看见。其实，也没有什么丑不丑的，他们也是上帝造出来的嘛。”

“可咱们家里就没有啊，姥姥。”阿尔芭反问了一句。

“哪里啊! 在咱们家人人都有疯病，也就显不出谁疯得最厉害了。”

这就是她和克拉腊的对话。在阿尔芭看来，家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外祖母，她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人物也是外祖母。外祖母好比是台发动机，使家里的魔幻世界——也就是街角大宅院的后半部分——得以启动，得以运转。阿尔芭在这个魔幻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度过了七年。她对外祖母的怪言怪行已经习以为常。看见外祖母蜷曲着两条腿，坐在安乐椅上，迷迷瞪瞪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着满客厅转悠，并不觉得奇怪。每逢外祖母去医院、慈善院看望那群得到过她恩惠的穷人的时候，阿尔芭都要跟着去，甚至还学会了用四股毛线和粗针织背心。这些背心海梅舅舅穿一次就送人。阿尔芭直眉瞪眼盯着针织活儿，不外乎想逗得外祖母咧开没牙的嘴笑一笑。克拉腊常派阿尔芭给埃斯特万送信，因此，他们管她叫“信鸽”。小姑娘参加星期五的聚会，会上，大白天的，三条腿的桌子就蹦蹦跳跳，阿尔芭找不出任何机关，看不见任何大家熟知的动力或杠杆。阿尔芭也参加文学晚会。在会上，她既见到过成名的大师，也见到过克拉腊扶持的数量不等的怯生生的无名艺术家。当时，许多客人到街角大宅院吃吃喝喝。他们轮流住在那儿，或者至少参加精神聚会、文化座谈、社交茶话会。几乎全国的显要人物，包括那位诗人都来过。几年后，诗人被尊为本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作被译为地球上大家知道的所有语言。阿尔芭曾在他的膝头上坐过好多次。当时，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她在两排机关枪的枪口下捧着血染的石竹花走在诗人的灵柩后面。

克拉腊年岁还不算老。因为没有牙，外孙女儿觉得她很老了。她脸上没有皱纹。要是闭上嘴，脸上就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人们会觉得她非常年轻。她身穿粗麻布长袍，好像疯子穿的束身衣。冬天，她穿长统毛袜子，戴无指手套。本来不可笑的事儿能逗得她挺开心。可她又不懂得开玩笑。别人笑过去了，她才想起来笑，总是笑得不是时候。看到别人出洋相，她会感到难过。有一阵子，她得了哮喘病。一犯病，就摇晃随身带的小银铃，把外孙女儿叫过来。阿尔芭抱住她，低声安慰她，帮她治病。凭经验两个人都知道治疗哮喘病的良方就是亲人长久地抱住病人。外祖母那双褐色的眼睛老是笑眯眯的。花白头发闪闪发亮，盘成一个蓬乱的发髻，几绺不听话的头发总是绾不住。双手白皙细嫩，手指细长，不戴戒指，指甲上涂着巴旦杏仁汁。手指只会做些轻柔的动作，像摆放算命用的扑克牌啦，吃饭的时候安上假牙啦，等等。阿尔芭成天跟在外祖母屁股后面，钻进她的裙子里，缠着她讲故事或者用意念的力量搬动坛子。每逢做过噩梦，或者受不住尼古拉斯舅舅的训练，阿尔芭就把外祖母当做可靠的藏身之所。克拉腊教她照料小鸟儿，学着用每个鸟儿的语言说话，认识自然界的先兆，用快针为穷人织围巾。

阿尔芭知道外祖母是街角大宅院的灵魂。其他人到后来才明白这一点，那已经是克拉腊去世以后，街角大宅院失去了鲜花、来来往往的朋友和调皮的幽灵，进入了混乱时期。

阿尔芭第一次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是在她六岁那年。以前她可能在三星庄园里见到过他。就在她和外祖父夏天旅行的时候。外祖父带着她跑遍庄园，用豪迈的手势指给她看眼界以内的东西，从林荫路到火山，包括砖瓦小房，外祖父对她说，要学会爱土地，这些东西早晚都是她的。

“我的儿女都是些不成器的孩子。他们要是接管三星庄园，用不了一年这儿又得荒废了，跟我父亲那会儿一样。”埃斯特万对外孙女儿说。

“这儿都是你的吗，姥爷? ”

“都是我的。从泛美公路直到那边的山顶，看见了吗? ”

“为什么，姥爷? ”

“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是主人，当然是我的啦! ”

“嗯，为什么你是主人? ”

“因为这儿是我家的。”

“为什么? ”

“是我们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来的呀。”

“那些雇工一直住在这儿，为什么他们不是主人啊? ”

“你舅舅海梅净往你脑袋里灌些布尔什维克思想! ”特鲁埃瓦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嚷道，“这儿要是缺少一位东家，会出什么事，你知道吗? ”

“不知道。”

“早就完蛋了! 没人指挥，没人卖农产品，没人负责，你明白吗? 也没人照顾别人。比方说有人生病，或者死了，丢下孤儿寡母，都得饿死。每个人只能有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连家里人吃饭都供不上。需要有人为他们着想，替他们拿主意，帮助他们。在这周围我是数一数二的东家，阿尔芭。我的脾气不好，可我办事公道。我的雇工比很多城里人生活得还要好，他们什么也不缺。即使赶上水灾旱灾，或是闹地震，我会操持一切，不让一个人受穷。等你长大了，这些事都得由你来干。所以我常带你到三星庄园来，让你熟悉每一块石头，每一头牲口，特别是知道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事实上，阿尔芭和农民很少接触，远说不上知道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所以，她没有认出那个笨手笨脚、肤色黝黑的小伙子。那天下午，小伙子来到首都，找到街角大宅院，轻轻叩了叩门。他那双小眼睛里露出老鼠般的残忍，身穿一件十分窄小、不合身量的黑衣服。衣服的膝盖上、胳臂肘儿上、屁股上磨得亮光光的。他说，他想找特鲁埃瓦参议员谈一谈，还介绍说他父亲是三星庄园的雇工。一般来说，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只能进旁门，在贮藏室等着。那天正赶上家里请客，有人把他引进了书房。保守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厨房里足有一个排的厨师和帮手，都是特鲁埃瓦从俱乐部请来的。里里外外乱哄哄，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候来访只会添乱。那是个冬天的下午，书房里暗幽幽的，悄然无声。只有壁炉里噼啪作响的炉火发出些许亮光。书房里弥漫着一股地板蜡味和皮革味。

“在这儿等着，什么东西也别碰。参议员马上来。”女仆板着脸说，然后把埃斯特万·加西亚一个人丢在那儿。

小伙子扫视了一下书房，一动也不敢动。假如他是合法出生的，屋里的东西本来都可以归他所有。想到这儿，他恨得咬牙切齿。祖母潘恰- 力口西亚生前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可惜她死于寒热病加抽风，丢下他完全成了孤儿。在一大群兄弟和堂兄弟当中，他什么也不是。只有祖母说他与众不同，不许他忘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东家的血液。他看了看书房，觉得很憋闷。沿着四壁摆满光溜溜的桃花心木书架。只有壁炉两侧放着两个玻璃柜，里面摆满东方的象牙和宝石。书房比其他房间高出一倍，这是建筑师唯一独出心裁之处，而且得到埃斯特万的同意。一道铁铸的螺旋式扶梯直通一座环绕全室的平台，上面算做书架的第二层。家中最精美的图画都挂在书房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要把这间屋子变成他的圣殿、办公室和藏身所，他喜欢把最珍爱的物件放在身边。从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子上放满藏书和艺术品。还有一张沉甸甸的西班牙式写字台，几把黑皮面大软椅背朝着窗户，四条波斯地毯盖住圣栎木镶花地板，几盏带羊皮纸灯罩的落地灯精心地布置在各处，只要坐下来都能有明亮的灯光可以看书。参议员喜欢在书房里召集秘密集会，策划阴谋，接洽生意。在他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就躲在书房里发泄怒气，消愁解闷，摆脱因计划失败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但是，那个站在地毯上手足无措、吓得浑身冒汗的农家孩子对此茫然无知。这间笼罩着令人感到压抑、惶惑的气氛的豪华书房和他对东家的印象完全吻合。他又恨又怕，身体不住发抖。他从来没到过这样的地方。直到那时候，他一直认为世间最豪华的地方也就是圣卢卡斯电影院。有一次，学校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在那儿看了一部讲泰山故事的影片。这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定主意，说服家里人让他一个人分文不带，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找东家谈些事。他胸间壅塞着一大堆事，不能等到夏天再谈了。蓦地，他觉出有人在看他。他转过身来，正好看见一个穿绣花短袜、梳辫子的小女孩儿站在门口望着他。

“你叫什么? ”小女孩儿问道。

“埃斯特万·加西亚。”他说。

“我叫阿尔芭·特鲁埃瓦。请你记住我的名字。”

“我记住了。”

他们对视良久，小女孩儿疑虑消失了，大胆地走了过来。小姑娘告诉他还得等一会工夫，外祖父还没从议会大厦回来。又说，今天请客，厨房里乱得一塌糊涂，还答应过一会儿去给他找几块甜点心。埃斯特万·加西亚觉得舒坦多了。他在一把黑皮扶手椅上坐下去，慢慢把小女孩儿叫过来，让孩子坐在他膝盖上。阿尔芭身上散发出一股“白露”水味儿，甜滋滋的，清香扑鼻，香气中还混杂着少女的天然汗香。小伙子把鼻子凑近阿尔芭的脖颈，用力吸了吸这股清爽宜人的陌生的芬芳，不知为什么他两眼里噙满泪水。他恨这个女孩子，几乎不亚于对老特鲁埃瓦的仇恨。她有的东西，他永远不会有；她有的地位，他永远达不到。他想伤害她，毁了她，可还在嗅她，听她的燕语莺声，抚摸她滑润的皮肤。他摩娑着阿尔芭绣花短袜上裸露的膝盖，膝盖暖温温的，还有几个小坑儿。阿尔芭还在絮絮叨叨地说厨娘怎么把核桃仁塞进鸡屁股里，为大家准备晚餐。埃斯特万·加西亚闭上眼睛，浑身一个劲地打颤。他用一只手抓住小姑娘的脖子，觉得她的辫子刺得手腕发痒。他轻轻地攥紧了手，明知这么小的孩子，稍微一用力就能把她卡死。他想卡死她，看着她在自己的膝盖上蹬腿踢脚，挣扎着喘气。听她呻吟着死在自己的怀里。他要剥光她的衣服，心情极其激动。他把另一只手伸进小姑娘浆过的裙子里，抚摸她稚嫩的大腿，碰到细薄的棉布衬裙和带松紧带的衬裤的花边。在他脑海的一角里，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他站在深渊的边沿。小姑娘停止不说话了，静静地用大大的黑眼睛望着埃斯特万·加西亚。他抓起小姑娘的手，放在他挺起的阴茎上。

“这是什么玩意儿，知道吗? ”他哑着嗓子问。

“你的小便。”小姑娘回答说。她在海梅舅舅的医书插图看到过。尼古拉斯舅舅光着身子做亚洲操的时候，她也看到过。

埃斯特万·加西亚大吃一惊。他猛地站起身来，小姑娘跌坐在地毯上。他又惊讶又害怕，两手抖个不停，只觉得两耳发烧，膝盖软绵绵的。这当儿，走廊上响起了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他还没来得及调匀呼吸，老头儿已经走进书房。

“这儿怎么这么黑啊?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大声吼叫着，仿佛发生了一场地震。

特鲁埃瓦打开电灯。他不认得眼前这个用仓皇的目光望着他的年轻人。他向小姑娘伸开双臂，小姑娘像只挨了打的小狗似的躲在他的怀里，待了一会工夫。然后，挣脱出来，走出书房，顺手关上房门。

“你是谁，小伙子? ”他问他的孙子。

“埃斯特万·加西亚。您不记得我了吗? 东家? ”小伙子嗫嗫嚅嚅地说。

特鲁埃瓦这才认出他是几年前告发佩德罗第三的那个狡黠的小孩子。是他从地上捡起佩德罗第三被砍掉的手指头。虽然雇工的事情照例应该由三星庄园管事的去解决，他也明白不听听这个小伙子的申诉很难把他撵走。

“你来干什么?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问。

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犹豫了一下。在他壮着胆子敲东家的大门以前仔仔细细准备了几个月的话，一下子全跑光了。

“快点儿说，我没有多少闲空儿。”特鲁埃瓦说。

加西亚结结巴巴地提出了他的请求：他已在圣卢卡斯读完中学，想请人推荐他上军事警察学校，还希望得到国家的助学金交学费。

“干吗不学学你爸爸、你爷爷那样留在农村呢? ”东家问。

“请您原谅，老爷，我想成为一名军事警察。”埃斯特万·加西亚用哀求的口吻说。

特鲁埃瓦猛然想起为小伙子告发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还欠着他一笔债呢。他想，现在正是还债的好机会，顺带还可以在警察局里安插一名亲信。“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得着他。”他想。特鲁埃瓦坐在沉重的写字台后面，拿起一张参议员的便笺，用常用的官话写了一封推荐信，把信交给站在旁边等候的年轻人。

“拿去，孩子。你选择这份职业，我很高兴。要是你想有杆枪，当罪犯呢还是当警察呢，最好还是当警察。我马上给乌尔塔多少校挂个电话。他是我的朋友，让他们给你弄份助学金。还要什么，再告诉我。”

“多谢您啦，东家。”

“甭谢啦，孩子。自己人嘛，我乐意帮忙。”

特鲁埃瓦在对方的肩膀上亲热地拍了几下，和他告别。

“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埃斯特万啊? ”走到门口，特鲁埃瓦问。

“因为您的关系，老爷。”小伙子红着脸回答说。

特鲁埃瓦对这件事没再多想。雇工们为了表示对东家的崇敬，厍东家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是常事。

阿尔芭满七岁那天，克拉腊去世了。最早感觉到克拉腊将不久于人世的，只有她自己。她开始悄悄地准备后事。先是认真仔细地把衣服分给用人和受她保护的人——这种人总是少不了的——只给自己留下必不可少的东西。接着，从隐秘的角落里找出生活记事本，整理文件，按照事件把笔记本分开，用彩带子扎起来。克拉腊没按时间先后顺序整理笔记本，因为她独独忘记标上日期。剩下的时间太紧迫了，她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查明日期。在寻找笔记本的过程中，从鞋盒子里、装袜子的包裹里和柜子底层找到了许多首饰。当初，丈夫送给她首饰，想以此赢得她的爱情。打那时候起，她把首饰一直丢在一边。克拉腊把首饰装进一只旧毛线长袜，用别针别好，交给布兰卡。

“孩子，把这些东西收好。早晚会用得上，除了打扮打扮，还能派别的用场。”

布兰卡把这件事告诉了海梅。海梅注意起母亲的行动。他发现母亲虽然表面上过的是正常生活，可她几乎不吃饭，只喝牛奶和几勺蜂蜜。觉睡得也不多，夜间只是写啊写的，要么就在家里四处游荡。她似乎渐渐脱离了人世，身体越来越轻飘，越来越透明，行动越来越快捷。

“不定哪天她会腾空飞走。”海梅忧心忡忡地说。

克拉腊突然感到憋气，觉得胸间奔驰着一匹疯狂的快马，一位焦急的骑士迎着风纵马狂奔。她说是哮喘病犯了，可阿尔芭没听到外祖母摇动小银铃，叫她过去用长久的拥抱为老人治病。一天早上，她看见外祖母打开鸟笼子，不知为什么显得那么高兴。

克拉腊有很多亲人，她给每个人写了张便条，悄悄地放进一个盒子里，藏在床底下。第二天早晨，克拉腊没有起床。女仆端着早饭进来，她不让女仆拉开帐子。她正在告别光明，一点点走进黑暗。

海梅闻讯赶来看母亲。磨了好半天，母亲才让他检查了一下。从脸上没看出什么不正常的样子，但海梅知道母亲快要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从卧室出来的时候，他假装笑得很开心。一到外面，看不见母亲了，只觉得两腿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家里人他对谁也没有讲，只请来一位专家，是他在医学院读书时的老师。当天，专家来到特鲁埃瓦家里。看过克拉腊后，专家证实了海梅的诊断。他们把全家人叫到客厅里，只说了几句闲话，就告诉大家克拉腊活不过两三个礼拜了，现在只能多陪伴她，让她高高兴兴地撒手而去。

“我看她是打定主意非死不可了。对这种病，科学毫无办法。”海梅说。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把抓住儿子的脖子，差点儿把他掐死。接着，连推带搡地把专家撵了出去，抡起手杖打碎了客厅里的电灯和瓷器。最后，往地上一跪，像个孩子似的抽泣起来。这当儿，阿尔芭进来了。一看外祖父矮了半截儿，连忙走上前来，用惊恐的眼睛望着他。看到外祖父泪流满面，慌忙将他抱住。从老头儿的哭泣声中，阿尔芭知道了家中的不幸消息。她受过忍受痛苦的训练，外祖母又常对她讲死是什么，给她灌输对死的向往，所以全家人中只有她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死跟来到人间一样。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所以心里害怕。可是，害怕只是人的内心情感，跟现实毫无关系。死和生一样，只是一种变化而已。”克拉腊曾经这样说过。

她还说，眼下她和阴间的灵魂交往没有任何困难，将来和阴间的灵魂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困难，对此她有十足的把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不要痛哭流涕。她希望阿尔芭保持冷静。外祖母死了，两个人不是分开了，而是挨得更近了。阿尔芭完全听懂了这番话。

过了不久，克拉腊似乎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从她费力地吸气上才能看出她还活着。不过，看样子，窒息并不使她感到痛苦，她没有挣扎着要多活几天。外孙女儿整。日整夜守在克拉腊身边。小姑娘不肯出去。家里人强拉她出去，她就胡蹬乱踹。只好在旁边临时给她铺一张床。阿尔芭一再说，外祖母什么都能知道，需要她留在身边。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克拉腊在临终前恢复了知觉，还心情平静地讲了几句话。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握着阿尔芭的小手。

“我要死了，是不是，孩子? ”她问。

“是的，姥姥。没关系，我跟您在一起。”小姑娘回答说。

“好吧。床底下有一盒便条儿，你拿去，分给大家。我来不及一一告别了。”

克拉腊合上眼睛，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头也没回就往阴间去了。全家人守在周围。海梅和布兰卡几夜没有睡觉，面容十分憔悴。尼古拉斯用梵语喃喃祷告。埃斯特万闭紧嘴巴，攥紧拳头，满腔怒火，悲痛万分。只有小阿尔芭还是那样镇定。仆人们、默拉姐妹也都在场。还有两名近几个月来一直寄居在特鲁埃瓦家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厨娘请来一位牧师，站在一旁无事可干，因为特鲁埃瓦不许他用临终忏悔和洒圣水打搅垂危的克拉腊。

海梅俯在母亲身上，想听一听她的心脏是否还在微微跳动，什么也没听到。

“妈妈过去了。”海梅呜呜咽咽地说。

第十章

混乱时期

那件事我说不出口，可我打算把它写出来。二十年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痛苦。本以为永远难得宽慰了。然而，到现在，我年届九十，总算悟出了克拉腊那番话的含义。她说过，和我们保持交往，她没有丝毫困难，这种事她试过多次了。从前，我四处乱撞，寻觅她的踪影。天天晚上，一躺下来就想着她跟我待在一起，好像当初她牙齿完好、对我满怀爱恋之情的时候一样。熄灯后，我合上眼睛。卧室里一片死寂，我盼着能看到她。醒着的时候，我不住气地呼唤她的名字。别人告诉我，睡着的时候我也在呼唤她。

克拉腊去世那天，我和她留在卧室里，关上门。多少年啊，我们俩一直不说话。她喜欢把悬挂着蓝绸帐子的大床叫做“漂浮在潺潺流水中的帆船”。我们躺在帆船上，共享那最后几个小时。趁此机会，我把以前没能说出口的话，把自从我动手打她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一直闷在心里的话，全都倾吐出来。我脱去她的睡衣，仔细端详一阵，寻找导致她死亡的疾病的症候。什么也没找到，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了却了人间恩怨，飞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彼岸，她的精神终于摆脱了物质的重压，或许会更加愉悦吧。人死了，可她丝毫没有变形，一点儿也不可怕。我久久地望着她，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这样随心所欲地观察她了。妻子变了，正像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大家都变了一样。我觉得她和往常一样漂亮。只是人瘦了，似乎长个儿了，比过去更高了。但我旋即明白，这只是幻觉，只是因为我本人萎缩了。从前，站在她身旁，我觉得自己是个大汉，可和她躺在床上，又觉得我们一般高矮。她那头拳曲的头发不大听话，结婚那会儿很招我喜欢。如今，几绺白发映衬着她那张睡熟的面庞，头发显得柔顺了。她面色苍白，眼睛周围蒙着两个黑圈儿。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嘴角和前额上出现一些短短的碎纹。真像个孩子。她浑身冰凉，可还是过去那个温柔的女人。我可以平心静气地同她谈话，抚摸她，在睡魔战胜悲伤的时候和她睡上一会儿。她死了，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妨碍我们相聚。我们终于和好如初了。

天色破晓，我为她梳洗打扮，好让大家看看她一副好模样。我给她穿上一件白色长袍。长袍放在衣柜里，里面只有几件衣服，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本以为她是个讲究穿戴的女人。还找出几双毛袜子，给她穿好，免得把脚冻了，她这个人特别怕冷。接着，给她梳头，本想绾成她平时喜爱的发髻。可是，梳子一过，鬈发立即飘动起来，铺散在脸的四周。我觉得这样显得更加妩媚。接着，又去找首饰，打算给她戴上一两件，可是没有找到。只好摘下订婚以来我一直戴在手上的金戒指，给她套在手指上，代替那枚她和我破裂的时候一气之下扔掉的戒指。我把枕头放好，拉平床单，在她脖子上滴了几滴香水。然后打开窗子，让晨光泻入室内。一切安排停当，我打开屋门，让子女们和外孙女儿进来和她告别。他们看到克拉腊和平时一样美丽、洁净、面带笑容。一夜间我萎缩了十公分，脚在鞋里直晃荡，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不过，我没有哭泣。

“可以安葬了。”我说，“趁这个机会把我岳母的脑袋也一块儿埋了吧。就在地窖里，撂了不少时间啦。”我又加上这么一句。说罢，两脚拖着地走了出去，免得鞋子滑脱。 、

阿尔芭这才知道，原来那只猪皮帽盒里装的是她太婆妮维娅的脑袋，她用帽盒玩过祭鬼，在地窖的小屋里当过摆饰。那么长时间，妮维娅的头一直没有埋起来，起初是想避免惹起轩然大波，后来家里乱糟糟的，把它忘在一边了。这件事办得十分机密，唯恐给人留下话柄。杠房的伙计们把克拉腊安放在棺材里，把客厅布置成灵堂，挂起黑绸幔帐，点上大蜡烛，蜡烛滴着蜡泪。在钢琴上临时搭起祭坛。随后，海梅和尼占拉斯把外祖母的脑袋( 已经变成一个表情恐怖的蜡黄色的玩意儿) 放进棺材，让她和最疼爱的女儿一起长眠于地下。

克拉腊的葬礼成了一桩盛事。连我也说不清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为我妻子去世而悲痛万分。我不知道原来她什么人都认识。望不见尽头的吊唁队伍走过去，大家挨个儿和我握手。长长的车队堵塞了所有通往墓地的道路，前来送葬的代表团确实少见，有穷人、小学生、加入工会的工人、修女、痴呆儿、流浪汉、巫婆、神汉。三星庄园的雇工几乎全来了。他们分乘火车和卡车前来和她告别，有些人是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在人群中，我看见佩德罗- 加西亚第二。有好多年没再见着他了。我走上前去和他寒暄，他没有答理我。他低着头走近还没有封上的墓穴，把一束大约是从别人的花园里偷偷采下的半枯萎的野花投在克拉腊的棺材上。他哭了。

阿尔芭拉着我的手参加殡葬仪式。她两眼盯着灵柩被放入我们为克拉腊找到的临时安葬的墓穴，聆听冗长的颂辞，称赞外祖母未必具有的品德。回家以后，她跑到地窖里，关上门等着克拉腊的幽灵和她交谈，外祖母生前曾经答应过她。我在地窖里找到了阿尔芭，只见她躺在被虫子蛀得斑斑点点的巴拉巴斯那张皮上睡熟了，脸上露出微笑。

当天，我彻夜难眠。平生喜爱的两位女性在脑海里绞在一起，一个是碧发女郎罗莎，一个是明姑娘克拉腊。这对姊妹，我是多么爱她们啊。天亮时，我拿定了主意：既然生不能和她们在一起，死也要和她们做伴。我从写字台里抽出几张白纸，绘出一座豪华肃穆的陵墓。以意大利出产的鲑鱼肉色大理石为材料营造陵墓，再塑造两尊带天使翅膀的石像，一个代表罗莎，一个代表克拉腊。她们本来就是天使，今后永远是天使。总有一天，我将埋葬在她们两人中间。

我巴不得尽早离开人世。没有妻子，生活对我毫无意义。当时我不知道，我在世间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幸好克拉腊总算回来了，也许她压根儿没有完全离去。有时候，我想我是上年纪了，脑袋糊涂了。明明是二十年前埋葬她的，总不能不顾事实吧。我怀疑，我像个老疯子似的眼前尽是幻影。可是，现在我明明瞧见她从我身边走过，明明听见从小径传来她的笑声，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她在陪伴着我，宽恕我过去采取的种种粗暴行为，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我靠得这么近。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明姑娘克拉腊……

克拉腊一死，街角大宅院的生活全乱套了。时代变了。那些幽灵、那些宾客、那股乐融融的气氛全都随她而去了。过去家里总是笼罩着一股欢乐的气氛，克拉腊不相信尘世是泪谷的说法，相反她认为这是上帝的戏言。连上帝都不当真，谁要是当真，岂不成了傻瓜? 阿尔芭从开头几天起就留意到家道败落的兆头。她看到这种情况虽然进展缓慢，却不可挽回。在全家人当中，她第一个发现花瓶里的鲜花枯萎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鲜花干枯了，叶子脱落了，花枝折弯了，最后只剩下几棵蔫蔫的花梗，又过了很久有人把它扔掉了。阿尔芭懒得再去剪鲜花装饰房间。接着，花草树木枯死了，因为没有人像克拉腊那样给它们浇水，跟它们说话。那几只猫悄悄地溜走了，正像当初它们悄悄地到来或是悄悄地出生在陡峭的屋脊上一样。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换上一身黑衣服，一夜之间他从身强力壮的中年人变成一个说话结结巴巴、弯腰驼背的老人。虽然进入老年，他仍然未能改掉暴烈的脾气。在有生之年，他一直身着丧服。即使服丧的习惯已经过时，除了穷人还在袖子上扎黑箍儿表示哀悼外谁也不再服丧的时候，他仍然如此。他在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链子，下面悬着一个岩羚羊皮小包儿，放在衬衫里面，靠在胸间。包里装的是克拉腊的假牙，这可以为他赎罪，给他带来好运道。全家人都意识到，克拉腊不在了，大家也就没有理由再待在一起了。他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说。特鲁埃瓦觉得，唯一能使他留在家中的就是外孙女儿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街角大宅院化做一片废墟。谁也不去照管花园，像浇浇水啦，清扫清扫啦。花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似乎被小鸟和野草吞噬了。那片呈几何图形的花圃本来是特鲁埃瓦派人按照法兰西宫廷花园的设计图建造起来的。还有一处地方是克拉腊的王国，那里本来乱七八糟地栽种了大量茂盛的鲜花和葳蕤的大树。如今这两处地方杂草丛生，花木干枯了，腐烂了。那些盲目的雕像和淙淙的泉水覆满了干树叶、鸟类和青苔。藤架折断，虫豸在那儿做窝，邻居往那儿倒垃圾，弄得污秽不堪。总之，花园变成无人过问的荆棘丛生的荒地，令人寸步难行，即使用砍刀开路也很难通过。过去修剪得千姿百态的大葡萄藤被蜗牛和植物病害折磨得七扭八歪，根本不成样子。客厅里的帷幔一点点地从铜环儿上脱落下来，像老妇人的衬裙似的耷拉在半空中，颜色消退，积满灰尘。阿尔芭搭小屋、搭战壕玩的时候踩来踩去的家具露出了弹簧，死人似的趴在一旁。客厅里那条绣着凡尔赛田园风光的大幅双面挂毯本来是纤尘不染，如今变得龌龊不堪，成了尼古拉斯和他外甥女掷投枪的靶子。厨房里遍地油污，满墙烟灰，到处是空罐头盒和成堆的报纸。昔日的大盘烤奶糕和香喷喷的菜肴再也吃不到了。家里人宁肯天天吃鹰嘴豆和牛奶泡饭，谁也不愿意去招惹那帮小气的厨娘。她们每天在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浅口锅边值班，一个个怒气冲冲，蛮不讲理。地震，再加上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用劲摔门，用手杖乱敲，把墙壁和屋门弄裂了几道缝，百叶窗脱离了合页，可谁也不去动手修理修理。龙头开始漏水，管道往外渗水，屋瓦裂成碎片，潮气使粉墙上出现暗绿的水印。只有克拉腊那间铺着蓝绸子的卧室还是原封未动。里面摆着金黄色的木器家具，挂着两件棉布白衣服，还有那只原来装金丝雀的空鸟笼子、盛着做了一半儿活计的竹篮、做法用的纸牌、三条腿的桌子和几摞笔记本。笔记本上记载着五十年间的生活历程。很多年后，我在空荡荡的宅院的孤寂气氛中，在死者和失踪者留下的静谧的环境中整理这些笔记，凝神专注地阅读这些笔记，才得以重现这段故事。

海梅和尼古拉斯对这个家本来就没什么兴趣，如今更是兴味索然。他们对父亲毫无怜悯之心。父亲孤身一人，总想和他们建立起友情，填补家庭不和睦留下的真空。但是，毫无用处。他们住在家里，只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可以吃饭睡觉。他们像影子似的，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从不注意看看这种混乱的局面。海梅以圣徒的虔诚精神行医，那种坚韧不拔的劲头儿和父亲挽救三星庄园、聚积财富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把全副精力用在医院的工作上，在业余时间还免费为穷人治病。

“你真是不可救药啊，孩子，”特鲁埃瓦叹了口气，“你缺乏现实感，还不明白世界是怎么回事。你把宝押在不存在的空想的价值上啦。”

“帮助他人是实际存在的价值，爸爸。”

“不对。发善心跟你的社会主义观念一样，都是弱者发明出来的玩意儿，目的是利用强者，让强者屈服。”

“我不相信您那套什么强者、弱者的理论。”海梅反驳说。

“自然界总是如此。我们就生活在热带莽林里。”

“是啊，那是因为立规矩的人是那些和您想法相同的人。但是，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只能是如此，我们是胜利者。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世界上立足，掌权。听我一句，孩子，头脑冷静点儿，去开个私人诊所，我来帮你的忙。和那些什么主义的歪门邪道一刀两断吧!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絮絮叨叨地说，但是毫无结果。

阿曼黛从生活中消逝之后，尼古拉斯的情绪似乎稳定下来了。游历印度归来，他对精神领域的东西颇感兴趣。在步入青年时期的头几年里，他从事过充满幻想的商业冒险活动。如今把那套有损想象力的玩意儿丢在一边，也抛弃了把眼前经过的女人全部据为己有的念头，一心只想通过不寻常的途径找到上帝。从前，他以特有的魅力吸引女学生学跳吉『、赛舞，现在又以同样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信徒吸引到周围。其中大多数是过厌了优裕生活的青年人，和他一样，他们也在寻找某种能摆脱尘世骚扰的哲学。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请尼古拉斯传授从东方学到的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知识。到时候，大家在无人过问的后院那几间房子里聚会，盘起腿来打坐，阿尔芭给他们分核桃，倒茶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得知这些“当代人”，这些要以自己的名字为时代命名的人，在他背后练什么用肚脐呼吸，只要有人请求便立刻脱光衣服，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用手杖和警察吓唬他们。尼古拉斯终于懂得了，没有钱就没法儿把“道”传下去，于是他叫大家多少交点儿学费。用这笔钱居然租下一幢房子，开设了自然神论者学院。为了符合法律手续，他得给学院起个合法名称，就叫“归无学院”，简称“伊东”。父亲还是叫他不得安宁。尼古拉斯的追随者的照片开始见报了，一个个剃着光头，挂着很不体面的遮羞布，而且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这件事使特鲁埃瓦家族成了笑柄。一得知“伊东”的先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反对派立刻利用这件事把参议员着实挖苦一番，把儿子的精神探索变成反对老子的政治武器。特鲁埃瓦强压着怒火。有一天，他看见外孙女儿阿尔芭也把脑袋剃得像台球一样光溜溜的，不住嘴地“喳喳喳”地在念咒。这下子，他火了，直气得暴跳如雷。他率领两名打手闯进儿子开办的学院。打手们把仅有的几件家具砸得粉碎，差点儿把那些心平气和的年轻人砸扁了。老头子猛然醒悟过来，觉得又干过头了，才下令别再砸了，叫打手到外面去等他。老头子直气得浑身发抖。在和儿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算控制住了情绪。对儿子这些古怪举止，他实在受够了，用闷哑的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外孙女儿的头发不长出来，你就别来见我! ”说完，用力一摔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尼古拉斯做出了反应。他先把父亲雇来的打手们砸碎的东西扔出去，清扫了一下现场，同时，调匀呼吸，一下一下地吐出胸中郁积的怒气，使精神得以净化。然后，带领只挂着一块遮羞布的信徒们，高举要求信仰自由、尊重公民权利的标语，朝议会的铁栅栏进发。走到议会前，掏出临时凑来的木头哨子、铜铃铛和小钹子，吹吹打打地把行人拦住。待到聚集了相当多的人以后，尼古拉斯开始脱掉衣服，像婴儿似的脱得精光，然后往大街当中一躺，张开两臂做成十字状。大街上刹车声、喇叭声、尖叫声、口哨声闹得一塌糊涂，声音一直传进议会大厦里面。参议院正在讨论地主是否有权用铁丝网围邻近道路的问题。议员们听到闹声中断开会，走到阳台上欣赏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儿子光着屁股高唱亚洲式圣诗这种千载难逢的场面。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三步并做两步，跑下议会大厦的宽阔的楼梯，冲到街上，恨不得把儿子一刀宰了。没等他跑出铁栅门，只觉得心脏似乎在胸间炸开了，眼前出现一道鲜红的帷幕。他颓然跌倒在地上。

一辆军事警察的辎重车把尼古拉斯带走了，一辆红十字会的急救车拉走了特鲁埃瓦参议员。特鲁埃瓦一连三个星期昏迷不醒，差点儿一命呜呼。刚能起床，他就掐住儿子尼古拉斯的脖子，把他塞进一架飞机，买票送他出国，命令他下半生不得回来见父亲的面。不过，也给了他一大笔钱，足够他安个家，过上相当长的时间。据海梅说，这是为了不让他再瞎胡闹，在国外丢父亲的脸。

在以后的几年里，特鲁埃瓦从布兰卡和尼古拉斯的零零星星的通信中得知家中这只“黑羊”的情况。听说尼古拉斯在美国又开了一座“归无”的学院，而且成绩斐然，赚了一大笔钱。什么坐气球升天啊，什么做三明冶啊，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尼古拉斯修建'r一个玫瑰红瓷砖游泳池，和学生泡在里面，还得到公民们的敬重。无意中把寻找上帝和做买卖发财结合起来了。当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相信这些鬼话。

参议员等到外孙女儿长出了一些头发，别人不会误以为她长癣的时候，才亲自把她送进一所供有钱人家小姐念书的英国学校。他仍然认为，进英国学校能受到最良好的教育，虽然两个儿子学的结果不大相同。布兰卡同意父亲的安排。她心里很清楚，单凭星谱上诸星相合，阿尔芭一生中也不一定准有大出息。在学校里，阿尔芭能学会吃用开火焯过的青菜和烤大米，忍受院子里的寒冷，唱赞美诗，改掉世上所有的虚荣心——只有体育方面的争强好胜除外。老师教她读《圣经》、打网球和练习打字。用外语学习了那么多年，只有打字才对她有些实际用处。在这之前，阿尔芭没听人谈起过什么是罪孽，什么是小姐风范，不懂入神之间有什么界线，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有什么界线。她只见过一位舅舅赤身露体，比划着空手道，走过游廊；另一位舅舅把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书籍当中；外祖父抡起手杖打碎电话和花坛里的花盆架；妈妈提着滑稽可笑的小箱子偷偷溜走．外祖母驱动三条腿的桌子，不打开钢琴盖就能弹奏肖邦的乐曲。学校那套按部就班的生活，她受不了。一进教室，心里就发烦。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坐在校园里一个隐蔽的地方，远远地躲开大家，不让别人看见。既盼着别人来邀她玩耍，甚至急得浑身发抖，又不住祷告千万别让人家注意到她。母亲提醒她，别把从海梅舅舅的医书里看到的关于人体的玩意儿告诉给女同学，也别对老师说世界语比英语优越。尽管提防了又提防，校长从开头几天起没费什么力气就看出了这个新生有些离奇古怪的地方。她观察了两个星期，对自己的判断确有把握了，就把布兰卡．特鲁埃瓦叫到办公室，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对她说，阿尔芭接受不了英国教育的一般约束，劝她把女儿送到西班牙修女学校，也许可以控制住她的胡思乱想，纠正她的缺乏教养。可是，特鲁埃瓦参议员不愿意被随便一位圣约翰小姐吓住，极力施加影响不让学校把外孙女儿开除。无论如何，他也要阿尔芭学会英语。他相信英语比西班牙语优越。照他看，西班牙语是二流语言，只适于谈些家务事和装神弄鬼，只适于表达控制不住的感情和没用的事情，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完全不适用，而他恰恰希望阿尔芭在科学领域里能有所成就。在新时代的潮流冲击下，他总算承认了有些女人并非完全是笨蛋。他认为，从吸引一位有地位的丈夫来说，阿尔芭太微不足道了，但她可以找到一份职业，像男人一样养活自己。在这点上，布兰卡支持父亲的想法，从切身感受中她深知缺乏正规教育在生活中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不想叫你跟我一样受穷，不想让你靠着男人过活。”每当女儿不想上学，又哭又闹的时候，布兰卡就这样劝她。

他们不肯给阿尔芭退学，阿尔芭只好忍受了接连不断的十年的学校生活。

克拉腊死后，街角大宅院变成了随波逐流的小船。对阿尔芭来说，小船上唯一稳定的人是她母亲。布兰卡像只凶猛的母狮似的极力阻止家中的混乱和衰落。然而，很明显，在这场阻止家道败落的搏斗中，她势必一败涂地。只有她一个人尽力使大宅院保持着家庭气氛。特鲁埃瓦参议员还住在那里，只是不再邀请朋友和政界人士到家里来。他关闭了客厅，一个人待在书房和卧室里，对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政务和生意都很忙，他要经常出门儿，出钱支持新的选举运动；购买土地和拖拉机；饲养赛马用的良驹；利用黄金、白糖、纸张的价格牟利。他不知道家里的墙壁亟须粉刷，家具快要散架了，厨房变成了垃圾堆。他没有留意到外孙女儿的毛背心已然变硬，女儿的衣服早已过时，干家务活儿，团泥巴，两只手毁得不成样子。倒不是参议员生性吝啬，纯粹是他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有时候，兴致一来，也给外孙女儿带回一两件硕大无比的精美礼物。这只能让人更加觉得他在银行账号上的无形财产和家里的寒酸相很不协调。他交给布兰卡的钱多少不等，但总是不够维持大宅院的开销。大宅院暗幽幽，空荡荡，破败不堪，冷风几乎可以穿墙而过，失去了昔日的府第模样。布兰卡手头上的钱不够花，只好向海梅借钱过日子。尽管她紧着拆东墙补西墙，到了月底还是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只好打定主意去犹太珠宝商居住区，卖掉一些首饰。这些首饰恰恰是二十五年前在那个地方买的，克拉腊装在一只毛袜子里留给了她。

布兰卡在家里戴着围裙，穿着草鞋，和留在家里的几个仆人没什么差别。出门儿的时候，穿上那件烫了又烫的黑衣服和白绸衬衣。老伴儿去世后，外祖父没有心思再照料阿尔芭。她只能穿从远房的表姐妹那儿拿来的衣服，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大衣穿起来好像军用大氅，里面的衣服又短又窄。海梅本想给她们帮帮忙，但是良知告诉他与其把个人收入供姐姐和外甥女打扮，还不如给饥肠辘辘的人买些吃的。

外祖母去世以后，阿尔芭开始做噩梦，常常惊叫着醒来，浑身滚烫。她梦见家里人全都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宅院里四处走动，陪伴她的只有在游廊上彳亍的黑乎乎、虚飘飘的鬼魂。海梅提议阿尔芭搬到布兰卡的房间去住，让她心情平静一些。自从和母亲同住在一问卧室里后，阿尔芭总是暗中焦急地盼着早点儿躺下。她缩在被窝里，两眼盯着母亲按部就班地结束一天的生活，然后上床睡觉。布兰卡先用哈莱姆香脂擦脸。这种带玫瑰香味的玫瑰红色的香脂，据说对保持妇女皮肤滋润具有神奇的效力。接着，把栗色长发梳上一百遍。她开始长白头发了，别人看不出来，可阿尔芭看得见。布兰卡爱得感冒，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总是穿着闲暇时候自己编织的毛线衬裙睡觉。赶上下雨天儿，还戴上手套，抵御寒气。由于常年摆弄湿泥，寒气深入骨髓，海梅的各种针剂也好，尼古拉斯的中国针疗也好，都不见效。阿尔芭望着母亲在卧室走来走去，结婚时穿的睡衣随身飘荡，发髻解开，长发披在肩上，周身笼罩着干净衣服和哈莱姆香脂的淡淡香气。母亲失神地自言自语，说些互不连贯的话语，诸如抱怨青菜涨价啦，述说身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啦，埋怨家务沉重，累得要命啦。此外，还用诗的语言叙述她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会面，忽而想象他出现在黄昏的云际间，忽而追忆起他在三星庄园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天天都是这样。完事以后，布兰卡才躺在床上，熄了灯。两个人的床相隔不远，布兰卡拉住女儿的手，给她讲故事。故事是从舅姥爷马科斯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讲鬼怪的书上看来的，只是她的记性不好，讲出来的全是新故事。阿尔芭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一位王子睡上一百年，公主们和恶龙进行搏斗；一只在森林里迷途的恶狼让一个小姑娘无缘无故地开了膛。待到阿尔芭要求再听一听这些可怕的故事的时候，布兰卡就重复不上来了，全都忘记了。因此，小姑娘也养成了写故事的习惯。后来，也记下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就像外祖母克拉腊做的那样。

克拉腊死后不久，陵墓的营建工程开始了。工程拖了几乎两年之久。我不断要求增加耗资颇大的新项目：几块刻上哥特体金字的石碑、可以透过阳光的玻璃拱顶以及一套仿效罗马喷泉的精巧机关。这套机关可以用细细的水流连续不断地浇灌设在陵墓中的一个小小的花园。我让人在花园里栽上玫瑰花和山茶花，都是我心中不住思念的她们姐妹俩喜爱的花。塑像是个问题。我退回了几个设计方案，我要的不是小不点儿的天使像，而是和罗莎、克拉腊一样的塑像，脸庞、手、身量儿都一样。一位乌拉圭雕塑师的设计合了我的心意，最后塑像就像我要求的那样竖立起来了。一切安排就绪，又碰上一个事先没想到的障碍。由于瓦列家族的人反对，我无法把罗莎迁入新墓。我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他们，给他们送礼，施加压力，直到利用政权的力量，但都无济于事。舅爷们寸步不让。我认为，他们准是打听到关于妮维娅脑袋的事了，对把脑袋扔在地窖里，撂了这么多年，生我的气了。看到他们如此顽固，我把海梅叫来，要他准备好，跟我一起到坟地去，把罗莎的尸体偷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惊讶。

“好说好道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我对儿子说。

和一般干这种事的人一样，我们是晚上去的，塞给看门的一笔钱。好多年前，为了陪伴罗莎在那儿度过第一夜，我也贿赂过看门的。我们拿着家什儿，沿着一条两侧种着翠柏的大道走进去，找到瓦列家族的墓地，动手干起阴气森森的掘墓勾当。我们轻手轻脚地挪开那块守着长眠于地下的罗莎的石碑，从墓穴里把白棺材拉上来。棺材比我们预想的要沉得多，只好求看门的帮个忙。墓穴狭小，干起活儿来很不得劲儿，手里的家什儿碰来碰去，那盏电石灯光线又很暗淡。随后，我们把石碑放回原处，免得有人猜疑墓穴是空的。完了事，弄得满身大汗。海梅想得周到，带来一壶烧酒，我们喝了点儿酒，提提神儿。虽然我们俩都不迷信，那块到处是十字架、拱顶和石碑的墓地还是怪疹人的。我在墓地口儿上坐下来喘口气，心里想，挪口棺材就累得我心律失常，眼前发黑，金星乱冒，可见我已经不年轻了。我闭上眼睛，想起罗莎，想起她那副姣美的面容、牛奶般的皮肤、美人鱼式的长发、撩人的甜蜜的眼睛、拿着珍珠母做的念珠、交叉在一起的双手和新娘戴的花冠。回想起这位俊俏的贞女，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她从我手中跑掉了，这么多年一直躺在那里等我来找她，把她迁到合适的地方。

“孩子，咱们把这个打开。我想看看罗莎。”我对海梅说。

他没有试图说服我，因为每逢我拿定主意，那种说一不二的口气他是很熟悉的。我们把电石灯重新放了放。海梅耐着性子把青铜螺丝钉起下来，这么多年，螺丝钉都发乌了。我们抬起棺材盖，盖子沉得像是用铅打造的。在电石灯的白光下，我看见了俏姑娘罗莎，她身边撒着新婚用的橙花，满头碧绿的秀发。真美啊! 就像很多年前我看见她平躺在我岳父母饭厅的桌子上的白棺材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出神地盯住她，时间没有使她变样儿，我并不奇怪，我在梦中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我俯下身去，隔着盖住她脸庞的玻璃在我毕生喜爱的女人的苍白嘴唇上印了一个吻。这当儿，一阵轻风吹过翠柏，透过一些缝隙狡狯地吹进一直密封着的棺材。霎时间，容颜未改的新娘一下子解体了，化做一堆灰色的轻尘。当我抬起头来，张开眼睛，唇边还留着冷冷的亲吻感觉的时候，俏姑娘罗莎不见了。躺在棺材里的是有几个黑窟窿的骷髅头，颧骨上粘着几条象牙色的皮肤，脑后只有几绺发霉的乱发。

海梅和看门的连忙盖上棺材盖，把罗莎放在一辆小车上，推到在鲑鱼肉色的陵墓中靠克拉腊身边给她留出的地方。我在翠柏大道旁边的一座坟头上坐下来，两眼望着月亮。

“菲鲁拉言之有理，”我在想，“我只剩下孤身一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萎缩，只差像条狗似的死去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在夺取政权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政敌展开了斗争。其他保守党领导人身体发胖了，年岁越来越大了，在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中浪费时间，唯有他一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研究、从北跑到南，靠个人的力量掀起一场永不停止的运动，根本顾不上年事已高和骨头咔咔作响。在每次议会选举中，他都重新当选为参议员。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权力、金钱或威望上，满脑子想的是摧毁一点一点渗入人民当中的、他称之为“癌症”的东西。

“哼! 掀起块石头就能找到个共产党! ”他说。

他说的话没人相信，就连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挖苦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模样像只戴孝的乌鸦。还说，挥舞手杖早已过时，他的预言晦涩难懂。特鲁埃瓦参议员把统计数字和近期投票的实际结果举到同党的鼻子跟前，大家却担心他越老越糊涂。

“早晚有一天咱们没法儿赶在统计票数以前把票箱偷出来。到那时候，咱们全他妈的得完蛋! ”特鲁埃瓦说。

“靠群众投票，在哪儿也没取胜过。至少也得闹场革命，咱们国家不会出这种事。”大家反驳他说。

“迟早会出的。”特鲁埃瓦激动地说。

“静一静，伙计。咱们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大家安慰他说，

“他们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丁点儿机会。他们没考虑到事务的魔幻的一面，您没看见吗? 这种学说是无神论，讲实际，讲实用。在这儿，成不了事! ”

就连乌尔塔多上校也没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什么危险，虽然在他眼里全国到处是敌人。他不止一次告诉特鲁埃瓦参议员，组成共产党的不过是四个无足轻重的人。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论那副虔诚劲儿，倒可以干些更有用的事业。

“莫斯科在地球的另一端，埃斯特万。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并不了解。”乌尔塔多上校对特鲁埃瓦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咱们的国情。他们比‘红帽党’还要糊涂，这就是证明。前些日子，他们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农民、海员和印第安人参加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滑稽可笑的。农民知道什么? 海员天天在大海里，他们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港口的妓院，而不是政治。印第安人! 总共才有二百来人。照我看，经过上个世纪的大屠杀，剩不下多少人了。想在他们的保留地里建立什么苏维埃，那就请他们试试吧。”上校用揶揄的口吻说。

“话是这么说。除了共产党，还有社会党、激进党和其他小党小派呐!'，特鲁埃瓦回答说。

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眼里，除了他那个党以外，所有政党都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分不清这个党和那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不同。一有机会，他就当众表白自己的立场，因此，除了同党以外，大家都把特鲁埃瓦参议员看做是非常古怪的反动的狂人和寡头。保守党只好出来帮他刹车，别老是一说话就走嘴，让大家跟着出丑。特鲁埃瓦参议员是愤怒的斗士，随时准备在座谈会上、记者招待会上、大学里与别人开仗。其他人不敢露面的地方，他却身穿黑衣服，手持银手杖，摆着那部狮鬃，岿然不动。他是漫画家讽刺的对象。讽刺挖苦一多，他倒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在历次选举中，总为保守党的投票大杀风景。他是个狂热分子，性情激烈，不合时宜，但他是家庭、传统、财产和秩序的价值的最好代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能认出他，编造各种以他为题的笑话，人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据说是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据说，就在他儿子在议会大厦门前脱得精光那次，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共和国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要派他到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从事和他年龄相称的工作，有助于恢复健康。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回答是用拳头猛砸国家元首的办公桌，把国旗和国父的半身像都震倒了。

“到死我也不离开这儿，阁下! ”他大声吼叫着，“我一不留神，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把您坐的椅子抢走! ”

是他第一个把左派称做“民主的敌人”。不料，过了几年，这句话还真的成了独裁政权的口实。由此也可见特鲁埃瓦参议员的机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大部分财产用于政治斗争。他注意到，尽管不断打开新的生意门路，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他的财产似乎仍在日益减少。不过，他并不着慌。据他想，事情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克拉腊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克拉腊死后，自然不能再帮他发财。再说，他估摸着，凭现有的钱，在有生之年他仍然是个富翁。他觉出自己老了，想一想，三个儿女谁也不配继承他的产业。虽说眼下的农村不如过去那么兴旺了，他还是把三星庄园保存下来，留给外孙女儿。过去，从首都到三星庄园，得坐火车，好似一次远征打猎。如今，新修了公路，通了汽车，六个钟头就能到达。可他总是忙得没空去一趟。他隔三差五地把庄园的管家叫来，听他汇报情况。管家每来一趟，都要气得他连发几天脾气。管家老像打了败仗似的那么悲观。报告的总是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什么草莓受冻了，母鸡传染上鸡舌疮了，葡萄烂了，等等，等等。乡村本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财源，眼下却成了包袱，他还得时不时地从别的生意里抽出钱来贴补这块填不饱的土地。这块土地似乎很愿意回到特鲁埃瓦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前的那个无人照管的时代。

“我得去收拾一下局面。那儿需要主人亲自过问。”他唔唔哝哝地说。

“乡下都乱了套了，东家，”管家对他说过多次，“农民造反了。天天提出新要求，甚至有人说要和东家生活得一样。最好把庄园卖出去。”

特鲁埃瓦根本不愿意听人提起“卖地”二字。“什么都有用完的一天，只有土地能留得住。”他常爱重复这句话。二十五岁那年，妈妈和姐姐用和管家同样的理由强要他卖地，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随着步入老年，再加上政治工作负担沉重，他对三星庄园失去了兴趣，正如对其他许多过去他认为是基本的东西失去兴趣一样。对他来说，三星庄园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管家说得对，那几年农村全乱套了。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用天鹅绒般甜润的声音就是这样宣传的。无线电广播这一奇迹把他的歌声传到全国的穷乡僻壤。他三十多岁了，还是那副乡巴佬的模样。他喜欢这副派头，其实对生活的认识和事业上的成就早已磨去了他的粗鲁性格，使他的思想更加精细。他凭记忆用爸爸的剃刀蓄起一部山野人的胡须和先知的披散的头发，比其他抗议歌手争先恐后地蓄须留发早了几年。他穿着粗布裤子、手工编的草鞋，冬天披上一条粗毛线的“篷却”。这是他的“军服”。他以这副打扮出现在舞台上，照片印在唱片的封皮上。政治组织使他大失所望，他只用三言两语，用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他的哲学。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从母鸡和狐狸的歌谣发展到歌唱生活，歌唱友谊，歌唱爱情，也歌唱革命。他的歌曲尽人皆知，只有像特鲁埃瓦参议员那样顽固不化的人才无视他的存在。老头子不许家里放收音机，不让外孙女儿收听喜剧和小说连播，那些玩意儿净讲母亲失去子女，几年后又破镜重圆一类的故事。同时，也不让他的敌人用叛逆的歌曲闹得他消化不良。在他卧室里有一台现代化收音机，不过他只听新闻。他没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和他儿子海梅是最知己的朋友，更没想到每次布兰卡提着那只滑稽可笑的箱子托辞外出，都是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见面。他也不知道，有几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带着阿尔芭去爬山。他们坐在山顶上一起观赏全城的景色，吃面包夹奶酪。他和阿尔芭谈穷人、受压迫者、失踪者以及特鲁埃瓦不愿意让外孙女儿知道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像两只快乐的小狗儿似的顺着山坡滚下来，开心得哈哈大笑。

佩德罗第三眼瞅着阿尔芭长大，总想和她更加亲近。只是他没有真正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在这一点上，布兰卡坚决不让步。她说，阿尔芭经受了那么多惊吓，可还是个比较正常的孩子，这也算是个奇迹了。确实没有必要再在出身问题上给她制造混乱。最好还是让她相信目前的正式说法。另外，还有个危险，要是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外祖父，那就要捅大娄子了。不管怎么说，小姑娘的无拘无束的反叛精神还是很让佩德罗第三喜欢的。

“她即使不是我的女儿，也很像我的女儿。”他自豪地说。

在那些年里，佩德罗第三用如泣如诉的吉他声燃起了女人，特别是妙龄少女的爱情之火，得到她们的青睐。他一直过不惯独身生活。有些女人热辣辣地闯进他的生活。他需要的是爱情的新鲜感。他竭力使她们得到短暂的幸福。然而，从欢会的第一刻起，他就开始准备和她们道别，最后客客气气地把她们抛在一旁。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女人和他同床共枕，躺在他的身边呼呼睡熟，而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的还是布兰卡，思念她那发育良好的丰腴的身体、温暖而丰满的胸部、唇边细细的皱纹、围在阿拉伯式眼睛周围的暗影，只觉得胸间压抑着一声呼喊。他走过很多的路，远远离开布兰卡，接触过许多肉体，试图同其他女人过下去。可是，在私下里，当他一人独处，预测着何时死亡时，想到的只有布兰卡。翌日清晨，他又开始轻巧地摆脱新恋人，一旦脱身，立即回到布兰卡身边，显得更加内疚，更加消瘦，两眼周围布上更浓的黑圈儿。他弹着吉他，唱出一首新歌，对布兰卡更增添了无限眷恋。

相反，布兰卡倒是习惯了独自生活。整天忙于大宅院里的家务，在陶器作坊里制作耶稣诞生模型和她想象出来的怪物，内心反而平静下来。模型中，唯一符合生物学规律的是那群在怪物环绕之中的神圣家族的群像。生活中，唯一的人即是佩德罗第三。爱情专一是她的天性，这种毫不动摇的感情力量帮她摆脱了平庸而凄凉的命运。即使看到佩德罗第三在那些头发平直、骨骼粗大的姑娘身后消逝，她对他仍是忠贞不二，没有因此稍减对他的爱恋。起初，佩德罗第三一离开她，布兰卡就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不久，她发现这仅仅是一刹那的事情。他每次走了，一定还会回来，会对她更加疼爱、更加温柔。布兰卡宁愿在供男女幽会的旅馆里和情人偷偷见面。她不喜欢两个人一起过着刻板的生活，讨厌夫妻生活的劳累，不愿意共度凄凉的晚景。每到月末一起为生活拮据发愁，星期天闲得难受，每天醒来嘴里一股臭味儿，年岁大了还要犯病，何苦来呢? 布兰卡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有时候，她也想过拎起滑稽可笑的箱子和毛袜子里剩下的首饰，带着女儿去和佩德罗第三一起生活，最后还是胆怯了。也许她害怕经历过百般折磨的伟大爱情经受不住共同生活的考验——这是一切考验中最可怕的考验。阿尔芭长得很快。布兰卡心里明白，以照料女儿为借口一再拖延答复情人的要求，是无法长此下去的，但她仍想留待以后吧。其实，刻板的生活固然使她担心，佩德罗第三的生活方式同样让她害怕。他住在工人区的一间用木板和洋铁皮搭成的简陋的屋子里，周围有几百间类似的破房子。里面是夯实的地面，没有自来水，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小灯泡。为了布兰卡，佩德罗第三搬出了工人区，搬进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不知不觉间加入了中产阶级，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不过，对布兰卡来说，这还不够。她觉得，公寓楼既肮脏又阴暗狭窄，住家又太杂。她说，不能让阿尔芭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成人，在大街上、楼梯上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拖来拖去，青年时代拖过去了，步入了中年。仅有的欢乐时刻就是她悄悄地出去和佩德罗第三幽会，对此她也认了。每次出去，总要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洒上香水，还要穿上时髦女郎爱穿的那种衬裙。佩德罗第三非常喜欢这种衬裙，而布兰卡却满面含羞地把衬裙藏在衣柜最隐蔽的角落里，还想出各种理由准备应付有人发现这件衬裙。布兰卡在各种生活问题上都是个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妇女。她克服了幼稚的激情，忍痛将情感埋在心底。她以幻想充实情感，使情感理想化，拼命地保护情感，剔除一切平庸的道理，最后把它化做小说式的爱情。

阿尔芭呢，她懂得不要在人前提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名字，她知道这个名字会在家里引起什么后果。她凭直觉意识到在外祖父和这个被人割断手指、亲吻母亲嘴唇的男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包括佩德罗第三在内总是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她的提问。有时候，卧室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布兰卡给她讲佩德罗第三的一些故事，教她唱佩德罗第三编的歌曲，只是一直告诫她不要在家里哼这些歌。布兰卡从未说过，佩德罗第三是阿尔芭的生身之父，似乎连她自己也把这件事忘掉了。在她的记忆中，过去似乎是一连串的暴力行动、屡次被人抛弃和一件又一件的伤心事。事情是否真如她想的那样，她也没有把握。干尸的事、照片的事、足蹬路易十五式鞋子的没有胡须的印第安人的事——正是由于这些事她才逃离了夫家——如今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伯爵因患病死于沙漠之中，最后竟然也信以为真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女儿告诉她让·德·萨蒂尼的尸体躺在停尸所的冰屉里。她听了，没有感到高兴，因为她早已觉得自己守寡多年了。她也不打算为自己的谎言作辩解。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裁缝做的黑色旧衣服，用卡子别好发髻，陪同阿尔芭把那个法国人安葬在专门埋穷人的市立公墓。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同意从鲑鱼肉色的陵墓里给他匀出一块地方。母女俩孤零零地跟在黑棺材后面。多亏海梅慷慨解囊，她们才买下这口棺材。她们头顶着正午燠热的太阳，手拿着蔫巴巴的花束，觉得自己很滑稽，面对行将入土的孤苦伶仃的尸体，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看爸爸连个朋友也没有。”阿尔芭说。

即使在那个场合，布兰卡也没向女儿吐露真情。

把克拉腊和罗莎安放在我的陵墓以后，我觉得心绪平静了一些。我知道，迟早我们三个人会在那里相聚，还有其他亲人，像我的母亲、老奶奶，还有菲鲁拉，但愿她已经谅解我了。我不希望后半生像前半生那样长，免得她们等我等得太久。

克拉腊的房间用锁锁住了。我不想让任何人进去，什么东西都不要挪动，每当我想起她，就能在那儿找到她的幽灵。我开始失眠了，这是老年人的通病。夜间，我睡不着觉，在宅院里四处走动。脚下拖着显着大了不少的拖鞋，披着那件发旧的主教穿的睡衣( 出于感情的原因，这件睡衣我一直保存着) ，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嘴里不住地抱怨命运不公。太阳一出来，我又产生了生的愿望。吃早饭的时候，我穿上浆过的衬衣和丧服，刮完胡子，安安静静地和外孙女儿一起看报。处理完生意上的事情和来往信件，剩下的时间都在外面度过。我不在家里吃饭，星期六、星期日也不在家吃饭。没有克拉腊做黏合剂，我干吗非得忍受儿女们的争吵不可呢?

我只有两位朋友，他们总想从灵魂上为我脱掉丧服。他们和我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玩高尔夫球，赌骨牌。我和他们讨论生意上的问题，谈论政治，有时候也谈谈家庭。一天下午，他们看见我心绪颇佳，邀我去“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希望找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帮我振作振作精神。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干这种风流事的年龄了，可还是喝了两杯酒，一起去了。 ‘

几年前，我曾去过“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不过几乎忘得光光的。近来，这家妓院在旅游方面很叫得响。外省人到首都来就是要到那儿开开眼，然后回去和朋友们摆龙门阵。我们来到的那幢古色古香的大院子，很久很久以来外表一直保持这个模样。看大门的迎接我们，把我们引到正厅。记得在那个法国胖女人( 或者说讲话带法国口音的胖女人) 主事的时候，我到过那儿。一个打扮得像个中学生似的女孩子给我们每人端上一杯葡萄酒，这杯酒由妓院出钱。一位朋友想搂搂她的腰，可她正色说她是服务员，让我们等候专门接客的姑娘。过了不一会儿，有人拉开帷幔，眼前出现了一幅古代阿拉伯宫廷的景致。一个高大的黑人出现了，他浑身黑得发青，肌肉涂得油光光的，身穿一条胡萝『、色的绸灯笼裤和一件坎肩，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紫色带金银线的围巾，脚下穿一双土耳其的系带鞋，鼻子上穿着一枚金环儿。笑一笑，露出满口钢牙。他自我介绍说是穆斯塔发，递给我们一本相册，让我们随意挑选。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开心地笑了。想到世上还有妓女目录，觉得怪有意思的。翻开相册，照片上的女人有胖有瘦，头发有长有短，有的打扮得像水妖，有的像女侠，有的像新娘，有的像朝臣。看来看去，我一个也没选中，她们每个人都像盛宴后的鲜花，有一副饱受蹂躏的表情。相册最后三页贴的是男孩子的照片。他们身穿希腊式衣服，头顶花冠，在工人搭成的古希腊废墟上玩耍。个个屁股滚圆，睫毛长长的，真叫人恶心。除了“小红灯”妓馆那个打扮成日本娘儿们模样的卡梅洛以外，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公开的男妓。使我吃惊的是，同来的一位朋友居然从照片中选中了一个大屁股男孩子。他可是一家之主，又是商业交易所的经纪人。那个被选中的男孩像变戏法似的从帷幔后面出来，牵着我那位朋友的手，像个女人似的摆动着腰肢，笑嘻嘻地把他带走了。另一位朋友选中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女人。我怀疑，他年岁不小了，又是骨瘦如柴，能和这个女人搞出什么名堂。不管怎么样，他和那个妓女也走了，仿佛被帷幔吞食下去了。

“看来，先生您不大好拿主意，”穆斯塔发用亲切口吻说，“我把这儿的上等货色给您。我来介绍一下阿佛洛狄特。”

阿佛洛狄特走进正厅。只见她头上梳着三层发卷，围着几条灯芯草，几乎遮不住身体，从肩头上挂下几串玻璃葡萄，一直垂到膝盖。原来是特兰希托·索托。尽管葡萄做工很粗糙，灯芯草围裙好像马戏团的装束，可她完全像个神话中的人物。

“见到您很高兴，东家。”她寒暄了一句。

她带着我绕过帷幔，进入一个小小的内院。那里是这座迷宫似的建筑物的核心部分。“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共有两三幢老房子，用庭院、游廊和小桥相连，安排得十分得体。特兰希托·索托把我带进一间普普通通但很干净的房间。室内唯一出奇之处是那几幅画工拙劣的庞培的色情壁画复制品，是一位平庸的画家画在墙壁上的。还有一只古旧的大浴缸。浴缸里盛着热水，水锈斑斑。我不禁惊奇得嘘了一声。

“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变了个花样儿。”她说。

特兰希托摘掉葡萄串珠，脱下灯芯草编的衣服。啊，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只是更加楚楚动人，更加无可挑剔。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流露出雄心勃勃的表情。我和她初次相识的时候，正是这副目光把我迷住了。她对我说，妓女们和面首们组成了合作社，成效十分显著。在过去那位冒牌的法国太太手里，“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倒闭了，多亏大家努力才把妓院扶植起来，使之成为社会的壮举、历史的丰碑，连远在天边的水手们也赞不绝口。化装是成功的最大窍门儿，这一手能煽起嫖客们的情欲。开列妓女目录又是一个窍门儿。目录可以复制，在外省散发，让人怀着一识名妓的愿望慕名而来。

“东家，穿这身衣服，戴假葡萄珠子，真叫人讨厌。可爷儿们喜欢这个。有人四处讲，别人就找上门儿来啦。我们干得不错，买卖兴隆。在这儿干，谁也觉不出受人剥削。大家合伙儿经营。有地地道道的黑人的，全国只此一家。您在别处看见的黑人是涂的颜色。穆斯塔发可不一样，您就是用砂纸打，他还是那么黑。这儿的东西样样干净。厕所里的水，您自管喝。连您想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撒了漂白粉。卫生局常给我们挨个儿检查身体，保证没有性病。”

特兰希托甩掉最后一块遮羞布，裸露出窈窕的玉体。我看得目瞪口呆，突然觉得疲乏得要命。悲哀已经使我的心破碎了，性欲好似一枝凋谢的花朵，毫无兴奋的感觉。

“唉，特兰希托! 我太老了，干不成这种事啦。”我嗫嗫嚅嚅地说。

可是，特兰希托·索托开始让那条刺在肚脐周围的蛇纹蠕动起来，用肚皮轻轻地在我身上蹭来蹭去，催我入眠，同时，还用沙哑的嗓音谈什么合作社的收益和花名册的好处，想把我弄得昏昏欲睡。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笑了笑，慢慢地我觉得我的笑容不过是放松一下而已。我试着用手指随着蛇纹移动，可蛇纹曲曲弯弯地从我手指间滑脱了。我惊讶地看到，这个已经过了第一青春期、也不在第二青春期的女人，皮肤依然那么紧绷绷的，肌肉还是那么结实，足以让那条蛇活动起来，仿佛它本身就是个活物。我俯下身来亲吻蛇纹，高兴地嗅到蛇纹上没有洒香水。从她腹部溢出的一股独一无二的暖烘烘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孔，浸润我的全身，在我的血液中唤起我自以为已经冷却的欲火。特兰希托边说话，边劈开双腿，似乎只是想躺得舒服一些。我开始用嘴唇在她身上四处亲吻，气喘嘘嘘地撩拨她，舔她，以至于忘掉我身着丧服，忘掉高龄的重负。欲火让我恢复了往昔的力量，一边抚摸她，亲吻她，一边拼命扯掉自己的衣服。心满意足地观看她那结实的肌肉，深深陷入这个献身于我的温暖的、慈善的女人身上。她那沙哑的嗓音催得我昏昏沉沉，她那双女神的臂膀紧紧搂住我，她用臀部的力气弄得我东摇西晃，直到我丧失知觉，兴奋不已。

我们俩随即泡在浴池的温水中，直至灵魂回到我的躯体，我觉得几乎要醉倒了。一时间，我幻想着特兰希托就是我长年需要的那个女人，在她身边我可以回到过去的年代——那时候，我能够高高举起一名健壮的农妇，把她放在马背上，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我都能把她带到草木丛中。

“克拉腊……”我不禁脱口而出。只觉得一滴泪水0 顷着面颊流下去，又一滴，又一滴，直到泪如泉涌，不住气地抽噎。对亲人的思念和悲伤闷得我透不过气来。特兰希托·索托对男人的伤心事见得多了，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听凭我尽情地哭泣，把近几年来的不幸和孤寂全都哭出来。然后，她像妈妈那样小心翼翼地把我从浴池里拉出来，为我擦干身体，为我按摩，弄得我浑身软绵绵的，好似沾了水的面包。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她为我盖好被子。她吻了吻我的前额，踮着脚走了出去。

“克拉腊是谁? ”她出去的时候，我听见她唔唔哝哝地说。

第十一章

觉醒

大约在十八岁那年，阿尔芭最终告别了童年时代。在觉出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她回到那间老屋，关上房门。屋里还保留着那幅多年前开始画的壁画。阿尔芭在旧颜料桶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点儿红颜料和白颜料，都还没干。她仔细地把两种颜料兑在一起，在墙壁的空地方画上一个硕大的玫瑰色太阳。她正在恋爱。随后，她把颜料桶和画笔丢进垃圾箱，坐在那儿长时间地欣赏壁画，边欣赏边回顾自己的悲欢史。算了算账，还算是幸福的。阿尔芭舒了口气，告别了童年时代。

那一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学毕业后，按个人爱好，她决定学哲学；为了和外祖父作对，同时还学音乐。外祖父认为搞艺术是浪费时间，他不倦地宣扬自由职业和科学事业的优点。还叫她不要谈恋爱，不要结婚。可对像海梅这样的老光棍儿，他又力主找个体面的姑娘，赶快结婚，态度同样是那么顽固。据他说，男人顶好有个妻子，可像阿尔芭这样的女人，结婚只会带来苦恼。一个难忘的下午，淫雨霏霏，寒气袭人。阿尔芭在大学的咖啡厅里第一次见到了米格尔，外祖父宣扬的那套玩意儿一下子坍塌了。

米格尔是法律系毕业班的学生。面色苍白，两眼饱含热情，穿一条退色的裤子、一双矿工长靴。他是左派领袖，热衷于寻求正义，激奋起来不能自已。尽管如此，米格尔还是觉察出阿尔芭在打量他。他抬起头，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对视了一下，只觉得眼花缭乱。从此，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在公园的林荫道见面。两个人夹着书本，拖着阿尔芭那把笨重的大提琴一起散步。从第一次见面起，阿尔芭就注意到米格尔的袖子上有个小小的符号：一个高举着的紧握的拳头。她打定主意不告诉米格尔自己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外孙女儿，生平第一次使用身份证上的姓氏：萨蒂尼。很快她又意识到顶好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姓氏告诉其他同学。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朋友，因为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她可以大谈特谈她是那位诗人的朋友，小时候曾经坐在诗人的膝盖上，眼下他的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青年人的口中流传，还被刻在墙壁上。

米格尔爱谈革命。他说，对付制度的暴力，必须使用革命的暴力。但是，阿尔芭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想谈谈爱情。外祖父的演说，她听厌了；懒得参与外祖父和海梅舅舅之间的争吵；讨厌选举运动。她一生中参加的政治活动只是和中学生一块儿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目的也不怎么明确。为此，她被停了一个礼拜的课，外祖父差点儿又犯一次心肌梗塞。到了大学，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和那年进入大学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她也发现在咖啡厅里度过的不眠之夜很有吸引力，大家一起谈论世界需要哪些变化，用慷慨激昂的思想互相感染。晚上，她回家很迟，嘴里发苦，衣服上沾满劣质香烟的气味，脑袋发热，装满英雄主义思想。她相信，时机一到她会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一次，学生们抢占教学大楼，支持工人罢工。阿尔芭出于对米格尔的爱情——而不是出于思想信念——和同学们一起在大学里构筑战壕。他们过了几天野战生活，发表激烈的演说，从窗户里大骂警察，直骂到失音为止。他们用沙土口袋和从大院子里拆下来的路面石搭起街垒，堵住大门和窗子，要把教学楼变成碉堡。结果却把大楼变成了牢房，警察进去固然不容易，学生想出来更要难得多。阿尔芭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夜。她躺在米格尔的怀里，周围是成堆的报纸和空啤酒瓶子。同学们住在一起，情绪热烈。这些年轻人热汗淋淋，觉睡得很少，加上烟熏，眼睛通红通红的。他们有些饿，但是一点儿也不害怕。眼前的事不大像战争，更像一场游戏。第一天，大家都很忙，搭街垒的搭街垒，刷标语的刷标语，打电话的打电话，还要发动大家进行正当防卫，根本无暇担心警察断水断电。

米格尔从一开始就成为占领大楼行动的灵魂。紧随其后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老师。尽管他两腿瘫痪，还是愿意奉陪到底。当天晚上，学生们放声高唱，互相鼓气。待到讲演讲累了，唱歌唱累了，争论也争论够了，大家分成几个小组，尽可能好好睡上一觉。最后一个休息的是米格尔。看来只有他才知道应该如何行动。他负责分配水。把水存在容器里，连厕所的水池子里也存上水。还临时弄了个厨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了速溶咖啡、饼干和几罐啤酒。第二天，厕所里没水，臭气熏天。米格尔组织大家来个大扫除，下令不准使用厕所。在院子里大学创建者的石头雕像旁边挖了个坑，大小便都到那儿去。米格尔把年轻人分成几个小组，叫他们一天忙到晚。他很善于指挥，好像从不发号施令。干什么事似乎都是由各组自发决定的。

“看样子，咱们得在这儿待上几个月啦! ”阿尔芭说。想到他们被包围，心里反而美滋滋的。

警察局的坦克车在大街上摆开阵势，包围住大学的古老建筑。一场将持续几天的紧张的等待开始了。

“全国学生、工会、职业公会都会行动起来。说不定政府会倒台。”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

“我看不会，”米格尔反驳说，“关键是要掀起抗议浪潮，他们不在工人提出的条件书上签字，咱们就不离开大楼。”

天上下起毛毛雨。大楼里没有灯，天色不早，楼里已经黑咕隆咚。他们用汽油临时点燃几盏灯，铁罐上的灯捻突突地冒着黑烟。阿尔芭以为警察把电话也掐断了，拿起话筒一听，线还通。米格尔说，警察很想知道他们谈些什么，他提醒大家说话要小心。尽管如此，阿尔芭还是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告诉家里人说，她要和同志们待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或者死亡。这句话一出口，她又觉得有些做作。外祖父从布兰卡手中夺过听筒，用外孙女儿非常熟悉的怒冲冲的口吻对她说，一个小时内她必须回家，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夜不回来。阿尔芭回答说，她出不去；即使可以出去，也不想回家。

“跟那帮共产党在那儿有什么可干的!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高声喊道。但是，旋即放缓了声调，恳求阿尔芭在警察冲进大楼前赶快离开。他已经获悉政府不会无限期地容忍下去。“你们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出来，突击队会冲进去，用棍子把你们撵出来。”参议员最后说。

阿尔芭透过用木板和沙土口袋挡住的窗户上的铁栅栏朝外看了看，只见街上排着几辆小坦克，还有两排严阵以待的士兵，个个头戴钢盔、面罩，手持木棍。她总算明白了，外祖父的确没有夸大其词。其他同学也看到了。有几个人吓得直发抖。有人说，有一种新式炸弹，比催泪弹还厉害。谁闻了毒气，就大便不止，弄得臭气熏天，哭笑不得，连胆子最大的人也能治住。阿尔芭听了这番话，十分害怕。她费了好大劲才没哭出来，只觉得肚子里一阵阵刺痛，她揣想大概是吓出来的毛病。米格尔抱住她，也不能让她感到宽慰。两个人都很累，夜间过得不好，骨头难受，灵魂也难受。

“我认为他们不敢进来。”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说，“政府面临的问题够多的了，不会跟咱们闹起来。”

“他们对学生开枪可不是第一次啦。”有人说。

“公众舆论不会听任他们胡来，”戈麦斯反驳说，“到底咱们这儿是民主国家嘛。不是独裁专制，永远也不会是。”

“这儿没出事儿之前，”米格尔说，“人们总是认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处。”

后半晌没出什么意外情况。晚上，虽然还是很不方便，没有东西吃，但大家平静多了。小坦克还停在原处。在长长的走廊上和教室里，年轻人哄猫玩，打扑克，躺在地板上歇息，准备棍棒、石块作为防身武器。每张脸上都露出疲惫的神色。阿尔芭觉得肚子疼得越发厉害了。她想，要是事情得不到解决，明天只好使用院子里的粪坑了。大街上，雨还在下，城市里一切如故。学生又罢课了，没人当回事。走过坦克跟前，谁也没停下脚步，瞧一瞧贴在大学院墙上的标语。居民们对手持卡宾枪的士兵出现在学校周围很快就习惯了。雨刚一停，孩子们就跑出来，在学校大楼和警察部队之间的空地上玩球。有时候，阿尔芭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艘帆船上，大海风平浪静，纹丝不动。她一言不发，一连几个小时望着地平线，无休止地等待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头一天那种同志间的欢愉情绪变成了发脾气和不住的争吵。米格尔搜查了整个大楼，把咖啡厅里的食品全部充公。

“等事情过去以后，咱们得好好酬谢酬谢管理员。他和别人一样，也是个劳动者。”

天气寒冷。唯一不发怨言，甚至不嚷嚷口渴的是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他比米格尔岁数大一倍，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可和米格尔一样似乎不知疲倦。学生占领大楼的时候，只有他一个教员留了下来。据说，他那双腿是在玻利维亚被榴霰弹打伤的。他是个思想家。在学生中点燃起火焰，可惜学生离开大学，进入社会——他们年轻的时候都认为社会是可以改造的——以后，多数人身上的火焰熄灭了。戈麦斯老师五短身材，又干又瘦，头发稀疏，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团火，因此劲头十足，永不歇手。他给阿尔芭起了个绰号，叫“女伯爵”。第一天上大学的时候，外祖父出了个馊主意，让司机开车送阿尔芭去上课，恰好让戈麦斯老师瞅见。这件事可以算是歪打正着吧。戈麦斯不会料到，只要哪一天阿尔芭高兴，她就能翻腾出让．德．萨蒂尼的贵族称号，安在自己头上。当然一般来说，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关于这位法国贵族的传言，真事的确不多，但是贵族称号倒是其中之一。阿尔芭没有为这个挖苦人的绰号对戈麦斯老师心怀不满。相反，有几次她倒乱琢磨着要引逗引逗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师。像阿尔芭这样的姑娘，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见得多了。他那副拐杖，那副支撑着破布一样的可怜的双腿的拐杖颇能引起姑娘们的怜悯和好奇。戈麦斯很善于分辨这种混杂的感情。

整整一天过去了。突击队没有开动坦克，政府也没有在工人的要求面前让步。阿尔芭肚子疼得无法忍受，一门心思地光想到有自来水的盥洗室里冼个澡。她暗问自己，这个地方出了什么鬼啦? 她每次朝街上张望，看见军事警察，嘴里总是充满口水。这时候，她才意识到尼古拉斯舅舅教给她的办法只在对付想象中的痛苦的时候才有效，真正遇上事就不那么有效了。过了两个小时，阿尔芭觉得两腿间流出一股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裤子染红了。她心里感到一阵恐惧。几天来，她一直担心会出这种事。这种担心几乎和饥饿一样折磨着她。鲜血染红的长裤好似一面旗子。她不想掩饰，只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觉得毫无办法。小时候，外祖母曾经告诉她，人类机体产生的东西都是正常的，谈月经跟谈诗歌没有什么两样。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她懂得了人体的分泌物除了眼泪之外都是不体面的东西。米格尔注意到阿尔芭又羞愧又焦急。他去了临时设立的门诊所，找来一包棉花和几条手绢。很快他就明白了光这样还不行。黄昏的时候，阿尔芭哭了起来。她觉得丢脸，五脏像被钳子夹住一样那么疼，鲜血汩汩地流个不停，和其他月份大不相同。她觉得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安娜·迪亚斯也是个大学生，和米格尔一样袖子上也有高举拳头的符号。她说，只有有钱人家的女人才闹月经疼，无产阶级家的妇女连生孩子也不“哎哟”。后来，她看见阿尔芭的裤子湿得像个水洼，脸色死灰，像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才去找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谈了谈。戈麦斯表示他对解决这个问题无能为力。

“让女人往男人的事里瞎掺和，就会出这种事。”戈麦斯开了句玩笑。

“不对! 让资产阶级往人民的事里瞎掺和才会出这种事! ”姑娘气呼呼地反驳说。

塞瓦斯蒂安·戈麦斯凑近到米格尔安顿阿尔芭的那个角落。他拄着拐杖，凑上去挺费劲的。

“女伯爵，你得回家啊。在这儿，你干不了什么事，反而成了累赘。”戈麦斯对阿尔芭说。

阿尔芭觉得一阵轻松。她真的吓坏了。这倒是条光彩的出路，既可回家，又不显得胆怯。为了保住面子，她和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争执了几句。旋即同意米格尔手举白旗去和军事警察谈判。大家从小窗口看着米格尔穿过对峙双方之间的空白地区。军事警察收紧了队伍，用高音喇叭命令米格尔站住，把旗子放在地下，两手捂住后脑勺往前走。

“真像是打仗啊! ”戈麦斯说。

过了一会儿，米格尔回来了。他扶着阿尔芭站起来，安娜·迪亚斯刚才还批评阿尔芭叫唤疼，这会儿又上来扶着她一只胳臂。三个人借着警察的探照灯的强烈光线离开大楼，绕过街垒和沙土口袋。阿尔芭几乎走不动路。她感到害羞，脑袋一阵阵发昏。走在中途，迎面来了一支巡逻队。离阿尔芭几公分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她看见一支手枪指着自己的鼻子。阿尔芭抬起头，看见一张黧黑的面孔和两只鼠目。她一下子就认出对方是谁，原来是埃斯特万·加西亚。

“我看您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吧! ”加西亚用揶揄的口吻大声说。

米格尔这才知道阿尔芭没把实话全说出来。他觉得自己受骗了，把阿尔芭交到对方手里，扭转身，在地上拖着白旗子回去了。离别前，连看也没看阿尔芭一眼。安娜·迪亚斯陪着他，和他一样又惊讶又生气。

“这是怎么啦? ”加西亚用手枪指着阿尔芭的裤子问，“像是流产了! ”

阿尔芭挺直脖子，瞪了他一眼。

“这跟你没关系。送我回家! ”她模仿外祖父的盛气凌人的口吻命令说。外祖父对那些他认为不是自己同一阶级的人常用这种口吻说话。

加西亚犹疑了。他很久没从一个老百姓的口里听到命令了。他本想把阿尔芭送到预备队去，把她丢在牢房里，让她泡在自己的鲜血里发烂，直到她跪下来求情。可他在行伍中有了教训，知道有的人比自己势力大得多。他不能既随意行动，又可以逍遥法外。另外，他想起了当初阿尔芭在三星庄园的晒台上身穿浆过的衣服，啜饮柠檬水，而他却赤着双脚在养鸡场踱来踱去，一下一下地吸鼻涕。他对老特鲁埃瓦还是心怀恐惧。记忆和恐惧超过了他想欺侮阿尔芭的念头。他经受不住阿尔芭的目光，令人难以觉察地低了低头。他转过身去，吼了一句。两名军事警察抓住了阿尔芭的胳臂，朝一辆警车走去。就这样，阿尔芭回到家中。一看见她，布兰卡立即想到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警察用棍棒殴打了学生。她尖叫一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海梅给阿尔芭做了检查。然后对布兰卡说，她没有受伤，打两针，休息休息，什么毛病全会好的。

阿尔芭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两天当中，学生罢课和平地结束了。教育部长被解职，转任农业部长。

“他连中学都没毕业就当上了教育部长，一生没见过一头完整的母牛，当然也可以当农业部长啦。”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卧床期间，阿尔芭有充裕的时间回顾一下她结识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经过。她极力回忆遥远的童年时代的画面，想起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家里的书房，点燃着长条灌木的壁炉，下午或晚上空气里飘着木材的芳香，她坐在他蜷起的两条腿上。她记忆中的这幅图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阿尔芭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做梦。她对加西亚的清晰的记忆是后来发生的事。她能记起准确的日期，正是她过十四岁生日那天。妈妈把这个日子记在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开始使用的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那天，她烫起鬈发，穿着大衣，坐在晒台上等海梅舅舅回来带她去买礼物。天气严寒，可她喜欢冬日里的花园。她在手上哈了哈气，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从阳台前可以看到书房的窗子。外祖父正在书房里和一个人谈话。玻璃窗脏兮兮的，但是可以看出那个人穿着一身军事警察的制服。阿尔芭暗问自己：外祖父在书房里和一个军事警察会有什么事干? 那个人背朝着窗户，直挺挺地坐在椅子角上，腰背僵直，一副丘八的可怜相。阿尔芭盯住他们看了一会儿。估摸着舅舅快到了，她才穿过花园，来到一座半坍塌的亭子里，不住地拍手，好暖和暖和。然后，把掉在石凳上的湿叶子挪开，坐下来等着。工夫不大，埃斯特万．力口西亚从屋里出来，穿过花园，朝铁栅栏走去。刚好在那里碰上了阿尔芭。一见阿尔芭，他猛地停住脚步。朝四下里看了看，犹豫了一下，然后朝阿尔芭走过来。

“记得我吗? ”加西亚问。

“不……”阿尔芭迟迟疑疑地说。

“我是埃斯特万．力口西亚。咱们在三星庄园里见过面。”

阿尔芭机械地笑了笑。这句话引起了她不愉快的回忆。她在加西亚的眼睛里看到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可又说不清是什么。加西亚用手抹去树叶子，挨着阿尔芭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和她靠得那么近，两人的腿都碰到一块了。

“这座花园好像一片森林。”加西亚靠近阿尔芭喘吁吁地说。

他摘下军帽。阿尔芭看见他的头发又短又硬，还涂着发蜡。突然，加西亚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亲切的动作弄得姑娘不知所措，一时愣住了。随即，她朝后退了退，打算逃走。加西亚用手紧紧抓住她的肩头，手指抓透了厚实的大衣。阿尔芭觉得心脏像头小鹿似的跳得很厉害，直羞得面颊通红。

“你长大了，阿尔芭，几乎成了大姑娘了。”加西亚趴在她耳朵边上低声地说。

“我十四岁啦，今天是我的生日。”阿尔芭唔唔哝哝地说。

“那我得送你一份礼物。”埃斯特万·加西亚咧着嘴笑嘻嘻地说。

阿尔芭想要推开他的脸，可他牢牢地抓住阿尔芭，硬要她的脸冲着他。这是她第一次接吻。阿尔芭突然感到心里热烘烘的。胡子拉碴的粗糙的皮肤扎得她脸上发疼，她闻到一股劣质香烟和葱头的气味，感到对方举止粗鲁。加西亚打算用舌头拱开阿尔芭的嘴唇，一只手掐住她的两颊，强迫她张开嘴巴。阿尔芭看到加西亚的舌头，好似一只湿乎乎、热烘烘的软体动物。她觉得恶心，胃部一阵痉挛。但是，她没有闭上眼。她看见粗布制服，感觉到那双残忍的手掐住她的脖子。加西亚边吻她，边攥紧手指。阿尔芭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于是下死劲猛一推加西亚，把他推到一边去。加西亚离开石凳，露出嘲弄人的微笑。他的两颊通红，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我的礼物你喜欢吗? ”他笑着说。

阿尔芭看着他大步流星地走过花园，坐下来大哭了一场。她觉得自己受到侮辱，遭到玷污。接着，跑回房间，用肥皂冼嘴巴，大刷一通牙齿，似乎这样可以从记忆中抹去污点。海梅舅舅来找她，阿尔芭两手搂住舅舅的脖子，把脑袋埋在他的衬衫里，对他说，她不要什么礼物，她要去当尼姑。海梅哈哈大笑，笑声发自肺腑，又响亮又深沉。阿尔芭很少听到舅舅这么笑，因为他是个性情郁闷的人。

“我发誓这是真的! 我马上去当尼姑！”阿尔芭抽抽搭搭地说。

“除非你重生一次，”海梅回答说，“另外，还得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

后来，阿尔芭没再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直到这次在大学的停车场上他又站在自己身旁。可她一直没有忘记他。那次恶心的接吻和后来几次做噩梦，阿尔芭没对任何人讲。她梦见加西亚像一只青虚虚的野兽，要用爪子掐死她，往她嘴里伸进一只湿乎乎的触角，要憋死她。

想起这些，阿尔芭发现这些年来，这场噩梦一直蛰伏在她内心深处。而加西亚还是那只在暗影中窥伺着的野兽。生活中出现波折的时候，它就会猛扑上来，她不懂得，这就是预感。

米格尔得知阿尔芭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又是失望，又是愤怒。但是，当他再次看到阿尔芭在他们相识的那个咖啡厅附近的长廊上失魂落魄似的踽踽独行时，这种情绪烟消云散了。他认定，因为外祖父有某种观点而责备外孙女儿，那是不公平的。于是，两个人又搂搂抱抱地一块散步了。过了不久，不住气地接吻已经不够了，他们开始在米格尔的住处幽会。那是一间供穷学生用的不起眼的膳食宿舍。管宿舍的是一对善搞特务活动的中年夫妇。每当阿尔芭拉着米格尔的手进入房间的时候，这对夫妇总是用不加掩饰的仇恨目光盯着阿尔芭。克服胆怯和迎接这种挑剔的目光，就像受苦刑似的，弄得阿尔芭对幽会兴味索然。为了避开他们，她宁肯另觅他途，但又不愿意和米格尔一起去旅馆，理由还是不想像在米格尔宿舍里那样让人看见。

“你是我碰见过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小姐! ”米格尔笑着说。

有时候，他借来一辆摩托车，两个人骑在车上，风驰电掣般地逃开几小时，耳朵冻得冰凉，心里热得发烫。冬天，他们喜欢去阒无一人的海滩，在被海水浸湿的沙滩上行走，留下行行足迹，吓得海鸥展翅高飞。他们大口大口地吸着海风。夏天，他们愿意去树木繁茂的森林。只要躲开探险的孩子们和郊游者，就能自由自在地嬉闹。不久，阿尔芭发现最保险的地方还是她的家。后院里那些迷宫似的房子久无人居，没人进去，他们可以尽情欢会，不会受到干扰。

“就是女仆听见有声音，也会以为是鬼魂又回来了。”阿尔芭说。她把街角大宅院的光荣历史，什么幽灵造访啊，什么桌子腾空啊，都一一告诉给米格尔。

阿尔芭带着米格尔从花园后门进入大宅院。他们穿过杂草丛生的院落，绕过布满青苔和鸟粪的塑像。米格尔第一次看见这所满目凄凉的大宅院，心中不由一惊。“我以前到过这儿。”他唔唔哝哝地说。但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噩梦似的杂树和阴森森的宅邸，同他从童年时代起一直保留在记忆中的光彩夺目的花园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对恋人试着使用一间又一间空屋子，最后在地窖尽头处搭起一个安乐窝，供他们幽会使用。近几年来，阿尔芭一直没进过地窖，甚至忘记了还有这么个地方。不过，当她打开地窖的门，闻到那股别处没有的气味，立刻又感受到昔日那种吸引人的魔力。他们用箱子、尼古拉斯舅舅的藏书、家具、早年的帘幔和其他杂物安置出一间少见的洞房。洞房中央用几床褥子搭成一个床，铺上几块被虫子蛀过的丝绒。他们从衣箱里找到数不清的宝物。把黄玉色锦缎旧窗帘做成床单，拆开镶有尚蒂伊花边的考究的衣服( 巴拉巴斯死去那天，克拉腊穿过这件衣服) ，做成一顶时兴颜色的帐子，防止蜘蛛从悬挂在天花板的蛛网上掉下来。照明用蜡烛。小老鼠四处走动，凉气袭人，还有那股坟墓的气息，这全都不在话下了。地下室里整天昏昏暗暗，他们二人赤身裸体，顾不得潮乎乎，冷飕飕。他们喝白酒，玻璃杯是阿尔芭从饭厅里偷来的。两个人仔仔细细地观看着对方，想出千百种办法寻欢取乐，像孩子似的尽情嬉戏。米格尔不住气地喝酒，笑啊，玩啊，完全像个温情脉脉的年轻恋人。阿尔芭很难从他身上认出那个偷偷地学习使用火器和革命战略的渴望正义的革命者。阿尔芭设想出各种难以抗拒的逗引人的办法，米格尔也设想出各种精彩的做爱的新花样。激情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使他们产生难以满足的渴望，使他们忘乎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语言让他们道出最隐蔽的思想和最遥远的回忆。两个人都极度渴望互相占有对方的最后一寸地方。阿尔芭不再精心学练大提琴，只是坐在黄玉色的软床上光着身子弹奏几支曲子，到大学上课时也是神情恍惚。米格尔推迟写毕业论文和召开政治会议的时间。他们需要时时刻刻待在一起，趁着家里人稍不注意就溜进地窖。阿尔芭学会了说谎话，打掩护。自从外祖母去世以后，她一直和妈妈共住一个房间。现在，借口晚上要学习，搬到一间朝花园的屋子里去住了。她可以打开窗子，放米格尔进来，然后带他踮着脚尖穿过沉睡的宅院，到他们的安乐窝去。他们不光是夜间会面。爱情的煎熬有时是无法忍受的，米格尔大白天就进入阿尔芭家，小偷似的在杂草乱树间匍匐前进，一直爬到地下室的门口。阿尔芭在等他，心悬在了嗓子眼里。两个人仿佛生离死别似的紧紧拥抱在一起，钻进他们的藏身之地。

阿尔芭生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必须是个漂亮的人儿。全家这么多俊俏的女人，却没有一个人把姣容遗传给她，真叫人遗憾。只有俏姑娘罗莎留给她满头水草般的碧发。可是光有满头碧发，没有其他东西，只会让人觉得是理发师用错了染发剂。米格尔猜透了阿尔芭的心思，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装饰着幽室一角的威尼斯大镜子前，拂去盖在破碎的镜子上的浮土，点燃起所有的蜡烛，一根根地放在阿尔芭的周围。阿尔芭朝裂成无数碎块的镜子里照了照，只见在烛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像蜡人似的虚无缥缈。在万花筒般的大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容变了，她承认自己是世上最俏丽的女人，因为她可以用米格尔的眼睛观看自己了。

无节制的纵情做爱持续了一年多。最后，米格尔完成了论文，毕业后开始找工作。初恋时的急切需要过去了，两个人恢复了往日的镇静，过起正常的生活。阿尔芭尽力恢复对学习的兴趣，米格尔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形势急剧发展，全国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米格尔在工作地点附近租了一套小单元房，两个人就在那里幽会。前一年，他们不穿衣服在地下室里蹦蹦跳跳，结果两个人都得了慢性气管炎，对地下天堂的兴致减去了一大半。阿尔芭帮助他布置房间，把自制的靠垫和政治性传单摆得到处都是。甚至提出可以和他生活在一起。对此，米格尔坚决表示不同意。

“亲爱的，形势越来越险恶，”他解释说，“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必要的时候，我得去打游击。”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阿尔芭许下诺言。

“干这种事不能凭爱情，得凭政治信念。政治信念你还没有。”米格尔回答说，“我们不能随便接纳业余爱好者。”

阿尔芭觉得这个回答太粗暴了。只是过了好几年，她才弄明白这番话的全部含义。

特鲁埃瓦参议员已届退休年龄，但他的脑海里从来没出现过退休的念头。他天天看报，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他觉得跟不上事变的发展，没想到自己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还要对付这些事变。在他出生那会儿，城里连电灯也没有，可他居然还赶上从电视里看到人在月球上行走。在漫长的一生中，他遇到许多意外变故。但是，面对正在他鼻子底下酝酿的、牵动所有人心的国内革命，他没有丝毫准备。

家里闭口不谈时局的只有海梅。为避免和父亲争吵，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而且发现不言不语反而能更舒服一些。只有阿尔芭到“书巷”来瞧他的时候，海梅才打破特拉普派僧侣式的缄默。这种机会也为数不多。外甥女淋浴后，头发湿漉漉的，身穿睡衣，来到“书巷”。她坐在舅舅的床脚下，给他讲开心事。如她所说，海梅是块“磁石”，专门吸引旁人的问题和无法解救的贫困现象，因此需要有人给他讲一讲春天和爱情。但是，阿尔芭一见到舅舅，就急着和他争论她关心的各种问题，这番好意也就无从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从来没有一致过。他们阅读同样的书籍，可一到分析起书籍的内容来，意见就大相径庭了。海梅讥笑阿尔芭的政治思想，讥笑她那些大胡子朋友，埋怨她爱上了一个小咖啡馆的恐怖主义者。在这个家里，只有他知道米格尔常来常往。

“你去告诉那个流鼻涕的小子，叫他不管哪天到医院来一趟，跟我一块干干，看他还有没有兴趣把时间浪费在出小册子、发表演说上。”海梅对阿尔芭说。

“他是律师，舅舅，不是医生。”阿尔芭回答说。

“没关系，我们那儿什么人都需要，连铅匠都能派上用场。”

海梅确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社会党人会取得最后胜利。他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和力量。阿尔芭学着米格尔的话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海梅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心怀恐惧。他认为，只有在暴政下，游击队员才有存在的理由。在一个可以用人民投票实行变革的国家里，组织游击队是愚蠢的行为。

“你说的那种事从来没有过，舅舅，别太天真了。”阿尔芭反驳说，“他们不会让你那些社会党人取胜的! ”

她尽力说明米格尔的这样一些观点：历史的步伐是缓慢的，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是个十分费力的过程，我们不能坐等。世界在跳跃式前进，他们落后了。根本性的变化靠好言好语无法实现，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争论正在无限期地拖下去，争论双方都沉湎于乱哄哄的演说，互相指摘对方比骡子还要顽固不化，个个弄得精疲力竭。可争到最后，双方又互相亲吻，互道晚安，都觉得对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海梅告诉大家社会党人准会取胜。正如二十年前他做出同样的预言的时候一样．谁也不信他的话。

“你妈妈要是还活着，准得说：过去谁常赢，这回还是谁赢。”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屑一顾地说。

海梅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说。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已经对他说过了。多少年来，海梅和这位总统候选人一直是好朋友，晚上海梅常去找他下棋。十八年来，他参加了历届共和国总统的竞选。海梅第一次背着父亲看见这位候选人，还是在他少年时期。在那次大选中，他看见候选人乘坐凯旋火车在烟雾弥漫中通过车站。当时，候选人还是位健壮的年轻人，两颊瘦削，好似猎犬。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东家们发出一片嘘声和口哨声，而农民们则强压怒火一语不发。那时候正赶上桑切斯兄弟把社会党领袖悬吊在十字路口，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当着佩德罗·加西亚第二的面鞭打他儿子，只是因为他儿子在雇工当中重复了何塞·杜尔塞·马利亚神父引用《圣经》里的一些足以搅乱人们情绪的话。海梅和候选人相识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星期天夜里，医院派他紧急出诊。他乘坐急救车来到指定的地点，按了按门铃，总统候选人亲自出来给他开门。海梅没费什么劲就认出他来了，因为他多次见到过他的形象。而且自从那次他乘坐火车经过乡下以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请进，大夫，我们一直在等您。”候选人对海梅表示欢迎。

他把海梅领到下房。候选人的女儿正在屋里抢救一个好像是窒息了的女人。她面色青紫，眼球外努，舌头肿得吓人，耷拉到嘴外面。

“她吃鱼了。”家里人解释说。

“把急救车上的氧气袋拿来。”海梅边说边准备注射器。

他和候选人留在屋内。两个人坐在床边，直到病人呼吸正常，把舌头缩进嘴里。他们谈到社会主义，还一块下棋。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海梅用母亲的姓介绍了自己，他一直用这个姓。没想到，第二天社会党的保安部门就向候选人通报海梅是特鲁埃瓦参议吊——他的最大的政敌——的儿子。但是，候选人从未提及此事。直到最后的时刻，两个人在熊熊烈火与枪林弹雨中握手诀别的时候，海梅还问过自己是否有胆量向老友说出实情。

根据长期失败的经验和对人民的认识，总统候选人比所有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次会取得胜利。他把这个意思对海梅说了，还叮嘱他千万不要传出去，好让右派参加竞选的时候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从而不可一世，四分五裂。海梅说，即便告诉大家，也不会有人相信，包括社会党人在内。为了试试此话是否当真，他把候选人的意思对父亲说了。

海梅依然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连星期日也搭进去了，从不参加政治搏斗。这场斗争来势凶猛，他被吓住了。斗争使社会势力两极分化，各走极端，中间只留下那群举棋不定、反复无常的人们。他们等着看一看谁能取胜，再决定投谁的票。父亲利用一切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提醒他要注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还说，如果左派取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祖国就会陷入一团混乱。海梅对父亲的挑衅一直不动声色。只有一次，他忍不下去了。一天早上，他看见墙上贴着几幅恐怖的宣传画。画上有一位满面愁容、肚子大大的母亲，徒劳无功地想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士兵手里夺回自己的儿子，不让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去。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及其同伙掀起的恐怖运动，并且得到为此目的特意从国外赶来的外国专家的帮助。海梅认为这太过分了。他决定不再和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于是，关闭了“书巷”，带上衣服，搬到医院去睡觉。

大选前的几个月，事态急剧发展。所有的墙上都挂满了几位候选人的画像。用飞机从空中撒传单，印刷品的雪片像垃圾似的铺满大街，广播电台号叫着政治口号，各派的拥护者下了荒唐的赌注。夜间，青年人成群结伙上街，袭击思想敌人。还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看一看哪个党得到人民拥护。每次集会，城市里人山人海，交通堵塞。阿尔芭非常兴奋。但是，米格尔对她说，大选是一出丑剧，谁上台都一样，反正是换汤不换药。革命靠的是人民流血，而不是票箱。要在民主和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一场和平革命，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合逻辑。

“可怜的小伙子，简直是发疯啦! ”听到阿尔芭转述这番话，海梅大声说道，“我们是赢定了。他等着收回自己的话吧。”

直到那会儿，海梅一直躲着米格尔，不想认识米格尔。某种难以出口的隐秘的忌妒心折磨着他。阿尔芭出世的时候，是海梅接生的。他无数次地让阿尔芭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教她认字，为她付学费，给她过一个又一个生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她的父亲。当海梅看到阿尔芭长大了，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注意到了近几年的变化。他看护过那么多人，凭经验就能看出，只有初恋才会使一个女人如此光彩照人。但他还是用一些虚假的理由欺骗自己。一夜之间，他发现阿尔芭成熟了。少女的不定型的体态消失了，阿尔芭出落得更加丰满，成了一位性情温柔、心满意足的妇人。海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荒唐念头，巴不得外甥女的春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从心底里说，他不能同意阿尔芭除了他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男性。但是，他不能再不理会米格尔了。这几天，阿尔芭告诉他米格尔的姐姐生病了。

“我要你和米格尔谈一谈，舅舅。他会把他姐姐的事告诉给你。为了我，你愿意吗? ”阿尔芭请求说。

在区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海梅见到了米格尔。尽管他满腹狐疑，还是对米格尔产生了好感，对立情绪被忘在了脑后。眼前的这个紧张地搅拌咖啡的小伙子不是他想象中的傲慢无礼、杀气腾腾的极端分子，而是一个激动得发抖的年轻人。他一边述说姐姐的症状，一边强忍住眼眶中的泪水。

“带我去看看她。”海梅说。

米格尔和阿尔芭把海梅带到吉卜赛人居住区。就在城市中心，离开用钢铁和玻璃建造的现代化大楼几米远的地方，在一面山坡上出现了几条直立的大街，那里住着画工、陶工、雕塑匠。他们在那儿安了窝儿，把老房子分成几间小小的工作室。手艺匠的作坊屋顶上镶着玻璃，朝天空打开。在昏暗的小房间里，艺术家生活在伟大而又贫困的天堂之中。陋巷里，孩子们尽情玩耍。身穿长袍的美貌妇人背上背着婴儿，或者把婴儿绑在腰间。胡子拉碴的男人坐在街角或门槛上，昏昏欲睡，态度冷漠地挨日子。他们在一间法兰西式的房屋前停住脚步。房子的雕带上装饰着几个粗劣的天使像，活像一块奶油蛋糕。他们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这道楼梯好似为失火时预留的紧急出口。房屋分得乱七八糟，楼梯成了唯一进口。他们继续往上走，楼梯拐了个弯。一股剌鼻的大蒜、印度大麻和松节油味儿包围住他们。米格尔在最高一层的一扇涂着枯黄颜色的窄门前站住了，掏出钥匙，打开门。海梅和阿尔芭以为进入了一个大鸟笼。房间是圆形的，顶部是一个奇怪的拜占庭式的尖顶，四周都是玻璃窗。从这里望出去，城市的屋顶可以一览无遗，云彩似乎就在近处。鸽子在窗口上筑窝。鸽粪和羽毛给玻璃窗涂上几道斑纹。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晨衣的女人，胸部有一条用丝线绣成的可怜巴巴的龙。海梅看了几秒钟，才认出她来。

“阿曼黛……阿曼黛……”他期期艾艾地说。

二十多年前，他们二人对尼古拉斯的爱战胜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从那以后，海梅一直没再见到过阿曼黛。当时，海梅是个健壮的青年，肤色黝黑，头上涂着发蜡，头发老是那么潮乎乎的，边走路边高声朗读他的医学论文。如今，由于长期俯身在病榻上为患者瞧病，他的后背已然微驼，头发花白，宽宽的脸上表情严肃，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不过，基本上还是那个人。阿曼黛就不同了，只有深深地爱过她的人才能认出她来。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要大，其瘦无比，几乎形销骨立，皮肤干黄，显得十分憔悴，两手污秽不堪，指头被尼古丁熏得焦黄。两眼肿胀，双目无光，眼神涣散，眼底布满红丝。整个一副孤苦无助、惊恐万分的模样。她不看海梅，也不看阿尔芭，只把两眼盯着米格尔。她挣扎着想站起来，晃了晃，摇摇欲倒。米格尔连忙走上前去，扶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你们认识? ”米格尔诧异地问道。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海梅说。

他想，过去的事，再谈也没什么用处。况且米格尔和阿尔芭太年轻，还理解不了当时他那种无法弥补的失落感。这些年来，他心里一直铭记着孤独命运中的唯一恋人，也就是这个吉卜赛女郎的形象。然而，现在那个形象一下子消逝得干干净净。海梅帮助米格尔把阿曼黛放倒在权做床铺的长沙发上，为她掖好枕头。阿曼黛两手抓住晨衣，无力地进行自卫，嘴里唔唔哝哝的，说些前后不连贯的话语。她不停地抽搐、战栗，左右窥伺，像只疲惫的狗。阿尔芭张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她。当阿曼黛平静地躺下来，合上眼睛，阿尔芭才认出来她就是米格尔常在皮夹里带着的小照片上的那个笑吟吟的女人。海梅用一种大家感到陌生的语气同她讲话，渐渐使她镇定下来，然后像慈父似的轻轻地抚摸着她，就像有时候他抚摸小猫小狗一样。病人终于放松下来，让海梅把那件破旧的中国晨衣的袖子卷上去。露出来的是一双枯瘦如柴的手臂。阿尔芭看到阿曼黛的胳臂上到处是瘢痕、紫癍和针眼儿，有几处正在发炎，直往外流脓。再看看她的腿，大腿上也是伤痕累累，海梅忧伤地端详着她，这才知道她走过了一条可怕的路，遭人遗弃、穷困、失恋，终于落到眼前这步绝望的田地。海梅回想起她年轻时候的模样，蓬松的头发、颈上的玻璃珠串、银铃般的笑声，以及那副喜欢幻想、听信各种荒诞不经的言论的天真无邪的样子——这些都曾让他失魂落魄。为什么让她走掉? 两个人白白丢掉一段大好时光，他不由得暗骂了自己一句。

“得把她送进医院。只有进行戒毒治疗，才能救她一命。”海梅说。说完，又加上了一句：“她太苦了。”

第十二章

阴谋

果然不出那位总统候选人所料，社会党和其他左派党联合起来，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九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开始投票，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那些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惯于执政的人们，虽然近年来势力大为削弱，仍然提前几个礼拜开始准备庆祝胜利。店里的烧酒销售一空，市场上新鲜海货卖得干干净净，糕点厂一天干两班，为顾客赶制各式糕点。省里选票部分统计的结果于左派有利。消息传到阿尔托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惊恐，因为大家都知道，首都的投票才起决定性作用。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注视着投票的进程。只见他神色安详，心绪颇佳。反对派候选人取得明显进展，有人未免心情紧张，而他只是傲慢地一笑。胜利还没有到手。他已经打破了严格的服丧规定，在上衣的扣眼儿里别上一朵鲜艳的玫瑰花。电视台记者采访了他，全国人民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赢得胜利的还会是我们。”他用狂妄的口吻这样说，然后请大家为“民主的卫士”干杯。

街角大宅院里，布兰卡、阿尔芭和底下人在电视机前边喝茶，吃点心，边记下投票结果，密切注视着决战的进展。突然看见老爷子出现在荧光屏上，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苍老、固执。

“这回他该碰壁啦，”阿尔芭说，“别人是赢定了。”

大家很快都看清楚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不可能改变一天来逐渐明朗化的结果。在阿尔托区，那些乳白色、海蓝色、鹅黄色的豪华住宅开始关上百叶窗，拴好大门，急急忙忙把提前放在阳台上的旗子和得到他们拥护的候选人的画像撤下来。与此同时，贫民区和工人区的居民们合家走上大街。爷爷、父亲、小孩子身穿节日服装，兴高采烈地朝市中心走去，随身带着便携式收音机，好听一听最后结果。在阿尔托区，一些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冲着聚集在电视机周围阴沉着脸的亲友们做鬼脸，然后也涌上街头。劳动者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工厂区赶来。他们高举着拳头，唱起为此次大选编写的歌词。在市中心汇合后，大家像一个人似的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他们掏出白色手帕，等待着大选的结果。半夜，消息传开，左派获胜。眨眼之间，分散的人群集合起来，队伍骤然扩大，向四处扩充开来。大街上挤满欢乐的人群，跳啊，笑啊，喊叫啊，拥抱啊。人们燃起火炬，嘈杂的喊叫声、街头狂舞停了下来。一支欢乐的守纪律的游行队伍向资产阶级居住的幽雅的大街走去。此时，人民大众演出了一场罕见的活剧。男人穿上工厂发的大靴子，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学生身穿衬衣，神态安详地漫步在富丽堂皇的街区。那里是陌生的禁区，往日他们很少涉足。他们的歌声和脚步声，以及火炬的光芒透进紧闭着大门的静悄悄的宅院里。宅院的主人想到恐怖活动最终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不由得浑身打颤。他们认为，老百姓一定会把他们撕成碎片；最好的结果也是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往西伯利亚。然而，吼声震天的人群没有砸破一户的大门，也没有践踏一座精美的花园。他们高高兴兴地从停放在街头的豪华轿车旁边走过，连碰也没碰一下。在广场上和他们从未进去过的公园里兜了个圈子，然后满脸惊讶地停在商店的玻璃橱窗前，橱窗明晃晃的，好像在欢庆圣诞节，里面摆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游行队伍继续平静地朝前走去。队伍经过特鲁埃瓦家门前的时候，阿尔芭跑了出来，加进游行队伍，引吭高歌。欢乐的人群整整游行了一夜。在豪华的宅院里，香槟酒瓶没有打开，龙虾无精打采地躺在银托盘里，糕饼上落满了苍蝇。

天亮的时候，群众开始散去，阿尔芭一眼瞥见了米格尔的清晰能身影。只见他手举大旗，高声呼喊。阿尔芭分开人群，朝他走过去。口L 了几声，他没有回头。在喧闹的人声中，根本听不见有人叫他。阿尔芭走到跟前，米格尔才看见她。他把旗子交给身旁的人，拥抱住阿尔芭，把她举了起来。两个人使劲拥抱着，一边亲吻，一边高兴地流下泪水。

“米格尔，我说过，用正当的手段我们也能取胜! ”

“我们是赢了，可现在还得要保卫胜利的果实。”米格尔回答说。

第二天，那些在家里吓得一夜未睡的人们发狂似的涌上街头，冲进银行，要求抽出存款。有点儿值钱的东西的人宁可把贵重物品藏在枕头底下，或者寄往国外。二十四小时内，财产的价值减少了大半，飞机票被订购一空。人们像疯子似的要赶在苏联人在边境安上铁丝网之前飞往国外。刚刚举行过胜利游行的老百姓又出来观看资产阶级在银行门前排成长队，你争我夺，不由得放声大笑。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全国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派别，所有的家庭也分成了两派。

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党部里过了一夜。他的追随者生拉硬拽地把他留了下来。他们知道，只要特鲁埃瓦走上街头，人群会毫不困难地认出他来，会把他吊在电线杆上。特鲁埃瓦气得要命，更觉得出乎意料之外。虽然多年来他一直不断地喊叫国内到处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然而，他并不觉得沮丧。作为斗士，在他衰老的心田里正激荡着一股自青年时代以来未曾感受过的昂扬情绪。

“赢得大选是一回事，当上总统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用神秘的口吻对哭哭啼啼的下属们说。

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要消灭新总统。敌对的人相信，当选总统通过合法途径取胜，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被击败。这就是特鲁埃瓦的想法。翌日，特鲁埃瓦清楚地看到欢乐的人群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他走出藏身的地方，直奔郊区一座别墅，举行了一次秘密午餐会。在那儿，和他见面的有政治家、几位军人和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美国人。他们一起策划了推翻新政府的计划：制造经济不稳定，或如常人所说的，进行破坏。

那是一幢具有殖民时期建筑风格的大房子，带一个方石铺路的院落。特鲁埃瓦参议员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几辆汽车停在那里。大家热情地迎接他，因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右派领袖，还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要发生的事情，提前几个月进行了必要的接触。午饭是加鳄梨汁的冷石首鱼、白兰地烤乳猪、巧克力奶油冻。吃完饭，他们吩咐侍者退出去，把客厅门锁了。大体上谋划出战略目标，然后站起来，一起为祖国干杯。除了外国人以外，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为了事业的成功，宁肯拿出个人的一半财产来冒风险。只有老特鲁埃瓦准备连老命都搭上。

“不能让他们有一分钟安宁。他必须辞职。”特鲁埃瓦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办不成，参议员，我们还有这个。”乌尔塔多将军把手抢放在台布上。

“对政变我们不感兴趣，将军，”使馆里的情报人员用地道的西班牙语说，“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自动垮台，好从大陆其他国家人们的脑海里去掉这种思想。明白吗? 这件事，我们会用金钱去处理的。我们还可以收买一些议员，让他们不认可他是总统。贵国的宪法规定：不足绝对多数，议会可以决定。”

“少转这个念头吧，先生! ”特鲁埃瓦参议员大声说道，“在这儿，你谁也收买不了! 议会、军队都是廉正自守的。最好还是拿这笔钱去收买所有的传播工具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掌握住舆论，那才真正有用呐。”

“别说疯话啦! 那些当政者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自由!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请相信我，先生们! ”特鲁埃瓦参议员反驳说，“我了解咱们国家，新闻自由是取消不了的。再说，执政纲领上有这一条，他发誓要尊重民主自由权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 ”

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话是对的。他们未能收买议员们，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左派平平安安地上台执政。这时候，右派开始燃起仇恨之火。

大选以后，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变了。那些想照往常一样生活的人，很快就看到这不过是幻想。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来说，这次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在这以前，日常生活中的陷阱，他一个个都绕过去了。作为流浪艺人，他过着穷困潦倒而又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没穿过皮鞋，没戴过领带、手表，然而可以尽情表达温柔和真挚的情感，可以随便偷偷懒，睡睡午觉，因为他无需向任何人报告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内心深处感到十分平静。年轻的时候，还有股子叛逆劲儿；如今知足常乐，变得温顺了。创作新歌曲，必须有不安和痛苦，他越来越觉得难以找到这种情绪。他像方济各会修士一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想发财，也不想当官。他心绪宁静，唯一挂念的是布兰卡。对年轻姑娘们那种不计后果的爱情，他已毫无兴趣，只是想着布兰卡是他独一无二的伴侣。他算了算和布兰卡偷偷幽会了多少年，的确想不出生活中哪时哪刻布兰卡不在眼前。总统选举结束后，必须立刻和政府合作，这就打破了他生活的平衡。对此他无法拒绝。正如大家说的，左派党需要承担起那么多职责，力能胜任的人确实不足。

“我是个农民，没有任何准备。”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打算推辞掉任命。

“没关系，同志。至少大家都熟悉您。就是捅了娄子，大家也会原谅的。”别人回答说。

就这样，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坐在写字台后面，背后挂着一幅在某次光荣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先烈的大画像，还有了一位私人女秘书。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从豪华的办公室带铁栏杆的窗子望出去，只能看到一小方块灰暗的天空。他担负的不是闲职。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深夜。最后，精疲力竭，连弹一曲吉他的力气也没有了，更不用说像往常一样和布兰卡缱绻一番了。有时候，克服了布兰卡时常碰到的那些障碍以及工作加给他的重重障碍后，两个人会上一面，躺在被窝里也是烦恼多于欲望。做爱的时候，身体疲劳不堪，时间总是急急促促，还不时被电话铃声打断。布兰卡不再穿内衣，因为她认为这种挑逗是无益的，还会使他们陷于可笑的境地。完事以后，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像一对老人似的休息一会儿，亲亲热热地谈起家常和震动全国的严重事件。有一天，佩德罗第三算了算，几乎有一个月两人没幽会了。他认为尤其糟糕的是谁也没有这种欲望。想到这儿，不禁大吃一惊。他想，在他们这个岁数，性欲不该消失啊。这是因为眼下这种生活和光棍儿的怪僻造成的。他估计，如果他和布兰卡过上正常的生活，布兰卡天天可以在安谧的家里等他，情况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于是他索性催促布兰卡和他结婚。对这种偷偷摸摸的爱情，他已经厌倦了，而且年龄也不允许他这样生活下去。布兰卡的回答还是和以前多次的一样：

“我得想一想，亲爱的。”

她坐在佩德罗第三的窄小的床上。佩德罗第三放肆地盯着她，岁月已经开始在她身体上发挥起破坏作用。她更加肥胖，更加萎谢了。关节炎使她两手变了形；原来让他彻夜难眠的好看的乳峰正在变得和成年妇女的胸部一样圆滚滚的。但是，在佩德罗第三看来，布兰卡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漂亮，和他们在三星庄园小河边的芦苇丛中相爱的时候一样漂亮。正因为如此，他才抱怨说，疲劳比激情更厉害。

“你想了快半个世纪了。行啦。要么现在结婚，要么就拉倒。”

布兰卡没有动摇，因为佩德罗第三不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催促她拿主意了。每当他和一位野姑娘破裂后回到她的身边时，总是要求和她结婚，拼命地要和她好下去，还求她原谅。那次他同意离开工人区( 在那儿他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 ，搬到一套中产阶级的住宅，也是说的这番话。

“要么你现在嫁给我，要么咱们别再见面了。”

布兰卡不知道，这一次佩德罗第三说出的话是不打算收回的。

两个人悻悻地分了手。她匆匆忙忙捡起扔在地上的衣服，穿好了；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找到几根卡子，把头发拢起来，别在脑后。佩德罗第三点上一支香烟，目不转晴地盯住布兰卡穿衣服。布兰卡穿上鞋子，拿起皮包，在门口向他挥手再见。她心里有数，第二天他会叫她来，再次表示和好的。佩德罗第三扭过身子，面冲着墙。他紧闭着嘴唇，露出个苦笑。此后两年当中，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

以后的几天，布兰卡一直像过去那样，等着佩德罗第三叫她。他从不爽约，即使像上次她结了婚，两个人分手达一年之久，他也没有爽约。那一次，还是他找上门来的。但是，到了第三天，布兰卡开始着慌了。她躺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就是睡不着；多服了一倍的安眠药，又犯了偏头痛、神经痛。在作坊里，她把为圣诞节制作的几百个鬼怪塑像放进炉子里，又拿出来，尽量找事干，不去想他。然而，还是压不住烦躁情绪。最后，她给部里挂了个电话。一位女士说，加西亚同志正参加一个会议，不便打扰他。第二天，她又打电话，一直打了一个星期。最后她明白了，用这个办法是找不到他的。她竭力克制住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那股唯我独尊的傲气，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系上吊袜带，离开家，到佩德罗第三的住处去看他。她那把钥匙插不进锁眼，只好按了按门铃。开门的是个高个汉子，留着小胡子，目光柔和得像个女学生。

“加西亚同志不在家。”他没有请布兰卡进去。

这时候，布兰卡才明白过来，她失去了佩德罗第三。未来生活的情景一下子闪现出来。她看到自己待在一片辽阔的沙漠上，干些毫无意义的营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再也见不到那个一生中爱着她的唯一的男人。从她童年时代那些记不清的日子起，她一直睡在他的怀抱里，如今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她坐在楼梯上，放声大哭。留小胡子的男人悄悄地关上了门。

事情发生后，她没对任何人讲。阿尔芭向她问起佩德罗第三，她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在政府里担任了新职务，工作很忙。她仍然给没事干的小姐们和智障孩子们讲课，另外还在贫民区教人制作陶器。那儿的妇女们组织起来，要学点新手艺。同时，破天荒地第一次参与国家的政治、社会活动。组织起来很有必要，因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迅速变成了战场。一方面，老百姓在庆祝胜利，蓄起长发和胡须，见面互称“同志”，抢救被遗忘的民歌和民间手工艺，召开没完没了的毫无用处的劳动者集会，会上七嘴八舌，永远也达不成一致意见，只是表明新政权在活动而已。另一方面，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要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使政府威信扫地。他们手里把持着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经济手段，美国人暗地里出钱，帮他们实行破坏计划。没过几个月，后果就看出来了。老百姓第一次有了点富裕钱，可以满足一下基本需要，购买些一直盼着买到的东西。可是，他们什么也买不到，商店里空空如也。供应开始中断，老百姓做起一场噩梦。天刚一亮，妇女们就纷纷起床，在能买到一只干巴鸡、几块尿布或卫生纸的地方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鞋油、钢针、咖啡成了奢侈品，逢上过生日，用彩纸包好，作为礼品互相馈赠。物资匮乏把老百姓弄得六神无主。互相矛盾的谣言像浪潮似的一再冲击全国。忽而说这样东西快没了，忽而说那样东西快没了，大家只好不加节制地有什么买什么，以防万一。一见“长龙”，立刻排进去，也不知道在卖什么东西，无非担心丢掉买东西的机会，需不需要倒在其次。社会上出现了专吃排队饭的人，他们为别人占住位子，收取合理的费用；卖假货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坑害顾客；还有人向夜间排队的人出租毛毯；黑市活动猖獗。警察试图禁止，但黑市活动像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尽管警察搜查车辆，拘留背包裹的可疑的人，但仍禁而不止。就连孩子们也在学校里买卖东西。为了急于存些东西，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从来不抽烟的人愿出高价买下一盒香烟。没有孩子的人争先恐后地抢购奶瓶。炊具、机器、汽车的零配件买不到了。汽油定量供应，汽车排起长队，一排就是两天零一夜，在太阳的烤炙下像条不动的巨蟒把城市团团围住。公务员没有那么多时间排队，只好步行或骑自行车。满街上都是气喘吁吁的骑自行车的人，好像荷兰人在说胡话。就在这种情况下，卡车司机宣布罢工。到了第二个星期，事情变得明显了，罢工根本不是什么劳资纠纷，而是政治事件，司机根本不想复工。军队打算替他们开车，因为蔬菜正烂在地里，而市场上又没有东西供给家庭主妇们。但是，他们发现司机把发动机拆走了，几千辆卡车像兽骨化石一样停在公路上一动也不能动。总统在电视上要求大家要有耐心。他提醒全国人民说，帝国主义收买了卡车司机，他们要无限期地罢工下去。大家最好在自家的庭院里、阳台上种些蔬菜，至少可以等到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老百姓惯于过穷日子，只有在国庆日和圣诞节才能吃到鸡，因此没有失去起初那种昂奋情绪，相反还组织起来，准备打一仗，决心不让胜利因为经济破坏而沾上苦涩的味道。他们继续用欢乐的精神庆祝胜利。在大街上高唱“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只是歌声越来越不协调，因为分裂和仇恨正在无可挽回地扩散开来。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所有人一样，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对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他热情很高，又恢复了当年那股劲头儿，浑身老骨头也痛得不那么厉害了。干起事来，不逊当年。他多次出国，搞阴谋活动。在国内，坐飞机、汽车、火车( 搭乘头等车厢的特权已经取消) 从北到南，不知疲倦地跑遍全国各省。每到一市、一镇、一村，同党们总要设宴款待，他硬着头皮吃下多得吓人的晚餐，强装着似乎胃口好得和囚犯一样，其实他那副老年人的肠胃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成天参加秘密集会。起初，由于多年来实行民主制度，还不大能和政府耍阴谋。可是，很快他就放弃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整垮政府的念头。他承认，能够战胜政府的唯一办法是使用违禁的手段。事实确实如此。他第一个大胆地公开说出，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能奏效的只有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人民不会因为没有鸡吃就抛弃他们半个世纪以来日夜思念的政权。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啦，拿起武器吧! ”听到别人谈起搞经济破坏，他这样说。

这些想法他四处宣扬，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觉得这还不够，隔三差五地还向军事学校的士官生扔老玉米粒，大声说他们全是母鸡。这些做法有些过火，他就找了两个保镖。可有时候，他忘记了保镖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一觉出背后有人，就火冒三丈，把保镖臭骂一顿，还用手杖威胁他们。闹到最后，心跳过速，几乎喘不上气来。他心里明白，假如有人打算暗杀他，这两个蠢汉子是救不了他的老命的。不过，他认为，有他们在，至少能吓唬住那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小流氓。他还特别着意看护自己的外孙女儿。他想，阿尔芭周围全是共产党。由于他们是祖孙关系，别人随时会对阿尔芭采取无礼行动。可是，阿尔芭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她说：“花钱买打手，这本身就是不打自招。我没什么可怕的。”特鲁埃瓦不敢固执己见，因为他和全家所有的成员都吵翻了，实在太烦人了。再说，只有外孙女儿还和他感情相投，还能博他一笑。

与此同时，布兰卡通过黑市以及她和工人区( 她常去那儿教妇女们制作陶器)的各种联系，建立起一条供应线。为了买到一口袋白糖或是一箱肥皂，吃尽了干辛万苦。她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存放在家中的一间空屋子里。说实在的，有些东西毫无用处，比如她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两桶酱油。她学得越来越狡猾，谁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干。她在窗户上钉上木板，门上加了把锁，钥匙系在裤带上，连洗澡也不摘下。她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海梅和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态度的确也不无道理。阿尔芭说：“妈妈，你真像个看监狱的。”她对妈妈这种为了将来不惜现在吃苦的做法大为吃惊。阿尔芭主张没有肉就吃土豆；没有鞋就穿草鞋。布兰卡听到女儿这番简单化的意见也大吃一惊。她主张，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因此必须花时间变着法儿地倒腾东西。实际上，自从克拉腊去世以来，一家人从来没像现在生活得这么好过。家里第一次有人操持家务，准备好下锅的东西。从三星庄园定期运来成箱的食品，布兰卡把食品收藏起来。第一次食品几乎全都腐烂了，臭味从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散发出来，溢满整个宅院，把全区弄得臭气烘烘的。海梅建议姐姐把容易腐烂的东西捐献出去，要么卖出去，要么拿去换别的东西。布兰卡不同意别人分享她的宝贝。阿尔芭这才明白，全家人当中本来只有妈妈好像是个健全的人，可她也有她的怪癖。阿尔芭在储藏室的墙上打了个洞。布兰卡一边往里存放东西，她一边往外倒腾。她干得十分谨慎小心，让妈妈觉察不出来。她一碗一碗地往外偷糖、大米、面粉，把奶酪弄碎，把干果撒在地上，摆放得就像老鼠偷吃东西一样。过了四个月，布兰卡才起了疑心。她把仓库里的东西登记造册，给家里人拿一次东西就画一个叉儿。她相信，这样做一定能找出小偷。阿尔芭趁妈妈稍不留心就在登记单上画几个叉儿。弄到最后，连布兰卡也糊涂了，搞不清楚是不是统计错了，怎么家里人吃的东西会超过她估计的三倍，要么是在这座阴森森的大宅院里还有游魂在到处游荡。

阿尔芭把偷出来的东西交给米格尔。米格尔把东西连同号召以武装斗争推翻寡头集团的革命小册子在居民区和工厂里分发给大家。但是，谁也不答理他。他们相信，他们通过合法的民主途径掌握了政权，谁也不可能夺走政权，至少可以维持到下届总统选举。

“全是些笨蛋，他们根本不知道右派正在武装起来! ”米格尔对阿尔芭说。

阿尔芭相信米格尔的话。她看见半夜有人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卸下一些大木箱子，按照特鲁埃瓦的命令，把木箱子藏在另外一间空屋子里。外祖父和妈妈一样也在门上加了锁，钥匙放在收藏克拉腊牙齿的羊皮口袋里，挂在脖子上。阿尔芭把这件事告诉给海梅舅舅。海梅和父亲暂时和好以后，已经搬回家来住。阿尔芭说：“我敢肯定，里面是武器。”海梅不相信。当时他糊里糊涂的，直到被人杀害那天他也没有明白过来。阿尔芭坚持自己的看法，海梅答应吃饭的时候和父亲谈一谈。老爷子回答得很干脆，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在家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运进多少箱子就运进多少箱子! 我的事，你们别往里瞎掺和! ”特鲁埃瓦参议员大声吼叫着，一拳头砸得桌子上的玻璃器皿劈啪乱跳。就这样，干巴巴地打断了这次谈话。

那天晚上，阿尔芭到“书巷”里去找舅舅，建议用偷妈妈食品的办法偷姥爷的武器。两个人一起动手，当天晚上在存放武器的房间隔壁那间屋子的墙上打了个洞。一面用柜子挡住，另一面就用装违禁品的木箱挡住。他们带着锤子、钳子可以从墙洞钻进老爷子锁住的屋子。阿尔芭干这种活儿已经有了经验，她指了指最下面那几只箱子，意思是把它们打开。打开一看，箱子里装的是武器，两个人直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精良的杀人工具。一连几天，他们能偷多少就偷多少，把底层的箱子全掏空了。然后，又装上石头，有人抬箱子也发现不了。他们偷出来的武器有手枪、自动步枪、来复枪和手榴弹。先把武器藏在海梅的“书巷”里，然后阿尔芭用大提琴盒送往可靠的地方。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外孙女儿拖着沉甸甸的大提琴盒出门，万万没有想到用呢绒衬里儿的盒子里装的竟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过国界、藏匿在家里的武器。阿尔芭本想把偷来的武器交给米格尔。可是，海梅舅舅说，米格尔和她外祖父一样也是恐怖分子，顶好把武器收藏好，不让任何人受害。他们商量了几个办法，比如，把武器扔到大河里去或者架个火堆把武器烧掉。最后，他们决定，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武器装进塑料袋里，埋在某个秘密可靠的地方，也许将来可以用来为正义事业服务。海梅和阿尔芭筹划到山区去远足。特鲁埃瓦参议员知道了，好生奇怪。自从儿子、外孙女儿离开英国学校以后，压根儿没再参加过体育活动，也从来没对艰苦的登山运动表现出什么爱好。星期六上午，他们乘坐一辆借来的吉普车出发了。随身携带一顶帐篷、一篮子食品和一只神秘的箱子。箱子沉得像个死人，两个人才能抬起来。里面装的就是他们从老爷子那儿偷来的武器。他们兴致勃勃地朝山区走去，沿着山路尽可能往上攀登，然后穿过一片旷野，在被狂风和严寒毁灭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一块安静的空地。他们放下行装，马马虎虎地支起小帐篷。挖了几个坑，把塑料袋放进去，在每个埋东西的地方垒起一小堆石头。周末的其余时间，他们到河边钓鳟鱼，拾些灌木，架起篝火烤鱼吃，像喜欢探险的孩子似的在山峦间跑来跑去，互相谈起过去的事情。入夜，他们在红葡萄酒里加上桂皮和糖，喝下去暖暖身子，围上大披肩，还提议为了老爷子知道他们偷武器气得脸色发青而干杯。两个人笑得直流眼泪。

“你要不是我舅舅，我就嫁给你！”阿尔芭开玩笑说。

“那米格尔呢? ”

“当我的情人呗! ”

海梅并不觉得这些话可笑。这以后，他们之间笼罩起一片沉闷的气氛。当天晚上，两个人各自钻进自己的睡袋。吹熄石蜡灯后，静静地无话可说了。阿尔芭很快就入睡了。海梅在黑暗中睁着两眼，直到东方泛白。平时，他喜欢说，阿尔芭像是他的女儿。但是，那天晚上，他突然巴不得自己不是阿尔芭的父亲，也不是她的舅舅，干脆就是米格尔。这时候，他想起了阿曼黛，遗憾的是阿曼黛已经不能让他动情了。他曾经对阿曼黛有过炽热的恋情。他在记忆中竭力寻找感情的余波，结果一无所获。他变成了一个孤独者。起初，他为阿曼黛治病，几乎天天看到她，和她十分接近。阿曼黛挣扎了几个星期，总算不用服药了，她不再吸烟、喝酒，开始过上健康的、有秩序的生活。体重也有所增加。她把头发剪短，又在乌黑的大眼睛周围描起黑色的眼影，还戴上项链和叮当作响的手镯，用心良苦地企图恢复逝去的姿容。她在恋爱呢。她从意志消沉一下子转成兴奋不已，海梅恰恰是她情绪变化的中心。她以强大的意志力戒掉种种嗜好，以此向海梅表白爱慕之情。海梅没有助长她的情绪，但也没有勇气将她拒之门外。他认为，对恋爱的幻想有助于她身体复原。不过，他也知道，对他们两人来说，爱情来得太迟了。他极力设法和她保持距离，借口是自己是个老光棍儿，对爱情已一无所求。他只求和医院里讨人喜欢的护士们偷偷情，或是怀着伤感情绪逛逛妓院，在十分有限的工作之余满足一下最急迫的性欲要求。然而，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和阿曼黛的私情之中。年轻的时候，他对阿曼黛爱得要命，如今阿曼黛已经不能使他动情，他自己也觉得难以动情了。对阿曼黛他只有怜悯，而怜悯心又是他最炽烈的一种感情。贫困和痛苦伴随了他一生，然而他的心没有变硬，相反却越来越爱悲天悯人。有一天，阿曼黛伸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说了声“我爱你”。海梅像个机器人似的拥抱了她一下，假装热情地吻了吻她，让她感觉出他并不爱她。就这样，海梅一方面自认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经受不住狂热的爱情生活，另一方面又陷入了耗费精力的私情之中。为了博得海梅的欢心，阿曼黛使尽浑身解数，两个人搞得精疲力竭。每经过一次疲惫不堪的欢会以后，海梅都在想：“这种事儿我干不了啦。”

由于和阿曼黛的这层关系，再加上阿尔芭一再坚持，海梅时常和米格尔接触。在很多场合下，避免不了和米格尔见面。他尽量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米格尔最终还是把他吸引住了。米格尔成熟了，不再是一个好激动的青年了。然而，丝毫没有改变政治路线。他仍然认为，不经过一场暴力革命，是无法战胜右派的。海梅不同意米格尔的观点。但是他器重米格尔，佩服他的勇敢性格。只是他把米格尔视为无可救药的人物，满脑子危险的理想主义，只想保持亳不妥协的纯洁性。什么东西和这种人沾上边，都会染上一层不幸的色彩，特别是那些不幸爱上他们的女人。米格尔的思想立场，他也不喜欢。他认为，像米格尔这样的左派极端分子只会比右派极端分子给总统带来更大的祸害。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情米格尔。米格尔的信念的力量，不加矫饰的柔情，为了理想而慷慨献出生命的精神，都使海梅折服。海梅赞同米格尔的理想。不过，他没有勇气使这种理想彻底实现。

那天夜里，海梅躺在睡袋里心绪不宁，十分难过。听见近处外甥女的呼吸声，心里很不舒服。醒来的时候，阿尔芭已经起床，正在热咖啡，准备早点。凉风吹过，太阳的光辉把山顶染成一片金黄。阿尔芭伸出双臂，抱住舅舅的脖子，亲吻了他一下。海梅两手插在口袋儿里，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心乱如麻。

三星庄园是南方土改运动中最后几个被没收的庄园之一。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和劳作的农民们组织起合作社，成为土地的主人。一连三年零五个月，他们没见到东家，忘记了他那副凶暴的脾气。事情发展得很快，在学校的集会上雇工们言辞激烈，把管家吓坏了。他连忙收拾好行装，没向任何人告别就溜之大吉了。他也没把这件事通知给特鲁埃瓦参议员。他不想看见东家发脾气。再说，他提醒过好几次，也算守职尽责了。他这一走，三星庄园就没人管了。没人派活儿，也没人干活儿。农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第一次尝到自己当家做主的滋味。他们平均分配了土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后来，政府派来了一名农业技术员。技术员借给农民种子，帮助他们了解市场的需求，农产品在运输上的困难以及肥料和杀虫剂的用途。农民不大理会技术员。他那副样子好像城里的“秧子”，很明显，从来没掌过犁杖。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技术员的到来。为欢迎他，打开了老东家的神圣的酒窖，偷出陈年老酒，宰杀种牛，吃洋葱、芫荽炒腰子。技术员走了以后，他们又开始吃进口的母牛和下蛋的母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接到通知说，政府将用三十年还本付息的公债抵偿他的庄园，价格按他申报纳税的金额计算。他这才知道土地不再属于他了。这下子，他失去了自制。从武器库里抄起一支他不会摆弄的自动步枪，命令司机开车一直把他送到三星庄园。临走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保镖也没通知。路上走了几个小时，他简直气疯了，根本没想好究竟该怎么办。

到了庄园，大门上插着一根粗大的门栓，挡住去路，他们只好来个急刹车。一个农民手持梭镖和一支没有子弹的猎枪，在门口站岗。特鲁埃瓦下了车。一看东家来了，那个可怜的“卫兵”疯了似的摇动起学校的铜铃。铃是别人放在他身边，专门用来报警的。紧接着，他趴在地上。一阵弹雨从他头上扫过，子弹打进附近的树上。特鲁埃瓦脚步未停，没顾得上看看站岗的人死了没有。他也没朝四下打量一下，便蹿上庄园的土路，以他的年龄来说，那股灵巧劲儿真是出人意料。正往前走，没提防后脑勺上挨了一棒子。还没来得及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人打倒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东家住宅的饭厅的桌子上，两手被人绑住，脑袋底下塞了个枕头。一个女人正往他前额上敷湿布，几乎全体雇工都站在周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觉得怎么样，同志? ”大家问道。

“婊子养的! 我谁的同志也不是! ”老头子大声吼叫着，竭力想站起来。

他挣扎、喊叫。大家给他松了绑，扶着他站起来。特鲁埃瓦想冲出去，一看窗子外面钉着木板，门也上了锁。雇工们想告诉他，世道变了，他不再是主人了。特鲁埃瓦根本不想听。他口吐白沫，心脏跳得几乎要炸裂开来。疯子似的破口大骂，威胁说要惩罚他们，要报仇雪恨。农民听了，一阵哈哈大笑。闹到最后，雇工们厌烦了，把他一个人关在饭厅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累得筋疲力尽，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过了几个小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人质，农民们想给他拍个片子，送到电视台去。两名保镖和几个加入了特鲁埃瓦那个党的狂热的年轻人得到司机通知，急忙赶到三星庄园。手拿着棍棒、指节铜环、镣铐，打算营救特鲁埃瓦。到那儿一看，大门口加了双岗。站岗的端起特鲁埃瓦参议员送上门来的那支自动步枪。

“谁也甭想把人质同志带走。”农民们说，为了加重口气，朝来人连开数枪。

这当儿，来了一辆电视台的车，打算拍下这个事件。雇工们压根儿没见过电视这个玩意儿，就把电视台的人放进庄园，然后围着被俘的参议员，往摄像机前一站，开怀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全国人民在荧光屏上看到了这位反对派的最高代表人物。只见他双手被绑住，气得口吐白沫，满嘴脏话，真得给他来个“言论检查”了。总统看了电视，对这件事颇不以为然。他想，这个事件好比是个雷管，可能会引爆处境不稳的政府脚下的火药库。于是，他派出军事警察去搭救参议员。士兵来到庄园的时候，农民不放他们进去。农民得到新闻界的支持，越发胆大了。他们要看看法院的命令。省法官担心卷入一场麻烦，自己也会在电视上被左派记者大骂一顿，急急忙忙钓鱼去了。军事警察只好守候在三星庄园的大门外边，等着从首都传下命令。

布兰卡和阿尔芭跟大家一样从新闻节目里得知此事。布兰卡一语不发，直等到第二天。她看到连军事警察也救不出老爷子．心想现在到了再去找找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时候了。

“把你那条窝窝囊囊的裤子脱下来，换上件体面的衣服。”她命令阿尔芭说。

她们事先没有申请，径直来到部里。在前厅里，秘书打算挡驾。布兰卡一把推开他，拉着女儿嗵嗵嗵地大步走过前厅。来到佩德罗第三的办公室，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她已经两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此次一见，她还以为走错了门，差一点退了出来。在短短的两年里，她一生中的恋人变得又瘦削又苍老，显得十分疲倦，心情沉重。头发还是黑的，只是比过去短了，也更稀疏了。他剪掉了漂亮的大胡子，身穿一件灰色的官服，皱皱巴巴的领带也是灰色的。布兰卡只是从佩德罗第三那双没有变样的黑眼睛的眼神儿里才认出了他。

“耶稣啊!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她唔唔哝哝地说。

然而，在佩德罗第三看来，布兰卡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丽，两年没见，她似乎变得更年轻了。这两年当中，他顾不上为自己的抉择感到后悔，也没有注意到自从布兰卡不来了，他对过去使他动情的女孩子也失去了兴趣。另外，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吉他丢在一边，也远离了人民给予他的灵感，感到幸福的时候的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思念布兰卡给予他的温柔和稳重的爱。一看见布兰卡铁青着脸走进来，还有阿尔芭陪着，就知道她不是来重叙旧情的，而且猜到准是为特鲁埃瓦参议员的丑闻而来。

“我来求你陪我们走一趟，”布兰卡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女儿和我要去三星庄园，去看看他老人家。”

这下子，阿尔芭才知道了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是佩德罗- 加西亚第三。

“好吧，咱们先去我家，拿上吉他。”佩德罗第三边站起来边说。

他们坐上一辆挂政府牌子、像灵车一样的黑色汽车离开部机关。佩德罗第三回到自己的公寓，布兰卡和阿尔芭在大街上等他。他出来的时候，恢复了一些昔日的风采。脱掉灰制服，换上过去穿的灯笼裤和“篷却”，足蹬草鞋，背着吉他。布兰卡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俯下身子，在她嘴唇上迅速地亲吻了一下。在开头的一百公里路上，大家沉默不语。阿尔芭终于从吃惊状态中清醒过来。她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佩德罗第三是她的父亲? 这样可以少做多少噩梦啊! 她不时梦见一位因患热病葬身沙漠腹地的白衣伯爵。

“有个死去的爸爸比有个不在的爸爸强得多。”布兰卡的话像谜语似的，往下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傍晚，他们来到三星庄园。在庄园门口，看到一群人围坐在火堆周围亲切交谈，火堆上烤着一只猪。那群人包括军事警察、记者和农民。他们把参议员藏在酒窖里的最后几瓶酒拿出来，准备一次喝光。在火光的映照下，几条狗和几个小孩子边嬉戏边等着玫瑰色的、光亮亮的猪肉烤熟。记者们时常采访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军事警察从他那副地道的民间歌手的外表上也认出了他。农民们眼瞧着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所以也认出了他。大家都亲热地对他表示欢迎。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的，同志? ”农民们问他。

“我来看看老头子。”佩德罗第三笑了笑。

“您可以进去，同志，不过只能您一个人进去。布兰卡太太和阿尔芭姑娘跟我们一块儿喝杯酒吧。”农民们说。

布兰卡和阿尔芭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坐在火堆周围。闻到烤肉的香味，她们才想起来从早上起一直还没吃饭呢。在座的雇工，布兰卡都认识，她在三星庄园的小学校里教给他们当中许多人认字。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想起桑切斯兄弟在当地自立法律，想起老佩德罗．力口西亚消灭蚁灾，想起总统曾多次当过候选人，几次停在车站上，从载满失败的列车上向农民们发表演说。

“谁能想到他会当上总统啊! ．‘一个人说。

“谁会想到能有今天啊，在三星庄园里，东家说话不如俺们! ”其他人笑着说。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被领到东家家里，直接来到厨房。饭厅里关着老东家，看守饭厅门儿的是年纪最大的雇工。他们有些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可都还记着他。他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喝酒，一起回忆遥远的过去。那时候，佩德罗第三在乡下人的心目中还不是个神话人物，而只是一个爱上东家女儿的不守规矩的小伙子。佩德罗第三拿起吉他，放在腿上，闭上眼睛，用天鹅绒般的歌喉唱起母鸡和狐狸的故事，在座的老人都随着他一起唱起来。

“我这次来，是想把东家带走，同志们。”歌声一停，佩德罗第三轻声地说。

“别做梦啦，孩子。”大家一起回答道。

“军事警察明天就要带着法院的命令来，把他像英雄似的接走。不如我带走他，让他夹着尾巴离开。”佩德罗第三说。

大家讨论了好大一会工夫，最后把佩德罗第三带进饭厅，让他单独和人质待在一起。自从特鲁埃瓦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砍了佩德罗第三一斧头那个倒霉的日子起，两个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待在一起。在佩德罗第三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大高个儿，手里拿着蛇皮鞭和银手杖，雇工从他跟前走过个个都瑟瑟发抖，听到他那闷雷般的怒吼，看到他那副大老爷的不可一世的样子，连大自然也要变颜变色。可是，此刻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弯腰曲背、猥琐不堪的老人，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他很奇怪，积聚多年的仇恨一下子化为乌有。特鲁埃瓦参议员火气发光了。两手被捆绑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直觉得浑身骨头酸疼，千年的劳累压在背上。一开始，他没有认出佩德罗第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没再见到佩德罗第三了。当他注意到对方的右手缺了三个手指的时候，立刻想到噩梦做到头了。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都在想对方是世上一切可恨事物的化身，然而在他们的心中燃不起往日仇恨的火苗。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佩德罗第三说。

“为什么? ”老头儿问道。

“因为阿尔芭求我带你走。”佩德罗第三回答说。

“见鬼去吧! ”特鲁埃瓦不大相信，咕咕哝哝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佩德罗第三动手解开绳索。那是雇工们给老头儿绑在手腕上的，免得他去砸门。特鲁埃瓦把眼睛扭过一旁，不想看对方伤残的右手。

“带我离开这儿，别让别人瞧见。我不想让记者知道。”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您从哪儿进来的，我还带您从哪儿出去，从正门走。”佩德罗第三说。说罢，朝外面走去。

特鲁埃瓦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两眼布满红丝，从他能记事起，这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击败了。他们走过厨房，老头儿一直没有抬头。穿过房间，从东家的住宅走到大门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簇拥在他们周围，后面是一伙儿不言不语的农民。布兰卡和阿尔芭坐在记者和士兵中间，用手抓起烤肉往嘴里送，就着酒瓶口儿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酒瓶在大家手中传递。阿尔芭一看到外祖父，立刻激动起来。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她还从来没看见过外祖父如此颓丧。她连忙咽下嘴里的东西，跑过去迎接外祖父。祖孙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尔芭趴在外祖父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才又神气起来。他昂起头，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像过去一样露出傲慢的笑容。记者拍摄下他登上一辆带官方牌照的黑汽车的场面。一连几个星期，舆论界都在琢磨：他干吗要出这份洋相呢? 后来，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事件，这件事才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

总统夜间经常失眠。为了消磨时间，常和海梅一起下棋。那天晚上，在两局棋之间，他谈起这件事。一边谈，一边透过带黑框架的厚厚的镜片用狡猾的眼光偷偷打量着对方。他发现海梅有些不自在。海梅一言不发，还是不停地在棋盘上摆棋子。

“老特鲁埃瓦的确有两下子，”总统说，“应该把他争取过来。”

“该您走了，总统。”海梅指着棋盘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形势大大恶化，全国似乎处于战争状态。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尤其是反对派的妇女们。她们敲着锅上街游行，抗议买不到东西。居民中一半人要推翻政府，另一半人要保护政府，谁也顾不上干活儿。一天晚上，阿尔芭看到中心大街黑魃魃的，空无一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整整一个星期没人收垃圾，野狗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刨东西吃。电线杆上糊满印刷的传单，冬雨把传单上的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所能利用的空间都刷上了两派提出的口号。有一半街灯被石头砸坏了，楼房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用报纸、木板点燃的火堆放射出微弱的光芒。那是在部机关、银行、办公楼前站岗的人取暖用的。他们轮流值班，防止极右团伙乘夜色袭击公共场所。阿尔芭看见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一幢公用建筑前。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白头盔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用浅颜色在墙上打好底子，然后画上几只彩色的大鸽子、蝴蝶、红艳艳的花朵、诗人的诗句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们是青年纵队队员。他们认为用表现爱国主义的壁画和鸽子宣传画可以挽救革命。阿尔芭凑上去，向他们指了指大街对面的一幅壁画。壁画上涂了红油漆，是用大个字母写的一个字：Djakarta。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同志？”她问。

“不知道。”大家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对派要在墙上写下这个亚洲词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遥远城市的大街上尸积如山。阿尔芭跨上自行车，朝家里骑去。自从汽油定量供应，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以后，她从地下室把童年时代的旧玩具找了出来，用以代步。阿尔芭边骑边想着米格尔，一种不祥的预感憋得她喉头发紧。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去上学了，时间充裕得很。教员宣布无限期罢工，学生占领了各系的大楼。在家里学大提琴学得厌烦了。只要不和米格尔一起玩耍、散步或者争论，她就去区里的慈善医院，给海梅舅舅和其他几位医生帮忙。他们不顾医学院下达的停止工作、和政府捣乱的命令，还在继续行医。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走廊里挤满病人，像一群咩咩哀鸣的羊羔，一连几天等着治疗。护士人手不够。海梅拿着手术刀就睡着了，时常忙得忘记吃饭。他瘦了，显得十分憔悴。他每天值班十八个小时。躺在破床上也难以入眠，还在想着排队等候的病人。医院里没有麻药，没有注射器，没有药棉。纵然他变成一千个人，也不够用，这好比是打算用手阻挡住一列奔驰的火车。阿曼黛作为志愿人员也在医院里工作，一来可以接近海梅，二来可以找点儿事干。护理素昧平生的病人累得她精疲力竭，但是青年时代曾经照亮她内心的光辉又重新照亮了她，一时间甚至幻想着自己是幸福的。她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穿着一双胶鞋。可是，海梅总觉得她走过自己身边的时候，昔日戴的玻璃串珠还在叮当作响。海梅喜欢她陪在左右，甚至希望他还爱她。几乎每天晚上总统都要在电视上露面，揭露反对派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很劳累，时常声如裂帛。反对派说，总统喝得醉醺醺的，从热带地方用飞机运来不少穆拉托女人，晚上和她们纵欲取乐，为的是暖暖骨头。总统提醒大家，罢工的卡车司机每天从外国人手里领取五十美元，使全国陷于瘫痪。反对派回答说，有人利用外交邮袋给他送来椰子冰淇淋和苏式武器。总统说，敌人和军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他们宁肯让民主制度死亡也不愿意由他来领导民主政府。反对派指控他患了偏执狂，满嘴瞎话，从国家博物馆里偷出名作，放在他情妇的屋子里。总统预言，右派已经武装起来，并且打定主意把祖国卖给帝国主义。反对派回答说，总统的储藏室里堆满鸡胸脯，可是老百姓排着长队，只能买到鸡脖子和鸡翅膀。

那天，特鲁埃瓦参议员正在书房里算账，路易莎·默拉按响了街角大宅院的门铃。在默拉姐妹当中，只有她还活在人世。她的身材萎缩了，好似一位流浪的天使，但仍然光彩熠熠，仍然具有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特鲁埃瓦一直没再看见过她。但是，从声音和气味上还是认出了她。默拉的声音还像悦耳的银笛。她身上那股野香堇菜的芳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薄了，不过从远处仍然可以闻到。她走进书房，肋生两翅的克拉腊的形象也随着进来。特鲁

埃瓦有好几天没见到克拉腊了，如今他那双恋人的眼睛又看见克拉腊在空中翱翔。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是想告诉您一些不幸的事。”路易莎·默拉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唉，亲爱的路易莎，不幸的事够多的了……”埃斯特万叹了口气。

路易莎讲述起从观看星象上发现的事情。特鲁埃瓦是讲求实际的。为了说服他，路易莎·默拉先说明了一下她使用的科学方法。她说，近十个月来，她研究了政府和反对派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星牌，

其中也包括特鲁埃瓦。把星牌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将要发生不可避免的流血、痛苦和死亡事件。

“埃斯特万，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她最后说，“残酷的时刻正在逼近。死者会不计其数。您是在胜利者一边，只是胜利会给您带来更大的不幸和孤独。”

坐在这个非比寻常的女巫面前，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心里不大舒服。她扰乱了书房的宁静，她那些星象学的胡说八道闹得他心绪不宁。可他又不敢撵走她。这是为了克拉腊。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正用眼睛的余光观看死去的爱妻。

“埃斯特万，我这次来，不是想用这些消息打扰您，反正您也左右不了。我是来找您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说说话的，她姥姥让我给她带个口信儿。”

参议员把阿尔芭叫来。阿尔芭七岁以后没再见过路易莎·默拉，

但是她记得十分清楚。她小心翼翼地拥抱了默拉一下，免得把她那象牙般的纤细的骨架挤碎了。她贪婪地闻了闻默拉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香气。

“我来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孩子。”路易莎·默拉擦干了激动的泪花说，“死神步步紧跟在你后面。你姥姥克拉腊从彼岸保护你，但是她叫我告诉你，在大灾大难中幽灵想保护人也无能为力。最好你出趟远门儿，到大洋对岸去。到那儿就有救了。”

谈到这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认为眼前这个女人准是个疯老婆子。过了十个月又十一天，在宵禁中有人在夜间把阿尔芭带走了。到那时，特鲁埃瓦参议员准会回忆起路易莎·默拉的预言。

第十三章

恐怖

军事政变那天，一大清早阳光灿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这是很少见的。海梅几乎工作了一整夜，到早上七点钟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听到女秘书略带慌乱的声音，他才睡意全消。电话是从总统府打来的，通知他尽快赶到总统同志的办公室。不，总统同志没有生病。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奉命通知总统的所有医生。海梅像梦游者似的穿好衣服，开动他那辆汽车。幸亏因为职业需要，他有权领到汽油，否则，只好骑自行车到市中心去了。八分钟后，海梅到了总统府。看到广场上空空荡荡，他感到十分惊讶。一队健壮的士兵守在政府所在地的门洞里，一个个身着戎装，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海梅把汽车停在阒无一人的广场上，没注意到士兵打手势要他站住。他刚一下车，士兵立刻举起枪，把他包围起来。

“出了什么事啦，同志们? 跟中国人打仗啦? ”海梅笑着说。

“往前走，这儿不准停车! 禁止车辆往来! ”一位军官用命令的口吻说。

“很遗憾，是总统府这儿叫我来的，”海梅边解释边掏出身份证，“我是医生。”

他们陪着海梅走到总统府沉重的木门旁，一队军事警察在那儿站岗。站岗的把海梅放了进去。总统府里一片骚乱，仿佛轮船失事一样。职员们像昏了头的老鼠似的顺着楼梯跑上跑下。总统私人卫队把家具挪到窗口，把手枪分发给总统亲信。总统迎面走来。他头戴钢盔，和那件精致的运动衫、意大利鞋颇不相称。海梅这才恍然大悟，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大夫，海军叛乱了，”总统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战斗的时刻到了。”

海梅抄起电话，通知阿尔芭不要离开家，还求她转告阿曼黛。事情急转直下，此后他再也没能和阿尔芭通上话。九点钟以后，来了几位政府的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通过电话和叛乱分子谈判，以便看一看叛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到了九点半，政变军人掌握了全国武装部队。在军营里开始清洗忠实于宪法的军人。那位负责统领军事警察的将军命令总统府卫队出来，因为警察也归附了政变集团。

“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不过，把枪都留下。”总统说。

军事警察们心乱如麻，羞愧难当。但是，将军下了死命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看看国家元首的眼睛。他们把枪放在院子里，低着头，鱼贯走出总统府。走到门口，一个士兵转回身来。

“我和您留下来，总统同志。”他说。

到了上午十时左右，事态明朗了。通过对话无法收拾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撤退出去。只留下了总统的几位挚友和私人卫队。总统强令他的女儿们也离开这儿。大家连拉带拽地把她们拖了出去，从大街上传来她们呼唤爸爸的声音。留在总统府的大约有三十人。他们隐蔽在二楼的几个大厅里。其中就有海梅。海梅以为自己在做一场噩梦。他坐在一把红色丝绒椅上，手里拿着枪，木呆呆地望着手枪。他根本不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的声音。这是他的告别词。

“现在，我向将要受到迫害的人们讲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辞职，我要用生命报答人民的忠诚。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对祖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一定会有人闯过眼下这个时刻，壮丽的林荫大道会很快开通，让自由人通过，去建设美好的社会。人民万岁! 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我相信，我不会白白牺牲。”

天空出现了乌云。不时听到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总统通过电话和叛军头子通话。对方答应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全家出国。但是，他不准备流亡国外，不想和其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弃国出走的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度过残生。

“叛逆者们，你们认错人啦。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至死我不能离开。”他镇定自若地回答。

这当儿，只听得飞机的嗡嗡声。轰炸开始了。海梅和其他人一起卧倒在地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确乎难以置信。昨天，他还相信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即使军人也是尊重法律的。只有总统没有趴下。他端着火箭筒走近窗口，朝街上的坦克发射数弹。海梅爬到总统身边，抓住他的腿肚子，要他伏下身来。总统骂了句粗话，仍是站着不动。过了十五分钟，整个大楼起火了，炸弹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海梅在破损的家具间爬来爬去，破碎的砖瓦骤雨般从屋顶露天处落在他的周围。他打算救护伤员，但只能讲上两句安慰话。在死者面前，只能闭上眼睛。突然枪声停了。总统把活着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赶快离开。他不希望有什么烈士和无谓的牺牲。况且人人都有家，还有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他说：“我要求对方停火，好让你们离开。”可是，谁也没有撤离。有的人浑身发抖，但个个都表现出自尊自爱。轰炸一下子就过去了，总统府被炸成废墟。下午两点，大火吞噬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古老的大厅。总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军人闯进大楼，占据了底层烧剩下的部分。一个军官发狂似的大喊大叫，盖过了乱哄哄的嘈杂声。他命令楼上的人投降，举起两手，列队下来。总统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最后一个下去。”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海梅和其他人一起下楼。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每一级上都有士兵把守。他们似乎发疯了，怀着一股新仇——几个小时内在他们身上刚刚进发出的仇恨——用脚猛踢下楼的人，用枪托打他们。有的士兵还在投降者的脑袋上方连连开枪。海梅的肚子挨了一击，疼得他弯下腰去。待到他能直起腰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裤子里尽是温热的屎尿。士兵们一直把他们打到街上。命令他们趴在地下，然后用脚踩他们，辱骂他们，直到用尽了西班牙语里所有的脏字儿。这时候，他们朝坦克车打了个手势。俘虏们听见坦克车开了过来。所向披靡的沉重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震得柏油路不住发颤。

“往前开! 让坦克车从这帮混蛋身上压过去! ”一位上校高声喊叫。

海梅从地上瞄了一眼，觉得这个人挺眼熟。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曾经在三星庄园里和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坦克车在离开他们脑袋十厘米的地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消防车的报警器尖声狂叫。远处传来军用飞机的嗡嗡声。过了很长时间，士兵们按照俘虏的罪行大小，把他们分成几组。海梅被带到国防部。国防部已经变成军营。士兵们强迫他猫着腰往前走，仿佛在战壕里前进。他们押着他走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十个一排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倒剪双臂，被打得很厉害，有几个人站立不住了。鲜血在大理石地面上流成一条条小河。士兵们把海梅带到锅炉房。那儿有几个人冲墙站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走来走去，把自动步枪对准他们。海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梦游者似的站了很长时间。墙外传来阵阵号叫，听上去心里备受折磨，但他一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个看守在打量他。突然把枪口垂下，朝他走来。

“坐下歇会儿吧，大夫。我一打招呼，您就赶快站起来。”看守低声说，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香烟，“您给我妈妈动过手术，救过她的命。”

海梅不吸烟，只是慢慢地嗅了嗅烟卷儿的香味儿。手表碎了，从又饥又渴的情况来看，估摸着是晚上了。他累极了，穿着肮脏的裤子很不舒服，顾不上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打个盹儿，看守走过来了。

“站起来，大夫，”看守压低声音说，“他们找您来了。祝您走好运!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给海梅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个军官负责审问俘虏。海梅看见他陪过总统几次。

“大夫，我们知道，您和这件事没什么相干，”他说，“我们只想请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儿，就说总统喝醉了，开枪自杀。然后，放您回家。”

“要说，您自个儿去说。甭指望我，王八蛋。”海梅回答说。

他们抓住他的胳臂。头一下打在胸间。然后，把他举起来，按在桌子上。海梅觉得他们剥掉了他的衣服。过了好半天，他才昏迷不醒地被拉出国防部。下雨了，清凉的空气和雨滴使海梅苏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士兵们正把他推上一辆军用汽车，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透过窗子，海梅看到夜色如墨。汽车开动了，只见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子。他知道敌人已经得胜了，也许他还想到米格尔。汽车停在一个团部的院子里。士兵们把他拉下车。院子里，其他被捕的人也和他一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士兵们用带刺的铁丝捆上他们的手脚，把他们脸朝下扔在牲口棚里。海梅和其他人在那儿过了两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在自己的粪便、污血和恐怖的气氛中渐渐腐烂了。这以后，士兵把所有人用卡车运到飞机场附近。在一个空场子上，士兵把趴在地上的被捕者( 他们都站不起来了) 一个个地枪毙了，然后用炸药把尸体炸飞。爆炸引起的惊恐、尸体残骸的恶臭在空气中浮荡了好久好久。

在街角大宅院里，特鲁埃瓦参议员打开一瓶法国香槟酒，庆祝他拼死反对的政府终于倒台了。可他万没想到，在同一时刻，别人正用进口的香烟烤烫他儿子海梅的睾丸。老头子在大门进口处挂起旗子，只是没有上街去跳舞。一来他腿瘸，二来外面正在戒严。要说兴致嘛，他还是有的，正像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给女儿和外孙女儿那样。这时候，阿尔芭一直在打电话，希望得到她关心的那些人的消息。他们是米格尔、佩德罗第三、海梅舅舅、阿曼黛、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还有其他人。

“这回，他们该遭报应啦! ”特鲁埃瓦参议员高举着酒杯，大声喊道。

阿尔芭劈手夺过酒杯，朝墙上扔过去，摔了个粉碎。布兰卡历来不敢和父亲正面冲突，这次也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

“姥爷，总统丧命了，还有别人也丧命了，咱们不能庆祝这个! ”阿尔芭说。

在阿尔托区优雅的住宅里，人们打开放了三年的酒瓶，为新秩序干杯。在工人居住区的上空，直升飞机整整盘旋了一夜，嗡嗡嗡的，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苍蝇。

很晚很晚，几乎快到黎明时分，电话铃响了。阿尔芭一直没有躺下，她跑过去接电话。听到是米格尔的声音，她松了口气。

“时候到了，亲爱的。别找我，也别等我。我爱你。”米格尔说。

“米格尔! 我要跟你一块去! ”阿尔芭呜呜咽咽地说。

“别对别人提起我，阿尔芭。别去看朋友。把笔记本、纸，还有凡是能把你我连在一块儿的东西，全都毁掉。我永远爱你，千万要记住，亲爱的。”米格尔说罢，挂上了电话。

宵禁持续了两天。对阿尔芭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收音机里不停地播送军歌，电视只播放全国的风景图片和动画片。有时候，组成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将军白天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坐在国徽和国旗之间，颁布各项法令。他们成了祖国的新起的英雄。上面有令，凡是有人离家外出，可以开枪射击。但是，特鲁埃瓦参议员还是穿过大街，到邻居家去庆贺。过节似的喧闹声并没有引起在街上游动的巡逻队的注意，他们估计在这个区里不会碰上反对派。布兰卡说，她的偏头疼从来没有像现在闹得这么厉害。她关上门，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夜间，阿尔芭听见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估计，大概布兰卡肚子饿比偏头疼来得更厉害。这两天，阿尔芭在家里绝望地来回走动。她检查了海梅在“书巷”里存放的书籍和他的写字台，销毁一切她认为会带来麻烦的东西。这好比是亵渎神灵，她知道，舅舅回来准会气得要命，不再信任她。她还把记着朋友们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最珍贵的情书以及米格尔的照片全部销毁。家里的女仆们倒也无所谓，宵禁的时候闲得难受，只好做馅饼消遣消遣。只有厨娘哭个不停，心急火燎的，只盼着早点儿见着丈夫。他们一直没联系上。

每天有几个小时解除戒严，让居民上街购买食品。布兰卡惊奇地发现，商店里摆满了三年来一直买不到的东西，仿佛变戏法似的，东西出现在玻璃橱窗里。她看到成堆成堆的宰好的鸡，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布兰卡仔细瞧了瞧，许多人用好奇的眼光盯着鸡，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只是买的人很少，大家都付不起钱。过了三天，市内各商店里便弥漫着一股臭肉味儿。

士兵们在大街上紧张地巡逻。许多盼着政府倒台的人冲着他们欢呼。几天来的暴力行动使一些士兵胆子大起来了。看见有的男人留长头发或络腮胡须，就把他们拘留起来，认定这是叛逆精神的标志。看见有的妇女身着长裤在街上行走，就要她们站住，用剪刀把裤腿剪掉。他们觉得秩序、道德、体面的生活得靠他们来维持。新当权的人说，士兵的行动和他们毫不相干，从来没人下过命令，要他们剪掉络腮胡须，或者剪裤子。八成是共产党人冒充士兵往武装部队脸上抹黑，让老百姓瞅见当兵的就觉得可恨。他们宣布：留胡子，穿长裤，一律不加禁止。当然啦，男人们上街前最好还是刮刮脸、剪短头发。女人们最好都穿上裙子。

据传，总统已经去世。官方说他是自杀的，可谁也不相信。

我期待着局势稍微正常一些。军事政变后第三天，我乘车从议会来到国防部。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来找我，请我参加新政府。人人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我第一个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我勇敢地当众宣称，只有军人才能使国家不致落在左派的魔掌之中。此外，我和高级军事指挥部保持着各种接触，我为他们和美国人牵线搭桥，我签字、掏钱才买来武器。总之，我卖的力气比谁都大。到了我这个岁数，对政权已经毫无兴趣。不过，像我这样能给他们当当参谋的人，委实不多。这么多年，我位居要津，怎么干对国家有好处，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没有几个老实又能干、忠心耿耿的参谋，那几个刚刚混上校官的人能干得了什么? 只会瞎干一气! 要么就会让那些趁机大捞一把的机灵鬼们给骗了。眼下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我们只是认为，军队介入是恢复健全的民主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我把和当局合作看得至关紧要。到了国防部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变成了垃圾堆。传令兵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四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军人们弯着腰到处跑来跑去，仿佛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行动，或者等着敌人从天而降。我一连等了三个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接见我。起初，我以为局面这么乱，他们没认出我，才对我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待我的那个军官把靴子伸到写字台上，嘴里嚼着油腻腻的三明治。胡子七长八短，军装上衣没扣扣子。他根本不容我问一问我的儿子海梅的下落，也不容我为士兵们勇敢地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向他表示祝贺。一上来就要我交出汽车的钥匙，理由是国会封闭了，因此国会议员的俸禄也中止了。我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说，事情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压根儿不想再打开国会的大门。他要求我，不，是命令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到大教堂去聆听感恩颂，借以表达祖国为战胜共产主义对上帝的谢忱。

“总统自杀了，有这回事吗? ”我问。

“他走了! ”军官回答说。

“走了! 去哪儿啦? ”

“让血冲走了! ”他哈哈大笑。

我惶恐不安地扶着司机的胳臂走到大街上。街上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公共汽车。我这把年纪，已经走不动路了，我们根本没法回家。幸亏过来一辆军事警察的吉普车，车上的人认出我来了。阿尔芭外孙女儿说过，认出我可太容易啦。我的模样活脱脱地像一只发火的老乌鸦，常穿一身黑衣服，手持银手杖。

“上来吧，参议员。”一名中尉说。

他们扶着我爬上吉普车。军事警察们看样子都很累，一看就知道他们缺觉。他们告诉我，一连三天他们在市内巡逻，全靠着纯咖啡和药片撑着不睡。

“在居民区、工厂区遇到抵抗吗? ”我问。

“很少。人们都挺平静的。”中尉说，“我盼着局势赶快变得正常，参议员。这是个脏活儿，我们不愿意干。”

“别这么说，小伙子。要是你们不抢先一步，共产党就会发动政变。这会儿，你我，还有五万人早已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计划建立独裁专制? ”

“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原来的政权烂透了。要不是你们拿起武器，还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呢? ”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也并非这么有把握。我预感到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局势正在摆脱我们的控制。只是当时我不愿意道出自己的担心。我的理由是，要想安排好一个国家，三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那个在国防部接待我的粗俗的军官在武装部队里也许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这个送我回家的认真负责的中尉。我琢磨着，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等到开头几天的紧张松弛一下，我一定去找个在军队里有地位的人。很遗憾我没去找乌尔塔多将军，我没去找他是出于尊重他，当然，我承认也是出于自尊。应该是他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儿子海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眼瞧着大家都在点数死者和失踪者，胜利的那股高兴劲儿全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士兵。在厨房里，他告诉布兰卡他在国防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他知道的用炸药毁尸的情况。

“瓦列大夫救过我妈的命，”当兵的手拿着钢盔，眼睛盯着地面说，“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遇害的。”

布兰卡叫我去听听当兵的说的话，可我不肯相信。我说，准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他在锅炉房里看到的肯定不是海梅，而是另外的人。军事暴动那天，海梅没什么事需要到总统府去。我相信，即便海梅受到追捕，他一定早已通过某个关卡逃到国外，要么是躲在某个大使馆里。再说，官方要找的人的名单当中也没有海梅的名字；由此我想，海梅没什么可担惊害怕的。

过了很久，实际上是几个月吧，我才知道那个当兵的说的全是实话。孤独的生活弄得我昏头昏脑。我坐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两眼直瞪瞪地盯住门槛，盼着海梅归来，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和我平时思念克拉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他，最后总算看到他了。只见他身穿破衣烂衫，衣服上满是干硬的血迹，在打过蜡的镶木地板上拖着蛇一样的带刺的铁丝。我这才知道，的确像当兵的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使用“暴政”这个字眼儿。可是，阿尔芭，我的外孙女儿，早就看出独裁者的原形了。她觉得，在军人当中，此人确乎非比寻常。她继承了克拉腊的直觉能力，一下子就能把他看透。独裁者是个粗人，外表质朴，说话不多，像个农民。看上去挺谦和。很少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披上衮服，高举双臂，让坐在卡车上向他欢呼的人群静下来。在为“四剑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两撇儿威严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抖。纪念碑的顶部原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祖国的前程。但是，外国技术员没有弄好，火炬一直点不着，只有一股像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浓烟在空中飘荡，好似一片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永不消散的乌云。

我开始想，我的行为是不是错了，也许这不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没有人需要我，我失去了儿子。克拉腊固执地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像个孤鬼游魂。就连阿尔芭也一天天地和我疏远了。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她像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过，身穿扎眼的棉布长裙子，皱皱巴巴的，像罗莎一样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碧绿的秀发。在外祖母的暗中帮忙下，干些神秘莫测的事。我敢说，她们俩背着我在干些秘密勾当。外孙女儿整天慌里慌张，就像当初伤寒流行那会儿克拉腊为别人担起痛苦的重负一样。

阿尔芭几乎没有时间为海梅舅舅的被害而哀伤。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受难者解决急迫问题上去了。只是把痛苦暂存起来，留待以后痛定思痛吧。直到军事政变两个月后，她才又见到米格尔，一度甚至认为他也离开人间了。但是，不是她去找米格尔的。米格尔讲得非常清楚，不让她去找。另外，她还听见官方在必须前去报到的人的名单中多次念到米格尔的名字。这给了她希望。她想：“只要官方找他，他就还活着。”她也担心他们会捉住米格尔。想到这儿，她心急如焚，一再祈求外祖母帮忙，不让这种事发生。她祷告说：“姥姥，我宁肯看见他死了，千万千万别让他被人活捉住。”她很清楚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日日夜夜觉得胸口发紧，两手发颤。每当得知某个被捕者的不幸下场的时候，她都像得了什么流行病一样，从头到脚长满肿块。但是，她没跟任何人谈起，包括外祖父在内，因为人们宁肯眼不见心不烦。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对阿尔芭来说，世界猛地翻了个个儿。为了能活下去，她只好努力调整各种感觉。大约她已经习惯于不再见到海梅舅舅、米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她所爱戴的人。她把事情的变化归罪于外祖父。不过，后来看见老头子缩在安乐椅上，不停地嘟囔着克拉腊和海梅的名字，她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他身上，跑过去拥抱他，用手指抚摸他的白胡须，安慰他。阿尔芭觉得周围的东西仿佛是玻璃做的，脆弱得就像一声叹息。在那个难忘的星期二，自动步枪和炸弹把她熟悉的东西击毁了一大半，余下的东西也已裂成碎块，血迹斑斑。时间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些她本以为幸免于被破坏的厄运的东西，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人一看见她连忙穿过大街，免得和她打招呼；有的人看到她走过来，连忙扭过头去。她心里想，她帮助受迫害的人这件事准在他们当中传开了。

事实的确如此。从开头的几天起，最紧迫的事是把有被害危险的人隐藏起来。一开头，阿尔芭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她可以不去想米格尔，而去想点儿别的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公告上警告市民说，必须揭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潜逃者；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海梅那辆汽车没被炸弹炸毁，在广场的原处停放了一个礼拜。阿尔芭知道后，就去找汽车，结果奇迹般地把车子找回来了。她在车门上画了两棵深黄色的向日葵，以便和别的车区别开来，然后驾车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她努力记住各个大使馆的位置、在大使馆门口把门的军事警察的班次以及墙有多高，门有多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 她估计是米格尔派来的) 突然走近她，通知她有个人需要躲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来到约定的地点。有人注意到涂在汽车上的黄花，冲她打个手势，她马上把车子停下来，让对方飞快地上车。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阿尔芭宁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有时候，她得和对方待上一天，甚至把他藏起一两夜。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对方避开岗哨，跳墙进入可以接近的大使馆。这种做法比起找西方民主国家那些胆小的大使办手续来得更便当。此后，阿尔芭再也得不到躲藏者的音讯，但她永远记住对方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表示感激。每办妥一件事，她都轻松地舒一口气，这次总算得救了。有时候，阿尔芭帮助一些女人躲起来。她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阿尔芭答应从正门把孩子送来，即使最胆怯的大使也不会不接受，可当妈妈的还是不肯抛下孩子。最后，只好把孩子从墙头扔过去，或是用绳子从铁栏杆上缒下去。过了不久，所有大使馆都加上铁丝网，安上机关枪。这样一来，没办法搞突然袭击了。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阿尔芭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多亏阿曼黛帮忙，阿尔芭才和神父们联系上。阿尔芭和阿曼黛这两位朋友时常见面，一起低声谈论米格尔——她们俩都没有再见到米格尔——一起以眷恋的心情回忆海梅。她们没有流泪，一则没有正式证据表明海梅已经死去，再则她们强烈地希望再见到海梅，这种愿望压过了那个当兵的讲的话。阿曼黛又不顾一切地抽起烟来，两手抖得很厉害，眼睛时常迷离恍惚。有时候，她的瞳仁扩大了，行动起来很笨拙。不过，她依旧在医院里工作。她告诉阿尔芭，在她照料的病人当中，时常有人饿得昏迷过去。

“被捕的人、失踪的人、死人的家属没吃的，失业的人也没吃的。两天喝不上一碗玉米面糊糊。小孩儿营养不良，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

她还说，过去小学生每天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些饼干，现在都取消了。当妈妈的只能用茶水给孩子压压饥。

“只有神父能给他们帮点儿忙。”阿曼黛说，“人啊，就是不想知道真相。教堂里舍饭，每礼拜六次，七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盘饭。当然啦，东西也不够。一个孩子每天吃一盘滨豆或是一盘土豆。一个孩子吃，五个孩子在外边看，东西不够啊。”

阿尔芭明白了，时代倒退了，倒退到外祖母克拉腊到密塞里科迪亚区以善心代替正义的年代。只是眼下发善心也要遭白眼。她跑遍朋友的家，求他们拿出一袋米或一听奶粉。她注意到，第一次大家不敢拒绝她，以后就避而不见了。一开头，布兰卡帮了她的忙。阿尔芭对妈妈说，现在能吃上波罗的海螃蟹和瑞士巧克力，何必再存普通面粉和穷人吃的菜豆呢? 妈妈立刻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她。她把东西送到神父开的粥棚。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她觉得太短了。有一天，阿尔芭领着妈妈去看粥棚。布兰卡看见一张白木楂长条桌，孩子们排成两队，眼睛里闪烁着乞求的目光，等着发给他们一份吃的。布兰卡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躺在床上一连两天闹偏头疼。阿尔芭强拉着她穿好衣服，要她忘掉自己，找人帮帮忙，哪怕是从外祖父那儿偷些家庭开支的钱也好。否则，布兰卡还会只顾自怜自叹。特鲁埃瓦参议员压根儿不愿意听人们谈起这些事，和他同一阶级的人都是这样。他顽固地否认有什么饥饿，同样也否认有人被捕，有人受刑。阿尔芭无法指望他帮忙。过了一阵子，连妈妈也指望不上了。她必须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外祖父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俱乐部。他不去市中心，更不去市郊或是贫民窟。所以，他一味认为外孙女儿说的贫困现象都是胡说八道。

“神父都是共产党! ”他吼叫着说，“我只差听到这种事啦! ”

不过，当有的妇女、儿童开始到富人家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吩咐关上铁栅栏和百叶窗，不去看他们，而是每月多给布兰卡一些钱，要她常准备些热饭，周济上门讨饭的人。

“这是暂时现象，”特鲁埃瓦参议员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等到军人冶好乱，问题就解决了。”

报纸上说，多年未见的街头乞丐是国际共产主义派进来的，他们要败坏军事委员会的名声，破坏秩序，阻挠进步。在贫民窟外面竖起了围墙，挡住旅游者的目光，满足那些不想看见贫民窟的人的要求。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似的，大街上出现了街心公园和花坛。都是雇用失业者种的，以便制造出梦境般的宁静的春天气氛。墙上刷满白色，涂掉鸽子宣传画，从人们的眼睛里永远抹掉政治标语。谁要是在公共场所书写政治标语，当场会受到机枪扫射。大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气氛安静。商店开门营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乞儿不见了。阿尔芭注意到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垃圾堆。在轰炸总统府的同一时刻，黑市也消失了，因为投机者会受到军法处置，会被枪毙。商店里开始出卖一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物品，以及过去只有阔人才能从走私贩子那儿买到的东西。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他们可以买到大量的威士忌，可以用赊购的办法买到小汽车。

开头几天，人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妇女们到兵营去赠送首饰，为了重建国家，甚至连结婚也只使用镶有国徽的铜戒指。布兰卡把克拉腊留下的首饰装在毛袜子里又藏了起来，唯恐特鲁埃瓦参议员把首饰交给当局。人们眼瞅着出现了一个新的趾高气昂的社会阶级。一些显赫的女士们身穿异国服装，洋里洋气，浑身珠光宝气，好似夜间的蝙蝠，和那些新起的颐指气使的经济界人士挎着胳臂，在娱乐场所招摇过市。一个军人阶层出现了，他们很快就位居要津。那些过去认为自己人当中出了军人是家门不幸的家庭，如今争先恐后地找大人物帮忙把儿子塞进军事学院，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全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到处是作战武器，到处是国旗、国歌和游行队伍。军人们知道老百姓需要有自己的象征物和礼仪活动。特鲁埃瓦参议员原则上讨厌这些东西。俱乐部的朋友们说，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事物的魔幻一面。听到这番话，特鲁埃瓦参议员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自己做出如下结论：“面包、马戏团，再加上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玩意儿，人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全了。”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为缺少面包而不无遗憾。

社会上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前总统的好名声从地球上抹掉，好让老百姓不再为他掉眼泪。他们把前总统的私宅向公众开放，请大家看一看所谓的“独裁者的宫殿”。大家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羚羊皮外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咋舌。参观者可以查看抽屉，翻腾储藏室，看一看古巴甘蔗酒和成袋的白糖。传看前总统身着酒神盛装、头戴葡萄花环的照片。照片上，前总统和体态丰满的女人、男性运动员尽情调笑、纵欲。但是，伪造的手法十分拙劣，没人相信照片是真的，连特鲁埃瓦参议员本人也不相信。他知道了这些事，咕哝着说：“太过分了，这些人真是废物。”

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属现政权不赞成的事件、思潮、人物一律从历史上去掉。地图也得重新安排。把北方放在上面根本没有道理嘛，离开功劳卓著的祖国那么远，完全可以放在下面嘛，于国家更为有利。顺便用普鲁土蓝把辽阔的领海一直画到亚洲和非洲，先在地理书上把遥远的领土据为己有，越过边界也可以不受惩罚，直闹得兄弟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把坦克车和歼击机开进来。一开始，新闻检查只包括传播媒介，很快就扩展到学校课本、歌词、影片情节以及私人谈话。有些词儿军方明令禁止，比如“同志”；有些词儿尽管官方没有下令从字典中抽掉，出于慎重还是不用为好，例如“自由”、“正义”和“工会”。阿尔芭问自己：一夜之间，从哪儿蹦出这么多法西斯分子啊? 在祖国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除了战争期间某些狂热分子外，还没见过有人装腔作势地穿上黑衬衫，高举着胳臂游行，惹得过往行人哈哈大笑，乱吹口哨。而且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也起不了什么像样儿的作用。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很难解释。军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历史上看，并不接近右翼极端派，而是靠近左派。她不懂什么是内战状态，也不知道战争是军人的艺术杰作，是军事训练的终结和军人职业的完美的实践。军人天生不能在和平环境中显露光彩。政变给了他们机会，可以把在军营里学会的东西付诸实践，可以表现出盲目服从，展示一下枪法，实践一下在良心泯灭的时候当兵的能够掌握的其他技巧。

阿尔芭退学了。因为哲学系和其他打开思维大门的系科一样被封闭了。她不再学习音乐。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提琴似乎显得有些轻浮。许多教员根据军事警察掌握的黑名单被辞退、被逮捕或者失踪了。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被他自己的学生告发，在最早的搜查中被杀害了。大学里到处是特务。

协助政变的大资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右派感到兴高采烈。一开头，他们看到自己行动造成的结果，颇有些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独裁统治是什么。他们认为，失去民主只是一时的事情。只要现政权尊重办企业的自由，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自由也还过得去。他们不在乎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声名狼藉，被人视为和其他地区的暴政一样的货色。他们认为，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还算是便宜的。外国资本进来了，投资于国内银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新政权的稳定。至于外国人每投进一个比索，可以拿走两个比索的利息，他们就视而不见了。外国消费品大量涌入，在其打击下，时间不长，几乎所有本国工厂纷纷倒闭，商人也开始破产。然而，他们却说，巴西的饮食、台湾的布匹、日本的摩托车比国内生产的东西要强过好多倍。国有化三年后，当局把矿山的租让权退还给美国公司。到了这时候，才有些人说，这不啻将祖国用玻璃纸包好，拱手送给别人。不过，待到把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又心平气和了，好光景又来了嘛。他们看到，为了保障他们的特权，只有独裁政权才能靠力量办事，而不必向任何人报告。从此，他们不再议政了，同意经济大权由他们来掌握，国家归军人去治理。右派需要干的事，无非是在制定新法令、新法律的过程中给军人充当参谋。只有几天的时间，工会被取消了，工人领袖被捕或是遇害了，政党活动被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劳动者组织、学生组织甚至职业公会统统被解散。聚会是不准许的。人们能够集会的地方只有教堂。不久，宗教时髦起来。牧师们、修女们只好把宗教事务放一放，先来满足那群迷途羔羊的世俗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们开始把牧师、修女视为潜在的敌人。鉴于罗马教皇不肯免去红衣主教的教职，不肯把他送进患精神病的教士收容所，有些人巴不得用暗杀红衣主教的办法解决问题。

中产阶级当中大部分人为军事政变感到高兴。政变一来，秩序恢复了，高雅的风尚恢复了，女人又穿上裙子，男人又留起短发。但是，物价飞涨，找不到工作，这些很快就使他们大吃苦头。靠工资根本无法糊口。每家每户都有个把人被捕、被杀或被流放。开头儿，家里人还说他罪有应得，后来又为他抱憾。谁也不能否认确实动用了酷刑。

豪华的商店、神奇的金融机构、外国餐馆和进口商号生意兴隆。与此同时，失业者在工厂门口排成“长龙”，希望找到一份哪怕是工资菲薄的工作。劳动者被降低到奴隶的水平，厂主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随便解雇工人，而且不付任何补偿。谁要稍加反抗，立即被关进监狱。

起初几个月，特鲁埃瓦参议员赞成他那个阶级的人坚持的机会主义主张。他相信，为使国家回到本来不该离开的正道，必须有一个独裁统治时期。第一批收回财产的地主当中就有特鲁埃瓦参议员。官方把塌了架的三星庄园归还给他，全部归还，直到最后一平方米土地。快两年了，他一直强压怒火，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没有多加思索，带着六七名雇来的打手回到乡下。农民胆敢向他挑战，胆敢抢走他的东西，这一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报复。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上，他们回到庄园，像海盗似的大嚷大叫着闯了进去。打手们闯进各家各户，高声呐喊，拳打脚踢，把雇工们赶出来，连人带牲口集合到院子里。然后，在砖瓦小屋( 这些房子曾是特鲁埃瓦的骄傲) 上洒上汽油，点上火，从里到外烧个精光。打手们冲着牲口连连开枪。烧毁了犁杖、鸡笼、自行车，甚至婴儿的摇篮。一个中午，群魔乱舞，差点儿把老特鲁埃瓦乐死。他把雇工一律辞退，而且警告说，要是再看见谁在庄园里转悠，就让他落得和牲口同样的下场。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比过去更穷了，排成一列凄凄惨惨的长长的队伍，扶老携幼离开庄园，只带着几条幸免于难的家犬和几只从地狱里救出来的鸡。道路上黄尘飞扬，一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在三星庄园门口，一伙穷苦百姓睁大焦灼的眼睛等待着。他们是从别的庄园被驱赶出来的失业农民。和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到这里来低声下气地恳求东家雇用他们收割下一茬庄稼。

东家住的老宅子，特鲁埃瓦好久没来了。当天晚上，他躺在父母双亲用过的铁床上，觉得十分疲倦。一股焦糊味儿直往鼻孔里钻。砖瓦小屋的断壁残垣还在燃烧。为了不让腐肉弄脏空气，牲口的尸体也火化了。四下里尽是破坏和死亡。不过，特鲁埃瓦心里有数，过去他曾使庄园振兴起来，如今还能办到。农田纹丝未动，力量还是有的嘛。大仇已报，心里固然痛快，可他难以入眠。他的感觉就像做父亲的过分严厉地惩罚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整整一夜，许多农民的面孔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亲眼瞧着他们在庄园里出生，现在却沿着公路远走他乡。他咒骂自己脾气太坏。那个星期里，他一直睡不着觉。偶尔睡着了，就梦见罗莎。他打定主意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任何人，同时立誓要使三星庄园和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模范庄园。他发下话去，要是雇工想回来，他准备一一接纳，当然要有一定的条件。可是，谁也没有回来。雇工们在农村、山区、海边流散开来。有人徒步走到矿山，有人来到南部海岛，随便找个活干，也好养家糊口。东家厌倦了，返回首都，感到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衰老。他的心灵是那样的沉重。

那位诗人在靠近海边的家中苟延残喘。他病倒了，近日的事变彻底打消了他活下去的念头。军队搜查了他的家，把所有的东西——他搜集的海螺壳、蚌壳、蝴蝶、玻璃瓶、从各个海洋捞到的船头装饰物、书籍、笔记、未完成的诗稿——翻了个底朝天，寻找搞颠覆活动使用的武器和隐匿起来的共产党，直闹得诗人那颗衰老的心上下翻腾。军人把他带到首都。四天后，诗人去世了，这位歌唱生命的人临终的几句话是：“枪毙你们! 枪毙你们! ”他的朋友都或者处于非法状态，或逃亡，或出走，或丧命。诗人临终时，没有一个朋友待在身旁。他那座山阜上的蓝色房屋几成废墟，楼面烧毁了，玻璃打碎了。邻居说是军人干的；军人说是邻居干的。究竟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守灵的人不多。他们是仗着胆子赶来奔丧的人和来自世界各地报道诗人葬礼的记者。从意识形态上说，特鲁埃瓦参议员是诗人的敌人，但他能背诵诗人的作品，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诗人。他身穿黑色丧服，带着外孙女儿阿尔芭去为诗人守灵。两个人在简陋的木棺旁边站了片刻。在一个凄惨的上午，他们陪伴诗人直到墓地。阿尔芭手捧一束初春早开的石竹，红色的花朵好似鲜血。小小的送葬队伍缓缓地朝公墓走去，两排士兵封锁住沿途的大街。

人们默默无言地朝前走。突然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喊着诗人的名字，其他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喊声好似打开了阀门，几天来郁积的痛苦、恐惧和愤怒从胸中一涌而出，化做可怕的呐喊，直冲天空的乌云。另一个人高喊：“总统同志! ”大家用一个悲苦的声音回答：“到! 现在在这里! 永远在这里! ”这是男子汉的哭泣声。诗人的葬礼渐渐变成象征埋葬自由的典仪。

瑞典电视台的记者在离阿尔芭和她外祖父很近的地方拍下这组骇人听闻的镜头，把片子送往冰封雪冻的诺贝尔的祖国。镜头上出现了街道两侧架起的机关枪、人脸、覆盖着鲜花的棺材、一群拥挤在停尸所门口的沉默的妇女。停尸所离墓地有两个街区远，妇女们前来查看死者的名单。众人的呼声化做一曲悲歌，空中充满被禁止的口号声。面对枪口，大家高呼：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士兵持枪的手在瑟瑟发抖。送葬队伍路经一个建筑物，工人们丢下工具，摘下安全帽，低下头排成一行。一个人身穿袖口磨损的衬衣，没穿背心，足蹬一双破鞋。他边走边朗诵诗人创作的最富革命性的诗句，两行热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淌。他走在特鲁埃瓦参议员身边。参议员用惊呆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

“真可惜他是个共产党! ”参议员对外孙女儿说，“多好的诗人，多么混乱的思想! 倘若他死在军事暴动以前，我估计一定会为他举行国葬! ”

“他知道应该怎么死，正像他知道应该怎么活着，姥爷! ”阿尔芭反驳说。

阿尔芭认为，诗人死得其时。虽然只有几个男人和女人把他安葬在公墓里，最后一次高声朗读他歌颂正义和自由的诗句，这样一次简朴的送葬却比任何纪念仪式显得更加盛大。两天后，军事委员会在报上登了一份通知，规定为诗人举行国丧，凡是愿意挂半旗的私人住宅均可挂半旗。只是这项规定的有效时间是从诗人逝世之时起到发布通知那天止。

阿尔芭既不能坐下来痛悼海梅舅舅的去世，也不能失魂落魄地思念米格尔，或者为诗人叹息。她全力以赴地查找失踪者，为神父们办的粥棚找食物，安慰受过苦刑折磨的人。这些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背上露着鲜肉，两眼里布满惶惑不安的云翳。每当夜深人静，城市失去正常的功能和小声的喧闹的时候，阿尔芭觉得那些白天闭口不谈的恼人的想法逼得她无路可退。这种时候，只有满载尸体和被捕者的辎重车和警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在宵禁的暗夜中好似失群的野狼在号叫。阿尔芭躺在床上，浑身不住地颤抖。她眼前出现那么多陌生的死者被撕裂的鬼魂，耳边听到大宅院的呼喊声，仿佛老太婆呼呼的喘气。她竖起耳朵，听到自己骨头里发出各种可怕的声响：远处的刹车声、关门声、枪声、皮靴的嚓嚓声、喑哑的呼声。一切旋即归于宁静，一直延续到凌晨，城市恢复了生命。太阳一出，驱走昏夜的各种各样骇人的怪物。在家中，彻夜难眠的不只是阿尔芭。她常看见外祖父穿着睡衣、拖鞋，显得比白天更加苍老、更加悲戚，给自己热一碗肉汤，咕哝几句不堪入耳的粗话。他觉得骨头痛，灵魂也痛。妈妈也在厨房里翻腾东西，或者像半夜出现的鬼魂似的彳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这样，几个月后，所有的人，包括特鲁埃瓦参议员在内，都看清楚了，军人夺取政权并非要把政府交给支持政变的右派政治家，而是要自己掌权。他们是一伙与众不同的人，互相间称兄道弟，使用的语言和普通人不一样，和他们交谈不啻是同聋子对话。按照他们僵硬的内部规定，些许不和也会被视做背叛。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救世方案，其中并不包括政治家在内。有一天，他和布兰卡、阿尔芭议论时局。特鲁埃瓦抱怨说，军人的目标是防止马克思主义者专政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却使国家遭受到严厉得多的专制统治，而且看样子要专制一百年。特鲁埃瓦参议员平生第一次承认自己错了。他把身体深深地埋在安乐椅中，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声地饮泣。他不是为失去权力而哭泣，他在为祖国落泪。

这当儿，布兰卡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坦白说，她把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藏在家里。克拉腊在“幽灵时代”叫人盖了几间房屋，现在无人居住。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就躲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政变后第二天，公布了一份必须到当局那儿报到的人员名单。有些人坚持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于是自动到国防部报到，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比别人更早地预感到新政权残暴肆虐，也许是三年来他认清了武装部队的面目，不相信他们和别处的武装力量有什么区别。那天晚上，宵禁以后，他匍匐着爬到街角大宅院，敲了敲布兰卡的窗子。布兰卡正闹偏头疼。她把头伸出窗户，觉得两眼昏花，看见佩德罗第三刮掉胡须，戴着眼镜，竟没认出他来。

“他们把总统杀了。”佩德罗第三说。

布兰卡把他藏在一间空屋子里。当时只想临时安排个藏身之地，万万没有料到一藏就是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士兵们用篦子把全国梳了一遍，到处搜捕他。

布兰卡心里想，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站在大教堂里毕恭毕敬地聆听感恩颂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会待在参议员家里。对布兰卡来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但是，对佩德罗第三来说，却像蹲监狱一样，觉得度日如年。白天，他圈在屋里，门上着锁，不让别人进来打扫，落下百叶窗，拉上窗帘。光线进不来，但从百叶窗空隙明暗的微弱变化中，他能猜得出是白天还是黑夜。入夜，他把窗户完全打开，让室内空气流通——屋里有一个带盖的水桶，供大小便用——他也可以大口大口地吸进自由的空气。他利用时间阅读布兰卡偷偷给他送来的海梅的藏书，谛听大街上的嘈杂声，把收音机调到最低音量，收听喇叭里传出的嗡嗡声。布兰卡给他找来一把吉他，在琴弦下面放了几块破呢子，不让别人听见。佩德罗第三用微弱的声音创作寡妇之歌、孤儿之歌、被捕者和失踪者之歌。他安排出一张刻板的时间表，以便填满一天的时间。做体操、看书、学英语、睡午觉、谱曲、再做体操。即使如此，空闲时间还是多得不得了。最后，听见门上钥匙开锁的声音，看见布兰卡走进来，给他带来报纸、饮食和洗浴用的清水。两个人拼命地做爱，设想出各种被禁止的新花样，又是恐惧，又是激动，仿佛到星际间遨游一番。布兰卡人到中年，本来甘心过守节的生活，忍受各种病痛。爱情的突然来临又使她年轻了。她的皮肤更加光润，脚步加快了，说话的节奏也加快了，她在内心中不住地微笑，整天如醉如痴。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俊俏。这一点连父亲也看出来了。他认为，这是因为东西多了，布兰卡心情平静了。特鲁埃瓦参议员说：“自从布兰卡不用再去排队，她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阿尔芭也注意到了。她仔细地观察妈妈。妈妈的梦游症颇为奇特，她觉得很可疑。妈妈还得了一种新毛病，爱把饭端回房间去吃，这也引起阿尔芭的怀疑。她不止一次想在夜间偷偷查看妈妈的行动，只是她整天安慰这个，安慰那个，累得支持不住。赶上失眠，又不敢冒险到那些鬼声吱吱的空房子里去。

佩德罗第三瘦了。他本是个性格温和、情绪良好的人，现在全变了。他心情烦乱。躲藏起来本来是自己情愿的，可他还是不住口地骂人。一听到朋友们的消息就大吼大叫。只有布兰卡来的时候，他才能平静一些。布兰卡一进屋，他就扑过去，像疯子一样紧紧搂住她，借此驱赶驱赶白天的恐怖和几个星期来的烦闷。他认为没有和那么多人共命运，说明自己是胆小鬼，是叛徒。最露脸的莫过于投案自首，和命运搏斗。这种想法开始缠住他。布兰卡试图用最有力的理由说服他，但是看来他听不进去。布兰卡又试图用重新恢复起来的爱情力量留住他，喂他饭吃，用潮湿的绒布为他搓澡，像对小孩儿似的给他扑粉，给他剪头发，剪指甲，刮脸。最后，她只好在饭里放上镇静剂，在水里掺进安眠药，让他睡上一个好觉，睡上一个苦恼的觉。醒来的时候，佩德罗第三只觉得口干舌燥，心里更加悲苦。过了几个月，布兰卡意识到不能无限期地把佩德罗第三关下去。于是，她放弃了消磨他的意志、把他变成自己终生的恋人的打算。她很清楚，目前，佩德罗第三虽生犹死，因为对他来说自由比爱情更加重要，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能让他改变态度。

“帮帮我吧，爸爸! ”布兰卡恳求特鲁埃瓦参议员说，“我得把他送出国。”

老头儿心里一阵发慌，不由得僵在那儿了。火，火不起来；恨，恨不起来。他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衰弱不堪了。他想起那个和女儿偷偷相好半个世纪的农民，却找不到任何理由嫌恶他。他身上的“篷却”也好，那部社会党人的大胡子也好，那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儿也好，那首狐狸追逐倒霉的母鸡的歌谣也好，都勾不起老头儿的怨恨。

“他妈的! 得把他隔离起来。要是在咱家里找到他，咱们都得玩儿完。”这就是他当时想到的几句话。

布兰卡伸出双臂，搂住特鲁埃瓦的脖子，不住气儿地吻着他，哭哭啼啼的像个孩子。自从遥远的童年时代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对父亲流露出自发的爱。

“我可以找个大使馆，把他送进去。”阿尔芭说，“不过，得找个合适的时候，跳墙进去。”

“不必啦，孩子，”特鲁埃瓦参议员说，“在国内我还认识几位有地位的朋友。”

四十八小时以后，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房门打开了。但是，站在门槛上的不是布兰卡，而是特鲁埃瓦参议员。佩德罗第三心里说，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而觉得高兴。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特鲁埃瓦说。

“为什么? ”佩德罗第三问。

“因为布兰卡求我带你走。”特鲁埃瓦回答说。

“见鬼去吧! ”佩德罗第三嘟嘟囔囔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笑。大宅院的院子里停放着一辆一位北欧国家大使的银灰色旅行车。他们把佩德罗第三塞进车后面的行李箱里。佩德罗第三像个包裹似的蜷起身子，在他身上堆了好几个装满蔬菜的大网袋。汽车上坐着布兰卡、阿尔芭、特鲁埃瓦参议员和他那位当大使的朋友。司机把车子开到罗马教皇使节的官邸。途中经过一道军事警察的卡子，没有受到阻拦。罗马教皇使节的官邸门口加了双岗。站岗的认识特鲁埃瓦参议员，又看到车上的外交牌照，敬完礼，就把他们放进去了。一进大门，就是梵蒂冈的地方。到了安全地带，他们从堆积如山的生菜叶子和破裂的西红柿下面把佩德罗第三拉了出来，引着他来到罗马教皇使节的办公室。使节身穿主教服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通行证，打算把他和布兰卡一起送到国外。布兰卡已经决定要在流亡中享受自童年起一直姗姗来迟的幸福生活。罗马教皇使节对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表示欢迎。他是佩德罗第三的崇拜者，存有他的全部唱片。

罗马教皇使节和北欧国家大使在讨论国际形势。特鲁埃瓦一家人互相道别。布兰卡和阿尔芭抱头痛哭，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长时间拥抱住女儿。他没流眼泪，只是双唇紧闭，浑身颤抖，强忍着不哭出来。

“孩子，我不是个好爸爸，”他说，“你说，你能忘掉过去，原谅我吗? ”

“我多么爱你啊，爸爸! ”布兰卡哭着说。她用两臂搂住父亲的脖子，下死劲地抱住他，不住气地吻他。

随后，老头子转过身来，走向佩德罗第三，望着他的眼睛，向他伸出右手。但是，他没法握紧对方的手，因为佩德罗第三右手缺几根指头。于是，他张开两臂，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道别。多年来玷污他们生活的深仇大恨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会照顾好您的女儿，尽量让她生活得幸福，先生。”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用嘶哑的声音说。

“这我相信，安心地去吧，孩子们。”老头儿唔唔哝哝地说。

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单独一个人和外孙女儿及几个用人留在家里。至少他是这样认为。但阿尔芭决定继承妈妈的做法，利用家里没人住的房子，让人躲上一两夜，直到找着更保险的地方，或者找到帮助他们出国的办法。她经常帮助那些四处逃避的人。这些人白天混迹于闹哄哄的市廛，在暗影中生活。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得躲藏起来，每天换个地方。宵禁是最危险的时刻。逃亡者上不得大街，警察却可以随意逮捕他们。阿尔芭心里想，外祖父家一时还不会有人来搜查。渐渐地她把空房子变成像迷魂阵似的隐身之地，把受保护者，甚至全家全家地藏在那里。特鲁埃瓦参议员只在书房、厕所和卧室间活动。周围只有桃花心木家具、维多利亚式玻璃柜和波斯地毯。即使对一个像他这样沉着的人来说，阴森森的大宅院也不大太平，似乎里面藏着魔鬼。特鲁埃瓦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老是惴惴不安。他明知道，仆人们听到的奇怪的声音是克拉腊和她那些朋友们的幽灵在宅院里四处走动的声音。他时不时地看到妻子身穿白长袍、面带年轻姑娘的笑容，飘然走过客厅。他假装没看见，站住不动，甚至屏住呼吸，免得吓她一跳。有时，他合上眼睛，假装睡觉，就会觉得妻子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他的前额，听到她的呼吸声，好似掠过一阵清风，手还可以触到她的长发。他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什么不正常。但是，凡是家里使人陶醉的地方，他尽量不去涉足，那儿是妻子的天地。他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厨房这样的中间地带。原来的厨娘走了。她丈夫在乱枪中被人误杀。独生子在南方的一个村庄里搞征兵。他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老百姓采取了报复行动，把他吊在一根电线杆上，肠子拉出来，缠在脖子上。可怜的厨娘失去了理智。不久特鲁埃瓦也失去了耐心。他在饭里时常吃到厨娘的头发( 那是她不停地抱怨自己不幸，从头上揪下来的) ，实在受不住了。有一段时间，阿尔芭按照一本菜谱试着做饭。尽管她干得挺来劲，特鲁埃瓦最后还是不得不天天晚上到俱乐部吃晚餐，至少每天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吧。这样一来，阿尔芭更能自由地运送逃亡者，更有把握在宵禁前把人接进或送出家门，不会引起外祖父的猜疑。

有一天，米格尔来了。大中午的，阿尔芭正进家门，迎面看见了米格尔。他躲在花园的树丛中一直在等她。米格尔把头发染成淡黄色，身穿一件交织布的蓝衣服，样子好像银行的普通职员。阿尔芭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一声高兴的惊呼。就在过往行人的眼皮底下，两个人在花园里紧紧抱在一起，谁爱看就看吧! 直到激动劲儿过去后，他们才觉出危险。阿尔芭把米格尔带进去，一直带到卧室。两个人倒在床上，用他们在地窖那会儿使用的秘密名字互相称呼对方。他俩没命地做爱，直到觉得生命脱壳而出，灵魂炸裂开来，才停下来。安静一会儿，只听见心脏怦怦乱跳。到这会儿，阿尔芭才第一次仔细看了看米格尔。她觉得自己在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嬉戏。不仅他的头发像个海盗，原来的胡子也没有了，那副家庭教师式的小小的圆眼镜也摘掉了，他显得瘦多了。阿尔芭俯在米格尔耳边小声说：你真吓人! 米格尔成为游击队的领导人，达到了从青年时代起立下的目标。为了找到他的下落，官方曾经审问过许多男人和女人。这件事像块磨盘似的沉重地压在阿尔芭的心头。但是，对米格尔来说，这不过是战争恐怖的一部分。一旦像别人一样被发现，他也准备承担同样的命运。眼下，他在从事地下斗争，仍然忠于他那套理论：对待富人的暴力，必须使用人民的暴力。阿尔芭曾经上千次地想到米格尔被捕了，或是敌人用残酷的办法将他处死。现在，她高兴得哭了，尽情地嗅着他身上的气味，听他的声音，抚摸他的身体，感受他身上的热气，听任他用那双使用武器、惯于爬行的长满老茧的手轻柔地抚摸自己。她祷告，她诅咒，她狂吻米格尔，抱怨米格尔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她希望死在他的眼前，免得再因为他不在身边而痛苦万分。

“你是对的，米格尔。你说过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句句都言中了。”阿尔芭俯在米格尔的肩头上，边抽泣边说。

随后，她把从外祖父那儿偷武器的事儿告诉给米格尔。她说，她和海梅舅舅把武器藏了起来，还说愿意带他去找。本来她很想把他们未能偷出来的、留在家里地窖里的武器也给他。不过，军事政变过后几天，官方命令老百姓交出一切可以被认做是武器的家什儿，包括野营队用的刀子和小学生的铅笔刀。人们把这些玩意儿用报纸包成小包儿，丢在教堂门口儿，没人敢往兵营送。只有特鲁埃瓦参议员一点儿也不怕。他收藏武器是杀共产党用的，这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给他的朋友乌尔塔多将军打了个电话，对方派了一辆军用卡车来取武器。特鲁埃瓦领着士兵到存放武器的屋子。到那儿一看，傻了眼了。有一半箱子里装的是石头和麦秸。他心里明白，要是承认武器丢失，家里势必有人会牵连进去，连他自己也少不了麻烦。他只好连声抱歉，其实谁也没让他道歉，士兵们压根儿不知道他买了多少武器。特鲁埃瓦怀疑是布兰卡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干的。看见外孙女儿两颊通红，又怀疑是她干的。士兵们取走箱子，签完收条以后，特鲁埃瓦抓住阿尔芭的肩膀，使劲摇晃她——这种事他可从来没干过——要她坦白和丢失自动步枪、来复枪这件事有没有关系。阿尔芭盯住他的眼睛说：“您不想让我回答的事儿，就别问我，姥爷! ”从此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提起这件事。

“你姥爷是个缺德鬼，阿尔芭。会有人杀他，这叫罪有应得。”米格尔说。

“他会死在病榻上的。他已经老了。”阿尔芭说。

“积怨太多的人不得好死。也许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宰了。”

“连上帝也不会同意的，米格尔，你这是逼着我跟你动刀子。”阿尔芭恶狠狠地说。

米格尔告诉她，他们可能很久很久不能见面，也许根本见不到面了。他极力想说清楚，纵然有外祖父的姓氏保护她，做一个游击队员的伴侣会有多么危险。阿尔芭失声痛哭，痛楚地抱住他不放，米格尔只好答应她，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找机会和她见上几面。米格尔还同意跟她一起去寻找埋在山里的枪支弹药，因为这是他在奋不顾身的斗争中最需要的东西。

“但愿枪支没变成一堆废铁，”阿尔芭咕哝着，“但愿我能记住准确的地方，那还是一年多以前藏起来的呢。”

两个星期后，阿尔芭从教区神父那儿借来一辆小卡车，组织在粥棚里领食物的孩子们去远足。她带了几篮子食品、一口袋橘子、几只皮球和一把吉他。车开到半路，上来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孩子们都没有留意。阿尔芭驾驶着沉重的小卡车，带着孩子们，沿着以前她和海梅舅舅一起进山的路朝前走。一路上，有两支巡逻队拦住她，她只好打开食品篮子。士兵们看看孩子们那副颇富感染力的高兴劲儿，再看看篮子里没有犯禁的东西，也就不怀疑了。这样，他们平安抵达埋藏武器的地方。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和捉迷藏。米格尔组织孩子们赛足球。然后，围坐一圈，给他们讲故事。大家一起唱歌，唱得喉咙都哑了。随后，米格尔画了一张地形图，准备在夜幕的掩护下和同志们再到这儿来。那一天，他们在郊外过得很快活，在几个小时内暂时忘掉战争状态的紧张，享受一下山里温煦的阳光，听一听孩子们的喧闹。好多个月以来，孩子们第一次填饱肚子，在乱石间跑来跑去。

“米格尔，我害怕。”阿尔芭说，“难道说咱们永远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为什么咱们不到国外去呢? 现在正是时候，咱们为什么还不快跑呢? ”

米格尔指了指孩子们，阿尔芭顿时恍然大悟。

“那就让我跟你一块去! ”过去她多次提出过这个要求。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不能带着个没经过训练的人，更不用说一个正在恋爱的女人啦。”米格尔笑嘻嘻地说，“最好你还是干你的事。这些穷孩子需要人帮助，直到好日子到来。”

“至少你告诉我怎么找到你啊! ”

“要是你被警察抓住，还是啥也不知道的好! ”米格尔回答说。

她不禁浑身一抖。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阿尔芭开始变卖家里的家具。一开始，她只敢把没人住的房子和地窖里的东西往外拿。后来，东西卖光了，又一件一件地往外倒腾客厅里的古式椅子、巴罗克式靠墙桌、殖民时期的衣箱、雕花屏风，甚至饭厅里的餐巾桌布。特鲁埃瓦看到了，但是一句话也没说。他估摸着，外孙女儿拿这笔钱准是干什么犯禁的事儿。上次外孙女儿偷武器，大概也是这么回事。他宁肯不闻不问。只有这样，他才能对那个裂成碎块的世界保持十分可怜的稳定感。特鲁埃瓦感觉到，事变的进程摆脱了他的控制。他知道，对他来说，真正至关紧要的是不要丢掉外孙女儿。她是把他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根链条。因此，外孙女儿把墙上的画儿和古老的壁毯一件一件地拿出去，卖给那些新富翁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说话。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老态龙钟，衰弱不堪，没有力量去抗争了。他的思想已不像以前那样清晰，什么他觉得是好的，什么他认为是坏的，其间界限已然模糊不清。晚上，偶尔做梦，梦见的是熊熊燃烧的砖瓦小屋。他认为，要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决定把家产弃之如敝屣，他也毫无办法，离进坟墓的时间不多了，能带进坟墓的只有寿衣。阿尔芭想和他谈一谈，解释几句。但是，老头儿拒绝听那些话，什么饥饿的儿童因为有了他的欧比松双面挂毯才能吃上一盘剩饭，或是失业者因为有了他那只中国玉龙才能活上一个礼拜。他仍然认为，所有这些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弥天大谎。退一万步说，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该由阿尔芭担起这份责任，而应该由政府负责，至少应由教会负责。有一天，特鲁埃瓦回到家里，一看，挂在进门处的克拉腊的画像不见了。他认为，这太过分了，不能再容忍了。于是，找到了外孙女儿。

“你姥姥的画像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大声吼叫。

“我把它卖给英国领事了，姥爷。领事说要把画像放在伦敦一家博物馆里。”

“我不许你再从家里往外拿东西! 从明天起，在银行里给你开个户头，算你的零花钱。”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很快就看出来了，阿尔芭是他生活中最珍贵的女人，满宫嫔妃也不如满头碧发的外孙女儿金贵。他没有指责她，因为交好运的日子又来了。钱花得越多，赚得也越多。自从政治活动遭到禁止，他有足够的时间做生意了。原来的预料都错了。他估计，去世的时候，他会是个大富翁。他把钱存在新的金融机构，这能使投资者一夜之间赚上几倍的钱。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他发现，财富使他异常烦恼。钱来得太容易，花钱也就缺乏足够的刺激力。纵然像外孙女儿那样大手大脚，挥金如土，也不会让他的钱袋瘪下去。他满腔热情地重建三星庄园，使庄园一天天好起来。但后来，再搞任何其他事业竟提不起兴趣了。他注意到，在新的经济制度下，无须努力，无须生产，钱自能生钱。不用亲自动手，银行里的存款就与日俱增。他算了算账，决定采取一项一生中从未想到要采取的措施，即每个月给同布兰卡一起隐居在加拿大的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寄去一张支票。在加拿大，他们两个人在宁静的环境中过着美满的爱情生活。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为劳动者、为学生，更为资产阶级上层谱写革命歌曲。资产阶级上层把他的歌曲译成完美的英语、法语，当成流行歌曲。当然母鸡和狐狸都是不发达的生物，不及北方这个冰天雪地的国家的山鹰和野狼具有动物的夺目光辉。布兰卡心情恬静、幸福，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体壮得像头牛。她在家里安了一个大炉子，烧制耶稣诞生模型的陶俑。因为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所以销路很好。二十五年前，让．德．萨蒂尼打算出口陶俑，曾经预言过销路一定错不了。有了这门生意，再加上父亲的支票和加拿大方面的帮助，他们的钱足够花了。布兰卡出于谨慎，把装着克拉腊那些珍贵首饰的毛袜子藏在最隐蔽的地方。她相信，永远用不着出卖这些首饰，可以留给阿尔芭。总有一天，女儿可以炫耀一下这些首饰。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不知道军事警察一直在监视他的家，直到他们抓走阿尔芭的那天晚上他才明白过来。那天，他们正在睡觉，恰巧在迷宫似的空屋子里没有藏着任何人。枪托的击门声把老头儿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清楚地预感到在劫难逃。阿尔芭比他醒得早。听到汽车刹车声、脚步声和低低的命令声，她就醒了，开始穿衣服。她毫不怀疑最后的时刻到了。

在那几个月里，参议员已经明白了，尽管他拥护政变，历史清白，但也不能保证他不受恐怖活动的袭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宵禁的时候，十几个身穿便服、武装到牙齿的家伙会闯进他的家门，毫不客气地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抓住胳臂带到客厅，不许他穿上拖鞋，或披上披肩。他看见另外几个家伙一脚踹开阿尔芭的房门，端起自动步枪闯了进去。他看见外孙女儿穿得整整齐齐，面无血色，但是镇定自若地站在地上等着他们。他看到那些家伙推推搡搡地把阿尔芭拉出来，用枪口逼住她，把她带到客厅，要她跟老头儿站在一起，不许动一动。阿尔芭一语不发，听任他们摆布。外祖父暴跳如雷也好，那些人蛮不讲理也好，她都视若不见。那十几个家伙在特鲁埃瓦家里横冲直撞，弄破屋门，用枪托捣开柜橱，把里面的东西翻个底朝天。推倒家具，掏空褥垫，用脚踹墙，高声下令，要找到隐匿的游击队员、私藏的武器和其他证据。他们把女仆从床上拽起来，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一个荷枪的人看守。把书房里的书架翻了个个儿，参议员的装饰品、艺术品乒乒乓乓地满地乱滚。海梅“书巷”里的书籍被扔到院子里，堆成堆儿，浇上汽油，一把恶火全部烧光。边烧边往火堆里扔马科斯舅姥爷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的书、尼古拉斯的珍本书、皮面精装的马克思著作，直到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写的歌剧的曲谱。这把恶火直烧得满区浓烟滚滚。在平时，消防队早就赶来了。

“把记事本、通讯录、支票簿、个人材料，统统交出来! ”那个像领头儿模样的人下命令说。

“我是特鲁埃瓦参议员! 喂，你不认识我啦，上帝啊! ”老头儿拼命嘶叫着，“这样对待我可不行! 简直是乱来! 我和乌尔塔多将军是朋友! ”

“住口! 老屎蛋! 没有我的话，你无权张嘴! ”为首的恶言恶语地回答。

他们强令他把写字台里的东西交出来。凡是他们感兴趣的材料全都装进几个口袋里。一拨儿人最后搜查房间，另一拨儿人把书从窗户扔出去。四个人留在客厅里，嬉皮笑脸，不时威胁几句。把脚踩在家具上，大喝瓶装的苏格兰威士忌，把特鲁埃瓦参议员收集的唱片一张一张弄碎。阿尔芭估计至少过去了两个小时。她浑身发抖，不是冻得，而是吓得。她曾经想过，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不过，她未加分析即把希望寄托在外祖父的影响上，希望能得到保护。现在，眼瞧着外祖父蜷缩在沙发里，又衰老，又卑琐，像一个病恹恹的老人，这才明白不能指望他帮什么忙了。

“在这儿签个字! ”为首的把一张纸塞到特鲁埃瓦鼻子底下，命令他说，“这是份证明，上面写着我们奉法院之命进入你的家，向你出示过身份证，一切都符合规定，我们的行动既有礼貌，又很文雅，你没有意见。签字吧! ”

“这路玩意儿，我决不签! ”老头儿怒冲冲地喊道。

为首的迅速地扭过身去，“啪”地给了阿尔芭一个嘴巴。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特鲁埃瓦参议员又惊又怕，不由得僵在那儿了。他终于明白，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几乎九十年后，真理的时刻来到了。

“你的外孙女儿是个游击队员的婊子，你知道吗? ”那个家伙说。

特鲁埃瓦参议员垂头丧气地在纸头上签了字。然后，他费劲地走到外孙女儿跟前，把她抱住，以从未有过的温柔抚摸着阿尔芭的头发。

“别着急，孩子。会好的，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这全是误会，放心吧。”他咕哝着说。

那个家伙凶恶地一把把他拉开，对其他人喊了声：“该走了。”两名打手抓住阿尔芭的胳膊，几乎脚不沾地地把她架走了。她最后扫了一眼，只见外祖父一副可怜相。他身穿睡衣，赤着脚，面如死灰，颤巍巍地发着抖。外祖父站在门槛上，对她说，明天一定把她救出来。他要直接找乌尔塔多将军谈谈，无论她在哪儿，他也要带着律师去找她，把她带回家来。

几个人把阿尔芭架上一辆小卡车，让她坐在打她的那个人和嘴里吹着曰哨的司机中间，在他们用黏胶纸蒙上她的眼睛之前，阿尔芭最后看了看静悄悄、空荡荡的大街。她很奇怪，闹得这么凶，烧了那么多书，左邻右舍居然没出来一个人瞧一瞧。她猜想，大家一定是从百叶窗或窗帘的缝隙处朝外窥视，或者用枕头蒙住脑袋，假装不知道。她这样做也不止一次了。汽车开动了。阿尔芭第一次看不见东西，时间、地点全模糊了。她觉得有一只湿乎乎的大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揉她、掐她，顺着腿往上移，东摸摸，西摸摸。一个人重重地喘着气，朝她脸上吹，细声细气地说：“我给你暖和暖和，婊子，你瞧着吧。”其他人又说又笑。车子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她觉得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她不知道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后来，听到水声，觉出汽车轮子压过一段木头。她顿时猜到了自己命运将是如何。她呼唤外祖母摆弄三条腿的桌子和驱动盐瓶那个时代的幽灵，呼唤能改变事变方向的鬼魂，但是他们似乎都把她抛弃了。卡车还在继续前进。阿尔芭觉出车子猛地停下了，听到一扇沉重的大门吱嘎吱嘎地打开来。进去后，门又关上了。这时候，阿尔芭做起了噩梦。梦见她出生的时候外祖母拿出的星象图，梦见路易莎·默拉的预言。那几个家伙把她扶下车。还没走出两步，就觉得肋上挨了一下，扑腾跪在地上，喘不过气来。两个人架住她的两腋，把她拖出好长一段路。她觉得两脚拖在地上，又拖过一段粗糙的水泥路面。最后，他们停住了。

“这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外孙女儿，上校。”阿尔芭听见有人说。

“知道啦。”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

阿尔芭毫不迟疑地断定是埃斯特万·加西亚的声音。她顿时明白了，从她还是个孩子，埃斯特万·加西亚把她抱在膝上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等着自己。

第十四章

真理的时刻

昏暗中，阿尔芭蜷缩着身体。他们猛地一下扯掉蒙在她眼睛上的黏胶纸，又用布带子紧紧蒙住她的两眼。她感到恐惧，想起了尼古拉斯舅舅教给她的防止对恐惧心理产生恐惧的办法。于是，她集中全副精力控制住身体的抖动，堵住耳朵不听从外面传进来的令人心悸的叫声。她努力追忆和米格尔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借助美好的回忆消磨时光，找到力量应付即将来临的祸事。她暗自寻思着，一定要挺过几小时，千万别让神经垮下去，直到外祖父把那台权力和影响的沉重机器推动起来，把自己从这儿搭救出去。她回忆起那次和米格尔在海边散步，那是个秋天，远在事变的风暴把世界扰得乱糟糟以前。当时，人们用约定俗成的名字称呼相应的事物，每个词儿只有一个含义。

“人民”、“自由”、“同志”就是“人民”、“自由”、“同志”，而不是什么暗语。她试图重温一下那时候的生活。红土地潮乎乎的，松林和蓝桉林芬芳馥郁。经过漫长的炎夏，干树叶铺成的地毯变得松软了。黄铜色的朝晖从树冠间渗漏进来。她努力回忆那时的寒冷气候、静谧气氛和那种宝贵的感觉。他们只有二十岁，觉得自己是大地的主人，前途无可限量。两个人静悄悄地相爱，陶醉在爱情和森林的芳香之中。过去，不去管它；将来，不去想它；只有现在才是无限宝贵的。微风拂过树梢，发出淅淅簌簌的声响。海浪轻轻地拍击悬崖脚下的岘岩，激起香气四溢的浪花，在近处低语着。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嗅嗅我，我嗅嗅你，互相亲吻，互相抚摸。他们搂抱着，像一对双胞胎似的套在一顶“篷却”里，边笑边发誓要一直相好下去。他们相信，世上只有他们发现了爱情。

阿尔芭的耳边响起了喊叫声、长长的呻吟声和调到最大音量的收音机声。森林、米格尔、爱情顿时消失在恐惧的深深的坑道里。她只好抛开幻想，正视自己的命运。

牢房大门第一次打开的时候，阿尔芭估摸着已经过了一整夜和第二天的大半天。两个男人把她拉出牢房。他们一边骂她，一边吓唬她，把她带到加西亚上校面前。在听到上校的声音以前，阿尔芭闭着眼也能把他认出来。他那套习惯太可恶了。阿尔芭觉出上校用手摸她的脸，用肥粗的手指摸她的脖子和耳朵。

“立刻告诉我，你的情人在哪儿，”上校说，“说出来，咱俩都能少点儿麻烦。”

阿尔芭松了口气。原来他们没有抓到米格尔!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用尽可能坚定的口气说。

“看起来，你不愿意合作啊，阿尔芭。真可惜。”加西亚叹了口气，“小伙子们要尽尽义务啦，我可拦不住他们。”

四下里静了一会儿。阿尔芭极力回忆松林和米格尔的爱情。但是，思想乱糟糟的，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也不知道从哪儿飘来一股恶臭，又是汗味儿，又是粪臭，又是血腥味儿，又是尿臊气。她听到一位足球评论员在讲述和她毫不相干的芬兰队进球的情况。与此同时，近处分明响起几声吼叫。有人狠狠地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几只粗硬的手把她拽起来。凶残的手指伸到她怀里，死命揉搓她的乳房。恐惧完全战胜了阿尔芭。几个陌生的声音向她施加压力。她只听懂了“米格尔”这个名字，但是不明白他们问的是什么，只好一个劲儿地重复着一个词：“不知道。”他们打她，摸她，扒掉她的衬衣。她不能思索，只能重复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边说边估量着在他们打得精疲力竭之前，自己究竟能支持多久。她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最后，阿尔芭昏厥过去，那几个家伙才让她稍稍安静一会儿。她躺在地上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很短很短。

蓦地，又听见加西亚的声音。阿尔芭猜想是他扶着自己站起身来，把自己扶到一把椅子上，给自己理好衣服，穿上衬衫。

“哎，上帝呀!'‘加西亚说，”瞧他们把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我提醒过你，阿尔芭。现在，你先静一静，我去给你弄杯咖啡来。“

阿尔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温热的咖啡又使她兴奋起来。只是她把咖啡混着血一块喝下去，没尝出什么味道。加西亚端着杯子，像个护士似的小心翼翼地把杯子凑到阿尔芭嘴边。

“想抽烟吗? ”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的嘴唇肿得说每一个字都很吃力。

“当然可以啦，阿尔芭。他们会带你去厕所的，然后你可以休息休息。咱们是朋友，我完全理解你的情况。你在谈恋爱嘛，所以才护着他。你和游击队毫不相干，这我知道。可我说了，小伙子们也不相信啊。你不说出米格尔在哪儿，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其实呢，他们也知道米格尔在哪儿，把他包围了，准能抓住他。我说你跟游击队没有关系，可他们得要心里有底才行，明白吗? 要是你护着米格尔，不肯说出来，他们还会猜疑你。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到时候，我亲自送你回家。可以说了吧，是不是? ”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又说了一遍。

“我看你跟你姥爷一样顽固得很。好吧，上厕所去吧。给你个机会，想一想。”加西亚说。

他们把她带到厕所。一个男人站在旁边，抓住她的胳臂，她也顾不得了。然后，把她送回牢房。在窄巴巴的单人牢房里，阿尔芭设法理一理思路。但是，她心烦意乱。被打得遍体生疼，口干舌燥，太阳穴上紧绷绷地勒着黑布条，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脚步声逼近了，她心惊胆战；脚步声远去了，她松了口气。喊叫声、命令声吵得她心神不安。阿尔芭像个胎儿似的蜷卧在地上，听任各种各样痛苦的折磨。就这样待上几小时，也许是几天。在这段时间里，有个男人带她出去了两次，把她领到一间臭气冲天的茅房。茅房里没有水，洗洗手都不行。那个家伙只给她一分钟的时间，让她和一个同她一样默不出声、笨手笨脚的人一起坐在便桶上。阿尔芭猜不出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一开始她哭了，抱怨尼古拉斯舅舅没有教给她忍受侮辱的特殊办法。她觉得受辱比痛苦更厉害。不过，最后她还是忍下了，脏就让它脏去吧，不再想什么非洗澡不可了。他们给她吃嫩玉米、一小块鸡肉和一点冰淇淋。阿尔芭是从味道、香气和凉热猜出是什么东西的。她急匆匆地用手抓起食物，吞了下去，但心里纳闷怎么能吃到这么丰盛的晚餐，在这种地方连想也不用想。后来她才知道关在这所刑房里的犯人吃的饭是由临时设在一幢楼房里的政府的新办公地点提供的。原来的总统府已化做一堆瓦砾。

阿尔芭想算一算自从她被捕以来究竟过去了几天。但是，孤独、恐惧，再加上暗无天日，时间乱套了，空间错乱了。阿尔芭觉得触目皆是妖魔鬼怪的洞穴。她想自己一定是被鬼妖吞进腹内，所以才觉得骨头酥软，思想狂乱。她本想不吃也不喝，可惜，饥饿和干渴比她的决心来得厉害。阿尔芭暗自思忖为什么外祖父还不来救她。头脑清醒的时候，她明白这不是一场噩梦；她被关在这儿不是出于误会。她巴不得连米格尔的名字也忘掉才好。

第三次带她去见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时候，阿尔芭已经有了准备。透过牢房的墙壁，可以听到隔壁在审问囚犯时发生的事情。她不再抱什么幻想，甚至不去追忆和米格尔谈情说爱的树林。

“你想了有一阵子啦，阿尔芭。现在，咱俩冷静地谈谈。告诉我，米格尔在哪儿，好快点儿了结这档子事。”加西亚说。

“我要上厕所。”阿尔芭回答说。

“看起来，你是拿我打哈哈，阿尔芭。”加西亚说，“很遗憾，没工夫跟你白费时间。”

阿尔芭没有回答。

“把衣服给她扒了! ”加西亚换成命令口气说。

阿尔芭乱踢乱踹，死不服从。他们还是硬把她的裤子脱下来，给脱得精光。这当儿，阿尔芭回想起少年时代加西亚在花园里吻她的那一幕，愤恨之情油然而生。她和他拼斗、叫喊、哭闹，冲他撒尿、呕吐，直闹到他们打累了，才容她喘口气。阿尔芭趁这工夫赶紧召唤那些和外祖母和睦相处的幽灵，求他们帮她赶快死去。但是，谁也没来帮忙。两只手把她抬起来，四只手把她撂在一张钢丝床上，冰凉、硬邦邦，弹簧硌得她背部生疼。他们用皮带把她的踝部和手腕绑牢。

“这是最后的机会，阿尔芭。米格尔在哪儿? ”加西亚问。

阿尔芭一声不吭，拒绝回答。他们用另一条皮带箍住她的脑袋。

“你要是想说话，就伸起一个指头。”他说。

阿尔芭听到另一个声音。

“我来开机器。”那个声音说。

阿尔芭只觉得一阵巨痛穿遍全身，周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痛。那股难受劲儿，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我说过你们要小心点儿，混蛋! ”阿尔芭听到从远处传来埃斯特万．力口西亚的声音。她觉出有人扒开她的眼皮，可她只能看到一片模模糊糊的光影。随后，觉得胳臂上挨了一针，于是再一次失去知觉。

过了一个世纪吧，阿尔芭才醒转过来。赤身裸体，浑身湿乎乎的，不知道是汗，是水，还是尿。她不能动弹，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受，难受得像个残废人。她像在撒哈拉沙漠一样口渴得要命，喊着要水喝。

“挺住，同志，”她身边有人说，“挺到明天。喝了水，会痉挛，会要了你的命。”

阿尔芭睁开睛睛。眼睛没被蒙上。一张似乎是熟悉的面孔俯在她脸上，两只手给她盖上一条床单。

“还记得我吗? 我是安娜·迪亚斯，咱们是大学同学。认不出我了? ”

阿尔芭摇了摇头，合上眼睛，深深陷入甜蜜的死亡的幻觉之中。过了几个小时，她醒了。动一动，只觉得痛入骨髓。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个女人说。她抚摸着阿尔芭的脸，替她把挡住眼睛的几绺湿头发拨拉开。“不要动，尽量放松。我在你身边儿呐，歇着吧。”

“出什么事啦? ”阿尔芭嘟哝着说。

“他们把你打得太厉害啦，同志。”那个女人酸楚地说。

“你是谁？”阿尔芭问。

“安娜．迪亚斯。我到这儿来了一个礼拜了。我的爱人也被他们抓来了，可他还活着。每天他们带男犯上一次厕所，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能见着他。”

“安娜·迪亚斯? ”阿尔芭嘟囔着。

“就是我。在大学里咱们不太熟。现在认识也不算晚嘛。说实在的，我想过，我在这儿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准是你，伯爵夫人。”那个女人用甜甜的声音说，“别说话，尽量多睡觉。这样，时间会显得短些。甭担心，记忆力慢慢会恢复的。这是过电过的。”

狱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人，阿尔芭睡不了觉了。

“把她眼睛蒙上! ”进来的那个人命令安娜·迪亚斯说。

“请您……您没看见她很虚弱? 让她歇会儿……”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安娜俯下身去，给阿尔芭蒙上眼睛。然后，掀去床单，打算给阿尔芭穿上衣服。狱卒把她推到一边，一伸胳臂抄起阿尔芭，让她坐起来。另一个狱卒进来帮忙。两个人把她抬走了。阿尔芭寸步难行。她心里想，如果自己还没有死去的话，也正在告别人世了。狱卒走在廊道上的脚步声和嘭嘭的回音在她耳边响着。她觉得一只手摸了摸她的脸，抬起了她的脑袋。

“可以给她喝些水。给她洗洗，再打上一针。看她能不能咽下点儿咖啡，然后送到我这儿来。”加西亚说。

“给她穿上衣服吗，上校? ”

“不用! ”

好长时间阿尔芭一直在加西亚的掌握之中。她被捕后没几天，加西亚就意识到阿尔芭认出他来了。可他还是一直提防着，即使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也给她蒙上眼睛。每天都有新囚犯进进出出。阿尔芭听着汽车声、喊叫声、关门声，打算数一数究竟有多少人被捕，但是很难做到。据安娜·迪亚斯估计，有二百人左右。加西亚虽然很忙，每天还是要见上阿尔芭一次，或者对她滥施强暴，或者跟她套交情。有时候，他似乎真的动了感情，居然亲自喂她喝汤。可是，有一天又把阿尔芭的脑袋按进一只装满臭粪的大盆里，把她恶心得昏了过去。阿尔芭这才恍然大悟，加西亚根本不是想查清米格尔的下落，而是为他自出生以来受到的各种凌辱进行报复。无论供出什么，她还是加西亚上校私人的阶下囚，这个命运是改变不了的。明白了这一点，她渐渐走出了个人恐怖的小天地，恐惧感减少了，顾得上同情别人了，比如那些被吊起双臂的人、新来乍到的人，还有那个戴着脚镣被小卡车压断双腿的人。这又是上校在报私仇。那天，天刚蒙蒙亮，狱卒把全体犯人带到院子里，强迫他们看这幕惨剧。阿尔芭第一次在暗幽幽的牢房外面睁开眼睛。微弱的晨光和在石头间光芒闪烁的白霜——头天晚上下了场雨，雨水在石头间汇成水洼——剌得她眼睛受不了。狱卒们把那个人在地上拖着走，然后把他扔在院子中间。他没有反抗，但也站不起来。狱卒们一个个用手帕蒙上脸，万一情况有变，永远不会有人认出他们来。阿尔芭听到小卡车的马达响，当即闭上眼睛。可她闭不上耳朵，那声惨叫永远在她的记忆中回荡。

安娜·迪亚斯和阿尔芭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帮助她支撑下去。她是个坚不可摧的女人，经受住了种种粗暴的凌辱。狱卒们当着她爱人的面强奸她，用酷刑同时折磨他们两个人。可她没有失去微笑，没有失去希望。有一次，狱卒一棍子打得她流产了，开始大出血。他们把她送进军事警察的秘密医院。可她仍然没有失去希望。

“不要紧，早晚还会有孩子的。”安娜回到牢房里对阿尔芭说。

当天夜里，阿尔芭第一次听见安娜强忍悲痛用毯子捂住脸偷偷地啜泣。阿尔芭走上前去，搂住她，摇晃她，为她揩干泪水，把能想起的贴心话都说了。那天晚上，安娜·迪亚斯无论如何转不过弯来。阿尔芭只好抱住她摇啊摇的，像哄小孩儿一样哄她睡觉，但愿她自己能把可怕的痛苦置诸脑后，也能轻松一些。天亮的时候，两个人像两只小兽一样搂抱在一起睡着了。白天，她们焦急地等待着男犯排成长队上厕所。男犯们个个蒙上眼。在荷枪实弹的看守监视下，后面的人扶着前面的人的肩膀往前走，免得走乱了队。安德烈斯就在他们中间。从囚房带铁栏杆的小窗子望出去，她们可以看见男犯们，相距很近，似乎一伸手就能够着他们。每逢男犯打这儿过，安娜和阿尔芭都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唱歌。其他囚房的女犯们也随着唱。这时候，男犯们个个挺直腰板，抬起双肩，把头转向她们。安德烈斯身穿一件血迹斑斑的撕破的衬衣，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名看守被女犯的歌声感动了。一天晚上，他用水罐给她们送来三朵石竹花，放在窗前，作为点缀。还有一次，他特意通知安娜。迪亚斯，要一名女犯自愿给一名男犯洗衣服，打扫牢房。他把安娜带到安德烈斯那儿，让他们俩单独待上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安娜·迪亚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阿尔芭甚至不敢和她说话，生怕破坏了她的幸福感。

一天，加西亚上校突然像个恋人似的对阿尔芭倍加温存。他谈起在乡下度过的童年，说那时候他常看见阿尔芭拉着外祖父的手从远处走过去。穿上浆过的围裙，辫子周围围着一圈绿色的光环。而他呢，光着两只脚，踩在烂泥里。当时，他赌咒发誓地说，阿尔芭那么娇生惯养，早晚有一天要让她尝尝苦头。他还要为自己的私生子命运报仇雪耻。阿尔芭身上一丝不挂，心不在焉，僵挺挺地坐在那儿。没有听见加西亚的话，没有感觉到他在身边，只是觉得又冷又恶心，浑身不住战栗。加西亚上校一门心思要折磨阿尔芭。恻隐之心刚一萌发，立刻在他耳边响起了警钟。他下令把阿尔芭打入“狗窝”，怒冲冲地要彻底忘掉她。

“狗窝”是一种密封式的窄小牢房，黑魃魃，冷森森，好似坟墓一般。一共有六间，建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作为惩罚罪犯的地方。关在那儿的人都待不长，谁也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多三五天，就开始胡言乱语，认不清事物，听不懂语言，感觉不到时间的难熬，或者干脆开始死去。一开头，阿尔芭缩身在坟墓之中，虽然身材娇小，还是坐不起来，伸不直胳臂。阿尔芭尽力不让自己发疯。孤独中，她觉得多么需要安娜‘迪亚斯啊。她似乎听到从远处传来细微难辨的叩壁声，好像是从其他牢房送来的联络暗号。不过，很快就不再留意了，她明白任何一种通气的办法都是白费力气。阿尔芭拿定主意一死了之。她停止吃饭，实在撑不住才喝口水。不呼吸，不动弹，心急火燎地盼着死神的降临。这样待了好长时间。正当她快要达到目的的时候，突然外祖母克拉腊出现了。阿尔芭曾经多次呼唤过外祖母，要她帮助自己快些离开人世。其实，死算不得有本事，死是无论如何会到来的；有本事的要活下去，这才是奇迹。阿尔芭看见外祖母身穿雪白的亚麻布晨衣，戴着一副厚厚的手套，没牙的嘴巴上绽出甜丝丝的微笑，杏眼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和她童年看到的外祖母一模一样。克拉腊告诉阿尔芭一个拯救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不用纸，不用笔，只用思想写东西。脑子有事可干，就会忘掉“狗窝”，继续活下去。克拉腊建议阿尔芭写一份记事材料，有朝一日可以把她亲身经历的可怕的秘密生活公之于世，让世人知道与秩序井然的宁静生活同时，还存在着骇人听闻的事情。有些人不想知道这些；有些人只是幻想着正常生活；有些人否认世上还有人乘坐木筏在悲哀的大海里漂荡。尽管证据确凿，仍然不承认在离他们的幸福天地几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人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苟延残喘或者径直死去。克拉腊对外孙女儿说：“你有好多事要做，不要只为自己悲恸，喝点儿水，动手写吧。”她翩然而来，又翩然而去。

阿尔芭试着照外祖母的话行事。可她刚一开始用思想记事，故事里的人物立刻纷至沓来，挤挤撞撞地拥进“狗窝”。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优良品德，把她团团围住。她想把材料弄得有根有据，他们却来干扰她，打搅她，催促她，苛求她，弄得她疲于奔命。阿尔芭急急忙忙地记下来，写了后面，忘了前面，她有些绝望了。这件事忙得她不可开交。开始的时候，线索很容易中断，想起些新事，随后又忘掉了。稍一走神，稍一感到害怕或者疼痛，整个故事就成了一团乱麻。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按事情的先后顺序来回忆。这才步步深入到自己的故事中去，忘掉了吃饭，忘掉了搔痒，顾不上埋怨，顾不上身上的气味，终于一一战胜数不清的痛苦。

人们都说阿尔芭已经奄奄一息。狱卒打开了“狗窝”的机关，毫不费力地把轻得像灯草似的阿尔芭拉了出来，又把她送到加西亚上校跟前。这两天，加西亚上校的恨劲儿又上来了。可是，阿尔芭认不出他来了。她已经身不由己了。

“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的外表像座小学那件单调乏味。在我的记忆中，它就是这个样子。从我最后一次来这儿起到现在究竟过去多少年，我已经算不清了。我幻想着从前那个叫穆斯塔法的人会出来接待我。他长得黑黢黢的，两排钢牙，穿着打扮好似东方鬼怪，像伊斯兰国家的大臣那样彬彬有礼。特兰希托·索托一口咬定国内只有他是地道的黑人，其余的都是涂上颜色的。事实并非如此。看门儿的把我带进一间斗室，指了指一个座位，让我等一会儿。过了没多久，出来一个人，不过不是雄健的穆斯塔法，而是一位太太。只见她面带戚容，举止优雅，一副外省的卖笑人的模样。她身穿一身蓝制服，白领子上过浆。手里拿着一朵红玫瑰。看见我这么大岁数，腿脚又不灵便，不由得微微一惊。

“先生是一个人来的? ”她问。

“当然是一个人! ”我大声地说。

那个女人把玫瑰花递给我，问我要什么样的房间。

“都一样。”我感到有些意外。

‘马厩’、‘神殿’、‘一千零一夜’都空着呐。你要哪一间? “

“‘一千零一夜’吧。”我随口说。

她领着我穿过一条走廊。廊道上有绿灯和红箭头指路。我拄着手杖，拖着两腿，吃力地跟在后面。我们来到一个小庭院。院子里兀立着一座小小的寺庙，上面有几个用彩色玻璃搭成的奇形怪状的拱顶。

“就是这儿。想喝点儿什么，可以打电话要。”她说。

“我想找特兰希托·索托谈一谈。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说。

“对不起，一般人夫人不见。夫人只见供销员。”

“我一定要跟她谈谈! 你告诉她，我是特鲁埃瓦参议员。她认识我。”

“我说过了，她谁也不见。”那个女人抱着胳臂说。

我举起手杖，对她说：要是特兰希托·索托在十分钟之内不亲自出来，我就砸碎玻璃门窗和这个潘多拉盒子里的一切什物。穿制服的女人吓得倒退了几步。她打开这小院的大门，我走进一座二流的阿尔汗布拉宫。一道铺着仿波斯地毯的瓷砖短梯直通一间六角形的房间，屋顶呈尖形。屋里摆着锦缎大枕头、琉璃香炉、几口铜钟以及各种七零八碎的杂物。看起来，房间的布置者没到过阿拉伯地区，只是凭想象以为这些都是那里人的闺房必备之物。几面镜子安放得十分巧妙，屋里的柱子似乎多得不可胜数。从柱子间望过去，我看见一间比卧室更宽敞的蓝马赛克浴室。池子很大，估计能给一头母牛洗澡。一对恋人在里面玩耍嬉戏就更不用说了。这和我过去看到的“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没有丝毫相像之处。我费了好大劲在圆形床上坐下来，突然感到十分疲乏。浑身的老骨头疼得要命。我抬头一看，天花板的镜子映出了我的形象：一个可怜的干瘪老头儿，一张宗教长老的悲怆面孔，布满憔悴的皱纹，一部稀稀拉拉的狮鬃似的白须。“时间过得多快呀! ”我叹了口气。

特兰希托·索托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见到您很高兴，东家。”她和往常一样同我寒暄了一句。

她成了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头发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身穿一件藏青色呢料衣服。熠熠发光的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盘成两圈，仪态庄严大方，根本不像妓院老板，更像位钢琴演奏家。我很难把她和当年那个在肚脐周围刺着蛇纹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站起来向她问候，但不能像过去那样以“你”相称了。

“看来您很好，特兰希托。”我说。估计她的年龄一准超过六十五岁了。

“还不错，老板。咱们认识那天，您说过早晚我会发财，您还记得吗? ”她笑盈盈地说。

“您发财了，我很高兴。”

我坐在圆床的一端，她坐在另一端。特兰希托端来两杯白兰地。

她对我说，前十来年，妓女和相公合作社生意不错。可现在，时代变了，得要转转向。民俗讲究随便，恋爱讲究自由，再加上药物和其他发明，除了水手和老头儿，谁也不需要妓女了。她说：“连体面的姑娘也白白陪人睡觉，您看竞争得多厉害。”她还说，合作社开始破产，姑娘们只好另找收入更高的活儿干，连穆斯塔法也回国了。她忽然想到，现在需要的是一座供恋人幽会的旅馆，为露水夫妻提供一个可以欢会的令人愉快的场所。男人即使第一次带情人来，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姑娘一个不要，全由客人自带。她凭借想象力，再考虑到顾客的口味，自己动手装饰旅馆。她具有商业眼光，把旅馆的每个角落都修成别具一格的地方。“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变成野鸳鸯和放荡者的天堂。特兰希托。索托布置了几间法式客厅，家具都带轱辘；布置了几个装鲜草料的马槽，用纤维灰浆做成的马瞪着一动不动的玻璃眼盯住一对对恋人；布置了几处带钟乳石的史前洞穴，还安了几部衬着美洲狮皮的电话。

“既然您不是来找乐子的，老板，咱们到办公室去谈谈吧。把房间留给客人。”特兰希托·索托说。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索托告诉我，政变以后，军事警察到这儿来搜查过两三次。把成对成对的恋人从床上拉起来，用手枪逼着他们到大客厅里。可每次都在顾客当中发现一两位将军。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再来找麻烦了。她本人和新政府关系不错，她和历届政府的关系都不错。还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生意兴隆。每年，根据社会上流行什么，她都要重新装饰一新。例如，把波利尼西亚岛发生海难的地点改为庄严的修女修道院，把巴罗克式的秋千换成刑椅。饭店的面积只能算中等，全靠镜子和光线的作用才塞进了那么多东西，使人觉得空间成倍扩大，时间凝滞不动，气候变幻无常，形成气象万千的景观。

我们来到特兰希托‘索托的办公室。办公室装饰得像间机舱。她在这里以银行家的效率操纵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她告诉我，为了保证这艘装载露水夫妻的巨大的航空母舰得以正常航行，每天需要洗多少条床单，使用多少卷卫生纸，消耗掉多少瓶烈性酒，制作多少枚鹌鹑蛋( 一种春药) ，需要多少人手，水电费、电话费上升到什么程度。

“好吧，东家，说说吧，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事。”特兰希托·索托最后说。她舒服地坐在飞机驾驶员的倾斜自如的大椅子上，边说边摆弄项链上的珍珠。“据我猜想，您这次来是要我偿还五十年前欠下的那笔恩情债，对不对? ”

我一直焦急地等着她发问。这下子，打开了水闸，不住气地把事情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向她讲了一遍。我对她说，我只有阿尔芭这么一个外孙女儿，在人世间我越来越孤单，正像菲鲁拉诅咒的那样，我的身体干瘪了，灵魂萎缩了，所差的只有像条狗似的死去，头发碧绿的外孙女儿是我最后一个亲人，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唯一一个至关紧要的人，可惜，她也染上了家传的坏毛病，是个理想主义者，老想管闲事，让亲人们跟着一块受罪，她突然想起要把逃亡者隐藏在大使馆里，我相信，她这么蛮干，连想都没想，不知道全国正在打仗，究竟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还是反人民的战争，谁知道呢，反正打仗就是了，她干的那些事是违法的，可阿尔芭总是异想天开，不懂得危险，她这样干不是出于恶意，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心胸宽广，和她姥姥一样，直到今天她姥姥还背着我在家里的空房子里救济穷人，克拉腊，我的明姑娘，随便来个什么人，告诉阿尔芭说有人追捕他，阿尔芭准会冒着生命危险尽力帮助他，尽管对方完全是个陌生人，我跟她说过，提醒过多少次，别人可能会设下陷阱，说不定哪一天，她会发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原来是军事警察局的警察，可她不理睬我，这一生当中她从来不听我的话，比我还要固执，尽管如此，隐藏起个把可怜虫也算不上什么坏事，不至于严重到非把她抓起来不可，他们根本不考虑阿尔芭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保守党的杰出党员、共和国参议员的外孙女儿，他们不能在我的住宅里对我家里人下毒手啊，这么干，其他人还有什么鬼玩意儿可盼啊，要是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抓起来，那等于说谁也不能幸免于难了，那等于说二十多年的议会生涯、和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全都一文不值了，在咱们国家里我谁都认得，至少所有的大人物我都认得，包括乌尔塔多将军，他和我是私人朋友，可是这些全都没有用，就连枢机主教也不能帮我找到外孙女儿的下落，她不可能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不见了，那天晚上他们把她带走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一个月来我到处找她，都快找疯了，就是这种事让军事委员会在国外威信扫地，让联合国抓住把柄，搞他妈的什么人权，一开头我不想听人说什么有人死啦，有人受刑啦，有人失踪啦，可现在我不能再认为这是共产党说瞎话啦，就拿美国佬儿来说，是他们第一个援助军人，派飞行员轰炸总统府，可连他们也为大屠杀大动旰火，我不是反对镇压，我明白一开头非得手段坚决才能维持秩序，但是他们干得过火了，对局势太夸张了，借口保障国内安全，消灭思想敌人，对所有的人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种干法，连我也不同意，我第一个给士官生撑腰，我第一个支持政变，我第一个为政变鼓掌喝彩，那时候别人还没想到呐，大教堂里举行的感恩仪式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在我的祖国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还有人失踪，我接受不了，他们把我的外孙女儿从家里强行拉走，我拦也拦不住，我接受不了，咱们这儿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因此，正因为如此，我才来找您谈谈，特兰希托，五十年前您是“小红灯”妓馆的一个瘦筋巴骨的小姑娘，当时我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上门来跪在地上求您帮一把，帮我找到外孙女儿，我斗胆提出要求，因为我知道您和政府关系蛮好，有人跟我说起您，我相信谁也不如您更熟悉武装部队的要员，我知道您为他们组织晚会，我进不去的地方您进得去，所以我求您为我外孙女儿出把力，现在还不算晚，一连几个礼拜我睡不着觉，跑遍了各部，跑遍了各办公室，找遍了所有老朋友，可谁也帮不上忙，现在都不愿意见我了，让我在前厅里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这些人我可没少给他们帮忙，特兰希托，要什么您尽管说，我还算是个有钱人，尽管闹共产主义那阵子我的处境很难，土地让人没收了，不用说您都听说了，在电视上、报纸上一准看到了，真是件丑事，那些农民无知无识，把种牛吃了，让比赛用的骏马去拉犁杖，不到一年，三星庄园成了废墟，可现在我给庄园装备了拖拉机，让庄园兴旺起来，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一次，现在我上岁数了，可身体还行，又在干同样的事，那帮手里攥着我的财产所有证的倒霉鬼们落到一文不值，正在饿死，到处找些不三不四的活儿干，糊口谋生，可怜的人啊，他们没有错，他们是上了该死的土改的当了，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们，希望他们回到三星庄园，甚至在报上登通知，叫他们回来，早晚他们会回来的，没办法，我只好伸把手，他们全像孩子似的，好吧，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谈这个的，特兰希托，我不想耽搁您的时间，我的境遇不错，生意一帆风顺，这很重要，您要什么我可以给您什么，要什么都行，只要能找到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别再让那个疯子给我寄来砍下来的手指头，或者寄来耳朵什么的，最后弄得我发疯，或是得心肌梗塞，一命呜呼，我的手在发抖，神经很紧张，我这副样子，请您原谅，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上次我接到一个邮包，里面包着三根人的手指头，这是个恶作剧，让我回想起许多往事，可那些事和阿尔芭毫不相干，当时我的外孙女儿还没有出生，毫无疑问，我有不少敌人，所有政治家都有敌人，正当我为阿尔芭被捕急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有个疯子给我邮寄来手指头，故意跟我捣乱，让我脑海里产生些可怕的想法，这种事并不少见，要不是我已经用尽办法还是一筹莫展，我也不会来麻烦您啦，特兰希托，看在老明友的分上，可怜可怜我，帮我找找我的外孙女儿阿尔芭，还来得及，他们还没把她剁成碎块，给我寄来。我不由得呜咽起来。

特兰希托·索托能有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她懂得借债还钱。我估摸着，她是利用她了解当权者不可告人的一面，偿还我借给她的五十比索。两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

“我是特兰希托·索托，老板。您托付的事儿办妥了。”她说。

尾声

昨天夜里，外祖父去世了。他曾经担心会像条狗那样死去。但是没有。他安然死在我的手臂中，把我误认为是克拉腊，有时候又把我当成罗莎。他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头脑清楚，情绪镇定、愉快，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现在，他平躺在那张宛如潺潺流水中的帆船一样的大床上，面带微笑，神态安详。我坐在外祖母的金黄色的木桌前写东西。我拉开蓝绸窗帘，晨光一泻而入，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靠近窗户的旧鸟笼里，一只新买的金丝雀在啁啾鸣啭。巴拉巴斯卧在屋子中央，用那只玻璃球做成的眼睛瞧着我。外诅父告诉我说，有一天，为了让克拉腊高兴高兴，他把从巴拉巴斯身上剥下的那张狗皮做成地毯，铺在屋里，结果把克拉惜吓昏过去了。当时，我们笑得直淌眼泪，当即决定从地窖里把可怜的巴拉巴斯的那张皮找出来。尽管时光流逝，无人照料，那张皮还是原来那副模样，还是那么虎生生的。半个世纪前，外诅父为了纪念他平生最喜爱的女人曾把狗皮放在屋子中央。如今，我们还把狗皮放在那里。

“放在这儿吧，它永远应该待在这儿。”外祖父说。

冬日的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乘坐一匹瘦马拉的大车回到家里。沿街排列着两行百年以上的栗树和几座深宅大院。那辆蹩脚的马车和周围的环境似乎不大相称。然而，马车停在外祖父的家门口，格调倒还显得协调一致。街角大宅院颇有些古怪，建筑式样奇特，极力追求法兰西风格。正面墙上爬满散发臭气的常春藤。花园里杂草丛生。几乎每扇门都吊挂在合页上。总之，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凄凉，还要古旧。大门和往常一样没有关上。我按了按电铃。过了一会儿，只听得一阵草鞋的嚓嚓声朝门口传来。一个陌生的女仆打开屋门。她朝我望了一眼，不认得我。我嗅到一股我出生的这幢房子特有的木头味儿和囚室味儿，立时热泪盈眶。我朝书房跑去，预感到外祖父一定在他经常坐的地方等我。果然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在安乐椅上。看到他那么衰老，那么猥琐，不住地哆里哆嗦，我不禁大吃一惊。能让人想起往日情景的只有他那部狮鬃似的雪白胡须和那柄沉重的银手杖。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长时间不忍松开，互相亲吻，嘴里叨念着：“姥爷”、“阿尔芭”、“阿尔芭”、“姥爷”。他一看到我的右手，顿时痛哭失声，破口大骂，和过去一样用手杖猛击家具。他还不像我开头感觉到的那样年迈体衰，我笑了。

当天晚上，外祖父提出我们一起出国。他在为我担心。我告诉他，我不能走。远离开这块土地，我会变得和圣诞树一样。可怜的无根松树只能苟活一时，很快就会枯死。

“我不傻，阿尔芭。”外祖父定定地望着我说，“你想留在这儿，真正的理由是为了米格尔。对不对? ”

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和外祖父提起过米格尔。

“孩子，自打认识他那会儿起，我就知道没法儿让你离开这儿啦。”他忧伤地说。

“您认识他? 姥爷，他还活着? ”我抓住外祖父的衣服，使劲地摇晃。

“上星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活着。”外祖父说。

他说，我被捕以后，一天夜里米格尔来到街角大宅院。当时，外祖父吓得差点儿得了中风。过了几分钟，他才明白原来他们俩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营救出来。打那儿以后，米格尔时不时地看望他，陪伴他，和他一起设法找到我。最后，米格尔出了个主意，要外祖父去找特兰希托·索托。这一招儿，外祖父压根儿没想过。

“听我的吧，先生。我知道在咱们国家里谁有势力，我的人打进了各个地方。要说这会儿有谁能帮阿尔芭一把的话，那只有特兰希托·索托了。”米格尔满有把握地说。

“孩子，要是咱们能把她从军事警察的魔爪里救出来，她可得离开这儿。你们一块儿走。通行证，我可以弄到。钱，不会少你们的。”外祖父自告奋勇地说。

米格尔看了看外祖父，似乎在看一个犯疯病的老头儿。他解释说，他有项任务要完成，不能逃离。

“说来说去，我只好同意你留下了，”外祖父搂住我说，“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吧。根根梢梢儿的，我都想知道。” ‘

于是，我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讲了一遍。我说，自从我的右手发炎以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秘密诊疗所。在被捕的人当中，凡是他们不想让死的，全都往那儿送。在诊疗所里，一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子大夫给我看病。看样子，他和加西亚上校一样恨我，不肯给我打镇静剂。每次给我治病，他都借机大谈其如何在国内——如果可能，也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的独家理论。不过，除此之外，倒也不来打扰我。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上干净的床单，吃上足够的饭菜，看到自然光。照看我的是一个名叫罗哈斯的护士。他身材魁梧，圆圆的面孔，心肠特别善良。身穿一件天蓝色大褂，老是那么龌龊。他喂我饭吃，没完没了地给我讲早年间足球赛的故事。参赛的队，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还为我弄到镇静剂，偷偷给我打针，直到我不再说胡话为止。在诊疗所里，罗哈斯护理过数不清的不幸的人。他亲眼看到，病人中大多数人不是杀人犯，也不是叛国者。因此，他对被捕者态度很好。经常是他刚给病人包扎好，他们又把人带走了。罗哈斯伤心地说：“我干的事好比是往大海里扬沙子。”据我所知，有些人求他帮他们赶快死去。我觉得，起码他干过一次。对进进出出的人，罗哈斯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毫不迟疑地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入院日期和病情。他对我发誓说，从来没听说过“米格尔”这个名字。这样，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不过，有时候我还是情绪沮丧，跌进暗无天日的深渊，嘴里不住念叨着：“我想死”，“我想死”。这时候，罗哈斯跟我讲起阿曼黛的事。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的时候，罗哈斯已经无能为力了。阿曼黛死了，但是一直没有供出她弟弟，履行了多年前——也就是她领着弟弟第一次去上学的那天——许下的诺言。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她死得比他们希望的快得多。由于吸毒，再加上海梅之死给她留下的巨大伤痛，她的机体已经衰弱不堪了。多亏罗哈斯的照料，我的体温下降，手上的伤口开始愈合，理智也恢复了。他找不到什么借口再把我留下去。我担心他们又会把我送到埃斯特万．力口西亚手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猜想，就在那时候，那个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施加了影响，起了好作用。后来，我和外祖父曾一起去拜访她，感谢她救我一命。晚上，有四个家伙来找我。罗哈斯把我叫醒，帮我穿好衣服，祝我走好运。我心怀感激地吻了他一下。

“再见啦，小姑娘! 换换绷带，别弄湿了。要是再发烧，就是又发炎了! ”他站在门口，冲着我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窄小的牢房。我坐在椅子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把我送进一座女犯集中营。我永远忘不了给我解下眼罩的时候我看到的那副情景。我站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方形院子里。周围的妇女们为我唱起《欢乐颂》。我的女友安娜·迪亚斯也在她们当中，她跑过来和我拥抱。她们很快给我安顿好铺位，告诉我这里的规矩和我的职责。

“痊愈之前，你不必洗衣服、缝衣服。可你得看孩子。”大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地狱里，我挺过来了，总算坚贞不屈吧。可是，有同伴儿在身边，我却垮了。一两句亲热话会引得我哭上一场。入夜，我躺在女犯人中间，瞪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房间。她们轮流守着我，从不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睡不着觉。每当恶劣的回忆开始折磨我，或者看见加西亚上校出现在我面前，我吓得不知所措，或者想起米格尔，不禁低声啜泣时，她们都来帮助我。

“不要想米格尔，”她们一再说，“别想亲人，也别想大墙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安娜·迪亚斯找到一个练习本。她把本子送给我。

“给你写字用吧。把沤在心里的事儿全掏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跟我们一块唱歌，帮我们缝衣服。”

我摊开右手，摇了摇头。她把铅笔放在我另一只手里，要我用左手写。我慢慢学会用左手写字了。我打算从“狗窝”写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拿铅笔的手时常发抖，我往往失去耐性。这时候，难友们都来帮助我。有时候，我把什么东西都扔得远远的，接着又后悔莫及，拾起练习本，满怀深情地把本子弄平展，谁知道哪年哪月能找到第二个本子呢。还有的时候，清晨醒来，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心里难过，面朝墙躺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可她们没有把我丢在一边，而是摇晃我，强使我干活儿，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小心翼翼地给我换绷带，把纸铺在我眼前。

“你要是想听，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让你写下来。”她们说啊，笑啊，互相打哈哈。大家都说，人人的情况全一样。不如写爱情故事，大家都爱看。她们还强迫我吃饭。分发食物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按需分配嘛。我呢，总能多分到一点儿。她们说，我精瘦精瘦的，连最馋嘴的男人也不会留意。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浑身一震。安娜·迪亚斯提醒我说，遭强奸的女人绝不止我一个。这种事，还有其他许多事，忘掉它算了。白天，女犯人扯起嗓子唱歌。军事警察砰砰地直敲墙。

“住嘴，臭婊子! ”

“有本事，你们来封住我们的嘴巴，王八蛋! 看你们敢不敢! ”她们接着唱，唱得更响了。军事警察没有进来。他们也学乖了：不可避免的事就是无法避免嘛。

我把发生在女犯集中营的事件的细枝末节尽量都记下来。他们逮捕了总统的妹妹。抢走了我们的香烟。来了一些新近被抓起来的妇女。阿德里亚娜又犯病了。她扑到孩子们身上，要杀死他们。我们从她手里把孩子抢出来。我坐下去，一手抱着一个孩子，给他们讲马科斯老舅姥爷收藏在诱人的箱子里的讲鬼怪故事的书，直到哄着他们睡着了。我边哄他们，边思索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跟着疯疯癫癫的妈妈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照看他们的是那些还能唱得出摇篮曲、还能做得出爱抚表情的陌生的女人，别人的妈妈。我边写边问自己：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怎么样才能报答那些今天哄逗他们的女人，把歌声和爱传递给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呢?

我在集中营里只待了几天。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几个挎卡宾枪的士兵来找我。一时间，我很害怕，心想他们又要带我去见埃斯特万·加西亚了。难友们说，这些家伙穿制服，不会是军事警察。我的心潮才算平静了些。我把毛背心留给她们，让她们拆了，给阿德里亚娜的孩子们织衣服。我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的钱也全都留下来。军人们把这些钱还给了我，他们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总是一丝不苟。我把练习本塞到裤子里，挨个儿拥抱过难友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最后听到难友们齐声歌唱，为我鼓气。只要有被捕者来到集中营或离开集中营，她们照例都这么做。我边走边掉眼泪。在集中营里，我是幸福的。

我告诉外祖父，宵禁的时候，他们蒙上我的眼睛，用辎重车把我带走。车子颠簸得很厉害，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咯咯直响。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卫兵往我手里放了一块糖，还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对我的安慰。

“放心吧，小姐。不会出事的。我们马上放你。再过几个钟头，你就能和家人团聚啦。”他悄悄地对我说。

他们把我丢在靠近密塞里科迪亚区的一个垃圾场上。

“现在是宵禁，你要当心，”他趴在耳边对我说，“天亮以前，千万别动窝儿。”

我听见马达声，心想他们准会用车压死我，然后在报上发条消息，说我死于车祸。可是，车子没有碰我就开走了。我等了一会儿，又冷又怕，浑身都僵了。最后，我拿定主意摘下眼罩，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朝四下望了望。那是块荒地，是个堆放垃圾的空场子。几只老鼠在垃圾间跑来跑去。月色微明，我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用草纸板、洋铁皮和木板搭起的房屋的轮廓隐约可见。我很清楚应该认真对待那个士兵的忠告，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要不是来了个小孩儿，我真要在垃圾堆上过夜了。小家伙儿在暗影里躲躲闪闪，悄悄地冲我打手势。反正我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丢了，就磕磕绊绊地朝他走过去。走到跟前，我看到一张焦急的小脸儿。他把一条毯子披在我肩上，拉住我的手，一声没吭就朝村子走去。我们弓着腰往前走，避开大街，躲开那几盏路灯。几只狗狺狺狂吠，但是没有人探出头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我们穿过一个土院子。院子里的铁丝上像旗子似的挂着几件衣服。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茅屋，周围的房子同样是破破烂烂的。屋里只点着一盏光线暗淡的小灯泡。那副极度贫困的景象确实叫我心酸。家具只有一张松木桌子、两把简陋的椅子和一张床。床上睡着几个孩子，一个压着一个。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黧黑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两腿青筋暴露，两眼深陷，脸上的皱纹好似一张网。但是，她长得慈眉善目，不怎么显老。这个女人笑了笑，我看见她缺了几颗牙齿。她走过来，为我整了整肩上的毯子。她没敢拥抱我，而是代之以一种又粗鲁又胆怯的表情。

“我给你弄杯茶去。没有糖，喝点暖和的，对你有好处。”她说。

她告诉我说，他们听见车响，都知道宵禁的时候车子开到荒郊野外意味着什么。他们等了一会儿，直到确有把握车子开走了，才让孩子出来瞧瞧他们扔下了什么东西。他们本来以为会找到一具尸体。

“有时候，他们把被枪毙的人扔给我们，让大伙儿放老实点儿。”

我们谈啊谈的，整整谈了一夜。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每一个在她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都可以和她们生个儿子。她们家里收养别人遗弃的孤儿，收留穷得叮当响的亲戚，收留任何一个需要母亲、姐妹或婶母的人。她们是很多陌生人生活的中心支柱。这些妇女养儿育女，长大了就让他们远走高飞。看到自己的男人离家外出，她们也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干。我在普通餐馆里看到过这种妇女，在海梅舅舅的医院里看到过这种妇女。我看到过她们到教区办公室查问失踪者，到停尸所寻找死去的人。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位妇女和她们是一样的。我对她说，她帮我的忙担了很大风险。她只是笑了笑。这当儿，我恍然大悟，加西亚上校之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为他们没能摧垮这些妇女的精神。

早上，她陪我来到一个用马车送货的老乡家里，求他送我回家。这就是我回家的前后经过。一路上，我看到同一个城市里存在着天壤之别。茅屋外面围着围墙，让人觉得茅屋似乎并不存在。市中心尽是灰溜溜的砖瓦房。而阿尔托区里有英国花园、公园和带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金黄头发的孩子们骑在自行车上四处游逛。看上去，就连狗也很幸福。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悄然无声。这就是那些记性不大、忘性不小的人所谓的“太平盛世”吧。阿尔托区仿佛是另一个国家。

外祖父听我讲完，十分伤心。那个他一直以为是美好的世界訇然坍塌了。

“既然咱们要留下来等米格尔，那就把房子收拾一下吧。”外祖父最后说。

于是，我们动手收拾房子。一开头，我们老是躲在书房里忐忑不安地过日子，心里总想他们还会来把我带到加西亚那儿去。后来，我们想，正如尼古拉斯舅舅说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心理心怀恐惧。我们应该把房子全都使用起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外祖父请来一家专业公司，用磨光机从天花板到地下室把房子打磨了一遍，擦干净玻璃窗，粉刷墙壁，进行消毒，直到可以住进入去。六七个花匠加一台拖拉机，把杂草全部清除干净。他们从外面弄来一块像挂毯似的卷起来的草坪。那是美国佬发明的怪玩意儿。不到一个礼拜，连白桦树都长起来了。喜欢唱歌的喷泉又在喷珠吐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塑像再度各展英姿。它们身上的鸽子屎被清除干净，被遗忘的痕迹一扫而光。自从外祖母预感到死神将至，打开笼门以后，鸟笼一直空着。我和外祖父一起去买鸟。就像在“幽灵时代”那样，我在大花瓶里插上鲜花，在桌上的盘子里放上水果。空气里弥漫着花果的芬芳。然后，外祖父和我手牵着手在宅院里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地方都停下来，追忆昔日的情景，问候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去的鬼魂。虽然历尽沧桑，他们依旧各据其位。

外祖父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孩子，赶哪天你要离开这儿的时候，可以连根一起带走啦。”他说。

于是，我们从那些被人遗忘的隐蔽的角落里找出了旧相册。现在，在外祖母的桌子上摆着一大堆照片。有站在一架退色的秋千旁边的俏姑娘罗莎的照片；有我妈妈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四岁时在三星庄园里用玉米粒喂鸡的照片；有外祖父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他身高一米八，可见菲鲁拉的诅咒应验了，外祖父的身体随着灵魂的萎缩而萎缩，这照片就是铁证；有海梅和尼古拉斯舅舅的照片，他们俩一个是神情郁闷，面色阴沉，人高马大，但是性格脆弱；另一个瘦小干枯，风流潇洒，满面春风，性格易变；还有老奶奶的照片，瓦列家太公、太婆死于车祸前的照片。唯独没有让·德·萨蒂尼的照片。此人没有留下任何科学佐证，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

在外祖父的帮助下，我动手写作。他的记忆力直到九十高龄的最后一刻仍然和年轻时候一样强健。他亲自动手写了几页。当他认为话已经全部说完了，就躺在克拉腊的床上。我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等待着。很快，死神就悄悄降临了，在外祖父的梦中降临了。大约他梦见妻子抚摸他的手，亲吻他的前额。近几天里，她一刻也没有离开外祖父。在宅院里外祖父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外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她在一边冷眼旁观。入夜，她和外祖父同床共枕，把覆着鬈发的美丽的头部靠在他的肩上。一开始，她只是个神秘的光环。随着外祖父渐渐失去折磨了他一生的火暴脾气，她才现出了青春时期的绰约风姿，笑一笑露出满口牙齿，凌空飞舞，惹起幽灵们的骚动。她还帮助我们写作。多亏有了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才得以幸福地死去，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她的名字：克拉腊，明姑娘，眼明心亮的姑娘。

在集中营那个“狗窝”里，我一边写，一边想早晚有一天加西亚上校会一败涂地，我可以对一切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然而，现在我怀疑这种仇恨是否值得。自从我回到家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仇恨似乎已涣然冰释，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我在想，一切发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经画好的命运图。埃斯特万·加西亚不过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亚的线条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没有一笔是自费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亚的祖母掀翻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这就为以后必然发生的事件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扣。后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孙子对强奸者的外孙女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许四十年后我的孙子又会把他的孙女儿按倒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如此下去，就会在今后几百年间不断重演这个痛苦、流血和爱情的故事。在集中营里，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似乎在摆弄一副七巧板，每一块薄片都有其准确的位置。在把薄片放好以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摆妥了，每一块薄片都有用处，而结果势必是和谐的。每块薄片都有存在的理由，包括加西亚上校在内。有时候，我觉得，那些事仿佛我亲身经历过，那些话都是我写下来的。但我知道，在笔记本上记载下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我只是利用这些笔记而已。我写道——她也写道——记忆力是单薄的，而生命又极其短暂，一切来得那么匆促，我们来不及看一看事件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不可能测度一下行动的后果。我们相信时间的虚构，相信现在、过去和将来。然而也可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默拉三姐妹就是这么说的，她们能在同一空间看到各个时代的幽灵。因此，外祖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事件，既为了估量其实际价值，也为了嘲弄健忘者。现在，我在寻找仇恨情绪，但再也找不到了。我明白了加西亚上校等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了解了外祖父的为人，通过阅读克拉腊的笔记、三星庄园的账册以及其他摆在我眼前桌上的文件，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仇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对所有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这实在太难了。报复只能延续这个难以挽回的循环过程。但愿我的任务是生活，我的使命不是延长仇恨。我要等待米格尔归来，我要埋葬在这个房间里躺在我旁边的外祖父，我要孕育腹中的胎儿( 她是那么多对我施加强暴的人的女儿，也许是米格尔的女儿，但主要是我的女儿) ，等待美好的时光的到来。与此同时，我要写完这些纸张。

外祖母写了五十年，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生活的历程。在那场恶火中，我们家族多少文书都被焚毁了。唯有这些笔记本，由于一些幽灵的暗中协助，才奇迹般地免遭火焚。如今我拿到了这些笔记本。它们就在我脚下，用彩带扎住。正像克拉腊离去前整理的那样，按事件，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分开置放。克拉腊写下这些笔记，使我今天能从中挖出对往昔的回忆，而且借此回想起我个人的劫后余生。第一本是二十页厚的小学生练习本，字体清秀、稚嫩。开头的一句是：“巴拉巴斯从海路来到家里……”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后记)

刘习良

今年7月26日，接到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的来信，得知译林出版社买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作《幽灵之家》的中译本版权，并且希望使用笋季英和笔者的译文正式出版。7月的北京，闷热异常。得到这个消息，不啻饮下一杯沁人心脾的冰水。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关注到这位在欧美早已闻名遐迩的智利女作家，并且按照国际惯例购买了版权。

7月底到8月初，阴雨连绵。虽说溽暑难挨，到底还有比较凉爽的时候。我花去四天时间通读了十六年前的译文，改动了一些错误，补译了两处当初故意略译的段落。

读着旧译，不禁浮想联翩，从事西语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苦乐经历不住地在眼前闪动。

一

1960年11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西班牙语后，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当时的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专门做笔头翻译。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之余有些闲暇时间。那时候，年轻人谁也不愿意荒废大好时光。于是，突发奇想，打算试一试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第一篇译文是智利作家劳塔罗·扬卡斯的短篇小说《朽木》。译完了，将译文偷偷地寄给了《世界文学》杂志社。为什么“偷偷地”寄出去? 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这些人翻译对外广播稿件是“正业”；翻译文学作品是“不务正业”。那可是不大不小的罪名! 幸好《世界文学》没有发表。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没有人胆敢“不务正业”了。我们又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关于西班牙文学，我们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在学校听说过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像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佩雷斯·加尔多斯，还有稍后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人。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仅仅知道拉美“三大进步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和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至于西班牙和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只好承认是一无所知。

“文革”过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行各业进行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复苏。1979年10月，几十名学习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文学爱好者齐聚南京，一致决定建立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1982年8 月，在天津举行了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参加会议，只有听讲的份儿。

在会上，一个又一个新名词撞击我的耳鼓，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听了也不明白。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响彻大会会场，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尔加斯·略萨等等，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其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外国文学前辈的发言。他告诉我们，在一次和美国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问道：目前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最引人注目? 对方回答说：拉丁美洲文学! 听了这番话，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为当初学了西班牙语感到庆幸。

回到北京后，浑身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尽管从1979年10月起我开始转入行政管理岗位，还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美文学作品。

面对这么多知名作家，作为试笔，究竟从谁的作品开始呢? 选择的前提，自然是最著名的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手头上还要有他们的书。那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几份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报道最多的当属加西亚·马尔克斯。恰好我的书柜里收藏了他的几部作品。

1980年初，动手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合计三万五千字。初次涉足文学翻译，对自己的译文能否变成铅字，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忐忑不安地等了半年，上海《外国文艺》1980年第3 期终于发表了全部译文。四十多岁的人，手捧着新出版的杂志，翻来覆去地阅读，可喜耶，抑或可悲?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杂志社的编辑怀有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可能会就此放弃文学翻译事业。

译文发表后，信心大增。于是，和笋季英合作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恶时辰》和《枯枝败叶》。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译文全部被收录进去。此外，还翻译了《百年孤独》的片段。

嗣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翻译了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莱奥拉和何塞·雷维尔塔斯、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罗阿内、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人的短篇小说，而且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回想那段时间，真是犯了“翻译饥渴症”。见着什么，翻译什么，根本无暇研究作者的创作特色和创作道路。对那段“饥不择食”的翻译经历，如今倒也不感到后悔，毕竟练了笔，积累了十分短缺的文学翻译经验和技巧，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汉语。

二

翻译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是我们按照外国文学翻译规律办事的起始，也是一次艰难跋涉的翻译历程。

1980 年4 月下旬，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6 月上旬，拿到原书，读了几页，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面，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半年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四五个春秋。实算一下，至少有两年的业余时间，包括清晨、夜晚、节假日，全部搭了进去。

我们承诺翻译《玉米人》，只是出于难辞朋友的嘱托，并非因为对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深刻认识。那时候，我只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的著名进步作家，还知道我的同窗老友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玉米人》则是一部社会小说。仅凭这点知识就贸然答应下来，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待到开始翻译的时候，才感到困难重重。坐定了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现造成难题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细节。其次是不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写作技巧。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知难而退，中途撂笔，还是好好补课，坚持到底? 在友人的鼓励下，我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也可以说在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符合外国文学翻译规律的路。

那几年里，我翻阅了一些有关危地马拉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和书籍，阅读了介绍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还翻译了两篇研究阿斯图里亚斯小说创作道路和创作特色的评论。为了练笔，翻译了几部比较浅显易懂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大量阅读我国作家的小说，抄录了几本词汇和句型，算是“恶补汉语”吧。在阅读《玉米人》原文的过程中，查阅字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有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还是弄不明白。幸好一些偶然的机遇帮了大忙。1984年，在中联部工作的笋季英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借着访问的空闲时间向他提出了一百多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据他说，除了像他那样土生土长的危地马拉人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恐怕也弄不懂那些方言俚语。同年，笔者接待了一批墨西哥电视界的朋友。闲谈中，我们详谈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思维方式，例如他们主张“人是人，又是保持自身的动物”的纳华尔主义(Na hua]lismo)．巫师神汉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印第安人对今生来世的看法，等等。1985年，我随同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墨西哥，在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表现“人与玉米血肉相关”的大型壁画( 一个死人躺在地下，尸体上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含义是人靠着吃玉米维持生存，人死后变成养育玉米的肥料) ，以及印第安人使用的器物，还在著名的印第安人遗址奇琴伊察参观了完整的古代建筑和大量石雕，听取导游介绍印第安人对天神羽蛇的虔诚信仰以及殉葬习俗。

机会是偶然的，利用机会则是有意的。正是有意利用了偶然的机会，我们才渡过了几重翻译难关，于1984年1 1 月8 日交出译稿。然后，又几经周折，广西漓江出版社最终将《玉米人》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二辑，在1986年3 月出版。五年后，该书获得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引用了尤·李比希关于化学家不断“脱毛”的说法。“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翻译《玉米人》就是我们在翻译事业上的一个“脱毛”的过程。我从比较熟悉的汉译西转入了西译汉；笋季英则从比较熟悉的政论文翻译转入了文学翻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基于实证的概括性认识。在《魔幻和现实的融合》( 《玉米人》译本前言) 中，我是这样说的：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以反映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暴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

这个概括是否准确全面，暂且不去说它。好在有几位拉美文学研究人员已经出版了研究魔幻现实主义的专著。对我们来说，这点认识却是翻译《幽灵之家》的基础。

三

八十年代初，我们在交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儿是“拉美文学爆炸”，或者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拉美小说爆炸”。对“爆炸”(boom)的含义，大家的理解大体一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拉丁美洲集中涌现出诸多文学流派、知名作家和影响巨大的作品。这些作家继承了拉美文学“贴近现实”、“见证时代”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借鉴了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广阔的生活领域，表达了倡导民主、抨击独裁的进步思想。

但是，对“拉美文学爆炸”的起止时问，就众说纷纭了。有人把起始时间定在五十年代，还有人把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名家统统算在“文学爆炸”的范围之内。意见分歧并不奇怪。究其原因，一是资料比较缺乏，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巴不得“文学爆炸”的时间越长越好。随着与拉美国家文学界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研究逐步深化，看法慢慢趋向一致，把“拉美文学爆炸”的时限定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更明确表示，“文学爆炸”始于1962年的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终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就是说，1982年，当我们津津乐道“拉美文学爆炸”的时候，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大陆上，属于“文学爆炸”团队的作家并没有搁笔，与此同时，新一代作家又涌现出来，具有国际影响的新作品不断问世。有的专家先是把新一代作家称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小字辈”，后来又把他们归入“爆炸后文学”团队。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墨西哥的费尔南多- 德尔·帕索、秘鲁的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等人都是在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年会或学术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女作家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

1987年7 月，在北京的酷暑季节，我收到了国际台驻墨西哥记者站的记者托人带来的《幽灵之家》，真是如获至宝，当即翻阅起来。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阅读外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外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也许因为如此，才偏爱这类涉及较长历史时期和广阔社会领域的作品。加之作者思想进步，小说情节丰富，可读性强，促使我们下决心翻译这本书。

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查阅作者的资料只能靠进口报刊。经过多方查找，我大体弄清了作者的基本情况。

伊莎贝尔·阿连德于1 942 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父亲是托马斯·阿连德，任智利驻利马的外交官。伊·阿连德三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把她带回智利，在外祖父家中生活。童年时，进入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母亲和一个名叫拉蒙的外交官结婚后，全家借工作之便游历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伊·阿连德十五岁回到智利。1958年，开始参加工作，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智利机构任秘书。1959年，进入新闻界，成为一名记者。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她撰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同时，足迹遍及拉美大陆，对各地瑰丽多姿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她的伯父就是世界闻名的智利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人民阵线的支持下当选为智利总统。就任后，提出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9 月11日，智利三军和警察部队发动震惊世界的武装叛乱。萨尔瓦多·阿连德奋勇抵抗，以身殉国。

这次军事政变成为伊莎贝尔·阿连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l975年，她被迫逃亡到委内瑞拉，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些从黑市上兑换来的假美元。从三十一岁起，她过起了长达十年的“沉默年代”。流亡中，她生活艰难，精神上感到孤独寂寞，时时怀念祖国。1981年，她得知留在智利的年届百岁的外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打定主意写一封长信，记载下外祖父留在人间的足迹。她用了一年时间写完长达三十多万字的信件，而奄奄一息的老人未来得及读到外孙女这封异乎寻常的家书。伊·阿连德决定把长信公诸于众。完稿后，在一些出版社门前碰了钉子。1982年，西班牙普拉萨～哈内斯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幽灵之家》。

小说出版后，很快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小说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语，在书市上十分走俏，成为读者争相传阅的畅销书。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文坛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幽灵之家》大获成功后，伊莎贝尔·阿连德并没有停歇下来。她陆续推出《爱情与阴影》(1984 年) 、《夏娃·鲁娜》(1987 年) 、《夏娃·鲁娜故事集》(1990年，短篇小说集) 、《无限的计划》(1987 年) 和《芭乌拉》(1994 年，长篇纪实文学) 。“从1 983 年到1994年，先后有智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授予作者各种奖励。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作者也因此赢得了各种荣誉。“‘文学爆炸’中的唯一女性”，“‘爆炸后文学’的开创者”，“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跻身于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作家的行列”，一顶顶桂冠戴在了她的头上。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写道：“在女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推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她才华横溢，擅长用流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手法创作。……在阿连德的作品中还有一种女性的灵敏。她的成功在拉丁美洲之外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因为在一个以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的大陆，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艺术家居然能脱颖而出，似乎真的有点奇怪。”

四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弘的全景式小说。它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作者没有明说是哪个国家，读者可以看出小说是以智利为背景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家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谈到为什么要写《幽灵之家》这部小说的时候，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这本书产生于激情。”又说，它是“思念过去的产物，是流亡的产物，是失去国家、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产物，是失去我的土地的产物”。在她成名以后，有人问起她的个人情况，她甚至回答说：“如果不重复《幽灵之家》中讲过的许多东西，我很难写出我的自传。”那么，这部小说真是作者的自传吗? 要么是作者的家史?

每位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总会融入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如果仅仅限于个人亲历，那只能是实录，难以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伊·阿连德到过许多拉美国家，广泛深入地观察了拉美各国的社会情况。多年的观察、体验，特别是生活巨变给作者带来的深切感受，使她觉得“有许多话壅塞在我心里，使我感到窒息，我得用某种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两个叙述者表达出自己对过去的回忆、眷恋和思考。一个是阿尔芭。这是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维护民主和正义的道路。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就是阿尔芭的外祖父。两个叙述者都是以八十年代的视角回顾以往七十多年的历史。阿尔芭借助外祖母遗留下的记载了五十年家庭变迁的“记事本”，按照时间顺序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些往事的。作为当事人，外祖父插入十几段内心独白，补充了过往的事实，而且不断剖白心迹，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作了解释甚至辩解。据笔者看来，伊·阿连德创作《幽灵之家》意在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高度反观拉美社会七十余年的历史嬗变，在冷静而深沉的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拉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幽灵之家》的故事情节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作者把近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早期、“幽灵时代”、“混乱时期”和“真理时刻”。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拉美早期开发金矿，振兴农村，党派斗争，学生运动，直至社会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右派制造社会经济混乱，最后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等情景。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六十个。有总统、部长、议员、政党领袖、工会领导、将军、中级军官、士兵、地主、农民、雇工、教员、学生、医生、诗人、歌手、贫民乃至老鸨、妓女，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每个人物不断做出反应，做出抉择，在有意和无意、直接和间接的竞争中经历了起伏升降的复杂变化。可贵的是伊·阿连德一方面对事件、人物保持着清晰的认识，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个人好恶，使对事件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对人物刻画流于脸谱化。举例来说，对以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总统”这个人物，作者无疑是怀有巨大的崇敬之情。通过细节描写，她塑造出一个平易近人、公而忘私、为事业孜孜不倦的国家元首的形象，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表现了他力图扭转乾坤、终于以身殉职的人生历程。同时，她也不加掩饰地描绘了他在强大的右派势力进攻面前力不从心、决策失误、连人带事业同遭毁灭的悲惨结局。

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说过，过去和现在发生在智利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拉美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在这两部小说( 指《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 中，有些人物没有名字，他们似乎是象征，差不多是典型”。由此可知，塑造典型人物是她的明确的文学追求。

就塑造人物而言，最为成功的自然还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拉丁美洲社会环境造就的性格极其复杂的典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脾气暴躁，意志坚强，一旦认准目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拉美国家早期经济开发时期，他为了能和心爱的有钱人家的小姐罗莎缔结良缘，同时也在无意中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畏艰难险阻，在荒无人烟的北方开采金矿，振兴中央谷地的愚昧落后的农村，获得极大成功。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暴戾。在日趋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从不允许雇工反抗到反对一切社会进步，直至成为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在家庭生活中，他刚愎自用，说一不二，扮演了一个专制家长的角色。但是，社会的前进毕竟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家庭成员的变化也是遏制不住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机关算尽，精力耗光，最后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可悲的牺牲品。家里人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身陷囹圄，他本人终于变成一个辗转病榻的孤苦伶仃的老头子。读者在他身上既能看到社会变化打下的深深烙印，又能看到自身思想演变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特鲁埃瓦的性格不是平面单一的。他竭尽全力保护和他政治认识完全相悖的外孙女，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这个主要人物有血有肉的多样化性格。其他人物，如温柔敦厚的民间歌手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米格尔、舍己助人的医生海梅……都是拉美社会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谈到塑造典型人物，不能不提到作者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书中出现了二十多个女性人物。三位主要人物——克拉腊、布兰卡、阿尔芭——是祖孙三代，经过作者的精雕细琢，大体上可以代表拉丁美洲三个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而菲鲁拉、潘恰·加西亚、阿曼黛、安娜．迪亚斯以至特兰希托·索托，和三位主人公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女性画廊。尽管她们有各自的缺点、各自的怪癖，但一个个都具有先人后己的善良品德。

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都不会在创作之前就把自己纳入某种文学流派，不会按照人们划定的条条框框从事创作。但是，作品一旦问世，文学评论家自会研究分析，归纳出作品的主要特点，将其划入某个文学流派。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把《幽灵之家》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誉之为继《百年孤独》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伊．阿连德对此也表示认可。1988年12月，她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在巴勃罗·聂鲁达的故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时，她说：“很难说影响来自何处。因为一个人写作是出于内而发干外。有些事情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后来是批评家指出来的，而且不仅限于风格。”她进一步说，她可能受到巴勃罗·聂鲁达、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凡尔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笔者认为，伊·阿连德的文学创作既有对小说传统写作技巧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现代派写作方法的借鉴，同时还有个人的创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继承与创新结合，达到雅俗共赏的文学效果。

诚然，作者圆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安排了不少“魔幻现实”的情节。这集中表现在塑造老佩德罗·加西亚，特别是克拉腊的人物形象上。克拉腊具有超感官能力，能以心灵感应与身处异地的亲人、朋友沟通；具有意念致动能力，能用意念的力量移动盐瓶等器皿，乃至三条腿的桌子；生，能和鬼魂对话；死，可与尘世交往；特别善于预卜未来的吉凶祸福。这类带有浓厚的魔幻色彩的情节，在老佩德罗．加西亚出现的场合也屡见不鲜。这类“魔幻情节”是作者的臆造，还是生活的真实? 评论界看法不一。不过，伊·阿连德认为，这些“奇迹”是客观存在的。还说，要深刻了解拉美大陆，绝不能无视这魔幻的一面。笔者对拉美大陆知之不多，不敢妄下断语。从艺术效果来说，这类描写的确为拉美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奇幻的氛围。

笔者看重的还是伊·阿连德讲故事的才能。在《夏娃·鲁娜》中，她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爱讲故事，这倒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幽灵之家》确实是以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取胜，很能引起普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作者把一个个或荒诞离奇，或缠绵悱恻，或紧张惊险，或滑稽可笑，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有声有色。一个外国评论家说：“她的故事好似一条没有尽头的大河，读者航行其间，从不问何时到达港口( 更准确地说，担心这一时刻的到来)。”

去年，在杂志上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众议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捭阖于前瞻与回眸之间》。文中对笔者赞誉之辞，实在愧不敢当。文章指出，《玉米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源头”；而《幽灵之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压阵之作”。陈先生认为，翻译《玉米人》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回眸，翻译《幽灵之家》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前瞻，而本人则是纵横捭闰于两者之间。这些精彩的论述是我从来想到的。

翻译《玉米人》是受朋友之托，情不可却，并非有意为之。在翻译过程中，倒是尽心尽力地探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价值和借鉴意义。翻译《幽灵之家》纯粹出于个人喜好。有意之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本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但无意追求首尾相顾。谁知在有意无意之间完成了如陈先生所说的这件大事。

对陈先生的大作，我想回应一句：妙就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2006年8月30日于知还室

(完)